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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州传世家训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处处可见名门望族、商贾士绅齐家教子、做人处世的格言警句。其中慎交慎行、忠厚敦睦、乐善好施的处世哲学，不仅为家族子弟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提供了规范和准则，而且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内涵，对当代青年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关键词：苏州 传世家训 处世哲学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教育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家族传承和精神的重要支柱，蕴含着丰富、质朴而又耐人寻味的哲理。作为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有着深厚的吴文化底蕴与家训文化传承。苏州传世家训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处处可见名门望族、商贾士绅齐家教子、做人处世的格言警句。
苏州范氏家族杰出的代表、“北宋第一人”——范仲淹为后嗣子孙留下的百字家训（《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中，曾言简意赅地总结了立身处世的要点：“处世行八德”，“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具体阐释为“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高度概括了儒家所倡导的为人处世准则，更成为苏州范氏家族后世立身处世的操守和典范。
一、 慎交慎行
苏州具有崇文尚德的传统，传世家训不仅重视家庭环境及教育对家族子弟成长的重要作用，而且更为关注社交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交关系的重要影响。苏州传世家训普遍把“择友”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上升至“保家莫如择友”的高度。
良师益友可以让人受用终身，狐朋狗友则使人误入歧途。为了避免家族子弟近墨而黑，苏州传世家训中往往对择友的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结交直、谅、多闻的“益友”，切忌便辟、善柔、便佞的“损友”。苏州彭氏彭定求在《败家十穷》中总结道：“第九穷，子孙相交不良朋（勾驹穷）”，把交友不慎归为败家主要原因之一。彭蕴章则立专门的家训家规——《交友四箴》，从滥箴、谑箴、傲箴和言箴四个方面详细教导子弟如何择友以及如何与人相处。
交朋友贵在德，宁缺毋滥，德行兼备、为人厚道的朋友即便只有两三个也足够了。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弟“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把德作为衡量朋友的重要标准。莫里王氏的代表人物王鏊交友尤为谨慎，立朝三十余年而能洁身自好，不妄交人，情趣相投者唯有三四人。
交朋友贵乎诚信。所谓“诚”就是忠诚老实，待人坦诚；所谓“信”就是信守诺言，讲求信用。以诚信为道德基础，与朋友相处时就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孙要“讲信用，不食言”。常熟钱氏家训明确指出“信交朋友”。苏州彭氏家训教导子弟处世要以诚待人，与朋友交往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缺乏信任，就不会有真正的友情。
与人相处要谦恭尊重、慎言慎行。“谦虚”是为人处世时对个人品行的要求，“尊重”是对他人的态度。苏州传世家训中常常可见基于个人修养和素质提升的待人之道。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弟为人要低调，不要以己之長夺人之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苏州潘氏潘世恩从小就教育其子为人谨慎，“勿妄语，勿戏谑，勿师心自用，勿矜己长，勿议人短”，意思是不撒谎，不乱开玩笑，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更不可揭露别人的隐私，背后议论他人的缺点。苏州彭氏家训亦强调处世要谦虚，不可恃才傲物，即便“能人所不能”，也要做到“毋自矜”；处世要与人为善，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不足，不戏谑嘲弄他人。彭蕴章《交友四箴》指出与友人相处应当敬人以礼，不可揭人之短、谑人之过；待人接物应当谦逊有礼，不可倚势倚才傲世；言语交谈要有分寸，宜和颜悦色、不急不躁。
二、忠厚敦睦
苏州历史上诸多大族或为避战乱之扰，或因经商长期寓居，背井离乡，最终选择在苏州这块富庶之地安家立业、繁衍生息，逐渐融入苏州社会后，又致力于家族的稳定发展、长盛不衰。忠厚传家、敦睦乡里的家风家训也是这些家族起家、治家、旺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忠厚”是基于个人品行的修养，是将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美之情推而广之，要求为人处世厚道、宽容、仁义；“敦睦”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是急公好义为己任的担当，要求亲善和睦，融洽邻里关系，多予少取。
苏州传世家训中仁让忠厚的处世之道，不仅敦促大族士绅行善积德、不慕名利的良好家风的形成，而且为家族的发展和壮大构筑了融洽的人际关系和邻里关系。常熟蒋氏家训以忠诚宽厚传家，待人宽和。莫里王氏以宽仁为家法，“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并以忠厚传家，训其子孙“俭以自奉，厚以待人”，不欺不诈，不唯利是图，“务农不误节气，经商童叟无欺；受雇于人，要忠心尽责，用人要宽厚待人，为医要有割股之心”。因此，莫里王氏在苏州有“忠厚王家”之称。苏州潘氏潘世恩在教育子孙养德修心时强调，为人要忠厚，而忠厚体现在“存心、立言、做事”等诸多方面，忠厚要由内而外，言行举止均不得有刻薄之见。昆山归氏家训把“为善”作为家族德义的要求，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其族人归凤宅心仁厚，宽容爱人，为乡党敬重。
安身立命、安土重迁的思想又使得苏州的名门望族、商贾大绅极为重视与邻里的相处之道，重视家族在乡里的道德评价、口碑及社会声望。常熟钱氏家训严禁子弟依仗家势为霸一方，告诫子孙“莫欺孤幼、莫损平民”。常熟归氏家训历来把“和孝敦睦”放在治家首位：“凡我先人尊卑长幼，各以安分守贫，睦族恤邻为务，不宜违利侵法，致累身名。”其族人归钺和悦待人，不计前嫌，赡养继母，传为佳话。太原王氏家训开宗明义，将“孝友敦睦”放在首位，指出家族的兴衰取决于家族成员的品德和礼仪，而非其财富、地位、权力，教导家族子弟“和睦乡闾”，务存宽厚、勿萌邪曲。常熟蒋氏家训极为重视乡里事务的处理，从“和睦邻里族党”出发，对家族子弟严加管教，对扰乱乡里生事者，绝不姑息养奸，“不可以势力强取人财”“家人不许生事，扰害乡里，轻则家法责治，重则送官究惩”。此外，蒋氏还急人所急，“多蓄救火器具，里中有急，遣人助之”。敦睦乡里作为家训传承，有效地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秩序。 三、乐善好施
儒家的仁爱思想集中体现在爱人、助人、利人等方面。中国传统家训中扶危济困、博施济众的教诲将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阴德之最大者，莫如饥年施赈”（《得一录》）的行善思想的影响下，苏州民间士绅继行善举，施惠无念，不图回报。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也成为苏州大族、士绅的家风家训传统。他们或慷慨解囊、接济穷困，或修桥铺路、掩骼埋胔，或在乡里推行义庄、义赈、义教。
苏州的大族、士绅向来将自身的发展与乡里的发展密切结合，把积善作为家族绵延的福泽，不独善其身，不独据具财富，以惠普乡邻、排难解纷为职责。苏州彭氏彭绍升一生致力于劝善行善，告诫子孙：“家之所由兴，名之所由立，一言以蔽之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尔矣。家之所以替，名之所由堕，一言以蔽之曰：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尔矣？”朱伯庐《朱子家训》也提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常熟钱氏家训不仅要求子孙在日常生活中周恤鳏寡孤独等贫困之人，还要求竭尽全力为乡邻排难解纷，将修路造桥、兴办义学、修建社仓纳为己任。太仓唐氏唐森阶、唐雪韩碰到灾年或荒年，不仅免去租户的地租，反而“钱米施之”。常熟蒋氏家训在关心疾苦、救贫济乏方面做了详尽规定：“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人有缓急挪移，取利不得过贰分。”“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济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子孙中有太贤者，更能推我之所未尽，救贫济乏，养老育婴。”恬庄杨家崇德慈仁，其降低租息、救济百姓、落实民众困难之举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被誉为“仁者之风”。
早在北宋时期，名贤范仲淹就在苏州创立了全国最早的范氏义庄。至清代，苏州的义庄已达到百余所，很多义庄突破宗族救助的初衷，发展成为以救助穷苦大众为目标的慈善机构。苏州潘氏广行善举，大力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涌现出潘曾沂和潘遵祁两位大慈善家。潘曾沂建立了丰豫义庄，将救助对象扩大到地方贫民。太仓唐氏唐受琪任私塾先生时，虽家境清贫，也会减免贫困者的学费，甚至捐出寿筵礼金设立专门基金，当作春赈之用，帮扶贫困之人。苏州彭氏彭绍升创建近取堂，由救助乡里嫠妇变为一个综合性的慈善组织。震泽施氏以谦和仁义、急公好义为家风传代，在乡里推行义庄、义赈、义教，广施善举。在“丁戊奇荒”中，施则敬慷慨解囊，发起并成立上海协赈公所，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甚至亲自赴山东堵筑黄河漫口。施则敬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
苏州传世家训中立身处世的箴言，不仅为家族子弟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提供了规范和准则，而且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内涵。慎交慎行、忠厚敦睦、乐善好施的处世哲学，不仅是家族立足地方、立足社会的根本，更成为家族经久不衰、绵延兴盛的源泉，同时，对当代青年的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促进当代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学习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苏州市纪委、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苏州大学.家国千年——苏州历史上的家风与家规[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
[2] 沈文祖.廉石千秋——苏州清官廉吏史话[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3] 田田等.传世家训[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018ZDJD-B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吴蕴慧，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化与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苏州 传世家训 处世哲学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教育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家族传承和精神的重要支柱，蕴含着丰富、质朴而又耐人寻味的哲理。作为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有着深厚的吴文化底蕴与家训文化传承。苏州传世家训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处处可见名门望族、商贾士绅齐家教子、做人处世的格言警句。
苏州范氏家族杰出的代表、“北宋第一人”——范仲淹为后嗣子孙留下的百字家训（《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中，曾言简意赅地总结了立身处世的要点：“处世行八德”，“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具体阐释为“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高度概括了儒家所倡导的为人处世准则，更成为苏州范氏家族后世立身处世的操守和典范。
一、 慎交慎行
苏州具有崇文尚德的传统，传世家训不仅重视家庭环境及教育对家族子弟成长的重要作用，而且更为关注社交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交关系的重要影响。苏州传世家训普遍把“择友”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上升至“保家莫如择友”的高度。
良师益友可以让人受用终身，狐朋狗友则使人误入歧途。为了避免家族子弟近墨而黑，苏州传世家训中往往对择友的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结交直、谅、多闻的“益友”，切忌便辟、善柔、便佞的“损友”。苏州彭氏彭定求在《败家十穷》中总结道：“第九穷，子孙相交不良朋（勾驹穷）”，把交友不慎归为败家主要原因之一。彭蕴章则立专门的家训家规——《交友四箴》，从滥箴、谑箴、傲箴和言箴四个方面详细教导子弟如何择友以及如何与人相处。
交朋友贵在德，宁缺毋滥，德行兼备、为人厚道的朋友即便只有两三个也足够了。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弟“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把德作为衡量朋友的重要标准。莫里王氏的代表人物王鏊交友尤为谨慎，立朝三十余年而能洁身自好，不妄交人，情趣相投者唯有三四人。
交朋友贵乎诚信。所谓“诚”就是忠诚老实，待人坦诚；所谓“信”就是信守诺言，讲求信用。以诚信为道德基础，与朋友相处时就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孙要“讲信用，不食言”。常熟钱氏家训明确指出“信交朋友”。苏州彭氏家训教导子弟处世要以诚待人，与朋友交往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缺乏信任，就不会有真正的友情。
与人相处要谦恭尊重、慎言慎行。“谦虚”是为人处世时对个人品行的要求，“尊重”是对他人的态度。苏州传世家训中常常可见基于个人修养和素质提升的待人之道。莫里王氏家训告诫子弟为人要低调，不要以己之長夺人之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苏州潘氏潘世恩从小就教育其子为人谨慎，“勿妄语，勿戏谑，勿师心自用，勿矜己长，勿议人短”，意思是不撒谎，不乱开玩笑，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更不可揭露别人的隐私，背后议论他人的缺点。苏州彭氏家训亦强调处世要谦虚，不可恃才傲物，即便“能人所不能”，也要做到“毋自矜”；处世要与人为善，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不足，不戏谑嘲弄他人。彭蕴章《交友四箴》指出与友人相处应当敬人以礼，不可揭人之短、谑人之过；待人接物应当谦逊有礼，不可倚势倚才傲世；言语交谈要有分寸，宜和颜悦色、不急不躁。
二、忠厚敦睦
苏州历史上诸多大族或为避战乱之扰，或因经商长期寓居，背井离乡，最终选择在苏州这块富庶之地安家立业、繁衍生息，逐渐融入苏州社会后，又致力于家族的稳定发展、长盛不衰。忠厚传家、敦睦乡里的家风家训也是这些家族起家、治家、旺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忠厚”是基于个人品行的修养，是将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美之情推而广之，要求为人处世厚道、宽容、仁义；“敦睦”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是急公好义为己任的担当，要求亲善和睦，融洽邻里关系，多予少取。
苏州传世家训中仁让忠厚的处世之道，不仅敦促大族士绅行善积德、不慕名利的良好家风的形成，而且为家族的发展和壮大构筑了融洽的人际关系和邻里关系。常熟蒋氏家训以忠诚宽厚传家，待人宽和。莫里王氏以宽仁为家法，“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并以忠厚传家，训其子孙“俭以自奉，厚以待人”，不欺不诈，不唯利是图，“务农不误节气，经商童叟无欺；受雇于人，要忠心尽责，用人要宽厚待人，为医要有割股之心”。因此，莫里王氏在苏州有“忠厚王家”之称。苏州潘氏潘世恩在教育子孙养德修心时强调，为人要忠厚，而忠厚体现在“存心、立言、做事”等诸多方面，忠厚要由内而外，言行举止均不得有刻薄之见。昆山归氏家训把“为善”作为家族德义的要求，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其族人归凤宅心仁厚，宽容爱人，为乡党敬重。
安身立命、安土重迁的思想又使得苏州的名门望族、商贾大绅极为重视与邻里的相处之道，重视家族在乡里的道德评价、口碑及社会声望。常熟钱氏家训严禁子弟依仗家势为霸一方，告诫子孙“莫欺孤幼、莫损平民”。常熟归氏家训历来把“和孝敦睦”放在治家首位：“凡我先人尊卑长幼，各以安分守贫，睦族恤邻为务，不宜违利侵法，致累身名。”其族人归钺和悦待人，不计前嫌，赡养继母，传为佳话。太原王氏家训开宗明义，将“孝友敦睦”放在首位，指出家族的兴衰取决于家族成员的品德和礼仪，而非其财富、地位、权力，教导家族子弟“和睦乡闾”，务存宽厚、勿萌邪曲。常熟蒋氏家训极为重视乡里事务的处理，从“和睦邻里族党”出发，对家族子弟严加管教，对扰乱乡里生事者，绝不姑息养奸，“不可以势力强取人财”“家人不许生事，扰害乡里，轻则家法责治，重则送官究惩”。此外，蒋氏还急人所急，“多蓄救火器具，里中有急，遣人助之”。敦睦乡里作为家训传承，有效地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秩序。 三、乐善好施
儒家的仁爱思想集中体现在爱人、助人、利人等方面。中国传统家训中扶危济困、博施济众的教诲将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阴德之最大者，莫如饥年施赈”（《得一录》）的行善思想的影响下，苏州民间士绅继行善举，施惠无念，不图回报。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也成为苏州大族、士绅的家风家训传统。他们或慷慨解囊、接济穷困，或修桥铺路、掩骼埋胔，或在乡里推行义庄、义赈、义教。
苏州的大族、士绅向来将自身的发展与乡里的发展密切结合，把积善作为家族绵延的福泽，不独善其身，不独据具财富，以惠普乡邻、排难解纷为职责。苏州彭氏彭绍升一生致力于劝善行善，告诫子孙：“家之所由兴，名之所由立，一言以蔽之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尔矣。家之所以替，名之所由堕，一言以蔽之曰：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尔矣？”朱伯庐《朱子家训》也提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常熟钱氏家训不仅要求子孙在日常生活中周恤鳏寡孤独等贫困之人，还要求竭尽全力为乡邻排难解纷，将修路造桥、兴办义学、修建社仓纳为己任。太仓唐氏唐森阶、唐雪韩碰到灾年或荒年，不仅免去租户的地租，反而“钱米施之”。常熟蒋氏家训在关心疾苦、救贫济乏方面做了详尽规定：“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人有缓急挪移，取利不得过贰分。”“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济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子孙中有太贤者，更能推我之所未尽，救贫济乏，养老育婴。”恬庄杨家崇德慈仁，其降低租息、救济百姓、落实民众困难之举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被誉为“仁者之风”。
早在北宋时期，名贤范仲淹就在苏州创立了全国最早的范氏义庄。至清代，苏州的义庄已达到百余所，很多义庄突破宗族救助的初衷，发展成为以救助穷苦大众为目标的慈善机构。苏州潘氏广行善举，大力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涌现出潘曾沂和潘遵祁两位大慈善家。潘曾沂建立了丰豫义庄，将救助对象扩大到地方贫民。太仓唐氏唐受琪任私塾先生时，虽家境清贫，也会减免贫困者的学费，甚至捐出寿筵礼金设立专门基金，当作春赈之用，帮扶贫困之人。苏州彭氏彭绍升创建近取堂，由救助乡里嫠妇变为一个综合性的慈善组织。震泽施氏以谦和仁义、急公好义为家风传代，在乡里推行义庄、义赈、义教，广施善举。在“丁戊奇荒”中，施则敬慷慨解囊，发起并成立上海协赈公所，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甚至亲自赴山东堵筑黄河漫口。施则敬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
苏州传世家训中立身处世的箴言，不仅为家族子弟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提供了规范和准则，而且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内涵。慎交慎行、忠厚敦睦、乐善好施的处世哲学，不仅是家族立足地方、立足社会的根本，更成为家族经久不衰、绵延兴盛的源泉，同时，对当代青年的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促进当代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学习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苏州市纪委、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苏州大学.家国千年——苏州历史上的家风与家规[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
[2] 沈文祖.廉石千秋——苏州清官廉吏史话[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3] 田田等.传世家训[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018ZDJD-B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吴蕴慧，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化与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