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总督每年平均会收十八万两陋规。如果曾国藩真收了这么多，除去官场应酬之外，他每年会节余十五万两。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大清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这样一算，曾国藩的身后遗产可能高达一百八十万两。
　　曾国藩真的积攒了这么多钱吗？显然没有。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到那时为止所有的积蓄，一共一万八千两。差了一百倍。那么，曾国藩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
　　第一，是他拒绝了很多灰色收入，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不收下属官员送给他见面礼。
　　第二，各衙门送的陋规，他大部分都拒绝了。一年只收三万两。
　　第三，小金库中的余钱，他不会带回家里。
　　虽然一生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位极人臣，但是曾国藩晚年的心境是很落寞的。虽然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志，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突然发现，自己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
　　他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潢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也就是说，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很想直接躺到棺材里去，人死了就能心安理得地好好休息了，那样还比活着更快乐些。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对大清王朝的现状深为失望。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期盼的这个长夜快乐之期终于到来了。这天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一天辛苦的公事后，由孩子陪着，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身子向一旁一歪。原来是突发脑溢血。在旁边陪他散步的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曾国藩“渐不能行，即以抽搐”。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花厅。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坐了三刻之后，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国藩早有打算。他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八千两养廉银，除了养老之外，还打算用来办丧事。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被事实证明并不充裕。
　　曾国藩生前很早就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只留下一万多两，如果动用这笔款项，曾家其他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曾国藩的遗嘱。
　　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李鸿章带了两千两白银南下奔丧，曾纪泽坚决不要。连李鸿章的都不要，别人的更不能要了。曾国藩的丧事，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可以说曾国藩生平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丧事上。
　　这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的心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在晚年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一生的信条是不留金钱给子孙。
　　曾国藩一生，只留下了两项财产。一项是那座被命名为富厚堂的宅第。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养老，命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处老房子，以备告老回家后定居。我们今天去荷叶镇，会看到一座规模很大乡间侯府，扁额上写着“富厚堂”三个字。不过曾国藩后来没有告老还乡，也就没有在这里住过。
　　曾国藩的第二项遗产，就是书籍。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他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因为书籍属于精神财富，它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曾国藩身后，这些藏书及文件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在寄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富厚堂其他的当时认为比较珍贵的藏书，共计200多担，1950年冬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存在湖南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
　　至于大部分几十万卷当时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藏书，在经历“土改”、“四清”、“文革”之后，都不知去向了。今天我们到藏书楼上，看到架上还零星躺着线装书，其实这是些影印件或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旧书，只是摆摆样子，曾家原来的藏书，一本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