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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一放《弟子规》
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多元的世界，什么声音都有人发出，随之而起阵阵反对，构成了奇妙而杂乱的听觉效果。拿儿童教育来说，新世纪以来《弟子规》炒得沸沸扬扬，这股风是从台湾刮过来的，新闻中常常看到一群孩子穿上汉服跪坐而读的场景，甚至有人扬言有了它连《论语》都不必读，背后则是国学热与商机等多只推手。同时，也有人激烈反对，主要观点是认为它糟粕太多、培养奴性，甚或带着对传统文化一棍打死的遗风，还有从考据角度指出它出现很晚、无甚影响、硬被抬高的。
先要看清《弟子规》是怎样一部书。《论语·学而》有一章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讲做“弟子”的基本道理，可以自由地理解与实践。《弟子规》即从这里扩展开来，用三言、两句一韵的整齐形式，从“入则孝”讲到“余力学文”，阐释“弟子”应具有的整套规范。其体裁可视为格言汇录，格言是把鲜活情景中的经验教训给提炼固定成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我们理解时也要结合相应的鲜活情景进行扬弃。因此，《弟子规》是什么未必关键，怎么用才是关键。
中国文化讲“道始于情”，规则与价值从鲜活的生命情感出发，为服务于普遍人情的满足而生动建立，这种方式应是最具彻底性和开放性的“普适真理”。人格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培养“仁心”，“仁”是客观社会性在人心中审美性生成，以亲证自证的情感对虚灵的“道”进行体认。圣人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动物性、遵循社会性，二者融合而生人性，绝非压制天性，更重要的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话，激扬了“仁”的内在性自足性，与一味外在要求可谓格格不入。若把《弟子规》当作传统经典和蒙学宝典来全盘灌输，放大其“勿”这、“莫”那的语风，直观上就给人教条之感，给孩子装的心脑“软件”也是简单、呆板、残缺的。只叫活泼可爱的孩子被动遵守种种规矩，又不明白原因和道理，非但与启蒙的目的南辕北辙，而且会戕害天性或激发逆反。
“情”不是抽象概念，它一定是与情景相联系，在情景中让情感去自证，把最原初的合理性激扬出来，才能生成最鲜活的“道”。《弟子规》里很多内容都有特定的情景，也有不少话语不具普遍永恒的意义，如果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来看，对这些内容自然可以进行积极的扬弃，即孔子所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然而不但被《弟子规》教育的小朋友们不具备这样的素养，甚至说拿它来教育孩子的家长老师是否具备都可怀疑。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子规》中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如果理解成不要费精力在说长道短上，当然有毋庸置疑的道理，但如果片面地去理解，岂不就成了没有社会正义感和主人翁意识的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孩子会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又会被教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或一味强调“快乐教育”，却不知廉价的“快乐”达不到教育目的；或知道教育具有强制性，却不顾孩子的心理而将其变成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或模糊感到经典对素质教育的根本意义，却连自己都带孩子误入歧途；或片面追逐赚钱享乐之“成功”，把这种观念带来的生存及精神困境传染给孩子。儿童成了各种教育观念的试验品、牺牲品，民族的未来使人忧心。岂不闻圣人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有着外在目的和强制要求，未必快乐，但它关系着人类及个人发展，必须正视、实现和快乐，由于方法正确与境界提高，也必然真的体认到快乐。在“道始于情”的标准下，对任何事物（包括启蒙教育）的认识才能直指根本，儿童教育包括人文精神培养要抓紧，但《弟子规》需要放一放、冷一冷，首先应找回正确的启蒙方式，让孩子在深层愉悦中自然获得熏陶教育。
诗是如何丢掉的
其实传统的启蒙教育并未遇到上述麻烦，所找到的方法就是“兴于诗”。如梁启超写过这样一首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主要就是抒发爱国情怀，连遗言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的诗歌就会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又如叶嘉莹女士曾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甚至认为，孔子“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那么诗歌究竟是什么，为何具有这样的神力？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蒙学的基本目标正是培养基本的语文能力、文化常识、生活习惯、人性心理等，与诗的作用可谓一致。特别是诗歌表现了一种不断从自由的情感出发，对生命和世界的应然状态进行追问，从而获得精神归宿的价值建立方式，而不是某种固定的价值观，又以审美、自然、感性、形象的形式，和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或幽微的深刻共鸣，使人性源源不断地自动生成、自觉提升，直至达到最高的人格境界。这种方式适合于每个人，更适合于无限空白而活泼的童心。
古代有许多诗歌选本，既用来表现一定的诗歌宗旨，也用作启蒙的教材。如《千家诗》起于谢枋得《重订千家诗》，经过后世不断补充而成，选诗以唐宋五七言格律名篇为主，题材上反映了广泛的生活及社会现实，语言好懂，在民间流传广泛。清代蘅塘退士有感于《千家诗》“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此“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以体裁为经、时间为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
《千家诗》与《唐诗三百首》虽然也有一些糟粕，但总体来看选的都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优秀之作，必然有其充分的存在价值，甚至说得绝对一点，这样的选择标准不会有错。因为一种东西的正确性不在于严密的理论体系、强大的话语能力等，就在于能否通过漫长历史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的必然是有利于人、价值常在的。诗歌不但比《弟子规》的题材内容更丰富，更有故事性、形象性，隐含着更开阔的义理，形式上也比后者简单的三言韵文来得复杂，也更朗朗上口，有利于充分调动孩子感受和记忆的能力。 今天很多人把古典诗词当作一种“文物”敬而远之，但也不是没有人热爱诗词并以之启蒙。前不久有人以韦应物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引发上万条的续写热潮，知乎上“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帖子也引发网友从各个角度做了倾情阐释，使人由衷感动于“国人诗性未死”。但即便是沉浸于诗词境界并借以安顿心灵的他们，也未必汲取到其中的充沛养分，更不要说有人把诗歌当作风花雪月的小意趣，当作附庸风雅的小装饰。从宏观讲，这跟传统文化的整体失落有关。
在古代，诗被归入集部，经在经史子集中具有根本地位。“经”有经线、纵贯、统理、法度、经过、禁受、量度、恒常、经典等义项，《经》指承载着漫长历史实践中人类存续经验的永恒神圣文本，其具体内容可以质疑，其根本地位却不容撼动，它统领着四部，人们看待史、子、集便带有“取经”的眼光。而近代以来我们急于进入现代观念和现代学科，经学带着传统的知识与价值体系轰然解体，在“还原”的旗号下，《诗经》《春秋》《易经》等分别被归入文学、史学、哲学的范畴，却没有赋予这些学科深刻的价值依据，因此不但有关研究陷入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与迷惘，现代性的价值建构也失去了牢靠的基础。
唐诗是我们的“家”
古人写作往往带着最深刻的情感体验与理想意志，并且通过作品交融到读者的内心深处，这是文学的永恒生命所在。尤其是那些经典的唐诗，扬弃了汉魏古诗的古拙和齐梁新体的华艳，又不像宋诗的精深义理、宋词的幽微情绪，往往用最凝练流畅、深入浅出的语言，呈现出最美好的心灵状态，隐含着价值建立的根本奥秘。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未必可靠，那么唐诗是我们的“家”应无可疑。
经过大汉王朝的民族凝聚、统一思想与强硬管制，六朝几百年的社会动荡、门阀政治和审美爆发，终于到了统一、强盛、开放的盛唐“黄金时代”，人们对现实充满激情，融化了一切思考与全体宇宙，自由浪漫地在温暖的天地间追寻归宿，诗歌意境混融，使人读来“无端”地热情满天。孟浩然《春晓》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说这是伤春，但与“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的中唐心态多么不同，分明是对生命和世界最饱满的热爱。
随着“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一去不返，中晚唐士人日益失去现实的信心，否定了外在价值而呈现出本真心灵，直面价值的虚空而重新开放地寻找，一时间又未充分进行理性思考，往往是在本真生活中不断追寻归宿，诗歌意境清新精密而隐含着悠远韵味和深厚意蕴，体现了我们心灵追寻的一般状态，对心灵成长有着永恒的指导性。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当一切外在追求都被剥除，呈现出本真的心灵需求，原来只有家园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从唐诗的价值建构情绪流程来讲，是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出发，在追问中对外在观念与消极因素进行否定，暴露了生命有限、价值无解的彻底悲剧，但基于历史实践建立的为人类发展负责的基本理性，必然产生价值建构的强烈愿望和冲动，对人类总体之必然进行自证而建立超越性价值，通过这种兴起与弥合的永恒过程，建立无比开放和坚韧的价值体系。王昌龄《出塞》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诗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其深刻意蕴在于，以人要“活着”的强烈意愿，面向广阔的时空展开追寻，直面千年征战而兴起历史悲剧意识，从而否定这浮华的历史和造成它的人性贪嗔，挺立和平、友爱、奉献、爱国的正确观念，确认为人道历史、天道自然的本质，使心灵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充沛的归宿感。
换言之，唐诗为我们指引了以情理结构与心理本体、历史本体与宇宙情怀为内外形式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不注重脱离天人总体的个人主体性，不会导向虚诞与毁灭，没有追求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不会导向彼岸的理式或宗教。它是以生命价值的追寻为核心，以现世人生为依托，以人类总体为依据，走一条意义就在过程、现象就是本体，以“天”为终极着落的内在超越之路。刘禹锡《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世短暂而充满喧嚣与浮华，但基于内在亲证与实践理性，人必然为自己做出正确选择，把追求本真的永恒过程提升为历史和自然的本质，在悠长体认中形成的情理结构正是人的根本！
价值建构应是人类总体意识观照下诗情与哲思的统一，没有形上提升的诗情是浮乱的，没有亲证基础的哲思是虚妄的，“诗和远方”就在悟道后的当下山河大地。西方文化那种基于概念、通过逻辑来建立价值的做法是有限度、不可靠、异化性的，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正因完美体现上述观照与统一而具有普遍永恒的指导意义，它能使一切人“感发志意”并不断提升其境界，给人性和社会带来充分的合理因素。唐诗经典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这些经典往往具备简单而深刻的特点，作为启蒙教材自是再恰当不过。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文学博士）
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多元的世界，什么声音都有人发出，随之而起阵阵反对，构成了奇妙而杂乱的听觉效果。拿儿童教育来说，新世纪以来《弟子规》炒得沸沸扬扬，这股风是从台湾刮过来的，新闻中常常看到一群孩子穿上汉服跪坐而读的场景，甚至有人扬言有了它连《论语》都不必读，背后则是国学热与商机等多只推手。同时，也有人激烈反对，主要观点是认为它糟粕太多、培养奴性，甚或带着对传统文化一棍打死的遗风，还有从考据角度指出它出现很晚、无甚影响、硬被抬高的。
先要看清《弟子规》是怎样一部书。《论语·学而》有一章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讲做“弟子”的基本道理，可以自由地理解与实践。《弟子规》即从这里扩展开来，用三言、两句一韵的整齐形式，从“入则孝”讲到“余力学文”，阐释“弟子”应具有的整套规范。其体裁可视为格言汇录，格言是把鲜活情景中的经验教训给提炼固定成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我们理解时也要结合相应的鲜活情景进行扬弃。因此，《弟子规》是什么未必关键，怎么用才是关键。
中国文化讲“道始于情”，规则与价值从鲜活的生命情感出发，为服务于普遍人情的满足而生动建立，这种方式应是最具彻底性和开放性的“普适真理”。人格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培养“仁心”，“仁”是客观社会性在人心中审美性生成，以亲证自证的情感对虚灵的“道”进行体认。圣人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动物性、遵循社会性，二者融合而生人性，绝非压制天性，更重要的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话，激扬了“仁”的内在性自足性，与一味外在要求可谓格格不入。若把《弟子规》当作传统经典和蒙学宝典来全盘灌输，放大其“勿”这、“莫”那的语风，直观上就给人教条之感，给孩子装的心脑“软件”也是简单、呆板、残缺的。只叫活泼可爱的孩子被动遵守种种规矩，又不明白原因和道理，非但与启蒙的目的南辕北辙，而且会戕害天性或激发逆反。
“情”不是抽象概念，它一定是与情景相联系，在情景中让情感去自证，把最原初的合理性激扬出来，才能生成最鲜活的“道”。《弟子规》里很多内容都有特定的情景，也有不少话语不具普遍永恒的意义，如果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来看，对这些内容自然可以进行积极的扬弃，即孔子所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然而不但被《弟子规》教育的小朋友们不具备这样的素养，甚至说拿它来教育孩子的家长老师是否具备都可怀疑。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子规》中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如果理解成不要费精力在说长道短上，当然有毋庸置疑的道理，但如果片面地去理解，岂不就成了没有社会正义感和主人翁意识的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孩子会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又会被教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或一味强调“快乐教育”，却不知廉价的“快乐”达不到教育目的；或知道教育具有强制性，却不顾孩子的心理而将其变成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或模糊感到经典对素质教育的根本意义，却连自己都带孩子误入歧途；或片面追逐赚钱享乐之“成功”，把这种观念带来的生存及精神困境传染给孩子。儿童成了各种教育观念的试验品、牺牲品，民族的未来使人忧心。岂不闻圣人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有着外在目的和强制要求，未必快乐，但它关系着人类及个人发展，必须正视、实现和快乐，由于方法正确与境界提高，也必然真的体认到快乐。在“道始于情”的标准下，对任何事物（包括启蒙教育）的认识才能直指根本，儿童教育包括人文精神培养要抓紧，但《弟子规》需要放一放、冷一冷，首先应找回正确的启蒙方式，让孩子在深层愉悦中自然获得熏陶教育。
诗是如何丢掉的
其实传统的启蒙教育并未遇到上述麻烦，所找到的方法就是“兴于诗”。如梁启超写过这样一首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主要就是抒发爱国情怀，连遗言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的诗歌就会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又如叶嘉莹女士曾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甚至认为，孔子“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那么诗歌究竟是什么，为何具有这样的神力？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蒙学的基本目标正是培养基本的语文能力、文化常识、生活习惯、人性心理等，与诗的作用可谓一致。特别是诗歌表现了一种不断从自由的情感出发，对生命和世界的应然状态进行追问，从而获得精神归宿的价值建立方式，而不是某种固定的价值观，又以审美、自然、感性、形象的形式，和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或幽微的深刻共鸣，使人性源源不断地自动生成、自觉提升，直至达到最高的人格境界。这种方式适合于每个人，更适合于无限空白而活泼的童心。
古代有许多诗歌选本，既用来表现一定的诗歌宗旨，也用作启蒙的教材。如《千家诗》起于谢枋得《重订千家诗》，经过后世不断补充而成，选诗以唐宋五七言格律名篇为主，题材上反映了广泛的生活及社会现实，语言好懂，在民间流传广泛。清代蘅塘退士有感于《千家诗》“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此“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以体裁为经、时间为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
《千家诗》与《唐诗三百首》虽然也有一些糟粕，但总体来看选的都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优秀之作，必然有其充分的存在价值，甚至说得绝对一点，这样的选择标准不会有错。因为一种东西的正确性不在于严密的理论体系、强大的话语能力等，就在于能否通过漫长历史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的必然是有利于人、价值常在的。诗歌不但比《弟子规》的题材内容更丰富，更有故事性、形象性，隐含着更开阔的义理，形式上也比后者简单的三言韵文来得复杂，也更朗朗上口，有利于充分调动孩子感受和记忆的能力。 今天很多人把古典诗词当作一种“文物”敬而远之，但也不是没有人热爱诗词并以之启蒙。前不久有人以韦应物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引发上万条的续写热潮，知乎上“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帖子也引发网友从各个角度做了倾情阐释，使人由衷感动于“国人诗性未死”。但即便是沉浸于诗词境界并借以安顿心灵的他们，也未必汲取到其中的充沛养分，更不要说有人把诗歌当作风花雪月的小意趣，当作附庸风雅的小装饰。从宏观讲，这跟传统文化的整体失落有关。
在古代，诗被归入集部，经在经史子集中具有根本地位。“经”有经线、纵贯、统理、法度、经过、禁受、量度、恒常、经典等义项，《经》指承载着漫长历史实践中人类存续经验的永恒神圣文本，其具体内容可以质疑，其根本地位却不容撼动，它统领着四部，人们看待史、子、集便带有“取经”的眼光。而近代以来我们急于进入现代观念和现代学科，经学带着传统的知识与价值体系轰然解体，在“还原”的旗号下，《诗经》《春秋》《易经》等分别被归入文学、史学、哲学的范畴，却没有赋予这些学科深刻的价值依据，因此不但有关研究陷入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与迷惘，现代性的价值建构也失去了牢靠的基础。
唐诗是我们的“家”
古人写作往往带着最深刻的情感体验与理想意志，并且通过作品交融到读者的内心深处，这是文学的永恒生命所在。尤其是那些经典的唐诗，扬弃了汉魏古诗的古拙和齐梁新体的华艳，又不像宋诗的精深义理、宋词的幽微情绪，往往用最凝练流畅、深入浅出的语言，呈现出最美好的心灵状态，隐含着价值建立的根本奥秘。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未必可靠，那么唐诗是我们的“家”应无可疑。
经过大汉王朝的民族凝聚、统一思想与强硬管制，六朝几百年的社会动荡、门阀政治和审美爆发，终于到了统一、强盛、开放的盛唐“黄金时代”，人们对现实充满激情，融化了一切思考与全体宇宙，自由浪漫地在温暖的天地间追寻归宿，诗歌意境混融，使人读来“无端”地热情满天。孟浩然《春晓》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说这是伤春，但与“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的中唐心态多么不同，分明是对生命和世界最饱满的热爱。
随着“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一去不返，中晚唐士人日益失去现实的信心，否定了外在价值而呈现出本真心灵，直面价值的虚空而重新开放地寻找，一时间又未充分进行理性思考，往往是在本真生活中不断追寻归宿，诗歌意境清新精密而隐含着悠远韵味和深厚意蕴，体现了我们心灵追寻的一般状态，对心灵成长有着永恒的指导性。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当一切外在追求都被剥除，呈现出本真的心灵需求，原来只有家园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从唐诗的价值建构情绪流程来讲，是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出发，在追问中对外在观念与消极因素进行否定，暴露了生命有限、价值无解的彻底悲剧，但基于历史实践建立的为人类发展负责的基本理性，必然产生价值建构的强烈愿望和冲动，对人类总体之必然进行自证而建立超越性价值，通过这种兴起与弥合的永恒过程，建立无比开放和坚韧的价值体系。王昌龄《出塞》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诗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其深刻意蕴在于，以人要“活着”的强烈意愿，面向广阔的时空展开追寻，直面千年征战而兴起历史悲剧意识，从而否定这浮华的历史和造成它的人性贪嗔，挺立和平、友爱、奉献、爱国的正确观念，确认为人道历史、天道自然的本质，使心灵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充沛的归宿感。
换言之，唐诗为我们指引了以情理结构与心理本体、历史本体与宇宙情怀为内外形式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不注重脱离天人总体的个人主体性，不会导向虚诞与毁灭，没有追求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不会导向彼岸的理式或宗教。它是以生命价值的追寻为核心，以现世人生为依托，以人类总体为依据，走一条意义就在过程、现象就是本体，以“天”为终极着落的内在超越之路。刘禹锡《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世短暂而充满喧嚣与浮华，但基于内在亲证与实践理性，人必然为自己做出正确选择，把追求本真的永恒过程提升为历史和自然的本质，在悠长体认中形成的情理结构正是人的根本！
价值建构应是人类总体意识观照下诗情与哲思的统一，没有形上提升的诗情是浮乱的，没有亲证基础的哲思是虚妄的，“诗和远方”就在悟道后的当下山河大地。西方文化那种基于概念、通过逻辑来建立价值的做法是有限度、不可靠、异化性的，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正因完美体现上述观照与统一而具有普遍永恒的指导意义，它能使一切人“感发志意”并不断提升其境界，给人性和社会带来充分的合理因素。唐诗经典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这些经典往往具备简单而深刻的特点，作为启蒙教材自是再恰当不过。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