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是历来文人墨客们借以表情达意的载体，而诗人的这些情感与意志，通常被诗人融进他们的诗作里，读者常从诗人展现出的这些意象中来窥探出诗人的思想感情。但是后世的读者在研究诗歌意象时，多数是从文学、修辞学、美学以及翻译学等方面着手分析，虽然这些研究为意象批评领域做出了丰富贡献，但是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多以印象式批评为主，重感性直觉，主观色彩浓重，因此，未能很好地将诗人构建诗性语言的认知机制，以及读者在阅读欣赏诗歌时的审美加工过程分析清楚。而认知诗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其运用于解释文本意义的形成，还能创新性地发现文本内部新的含义以及特征的一种研究范式，同时，认知诗学的部分主要范畴不仅具备发掘文本意义的工具性优势，也具有审美的潜能，其本身蕴含着审美的指向性。因而本文将采用认知诗学的理论来分析王维的涉及“少年”形象的《少年行》，虽然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涉及“少年”意象的诗歌并不如田园山水一类的多，但多数都显得别具一格，因此，本文从认知的层面来进一步解析诗歌中的意象以及情感立意。
一、概念隐喻下诗歌的意象分析
最早的有关“意象”的记载可见于中国，即《周易·系辞》里提到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但这时候的“意”与“象”还处于分离的状态，此时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尔后将“意”与“象”结合起来并且作为作家创作的思维，是在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窥意象而运斤”中。但在西方的研究中，意象则作为心理学的术语，指代人类的心理表征。而在认知诗学里，意象被认作语言及思维的认知前提，是人类心理活动的表征要素，因而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将自身的主观形成的情志与客观物象相融合，最后以意象作为两者融合之后的艺术载体，让读者间接感知。
概念隐喻是认知体验性的产物，即概念系统中存在的抽象概念，主体无法与其产生直接的联系性体验，需借助隐喻的认知方式来表达其意。综合上述，意象实际上也是概念隐喻的一种。莱科夫与特纳曾提出一种“抽象即具体”的隐喻方式，即具体层面的图式如果共享相同的抽象结构就可以相互映射，这个具象的图式是隐喻的源域，抽象图式便是该隐喻的靶域。简而言之，就是客观存在的具体物象就是源域，诗人所要传达的意志和情感就是目标域，而读者要穿透表层的“象”来领悟其中的“意”，就只能以隐喻作为认知手段。
少年行四首
王维
【其一】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氣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其四】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少年行（其一）》的第一句就出现了全诗的第一个名词意象“美酒”，以此来引领全诗。“斗十千”作为后置定语，说明美酒的珍贵性。“酒”可谓算得上是中国古典诗歌里最受诗人、词人青睐的一种意象。魏晋时期有曹操、曹植、陶渊明等人有意识地在诗歌中为“酒”这一意象赋予思考生命意义的深刻内涵，而到了盛唐时期，“酒”的意象隐喻就在诗人们的演绎下开始发生变化。
在本诗中，“美酒”这个由形容词词素加名词词素构成的意象，它的联想意义和审美内涵主要落在“美”字上，“美”即为好也、善也，这一形容词词素可以用来形容人或物，但在诗中与“酒”字相结合，意为品质上好的酒，此时“美酒”意象作为具象的图式是隐喻的源域。然而，“美酒”的属性被投射到隐喻的靶域“人”和“情感”之中，则赋予了这一意象更深刻的含义，因而这里的“美酒”不仅意指酒之美，更是指少年郎豪饮时的精神自信之美，是豪迈自信的人格。在陈述完这一群游侠少年郎相逢意气畅饮之后，最后一句反而以外景的“高楼”与“垂柳”两意象作结尾，“高楼”本就极易令人联想到形态上“高大”“雄伟”一类的形容词，但最后又以人体外形有女子柔媚温婉姿态、季节特征上显示春意盎然的“垂柳”收尾，实现了刚柔并济。“高楼”“垂柳”这两种意象的相关特征被投射到了人与情感的域中，“高楼”不再仅是一座宏大雄伟的阁楼，而是指少年郎卓然挺立的雄姿，有别于市井嗜酒之徒的粗鄙之态。而“垂柳”因其本身的性质是为贯穿整个春天的绿色植物，且形态纤细，故其具备季节隐喻、颜色隐喻、物体隐喻这三重隐喻机制，意喻着物或人生机勃勃的状态及温润如玉的气质。而“美酒”“高楼”“垂柳”这三种意象的隐喻过程，因其源域与靶域的“隐喻距离”并不十分遥远，故而显得较为清晰明了。纵观全诗，概念隐喻又将这三种意象巧妙联合起来，其中隐喻着的抽象情感又十分连贯地投射在全诗唯一的人物意象“游侠少年”身上，因此，读者联想到一群朝气蓬勃、奔放不羁但又蕴藉有致的少年郎，他们此刻都还怀着对人生美好憧憬与对自身命运无比自信的心情，他们在长街纵马之后，还能彼此相约高台楼阁内把酒言欢、倾情言意。
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诗中所罗列的意象感知诗人的心灵深处，正是因为这些概念隐喻在认知系统中是符合心理的连贯性。通过对诗歌意象的隐喻解读，我们发现有些意象的概念隐喻会扩展出多层级的次隐喻，这些次隐喻彼此之间又具备一定的连贯性，因而形成多种不同意义的主题，进而使得读者对全诗的立意与情感难以准确把握，从而造成诗歌多义理解的情况。
二、原型理论下的“少年”意象
在荣格的原型理论基础上，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提出原型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也被广泛应用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他用原型这个术语指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运用并因此而成为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原型，又称为原始意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它以象征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并且是作为种族的记忆和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它所承载的内蕴隐藏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之中难以被察觉。同时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它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幻想并自由表现于各类文艺作品中，诸如神话、民俗、传说、意象、象征。因此，在众多中国古典艺术形式中，不乏原型存在的痕迹，它在诗歌中多以意象的形式存在，以精练而简洁的语言表达着诗人个体审美心理的同时，诗人的创作还出于一种无目的性与当下的民族时代情感相契合。关于诗歌中存在的这种现象，早有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用原型意象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他认为创作者在诗歌中表现原型意象之后，不仅再是一人的声音，同时也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声，“与此同时，他也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了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 “少年”一词在《辞典》一书中解释为年轻的男子，但一旦它走进诗歌的殿堂中，它便常与创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会给这一意象融进丰富的意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年”的形象多是抑郁不得志的忧郁形象，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中的“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还有南朝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到了唐朝时期，则更多以行侠仗义的游侠以及为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形象出现于诗歌当中。
到了王维的《少年行》中，其中的“少年”也是一个原型意象。诗人之所以会选择“少年”作为全诗的核心意象，是因为这一“象”包含了诗人最核心的“意”。我们在看到这首诗的标题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在脑海中联想到日常活动中出现的“少年”，随后一个关于“少年”的原型就会在眼前浮现，但由于这一意象它是出现在诗歌中而非其他领域中，认知诗学关于“诗”体裁的原型理论会让我们随即进入审美活动。从读者的角度來看，这时的“少年”形象已经不再是日常活动里的“少年”，而是被诗人赋予情感与意志的原型意象，因此，我们在分析它的时候才更应注重其的感性形式。第一首少年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少年”形象首先是意气风发又蕴藉有致的。其后在第二首诗中，有关“少年”形象的具体描绘主要体现在事件还原上，诸如“仕汉羽林郎”“战渔阳”，这表明少年已位至羽林郎，并且参与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实现从“咸阳游侠”到“仕汉羽林郎”的身份转变。而在第三首诗中则重点描绘“少年”在战场上的风姿，“擘两雕弧”“偏坐金鞍”“调白羽”均能表明“少年”这一人物客体身上具有骑射马术、功夫了得的特质，少年的“射杀五单于”行为则传递出这一形象所特有的果敢无畏的大丈夫精神。
但这些精神与特质并非理性意义上的“少年”所必定具备的，而是诗人主观世界的呈现，诗人按照心目中所理想的模样，将这些积极正面的特质与精神借“少年”的行为和动作表现了出来。
三、“移情说”下诗人的情感与意志的映射
德国美学家R.菲舍尔（1847-1933）提出的“移情说”，后来成为西方美学的代表性美学理论之一。所谓移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所谓当审美主体在观照审美对象时，会将自己的情感与意志投注到对象之中，实现物我合一。
在众多的中国古典诗歌鉴赏分析中，它们都以“移情说”作为手段来探究意象与诗人情感之间关系时，所探究的移情对象大多均为无生命的客观物体，而在本诗《少年行》中，诗人所要投射自身情感的对象正是“少年”这一人物意象，综合四首诗不难看出情感投射的根据。首先，诗人通篇都以“少年”这一形象为主要描绘对象，即使其他出现在诗歌中的“骠骑”“单于”的形象也仅沦为陪衬。其次，在描绘“少年”形象所运用到的词语均是正面积极向的，从第一首诗“美酒”“高楼”“垂柳”这些隐喻意象，到在借外物“雕弧”“金鞍”和“白羽”，对“少年”的行为进行侧面刻画之时，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并无消极之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全诗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描绘“少年”，但镜头的切换都是跟随“少年”所处的不同场景而变换的，因此，即便在第四首诗已无“少年”的身影，“论战功”“赐侯印”之人成了“将军”，也依旧能给读者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去为本应加官晋爵的“少年”鸣不平。
首先，诗中借“美酒”展现少年彼此之间意气为君饮的豪情，除却诗人想要表达对少年自信姿态的肯定与赞美之意，实际上也是诗人心中对“少年”的理想化人格的反映。其次，少年的形象不再是意气纵酒的“游侠”，而是上升到抗战杀敌的“羽林郎”，这表明诗人并不甘于令“少年”的身份停留在只知享乐饮酒的游侠身上，而更应“纷纷射杀五单于”，在捍卫国家领土的战场上展现个人存在的价值。而在大肆渲染“少年”在战场上的英姿之后，诗人却没有描绘出“少年”论功行赏，最后登居高位的情形，而是将“云台论功”的主角给了主帅将军，这样一种描述方式无疑将诗人的格局抬得更高，“少年”上阵杀敌是一种出于爱国护民的奉献之举，并非完全执着于个人的功名荣誉。
全诗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直接表现出诗人的情感，他的情感需要读者通过文本去理性“认知”，同时以审美经验去感受其中的意蕴，由此就产生了“认知张力”，倘若诗人将自身的理想抱负以及对“少年”的情感直接表现，那全诗就是在描述情感，读者与诗人之间那层若有若无的“迷障”就不复存在，诗歌的魅力也随之大为减弱。
四、结语
本文在认知诗学的理论框架下，首先运用了“概念隐喻”理论从多个层次解析诗歌意象的内蕴，其次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析诗人为“少年”这一原型意象所赋予的特质与精神，最后运用“移情说”的理论，将上述经过分析所得到的意象内蕴以及“少年”形成背后承载的文化含义结合起来，透析诗人在诗歌中隐含的情感和意志。最后的结果表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诗歌确实能够将诗歌意义的认知机制显现出来，从而令读者以更加直观的角度来认知诗歌的深层意蕴。
一、概念隐喻下诗歌的意象分析
最早的有关“意象”的记载可见于中国，即《周易·系辞》里提到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但这时候的“意”与“象”还处于分离的状态，此时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尔后将“意”与“象”结合起来并且作为作家创作的思维，是在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窥意象而运斤”中。但在西方的研究中，意象则作为心理学的术语，指代人类的心理表征。而在认知诗学里，意象被认作语言及思维的认知前提，是人类心理活动的表征要素，因而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将自身的主观形成的情志与客观物象相融合，最后以意象作为两者融合之后的艺术载体，让读者间接感知。
概念隐喻是认知体验性的产物，即概念系统中存在的抽象概念，主体无法与其产生直接的联系性体验，需借助隐喻的认知方式来表达其意。综合上述，意象实际上也是概念隐喻的一种。莱科夫与特纳曾提出一种“抽象即具体”的隐喻方式，即具体层面的图式如果共享相同的抽象结构就可以相互映射，这个具象的图式是隐喻的源域，抽象图式便是该隐喻的靶域。简而言之，就是客观存在的具体物象就是源域，诗人所要传达的意志和情感就是目标域，而读者要穿透表层的“象”来领悟其中的“意”，就只能以隐喻作为认知手段。
少年行四首
王维
【其一】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氣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其四】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少年行（其一）》的第一句就出现了全诗的第一个名词意象“美酒”，以此来引领全诗。“斗十千”作为后置定语，说明美酒的珍贵性。“酒”可谓算得上是中国古典诗歌里最受诗人、词人青睐的一种意象。魏晋时期有曹操、曹植、陶渊明等人有意识地在诗歌中为“酒”这一意象赋予思考生命意义的深刻内涵，而到了盛唐时期，“酒”的意象隐喻就在诗人们的演绎下开始发生变化。
在本诗中，“美酒”这个由形容词词素加名词词素构成的意象，它的联想意义和审美内涵主要落在“美”字上，“美”即为好也、善也，这一形容词词素可以用来形容人或物，但在诗中与“酒”字相结合，意为品质上好的酒，此时“美酒”意象作为具象的图式是隐喻的源域。然而，“美酒”的属性被投射到隐喻的靶域“人”和“情感”之中，则赋予了这一意象更深刻的含义，因而这里的“美酒”不仅意指酒之美，更是指少年郎豪饮时的精神自信之美，是豪迈自信的人格。在陈述完这一群游侠少年郎相逢意气畅饮之后，最后一句反而以外景的“高楼”与“垂柳”两意象作结尾，“高楼”本就极易令人联想到形态上“高大”“雄伟”一类的形容词，但最后又以人体外形有女子柔媚温婉姿态、季节特征上显示春意盎然的“垂柳”收尾，实现了刚柔并济。“高楼”“垂柳”这两种意象的相关特征被投射到了人与情感的域中，“高楼”不再仅是一座宏大雄伟的阁楼，而是指少年郎卓然挺立的雄姿，有别于市井嗜酒之徒的粗鄙之态。而“垂柳”因其本身的性质是为贯穿整个春天的绿色植物，且形态纤细，故其具备季节隐喻、颜色隐喻、物体隐喻这三重隐喻机制，意喻着物或人生机勃勃的状态及温润如玉的气质。而“美酒”“高楼”“垂柳”这三种意象的隐喻过程，因其源域与靶域的“隐喻距离”并不十分遥远，故而显得较为清晰明了。纵观全诗，概念隐喻又将这三种意象巧妙联合起来，其中隐喻着的抽象情感又十分连贯地投射在全诗唯一的人物意象“游侠少年”身上，因此，读者联想到一群朝气蓬勃、奔放不羁但又蕴藉有致的少年郎，他们此刻都还怀着对人生美好憧憬与对自身命运无比自信的心情，他们在长街纵马之后，还能彼此相约高台楼阁内把酒言欢、倾情言意。
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诗中所罗列的意象感知诗人的心灵深处，正是因为这些概念隐喻在认知系统中是符合心理的连贯性。通过对诗歌意象的隐喻解读，我们发现有些意象的概念隐喻会扩展出多层级的次隐喻，这些次隐喻彼此之间又具备一定的连贯性，因而形成多种不同意义的主题，进而使得读者对全诗的立意与情感难以准确把握，从而造成诗歌多义理解的情况。
二、原型理论下的“少年”意象
在荣格的原型理论基础上，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提出原型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也被广泛应用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他用原型这个术语指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运用并因此而成为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原型，又称为原始意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它以象征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并且是作为种族的记忆和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它所承载的内蕴隐藏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之中难以被察觉。同时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它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幻想并自由表现于各类文艺作品中，诸如神话、民俗、传说、意象、象征。因此，在众多中国古典艺术形式中，不乏原型存在的痕迹，它在诗歌中多以意象的形式存在，以精练而简洁的语言表达着诗人个体审美心理的同时，诗人的创作还出于一种无目的性与当下的民族时代情感相契合。关于诗歌中存在的这种现象，早有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用原型意象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他认为创作者在诗歌中表现原型意象之后，不仅再是一人的声音，同时也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声，“与此同时，他也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了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 “少年”一词在《辞典》一书中解释为年轻的男子，但一旦它走进诗歌的殿堂中，它便常与创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会给这一意象融进丰富的意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年”的形象多是抑郁不得志的忧郁形象，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中的“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还有南朝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到了唐朝时期，则更多以行侠仗义的游侠以及为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形象出现于诗歌当中。
到了王维的《少年行》中，其中的“少年”也是一个原型意象。诗人之所以会选择“少年”作为全诗的核心意象，是因为这一“象”包含了诗人最核心的“意”。我们在看到这首诗的标题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在脑海中联想到日常活动中出现的“少年”，随后一个关于“少年”的原型就会在眼前浮现，但由于这一意象它是出现在诗歌中而非其他领域中，认知诗学关于“诗”体裁的原型理论会让我们随即进入审美活动。从读者的角度來看，这时的“少年”形象已经不再是日常活动里的“少年”，而是被诗人赋予情感与意志的原型意象，因此，我们在分析它的时候才更应注重其的感性形式。第一首少年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少年”形象首先是意气风发又蕴藉有致的。其后在第二首诗中，有关“少年”形象的具体描绘主要体现在事件还原上，诸如“仕汉羽林郎”“战渔阳”，这表明少年已位至羽林郎，并且参与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实现从“咸阳游侠”到“仕汉羽林郎”的身份转变。而在第三首诗中则重点描绘“少年”在战场上的风姿，“擘两雕弧”“偏坐金鞍”“调白羽”均能表明“少年”这一人物客体身上具有骑射马术、功夫了得的特质，少年的“射杀五单于”行为则传递出这一形象所特有的果敢无畏的大丈夫精神。
但这些精神与特质并非理性意义上的“少年”所必定具备的，而是诗人主观世界的呈现，诗人按照心目中所理想的模样，将这些积极正面的特质与精神借“少年”的行为和动作表现了出来。
三、“移情说”下诗人的情感与意志的映射
德国美学家R.菲舍尔（1847-1933）提出的“移情说”，后来成为西方美学的代表性美学理论之一。所谓移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所谓当审美主体在观照审美对象时，会将自己的情感与意志投注到对象之中，实现物我合一。
在众多的中国古典诗歌鉴赏分析中，它们都以“移情说”作为手段来探究意象与诗人情感之间关系时，所探究的移情对象大多均为无生命的客观物体，而在本诗《少年行》中，诗人所要投射自身情感的对象正是“少年”这一人物意象，综合四首诗不难看出情感投射的根据。首先，诗人通篇都以“少年”这一形象为主要描绘对象，即使其他出现在诗歌中的“骠骑”“单于”的形象也仅沦为陪衬。其次，在描绘“少年”形象所运用到的词语均是正面积极向的，从第一首诗“美酒”“高楼”“垂柳”这些隐喻意象，到在借外物“雕弧”“金鞍”和“白羽”，对“少年”的行为进行侧面刻画之时，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并无消极之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全诗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描绘“少年”，但镜头的切换都是跟随“少年”所处的不同场景而变换的，因此，即便在第四首诗已无“少年”的身影，“论战功”“赐侯印”之人成了“将军”，也依旧能给读者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去为本应加官晋爵的“少年”鸣不平。
首先，诗中借“美酒”展现少年彼此之间意气为君饮的豪情，除却诗人想要表达对少年自信姿态的肯定与赞美之意，实际上也是诗人心中对“少年”的理想化人格的反映。其次，少年的形象不再是意气纵酒的“游侠”，而是上升到抗战杀敌的“羽林郎”，这表明诗人并不甘于令“少年”的身份停留在只知享乐饮酒的游侠身上，而更应“纷纷射杀五单于”，在捍卫国家领土的战场上展现个人存在的价值。而在大肆渲染“少年”在战场上的英姿之后，诗人却没有描绘出“少年”论功行赏，最后登居高位的情形，而是将“云台论功”的主角给了主帅将军，这样一种描述方式无疑将诗人的格局抬得更高，“少年”上阵杀敌是一种出于爱国护民的奉献之举，并非完全执着于个人的功名荣誉。
全诗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直接表现出诗人的情感，他的情感需要读者通过文本去理性“认知”，同时以审美经验去感受其中的意蕴，由此就产生了“认知张力”，倘若诗人将自身的理想抱负以及对“少年”的情感直接表现，那全诗就是在描述情感，读者与诗人之间那层若有若无的“迷障”就不复存在，诗歌的魅力也随之大为减弱。
四、结语
本文在认知诗学的理论框架下，首先运用了“概念隐喻”理论从多个层次解析诗歌意象的内蕴，其次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析诗人为“少年”这一原型意象所赋予的特质与精神，最后运用“移情说”的理论，将上述经过分析所得到的意象内蕴以及“少年”形成背后承载的文化含义结合起来，透析诗人在诗歌中隐含的情感和意志。最后的结果表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诗歌确实能够将诗歌意义的认知机制显现出来，从而令读者以更加直观的角度来认知诗歌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