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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淮河两岸的乡村沉浸在浓郁的过年喜庆气氛中，家家户户都在迎财神，这天清晨，合肥东乡大兴集一户李姓人家诞下了一个男婴。伴随他而来的只有漫天呼啸的北风，也许，这风是上天的，暗示—这孩子的一生，注定要在大风大浪中度过。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李鸿章。
著名学者叶曙明的新作《李鸿章：潜龙在渊》，便从李鸿章出生写起，讲述了他少年时科场得意，任曾国藩幕僚后抱负难伸，及至淮军草创，在镇压太平军中屡建奇功，最后于1869年剿灭捻军，成为朝廷封疆大吏。叶曙明力图重绘这位“晚清第一重臣”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并由此窥见一个时代的面貌，他笔端带着感情，理解与同情。在叶曙明眼里，李鸿章是一个悲剧人物，就像整天要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一位历举不第的乡间塾师，他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这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走的都是读书做官之路。李家是典型的耕读传家，李文安在乡间开设书屋，以传授童蒙，熏陶亲族。李鸿章六岁即入馆接受启蒙。彼时外面的世界已呈密云待雨之势。南方的鸦片走私贸易愈演愈烈，近乎失控，朝廷的禁令形同虚设；在更远的世界，欧洲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结束，俄国大获全胜。李鸿章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童蒙习句》《六书指南》《三字经》和《百家姓》。年岁稍长，又拜了几位老师，读《圣谕广训》，习经史词章，专攻宋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州、厦门、上海开埠，翌年，宁波、福州开埠，国门终于被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打开。这一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得到优贡，李文安催促李鸿章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李鸿章初感犹豫，觉得自己火候未够，但他的兄弟从旁鼓动，终于把他内心那条潜藏冬眠的“巨龙”唤醒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怀着“策远志、出风尘”的理想和几卷诗书，一肩行李，望京北行，准备参加会试。乱世出英雄，历史已经搭起了一个大舞台，很多人摩拳擦掌，准备粉墨登场，而李鸿章也正一步步走近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人物—曾国藩。
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是当时内阁最高职衔，他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
《李鸿章：潜龙在渊》写的便是1823年至1869年青年李鸿章。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生活在曾国藩的阴影之中，但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了，如果没有他，曾国藩不可能打败太平天囯和捻军，而这场内乱如果不结束，中国就不会有机会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这场内乱，有点像“文革”，把中国闹了个底朝天，最后总得有人出来收拾残局，拨乱反正。这个背负历史使命的人，便是李鸿章。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总是纷繁复杂，以往史家认为李鸿章一生维护的是一个腐朽王朝，他与太平天囯和捻军作战，是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他搞洋务运动，是为了让大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但如果从文明史的角度去观察李鸿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他仍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办学校、开工厂、修铁路、架电线、建现代海军，李鸿章让中国离现代文明更近。着眼于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这是对李鸿章评价的一把基本尺子。
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他性格复杂，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他最受争议。同样也写过李鸿章传记的梁启超曾为他大抱不平：“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哲学史家唐君毅对“豪杰”有如是论：“吾人知中国人之尊尚豪杰，乃主要尊其自平地兴起，以拔乎流俗之上之精神。则知豪杰之人格之价值，不以其失败或成功而有所增减。当豪杰之士奋然而起之时，彼心中乃自反而无所馁，故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然亦正惟其能以一人之是，胜千万人之非，故当他人闻风兴起之时，则其胸量亦足以涵盖千万人。”用在李鸿章身上，虽不尽切，然“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与毅力，则当之无愧。
著名学者叶曙明的新作《李鸿章：潜龙在渊》，便从李鸿章出生写起，讲述了他少年时科场得意，任曾国藩幕僚后抱负难伸，及至淮军草创，在镇压太平军中屡建奇功，最后于1869年剿灭捻军，成为朝廷封疆大吏。叶曙明力图重绘这位“晚清第一重臣”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并由此窥见一个时代的面貌，他笔端带着感情，理解与同情。在叶曙明眼里，李鸿章是一个悲剧人物，就像整天要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一位历举不第的乡间塾师，他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这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走的都是读书做官之路。李家是典型的耕读传家，李文安在乡间开设书屋，以传授童蒙，熏陶亲族。李鸿章六岁即入馆接受启蒙。彼时外面的世界已呈密云待雨之势。南方的鸦片走私贸易愈演愈烈，近乎失控，朝廷的禁令形同虚设；在更远的世界，欧洲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结束，俄国大获全胜。李鸿章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童蒙习句》《六书指南》《三字经》和《百家姓》。年岁稍长，又拜了几位老师，读《圣谕广训》，习经史词章，专攻宋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州、厦门、上海开埠，翌年，宁波、福州开埠，国门终于被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打开。这一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得到优贡，李文安催促李鸿章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李鸿章初感犹豫，觉得自己火候未够，但他的兄弟从旁鼓动，终于把他内心那条潜藏冬眠的“巨龙”唤醒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怀着“策远志、出风尘”的理想和几卷诗书，一肩行李，望京北行，准备参加会试。乱世出英雄，历史已经搭起了一个大舞台，很多人摩拳擦掌，准备粉墨登场，而李鸿章也正一步步走近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人物—曾国藩。
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是当时内阁最高职衔，他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
《李鸿章：潜龙在渊》写的便是1823年至1869年青年李鸿章。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生活在曾国藩的阴影之中，但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了，如果没有他，曾国藩不可能打败太平天囯和捻军，而这场内乱如果不结束，中国就不会有机会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这场内乱，有点像“文革”，把中国闹了个底朝天，最后总得有人出来收拾残局，拨乱反正。这个背负历史使命的人，便是李鸿章。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总是纷繁复杂，以往史家认为李鸿章一生维护的是一个腐朽王朝，他与太平天囯和捻军作战，是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他搞洋务运动，是为了让大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但如果从文明史的角度去观察李鸿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他仍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办学校、开工厂、修铁路、架电线、建现代海军，李鸿章让中国离现代文明更近。着眼于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这是对李鸿章评价的一把基本尺子。
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他性格复杂，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他最受争议。同样也写过李鸿章传记的梁启超曾为他大抱不平：“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哲学史家唐君毅对“豪杰”有如是论：“吾人知中国人之尊尚豪杰，乃主要尊其自平地兴起，以拔乎流俗之上之精神。则知豪杰之人格之价值，不以其失败或成功而有所增减。当豪杰之士奋然而起之时，彼心中乃自反而无所馁，故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然亦正惟其能以一人之是，胜千万人之非，故当他人闻风兴起之时，则其胸量亦足以涵盖千万人。”用在李鸿章身上，虽不尽切，然“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与毅力，则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