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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高水平的摄影史研究，是中国摄影发展所依赖的基础工程之一。1980和1990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曾组织编写了《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史 1937-1949》和《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 1949-1989》，为系统研究中国摄影史打下了基础，但此后20余年，高水平的摄影史著作依然难寻。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泰瑞·贝内特先生三卷本的《中国摄影史》相继在国内出版（现在出到了第二本），自然会引起关注。去年其三卷本中的第一本《中国摄影史 1842-1860 》出版后，本刊曾发表署名评论文章《不忍细看—评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作者南无哀）；现在，贝内特三卷本著作的第二卷《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出版，本刊刊发曾璜先生的评论《史料、史论与态度》，继续讨论中国摄影史研究方面的相关问题。曾璜先生原题目为《态度与成就》，全长6000余字，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可见《中国摄影》杂志网站（www.cphoto.com.cn）。
1884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的拍摄水平如何？19世纪的中国人怎样在西方摄影师镜头前作鸟散状？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 Photographers 1861-1879；下称《中国摄影史：1861-1879》）中文版里找到答案。同时，该书作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还有一本《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仅有英文版），两书对照着读，就更好玩儿。
第一步：史料的挖掘与厘清
《中国摄影史：1861-1879》是三本一套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著作中的第二本，第一本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至于这第二本为何将断代定为1861-1879年，贝内特说乃是由于自己主要关注湿版时代的摄影史；至于自己著书的基点，他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对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因此他把挖掘和厘清史料信息作为重点，首先解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以为后续研究之基础。
在贝内特的书中，随处可见国内史学界所不掌握的史料。在《中国摄影史：1861-1879》的开篇，他用很长篇幅介绍了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约1900），并认为他曾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的主要对手，作品为国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作为18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中国摄影史：1861-1879》第19页，下同）， 为什么弗洛伊德为中国早期摄影史所“遗失”？是否因为他过分地为商业驱动影响到其作品质量？
随后，贝内特采用了整整一章介绍被他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桑德斯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除了肖像外，还拍摄众多其他内容，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在《远东》（Far East）、《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杂志发表，广为流传。从贝内特收藏的照片看，早在19世纪中叶，桑德斯就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他在摄影史上的成就不限于报道和肖像，还应该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插图摄影师”。虽然桑德斯当时拍照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商品销售，但这批影像在西方广泛流传，构建并影响了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且“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19世纪中叶的珍贵影像纪录。某种意义上，贝内特对桑德斯照片的收藏和研究，助推了桑德斯跻身于19世纪最重要的来华西方摄影家之列，也侧面助推了其照片价格在收藏市场的飙升。2011年10月，9张据考证为桑德斯拍摄于1860年代的北京原版老照片，在纽约拍卖出36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也是贝内特尽力推介的中国晚清摄影史上“遗失”的大家。1870年，查尔德作为工程师受雇于我国海关稽查总局来到北京，是1870-1880年代北京地区最活跃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在长达19年驻京期间，他较为完整地纪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以及北京的人文景观，最珍贵的是一批最早的被鸦片战争摧毁的圆明园和颐和园遗址。此外，在已有干版的时代，查尔德仍采用湿版工艺拍摄、蛋白印相工艺印制照片，他留下的既是影像史料也是影像艺术品，作品为欧美博物馆等广泛收藏。
此外，贝内特还介绍了中国最早采用照片的出版物《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远东》（The Far East）杂志。《中国杂志》创办于 1868年，是国内第一本出版发行的摄影杂志，是“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先驱”（第308页），《中国杂志》采用将照片贴入册内的制作方式，保留下了如菲利斯·毕托、弥尔顿·米勒等第一批来华摄影家的原作。8年后，《远东》杂志新系列移师上海重新出版，共收录了约20位摄影师的数百幅中国的原版照片，是研究19世纪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原始刊物之一。鉴于目前学界少有对《中国杂志》和《远东》杂志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贝内特书中提供的资讯殊为可贵。
本书还有对19世纪中国摄影生态的描述，其中包括《远东》创办人和主编约翰·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对中国摄影家的评价。布莱克是19世纪中国摄影史上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位摄影出版人，也是一位摄影家，他曾雇佣中国摄影师前往长江上游拍摄，但对拍摄结果“颇感失望：中国本土摄影师不能让人信赖。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通常只能胜任摄影室里的工作”。（第308-310页） 这与已知的约翰·汤姆逊对中国同行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附录”所收入的文章中，保罗·尚皮翁发表在《摄影新闻》上的《在亚洲从事摄影活动的困难和问题》，不仅对两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摄影器材和化学药品有准确记录，而且纪录下了中国人对镜头“摄魂”的迷信和恐惧。国人在西方摄影师照相机前鸟散的情景，拍照后最多两年就会死亡的说法，将100多年前中国社会对摄影的态度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洛伦佐·费斯勒冒着危险，坐“垃圾牛车”潜入紫禁城拍摄的游记《中国冒险》，让其成为已知的第一位在宫内拍摄的摄影师。
在摄影史论的研究中，贝内特也有建树。对1860年前后在广东一带活动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1840-1937》认为“米勒的照片局限于西方猎奇的视角，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这个观点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倾向，并一直主宰着中国对米勒的评判。但贝内特的研究表明，“米勒不仅是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家之一，还是早期在华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家”，他拍摄的中国人肖像照，为许多近代中国史著作所采用，也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多家机构收藏。
此外，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中，贝内特收集有350多张原版老照片，涉及了400多位中国早期摄影家，是一批中国摄影史中“被遗忘”的摄影家和作品。可以预料，这些国内从未出现的资讯将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有助于研究领域的拓展，甚至可能会改写中国摄影史的某些已有结论。
研究方法与治史态度
在摄影史研究方法上，贝内特用的是“笨”法子，也是史学研究中最传统、最基本的方法：从找寻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入手，包括当年的文件、信函、广告、游记、铜版画和记录等。比如，他在研究约翰·汤姆逊时，不仅调阅了当年英国社会普查时有关汤姆逊的资料、汤姆逊的死亡记录，甚至还探访了汤姆逊的墓地—这是一般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但很少看到当下的中国学者如此“吃力不讨好”地研究中国摄影史。
在书后列出的“中国摄影分区年表”和“1842-1879在华摄影师名录”中，贝内特整理了大约200位外国摄影师，以及他们在华活动的地点和时间段，这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此外，贝内特按时间顺序列出19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外摄影发展史重大事件的“中国摄影年表”，也对考虑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摄影史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贝内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贝内特的学术质量可能受到其自身所收藏原版照片“商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认为是一本销售自己藏品的书。不过，我们回到该书写作的原点，作者是为了研究写书而收藏，不是为了自己的收藏而写书，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值得肯定。贝内特对此的回应十分中肯：“书中发表的主要是他多年收集的资讯和研究的成果，没有过多的个人评判，希望中国学者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摄影史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评价。”
留美学者王瑞建议：真有志于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妨仔细阅读和研究此洋人版的《中国摄影史》。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同，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扩散和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此外，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活动也多与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我们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心态，多了解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资讯和观点，才可能在中国摄影史研究领域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摄影”的多元研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连摄影术是怎么成为殖民的工具，摄影怎么殖民了中国都不知道，“后殖民摄影的研究”也无从谈起！
1884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的拍摄水平如何？19世纪的中国人怎样在西方摄影师镜头前作鸟散状？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 Photographers 1861-1879；下称《中国摄影史：1861-1879》）中文版里找到答案。同时，该书作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还有一本《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仅有英文版），两书对照着读，就更好玩儿。
第一步：史料的挖掘与厘清
《中国摄影史：1861-1879》是三本一套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著作中的第二本，第一本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至于这第二本为何将断代定为1861-1879年，贝内特说乃是由于自己主要关注湿版时代的摄影史；至于自己著书的基点，他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最大困难是对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因此他把挖掘和厘清史料信息作为重点，首先解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以为后续研究之基础。
在贝内特的书中，随处可见国内史学界所不掌握的史料。在《中国摄影史：1861-1879》的开篇，他用很长篇幅介绍了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约1900），并认为他曾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的主要对手，作品为国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作为18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中国摄影史：1861-1879》第19页，下同）， 为什么弗洛伊德为中国早期摄影史所“遗失”？是否因为他过分地为商业驱动影响到其作品质量？
随后，贝内特采用了整整一章介绍被他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桑德斯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除了肖像外，还拍摄众多其他内容，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在《远东》（Far East）、《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杂志发表，广为流传。从贝内特收藏的照片看，早在19世纪中叶，桑德斯就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他在摄影史上的成就不限于报道和肖像，还应该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插图摄影师”。虽然桑德斯当时拍照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商品销售，但这批影像在西方广泛流传，构建并影响了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且“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19世纪中叶的珍贵影像纪录。某种意义上，贝内特对桑德斯照片的收藏和研究，助推了桑德斯跻身于19世纪最重要的来华西方摄影家之列，也侧面助推了其照片价格在收藏市场的飙升。2011年10月，9张据考证为桑德斯拍摄于1860年代的北京原版老照片，在纽约拍卖出36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也是贝内特尽力推介的中国晚清摄影史上“遗失”的大家。1870年，查尔德作为工程师受雇于我国海关稽查总局来到北京，是1870-1880年代北京地区最活跃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在长达19年驻京期间，他较为完整地纪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以及北京的人文景观，最珍贵的是一批最早的被鸦片战争摧毁的圆明园和颐和园遗址。此外，在已有干版的时代，查尔德仍采用湿版工艺拍摄、蛋白印相工艺印制照片，他留下的既是影像史料也是影像艺术品，作品为欧美博物馆等广泛收藏。
此外，贝内特还介绍了中国最早采用照片的出版物《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远东》（The Far East）杂志。《中国杂志》创办于 1868年，是国内第一本出版发行的摄影杂志，是“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先驱”（第308页），《中国杂志》采用将照片贴入册内的制作方式，保留下了如菲利斯·毕托、弥尔顿·米勒等第一批来华摄影家的原作。8年后，《远东》杂志新系列移师上海重新出版，共收录了约20位摄影师的数百幅中国的原版照片，是研究19世纪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原始刊物之一。鉴于目前学界少有对《中国杂志》和《远东》杂志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贝内特书中提供的资讯殊为可贵。
本书还有对19世纪中国摄影生态的描述，其中包括《远东》创办人和主编约翰·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对中国摄影家的评价。布莱克是19世纪中国摄影史上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位摄影出版人，也是一位摄影家，他曾雇佣中国摄影师前往长江上游拍摄，但对拍摄结果“颇感失望：中国本土摄影师不能让人信赖。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通常只能胜任摄影室里的工作”。（第308-310页） 这与已知的约翰·汤姆逊对中国同行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附录”所收入的文章中，保罗·尚皮翁发表在《摄影新闻》上的《在亚洲从事摄影活动的困难和问题》，不仅对两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摄影器材和化学药品有准确记录，而且纪录下了中国人对镜头“摄魂”的迷信和恐惧。国人在西方摄影师照相机前鸟散的情景，拍照后最多两年就会死亡的说法，将100多年前中国社会对摄影的态度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洛伦佐·费斯勒冒着危险，坐“垃圾牛车”潜入紫禁城拍摄的游记《中国冒险》，让其成为已知的第一位在宫内拍摄的摄影师。
在摄影史论的研究中，贝内特也有建树。对1860年前后在广东一带活动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1840-1937》认为“米勒的照片局限于西方猎奇的视角，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这个观点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倾向，并一直主宰着中国对米勒的评判。但贝内特的研究表明，“米勒不仅是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家之一，还是早期在华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家”，他拍摄的中国人肖像照，为许多近代中国史著作所采用，也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多家机构收藏。
此外，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中，贝内特收集有350多张原版老照片，涉及了400多位中国早期摄影家，是一批中国摄影史中“被遗忘”的摄影家和作品。可以预料，这些国内从未出现的资讯将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有助于研究领域的拓展，甚至可能会改写中国摄影史的某些已有结论。
研究方法与治史态度
在摄影史研究方法上，贝内特用的是“笨”法子，也是史学研究中最传统、最基本的方法：从找寻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入手，包括当年的文件、信函、广告、游记、铜版画和记录等。比如，他在研究约翰·汤姆逊时，不仅调阅了当年英国社会普查时有关汤姆逊的资料、汤姆逊的死亡记录，甚至还探访了汤姆逊的墓地—这是一般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但很少看到当下的中国学者如此“吃力不讨好”地研究中国摄影史。
在书后列出的“中国摄影分区年表”和“1842-1879在华摄影师名录”中，贝内特整理了大约200位外国摄影师，以及他们在华活动的地点和时间段，这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此外，贝内特按时间顺序列出19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外摄影发展史重大事件的“中国摄影年表”，也对考虑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摄影史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贝内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贝内特的学术质量可能受到其自身所收藏原版照片“商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认为是一本销售自己藏品的书。不过，我们回到该书写作的原点，作者是为了研究写书而收藏，不是为了自己的收藏而写书，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值得肯定。贝内特对此的回应十分中肯：“书中发表的主要是他多年收集的资讯和研究的成果，没有过多的个人评判，希望中国学者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摄影史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评价。”
留美学者王瑞建议：真有志于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妨仔细阅读和研究此洋人版的《中国摄影史》。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同，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扩散和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此外，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活动也多与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我们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心态，多了解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资讯和观点，才可能在中国摄影史研究领域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摄影”的多元研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连摄影术是怎么成为殖民的工具，摄影怎么殖民了中国都不知道，“后殖民摄影的研究”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