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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从制定至今，已经过五次修改，但这五次修改均未能解决个人所得税法中两个核心问题——基本税制和费用扣除。若从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可知我国个人所得税现行税制注重分配效率而忽视分配公平，扣除项目只考虑纳税人共性而忽视个性，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建立混合税制和完善生计费用扣除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完善我国税法体系。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混合税制；费用扣除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27-03
理论界认为，个人所得税类具有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成员的流量财富，通过税收的形式可以进行再次分配。但在我国，由于个人所得税税收设计不合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未能很好地显现。2011年修订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只是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增加了关于工资薪金所得和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结构调整等内容。在费用扣除方面，采用“一刀切”的扣除方法，使得个税法在费用扣除上没有关注到纳税主体的个别性差异，进而导致个人所得税法在理论和实务中没能处理好税收横向公平的问题。
1现行税制及存在问题
11世界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
国际上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有三种：综合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混合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是把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进行汇总，在作法定宽免和扣除后，按照累进税率统一计征，以美国、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为代表。分类所得税是把所得按其来源和性质分为若干类别，对不同类别的所得分别扣除费用并适用不同税率进行计征，以中国为典型代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混合税制）则是先根据纳税人的全年各项特定所得先征收一定比例的分类所得税，然后综合纳税人的全年各项所得额，如果达到一定的课税额度标准，就使用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税并扣除掉以前已经征过的分类所得税收，多退少补，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为其代表。综合所得税制与分类所得税制是现行税制的两个极端，各自的优缺点也比较明显。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是能充分体现量能课税原则，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都得到了很好体现；其缺点是计税依据的确定比较困难和复杂，遵从和管理成本高。分类所得税的优点是可以对不同所得实行差别待遇，对征管要求低；其缺点是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并容易产生避税。在所得税发展的早期，分类所得税制被普遍采用，随着税收的发展，综合所得税制逐渐取代了分类所得税制，但由于综合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的缺陷，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采用纯粹的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兼具部分分类所得税的特征。特别是近30 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加速流动带来了税基的高度流动性，各国纷纷对资本所得采取轻税政策，并对综合所得税进行改革尝试，突出表现在二元所得和单一税的实行[1]。混合所得税则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兼收并蓄，首先能够体现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其次计税依据确定相对简单，管理成本不高，再次，比分类计征更能遏制避税行为。我国现在一部分学者主张我国应该建立这种混合所得税制，并且我国的“十二五”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混合所得税制作为我国未来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目标。
12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首先把应税所得分为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十一类所得；其次，分别按不同形式的税率和方式进行课税；再次，征收的方法是按月、按年或按次的源泉课征，不进行年末清算。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不足。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单从理论上说，这种税制更方便对不同来源的个人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进而更好地调节不同来源的个人所得，更方便地实现对收入调节的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通过对资本所得设计低税率，促进资本的积累，增加社会的效率，所以在中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背景下，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对提高社会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公平和效率在一定情形下是一对矛盾体，在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方面尤其如此。“所得应该是一种综合性收入（所得），即无差别地合并一切来源的收入，在此基础上适用税率进行征税。如果没有这种综合性，累进税率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不可能适应根据纳税者能力征税的要求”[2]，这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设计税制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项目分为11类，每类所得的扣除标准、适用税率和计税方法都不同，这样一来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首先，会导致不同所得之间的税负不公平，使得适用累进税率的功能大打折扣。从理论上说，分类所得税制本质在于不同所得设计不同税率，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现阶段凸显出其税率结构不合理，工资薪金所得的累进税率要高于生产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导致劳动所得的税负有时会高于非勤劳所得，这样一来，工薪所得的累进税率的调节收入分配的累进功能，就会被事实上占国民收入量大头的资本利得的比例税率的累退功能所抵消。另外，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仅税负过高，由于征管难度大，其实际征收效果也不佳，高工薪者利用其掌握的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手段避税、逃税，反而使得其税负降低。这样一来，现行税制就对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1。按照国际通常标准，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 03～04为相对合理状态，超过04为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达到06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已越过 04 的警戒线，2006 年升至 049，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增长趋势明显。当然，贫富分化可能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在我国，说税制设计的不合理是造成其形成的原因之一，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其次，这种制度设计还为纳税人通过转换所得类别进行避税提供了空间[1]。由于将所得划分为不同的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在已划分的项目中，纳税人可以利用现行法的漏洞，通过转化所得类别，进行避税。比如，当纳税人在同一个企业同时获取股息和工资时，他就可以通过合理的计算，对二者的数额做合理的分配，以达到最低的纳税额。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从纳税人的角度思考，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但从整个国家的宏观个人所得税制度角度上看，税制出现这么大的立法漏洞，实在是有点贻笑大方的感觉。另外，现行的税制可以与现行的征管制度结合，进一步放大了税制本身的缺陷，导致个人所得税出现了“逆向调节”。由于工资薪金所得收入透明，实行代扣代缴，征管较为到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多为利息、股息、财产转让所得等资本所得，收入渠道多而隐蔽，在控制上比劳动所得难度大，偷逃税比较严重。进而导致出现，高收入者逃税，中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过重，“有钱人不纳税”的局面。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的数据显示，包括民营企业家、娱乐及体育明星、建筑承包商等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税总额的5%左右。一些名列榜首的富豪竟没有缴纳个人所4税。我国税务总局的网站资料显示，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的50%，而不足社会20%的富人占据了超过社会80%的存款，其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税总收入的10%。可见，我国的分类所得税制，在当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亟待进行立法改革。
2费用扣除制度及其缺陷
实体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合理、规范、科学地确认应税所得，在税率既定的条件下，应税所得的确认就取决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规定。如上文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现行费用扣除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规定得比较简单，存在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即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情况、健康情况等家庭负担因素，不能体现宽免扣除的个性化要求，违背了量能负担原则。2012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则表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分项征税办法，这种模式没有直接设计教育、赡养老人、扶养子女等专项扣除。但在实际上，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费用减除标准的确定是以社会平均消费支出为依据，包括了家庭生活支出、教育、医疗、赡养老人、扶养子女等项目的平均数额。当然，这个平均数额无法解决具体家庭支出的差异性问题。这种“一刀切”的规定，表面上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实际却因纳税人（纳税主体）的个性化，造成实质的税负不公平，比如，对于收入相同的人甲和乙两个人，甲需要赡养年迈父母，而乙则无任何负担，那么在“一刀切”的税制下，两个人的实际扣除项目相同，那么甲因赡养父母实际支出的费用未能被扣除而被征税，则甲在负担重于乙的情况却要与乙缴纳相同的税，这时，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根本未能发挥出来；但如果能对扣除项目做个性化考量，将甲赡养父母的费用扣除，那么甲在负担重的情况下将比乙少缴个人所得税，二者的实际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个人所得税也将能够实现其调节收入的功能。可见，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是受到压制的，且是不公平的。
3《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建议
法律是对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和保障，经济法律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法律分配权利义务必须公平。当法律难以做到公平的分配权利义务和实现其应有目的时，必须对该法律进行修改，以期法律能够更好地分配权利义务和实现其应有之目的。所以在当前个人所得税法不能满足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不能做到公平对待社会收入流量分配的情况下，应对其进行修改。
31改变现行税制——由分类税制转向混合税制
分类税制的缺陷及其与中国的实际现状的不符，可见于上文，必须对其进行改革，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到底是要改为混合税制还是综合税制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两种主张者均有，比如刘隆亨教授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将采取既综合又分项相结合的计征做法，比较合适”。[3]从现实的状况来看，特别国家的“十二五”计划已明确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4]我国之所以在当前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其现实和理论意义。首先，混合税制可以缓解上文所提到的现行税制引发的社会税收不公平问题，特别是资本利得的税负轻于工薪所得问题，使得再次分配更注重公平；其次，这种税制兼具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的优点，能够与我国现行的分类税制更好地衔接，在现行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改革成本更小；再次，即便是综合税制，也存在着税收公平的问题，且实际上也鲜见纯粹的综合税制国家。
当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又可以分为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类型。交叉型混合所得税是对各类所得扣除必要费用后，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纳税年度结束时，再汇总全部所得，统一扣除费用后按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税额，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允许抵扣。并立型混合所得税是对部分应税所得项目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其余应税所得在取得时实行源泉扣缴，到年终时予以综合再适用累进税率征税，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不允许抵扣。交叉型更接近于综合所得税制，但税制比较复杂，征收难度大，实行的国家很少。并立型形成分类（或分离）征收与综合征收互不交叉的并立结构，税制比较简单，又可以量能课税，征管也较为方便，鉴于上文分析，我国应当采用并立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
32完善费用扣除制度
从理论上说，应当扣除的费用包括成本费用类、生计费用类和特殊政策类费用等三类。费用扣除制度的核心是生计费用扣除，是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在美国联邦税法中称为“调整后毛所得”之后的扣除，包括宽免和标准扣除或分项扣除（两者中较低者），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其未明确规定。我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未能体现其个性，造成实质上的税收不公平。为了体现分配正义，我国对于综合征收中生计费用扣除，应当摒弃现行“一刀切”的定额或定率扣除制度，采用基础扣除和特别扣除相结合的个别扣除法，以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体现“以人为本”精神[5]。这也符合税收“人税化”的要求。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全国统一的基本生计费用扣除，不需要纳税人提供扣除凭证，每个纳税人均可以得到扣除；二是特殊支出项目的据实扣除，如大病医疗支出中个人承担的部分、正规全日制教育的学费等项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租金支出，以及个人的生产性投入等。[6]将生计费用二分开来，统一部分易于操作，能够提升个税征收的效率，特殊支出部分能够关注纳税人的个性，有助于实现个税公平，解决现实中税负不公平的问题。另外，这种设计，应该说对纳税人和税收征收机关来说与他们的权利义务设置是适当的，并且是容易操作的。
参考文献：
[1]施正文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J].中国法学，2011（5）：32-43.
[2][美]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5版邓子基，邓力平，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344.
[3]刘隆亨《个税法》修改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杂志，2006（1）：66-69.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newsjinkucom/20090720/477625html，2012-12-18.
[5]翟继光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税务研究，2009（3）：55-56
[6]黄凤羽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的制度设想[J].税务研究，2011（3）：41-43.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混合税制；费用扣除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27-03
理论界认为，个人所得税类具有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成员的流量财富，通过税收的形式可以进行再次分配。但在我国，由于个人所得税税收设计不合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未能很好地显现。2011年修订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只是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增加了关于工资薪金所得和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结构调整等内容。在费用扣除方面，采用“一刀切”的扣除方法，使得个税法在费用扣除上没有关注到纳税主体的个别性差异，进而导致个人所得税法在理论和实务中没能处理好税收横向公平的问题。
1现行税制及存在问题
11世界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
国际上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有三种：综合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混合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是把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进行汇总，在作法定宽免和扣除后，按照累进税率统一计征，以美国、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为代表。分类所得税是把所得按其来源和性质分为若干类别，对不同类别的所得分别扣除费用并适用不同税率进行计征，以中国为典型代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混合税制）则是先根据纳税人的全年各项特定所得先征收一定比例的分类所得税，然后综合纳税人的全年各项所得额，如果达到一定的课税额度标准，就使用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税并扣除掉以前已经征过的分类所得税收，多退少补，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为其代表。综合所得税制与分类所得税制是现行税制的两个极端，各自的优缺点也比较明显。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是能充分体现量能课税原则，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都得到了很好体现；其缺点是计税依据的确定比较困难和复杂，遵从和管理成本高。分类所得税的优点是可以对不同所得实行差别待遇，对征管要求低；其缺点是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并容易产生避税。在所得税发展的早期，分类所得税制被普遍采用，随着税收的发展，综合所得税制逐渐取代了分类所得税制，但由于综合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的缺陷，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采用纯粹的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兼具部分分类所得税的特征。特别是近30 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加速流动带来了税基的高度流动性，各国纷纷对资本所得采取轻税政策，并对综合所得税进行改革尝试，突出表现在二元所得和单一税的实行[1]。混合所得税则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兼收并蓄，首先能够体现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其次计税依据确定相对简单，管理成本不高，再次，比分类计征更能遏制避税行为。我国现在一部分学者主张我国应该建立这种混合所得税制，并且我国的“十二五”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混合所得税制作为我国未来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目标。
12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首先把应税所得分为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十一类所得；其次，分别按不同形式的税率和方式进行课税；再次，征收的方法是按月、按年或按次的源泉课征，不进行年末清算。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不足。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单从理论上说，这种税制更方便对不同来源的个人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进而更好地调节不同来源的个人所得，更方便地实现对收入调节的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通过对资本所得设计低税率，促进资本的积累，增加社会的效率，所以在中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背景下，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对提高社会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公平和效率在一定情形下是一对矛盾体，在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方面尤其如此。“所得应该是一种综合性收入（所得），即无差别地合并一切来源的收入，在此基础上适用税率进行征税。如果没有这种综合性，累进税率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不可能适应根据纳税者能力征税的要求”[2]，这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设计税制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项目分为11类，每类所得的扣除标准、适用税率和计税方法都不同，这样一来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首先，会导致不同所得之间的税负不公平，使得适用累进税率的功能大打折扣。从理论上说，分类所得税制本质在于不同所得设计不同税率，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现阶段凸显出其税率结构不合理，工资薪金所得的累进税率要高于生产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导致劳动所得的税负有时会高于非勤劳所得，这样一来，工薪所得的累进税率的调节收入分配的累进功能，就会被事实上占国民收入量大头的资本利得的比例税率的累退功能所抵消。另外，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仅税负过高，由于征管难度大，其实际征收效果也不佳，高工薪者利用其掌握的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手段避税、逃税，反而使得其税负降低。这样一来，现行税制就对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1。按照国际通常标准，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 03～04为相对合理状态，超过04为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达到06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已越过 04 的警戒线，2006 年升至 049，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增长趋势明显。当然，贫富分化可能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在我国，说税制设计的不合理是造成其形成的原因之一，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其次，这种制度设计还为纳税人通过转换所得类别进行避税提供了空间[1]。由于将所得划分为不同的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在已划分的项目中，纳税人可以利用现行法的漏洞，通过转化所得类别，进行避税。比如，当纳税人在同一个企业同时获取股息和工资时，他就可以通过合理的计算，对二者的数额做合理的分配，以达到最低的纳税额。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从纳税人的角度思考，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但从整个国家的宏观个人所得税制度角度上看，税制出现这么大的立法漏洞，实在是有点贻笑大方的感觉。另外，现行的税制可以与现行的征管制度结合，进一步放大了税制本身的缺陷，导致个人所得税出现了“逆向调节”。由于工资薪金所得收入透明，实行代扣代缴，征管较为到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多为利息、股息、财产转让所得等资本所得，收入渠道多而隐蔽，在控制上比劳动所得难度大，偷逃税比较严重。进而导致出现，高收入者逃税，中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过重，“有钱人不纳税”的局面。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的数据显示，包括民营企业家、娱乐及体育明星、建筑承包商等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税总额的5%左右。一些名列榜首的富豪竟没有缴纳个人所4税。我国税务总局的网站资料显示，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的50%，而不足社会20%的富人占据了超过社会80%的存款，其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税总收入的10%。可见，我国的分类所得税制，在当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亟待进行立法改革。
2费用扣除制度及其缺陷
实体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合理、规范、科学地确认应税所得，在税率既定的条件下，应税所得的确认就取决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规定。如上文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现行费用扣除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规定得比较简单，存在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即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情况、健康情况等家庭负担因素，不能体现宽免扣除的个性化要求，违背了量能负担原则。2012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则表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分项征税办法，这种模式没有直接设计教育、赡养老人、扶养子女等专项扣除。但在实际上，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费用减除标准的确定是以社会平均消费支出为依据，包括了家庭生活支出、教育、医疗、赡养老人、扶养子女等项目的平均数额。当然，这个平均数额无法解决具体家庭支出的差异性问题。这种“一刀切”的规定，表面上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实际却因纳税人（纳税主体）的个性化，造成实质的税负不公平，比如，对于收入相同的人甲和乙两个人，甲需要赡养年迈父母，而乙则无任何负担，那么在“一刀切”的税制下，两个人的实际扣除项目相同，那么甲因赡养父母实际支出的费用未能被扣除而被征税，则甲在负担重于乙的情况却要与乙缴纳相同的税，这时，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根本未能发挥出来；但如果能对扣除项目做个性化考量，将甲赡养父母的费用扣除，那么甲在负担重的情况下将比乙少缴个人所得税，二者的实际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个人所得税也将能够实现其调节收入的功能。可见，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是受到压制的，且是不公平的。
3《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建议
法律是对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和保障，经济法律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法律分配权利义务必须公平。当法律难以做到公平的分配权利义务和实现其应有目的时，必须对该法律进行修改，以期法律能够更好地分配权利义务和实现其应有之目的。所以在当前个人所得税法不能满足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不能做到公平对待社会收入流量分配的情况下，应对其进行修改。
31改变现行税制——由分类税制转向混合税制
分类税制的缺陷及其与中国的实际现状的不符，可见于上文，必须对其进行改革，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到底是要改为混合税制还是综合税制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两种主张者均有，比如刘隆亨教授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将采取既综合又分项相结合的计征做法，比较合适”。[3]从现实的状况来看，特别国家的“十二五”计划已明确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4]我国之所以在当前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其现实和理论意义。首先，混合税制可以缓解上文所提到的现行税制引发的社会税收不公平问题，特别是资本利得的税负轻于工薪所得问题，使得再次分配更注重公平；其次，这种税制兼具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的优点，能够与我国现行的分类税制更好地衔接，在现行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改革成本更小；再次，即便是综合税制，也存在着税收公平的问题，且实际上也鲜见纯粹的综合税制国家。
当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又可以分为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类型。交叉型混合所得税是对各类所得扣除必要费用后，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纳税年度结束时，再汇总全部所得，统一扣除费用后按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税额，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允许抵扣。并立型混合所得税是对部分应税所得项目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其余应税所得在取得时实行源泉扣缴，到年终时予以综合再适用累进税率征税，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不允许抵扣。交叉型更接近于综合所得税制，但税制比较复杂，征收难度大，实行的国家很少。并立型形成分类（或分离）征收与综合征收互不交叉的并立结构，税制比较简单，又可以量能课税，征管也较为方便，鉴于上文分析，我国应当采用并立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
32完善费用扣除制度
从理论上说，应当扣除的费用包括成本费用类、生计费用类和特殊政策类费用等三类。费用扣除制度的核心是生计费用扣除，是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在美国联邦税法中称为“调整后毛所得”之后的扣除，包括宽免和标准扣除或分项扣除（两者中较低者），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其未明确规定。我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未能体现其个性，造成实质上的税收不公平。为了体现分配正义，我国对于综合征收中生计费用扣除，应当摒弃现行“一刀切”的定额或定率扣除制度，采用基础扣除和特别扣除相结合的个别扣除法，以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体现“以人为本”精神[5]。这也符合税收“人税化”的要求。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全国统一的基本生计费用扣除，不需要纳税人提供扣除凭证，每个纳税人均可以得到扣除；二是特殊支出项目的据实扣除，如大病医疗支出中个人承担的部分、正规全日制教育的学费等项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租金支出，以及个人的生产性投入等。[6]将生计费用二分开来，统一部分易于操作，能够提升个税征收的效率，特殊支出部分能够关注纳税人的个性，有助于实现个税公平，解决现实中税负不公平的问题。另外，这种设计，应该说对纳税人和税收征收机关来说与他们的权利义务设置是适当的，并且是容易操作的。
参考文献：
[1]施正文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J].中国法学，2011（5）：32-43.
[2][美]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5版邓子基，邓力平，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344.
[3]刘隆亨《个税法》修改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杂志，2006（1）：66-69.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newsjinkucom/20090720/477625html，2012-12-18.
[5]翟继光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税务研究，2009（3）：55-56
[6]黄凤羽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的制度设想[J].税务研究，2011（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