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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4年10月4日，到山西师院中文系就读。说实话，当时就想去拜谢师院革委会副主任王中青，也曾两三次走到他房间门口，但心里想了又想，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校又是一个极普通的学生，被拒出门外又怎么好收场?人家毕竟是一位老省长啊!但又实在想去表示一声谢意……
很简单，我能上大学，很不容易。当时，我的全部社会关系中，除老家河北有一位县民政局干部外，其余都是农民，山西的家中与舅家、姨家一个比一个穷，连到供销社买一包两三角钱的烟都有困难。当时，“走后门”之风遍及社会了，办啥事都要有个“关系”，再加上“文革”中我的“对立面”掌了大学招生权，1973年上大学就是因此而失败的。那时作为身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要想跳出“农门”，除了当兵，上大学就是唯一出路了。为此，我终于想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何林!
当时，我在绛县“五四一工程”当“三线战士”，先当“宣传干事”，后又当“成本会计”，少不了出差，所以外差中，北京、天津、太原住的时间相对要长些。在天津时，住天津拖拉机厂与天津飞鸽车厂，几乎天天看《天津日报》，报上大块大块的李何林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经与报社联系，得知李何林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于是投书求见。李何林先生回信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吧”，于是前往南开大学，由于老人兴致好，首次见面即为我浪费了近3个小时，中午还要留“吃午饭”。从此，我常常在到天津时去拜访他，并得到他的赠书，且还帮我沟通认识了何其芳、王瑶、唐弢、王林等一批名家名流。
李何林鼓励我上大学，让我回山西找王中青省长。他说王很有才气，又很爱文字，叫我挑几篇文章抄好寄给王中青或他，他再给王中青写信，大概事情能如愿。于是，在1974年夏末，我整整齐齐复写了两份文字，五首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厚厚一叠，分寄李何林与王中青。当年山西师院派贺力健、苑仁来运城招生，他们亲自召见我，让我十分顺利地拿到了入学通知。入学后才听说，是王中青专门交代的，一定要把我招人师院，他还写信给运城的领导，指名招我，这就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麻烦。
1975年春节后，师院召开全校学习马列主义大会，学生会安排我代表发言。会上，王中青主讲，我发言完后他就宣布“散会”，各班分组讨论。
我们在宿舍讨论了不一会儿，贺力健便陪王中青来到我的宿舍。王中青坐下来，介入同学们的讨论。谈及“社会关系”时，王中青问：“你们都是通过什么‘后门’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都不承认有“后门”，都说是通过正常渠道上来的。只有问到我时，我说我是通过关系走的“后门”，才上了大学。王中青笑了笑，接着一个一个问同学，问其父、母、舅、姑、姨家的主要成员干什么，是不是党员等等。最后，他又哈哈大笑，说：你们中，只有孟海生老实，也只有他真正是“没有门子”。
王中青离开时，大家送他到楼梯口，贺力健告诉我，是王中青散会后找的他，要来看我的。我信，因为贺力健是地理系的党支部书记，不然他是不会来中文系参加我们讨论会的。
另据后来筹备学生会的老师与同学们讲，王中青曾分别向他们讲中文系有个学生叫孟海生，文章写得不错，你们搞学生会，要把他弄进来。这话我当然也信，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有当上班里或系里什么干部，一下子进入学生会并且当了宣传组的副组长，王中青不说话，是不可能有的事。
山西师院学生会成立不久，学生会主席张金鳌即找我谈话，说要办一个学生刊物，让我去办。很快，《师院青年》出世，半月刊，四开四版。大概是出了四期以后，在我给院领导送报时，王中青叫住了我，专谈报纸的事。至少谈了一个小时，很少批评，主要是讲：报纸要有言论，要出评论；对学院和教育系统的重大举措和做法，要敢于直言不讳地表明赞成与反对，不能不疼不痒，空空论道。尤其你们学生会，怕什么?年轻人嘛，就是说错几句话，要咋哩么?又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掌权时，说了甚话，就是被抓被杀。鲁迅什么都敢讲，他们又怎么样鲁迅了?要有风骨，要用鲁迅的精神去办报纸……
记忆最深的是1976年夏天，运城地区蒲剧团在临汾演了《杜鹃山》。几天后，中文系请导演韩刚来讲《杜鹃山》的艺术创作等。韩刚讲了几个小时，临了，说对《杜》剧体会不深，搞蒲剧移植也不大成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多提意见。讲到这里，他计划要离开，教室里突然有人说：
“韩刚!你不能走!这个课没上好!有些讲法几乎是胡说八道哩!”说这话的是王中青，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进的教室，当他讲此话时，我们才回头看到他站在最后边一角。
“啊呀，王省长!王省长，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请你批评指导!批评指导!……”
“我不想批评你!批评你干甚哩?我和你讨论一下，可以吧?”
“请王省长指导!请讲，请讲……”
韩刚可就“上火”了，一直用扇子扇个不停，还擦了两次汗……
王中青讲开了。他说：《杜》剧本身就写得很糊涂，首先是党的主要力量体现得很不能让人信服。主要人物雷刚，三起三落，到底是土匪，还是党的军事骨干力量，他三起三落，就不知道去依靠党?而指明雷刚方向的是杜妈妈，杜妈妈是干什么的?她是一个山村老太婆，有什么能力指挥一个山大王式的雷刚去找党?她是什么人派下的?而柯湘，就是代表党的?也不怎么样啊!……
第二：《杜》剧的战略战术是什么?是运动战?麻雀战?是什么章法?游击战?咋看也看不懂他用的是什么战术!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第三：生活真实与艺术夸张。艺术是要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的，那是常识，自不必多讲。但你的夸张必须是基于生活与历史的真实。此戏剧中，柯湘要被敌人杀害呀，不仅有那么多的敌人，她还戴着脚镣手铐，那么粗的链子，弄到你们年轻人身上也不好挪动，你看看那柯湘，把那链子摇来晃去，那满身伤痕也不顾了，来精神了，把敌人都压住了，干甚哩?太不符合生活真实!还有，最后一场，温其久和他的匪棍，被打得缩成一团，还用一张大网把他们网起来，干甚哩?表示一网打尽嘛。但一张鱼网，就把一伙强悍匪徒弄住了，还用打来打去……失去生活真实，就不成其为艺术!还有很多败笔…．—
第四：京剧与地方戏怎么发展。现在全国人都唱京戏，什么样板，都是京戏，咋办呀?京剧才100多年历史，比起蒲剧差多哩!几百年、上千年。晋南人听蒲剧，唱蒲剧，王秀兰、阎逢春等等，人家嘴一哼哼，腿一蹬，头发一甩，下边就叫采、拍手，你到那山间地头，格不住就听到人唱《跑城》；《杀狗》，老汉子、老太婆—-腔一板，很有精神……你那个京戏，哼哼半天，听不懂，也不知你要说甚，那不要紧，有北京人听嘛，可你蒲剧演《杜鹃山》，也差不多成了京调蒲剧，也就是说，京剧吃掉了蒲剧，你还谈什么戏剧表演程式?还有什么百花齐放?蒲剧还有什么味道?艺术失传了，就是文化失传了…… 王中青一口气讲了40多分钟，最后又想问韩刚时，韩刚已在系书记安排下，出了学校大门。王中青好恼火，几乎是骂着责问那个副书记，为什么放走韩刚?艺术讲求争鸣，他们讲，又让学生听，一面斧子砍青年人头脑中的艺术枝杈，太危险了……
背后常听人说王中青 “霸道”，讲其在省长位时每次开会批评人，甚至在1966年5月19日《山西日报》刊出王中青“三反”言论后，他还抱着马列著作去与报社夺词，说他“死不认错”。我当然不能为他辩解什么，历史已为他作了结论。但有几件我知道的人与事中，他的行为还是挺感人的。
记得刚入学后不久，师院就发生了中文系“罢课”事件，个中原因复杂，但由于王中青出面“压制”学生，大家把矛头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甚至有同学专去围在他的门口，向他“开火”、“斗争”。后来，到矛盾平息的时候，首批工农兵学员也要毕业离校了。
学校要留一批尖子生任教。一次，在选留中文系学员会上，王中青讲话，要留×××，但一时记不起名字，问中文系副书记×××：“那个声音最亮的，据说是个党员，叫个甚?就是说我是‘混蛋’的那个人。”
“——哎，王主任，那个同学出身好，是个班干部，学业成绩好，平时也表现很好——”
“我知道!也了解过了，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同学的确是好，在同学与老师影响中很好，自身品质也很好，又是老高中毕业生——”
“你不要说那些!我只问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还。是个班长?”
“……王主任，这个同学的确很好，那几次是因为太冲动了些……”
“你这个同志!真是糟糕!你不要瞎扯了!只告诉我他叫什么!”
“他……他叫……，实实在在是个好党员……”
“行了，行了，对了，对了，把×××同学留下，他的脑子清，学的东西不少，讲理头头是道，有水平，起码，比许多人强些!”
中文系书记心放下了，掏出手帕擦了几次汗……
当时，师大政史系有个教师，叫李世宗，最拿手的课程是讲《共产党宣言》，且他还翻译有日语、俄语版《共产党宣言》。一次，李世宗在讲《共产党宣言》时，王中青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推开教室后门，坐在一角旁听起来。据李世宗后来讲，他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说王中青听课，和王中青私人关系不错，或说王中青很看得起李世宗。那天听课时，李世宗也许沉迷于《共产党宣言》之中，没有发现王中青进教室听讲。
正当李世宗讲到兴致处，突然，王中青从后边站起来：“世宗，你这点讲的不对，是违反了原意的
“啊……噢，王主任，你来了?请听我讲完……”
“不能再听了!你也不能再讲了，这个关键处没讲对……”
“哎，王主任，你还是听我往下讲完吧?再说
“说什么?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我不能允许你再走得远了……”
“王中青!请你尊重我的教师尊严!你要听，就坐下；不想听，就出去!”
“李世宗，你讲错了，还不允许别人纠正?固执一己之见，贻害匪浅!我不会答应的……”
李世宗火了，收拾起讲义，走下讲台，从前门出了教室，狠狠地拉上门子，扬长回家而去……
据说，王中青回到自己房间，立即翻看《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并且还找了几本资料，反复查对——他自己理解错了，或是说“记糊涂了”……
当晚，王中青一个人，出了校门，越过一个数十米深的大坑，来到临一中院教师住处，找见政治处副处长马龙肖，让他领着找到李世宗家。路上，王中青告马说，你不要问什么事，给我找到李世宗家就行了。
马龙肖敲李世宗的家门，李妻开了门，“啊，王主任，怎么黑洞洞地来了，也不事先说一声，快快请坐……”
“世宗呢?在不在?”
李世宗事后告诉我，一听王中青来了，他的火气又冲上来，真想把他赶出去。但又想，毕竟人家上门亍，可火气还是消不了，于是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强打精神地做出了看书的样子……反正不理睬你王中青。
王中青与李世宗的妻子寒暄了几句，很快走过来：“世宗，世宗，咋的啦?在干甚?看书啊?”
李世宗仍不回脸相视。王中青一巴掌拍在李世宗的后背：“你咋的啦?和我一般见识?我老了嘛，糊涂了嘛，生我的气啦?也真是，小家子气，哈哈哈……”
无奈，李世宗站起来，示意让王中青坐……王中青双手握住李世宗的手，摇了几摇，哈哈地笑不止，说：“你世宗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立即回去读马列，看来是我弄错了，或者说是一直理解错了，你说得对，再给我讲一次……”
李世宗也由衷一笑，课堂上的不快消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王中青调回省里工作，我不久就因一个剧本受批判而陷入了烟雾之中。那个“案子”闹得很大，不堪回首。此期间，几个同学偷偷到“学习班”中告诉我，他们到太原见过王中青省长，王中青说了，告诉盂海生，年轻人，好好学习，多看点书，也是好事。他还提到我的文章写得好，“不管他怎的，也是首先为师院编印了两本完全是师生们写的书呀，何况时代就这样，中文系不写文章算什么?谁都写了，都得写，也只能那么写，他一个年轻人能承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硬整人家是不合适的……”后来，还有人告我，说王中青讲了，希望我能到太原工作，愿去教育厅、高教厅(当时分两厅?)都可以；还听说，他给不少人讲，他了解我，不是“反革命”，还给山西省委清查组、省委宣传部和作协几个领导都讲过我的“失误是正常的，大气候、大背景就那样，别再追着一个小伙子算什么变天账了……”
一切都过去了，但王中青对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的关怀和由衷的爱，以及他的学识与为人，他的党性和人格，对我的影响和教益是终生的，也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责编 东曙)
很简单，我能上大学，很不容易。当时，我的全部社会关系中，除老家河北有一位县民政局干部外，其余都是农民，山西的家中与舅家、姨家一个比一个穷，连到供销社买一包两三角钱的烟都有困难。当时，“走后门”之风遍及社会了，办啥事都要有个“关系”，再加上“文革”中我的“对立面”掌了大学招生权，1973年上大学就是因此而失败的。那时作为身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要想跳出“农门”，除了当兵，上大学就是唯一出路了。为此，我终于想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何林!
当时，我在绛县“五四一工程”当“三线战士”，先当“宣传干事”，后又当“成本会计”，少不了出差，所以外差中，北京、天津、太原住的时间相对要长些。在天津时，住天津拖拉机厂与天津飞鸽车厂，几乎天天看《天津日报》，报上大块大块的李何林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经与报社联系，得知李何林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于是投书求见。李何林先生回信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吧”，于是前往南开大学，由于老人兴致好，首次见面即为我浪费了近3个小时，中午还要留“吃午饭”。从此，我常常在到天津时去拜访他，并得到他的赠书，且还帮我沟通认识了何其芳、王瑶、唐弢、王林等一批名家名流。
李何林鼓励我上大学，让我回山西找王中青省长。他说王很有才气，又很爱文字，叫我挑几篇文章抄好寄给王中青或他，他再给王中青写信，大概事情能如愿。于是，在1974年夏末，我整整齐齐复写了两份文字，五首诗歌、一篇散文、一篇小说，厚厚一叠，分寄李何林与王中青。当年山西师院派贺力健、苑仁来运城招生，他们亲自召见我，让我十分顺利地拿到了入学通知。入学后才听说，是王中青专门交代的，一定要把我招人师院，他还写信给运城的领导，指名招我，这就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麻烦。
1975年春节后，师院召开全校学习马列主义大会，学生会安排我代表发言。会上，王中青主讲，我发言完后他就宣布“散会”，各班分组讨论。
我们在宿舍讨论了不一会儿，贺力健便陪王中青来到我的宿舍。王中青坐下来，介入同学们的讨论。谈及“社会关系”时，王中青问：“你们都是通过什么‘后门’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都不承认有“后门”，都说是通过正常渠道上来的。只有问到我时，我说我是通过关系走的“后门”，才上了大学。王中青笑了笑，接着一个一个问同学，问其父、母、舅、姑、姨家的主要成员干什么，是不是党员等等。最后，他又哈哈大笑，说：你们中，只有孟海生老实，也只有他真正是“没有门子”。
王中青离开时，大家送他到楼梯口，贺力健告诉我，是王中青散会后找的他，要来看我的。我信，因为贺力健是地理系的党支部书记，不然他是不会来中文系参加我们讨论会的。
另据后来筹备学生会的老师与同学们讲，王中青曾分别向他们讲中文系有个学生叫孟海生，文章写得不错，你们搞学生会，要把他弄进来。这话我当然也信，因为我不是党员，也没有当上班里或系里什么干部，一下子进入学生会并且当了宣传组的副组长，王中青不说话，是不可能有的事。
山西师院学生会成立不久，学生会主席张金鳌即找我谈话，说要办一个学生刊物，让我去办。很快，《师院青年》出世，半月刊，四开四版。大概是出了四期以后，在我给院领导送报时，王中青叫住了我，专谈报纸的事。至少谈了一个小时，很少批评，主要是讲：报纸要有言论，要出评论；对学院和教育系统的重大举措和做法，要敢于直言不讳地表明赞成与反对，不能不疼不痒，空空论道。尤其你们学生会，怕什么?年轻人嘛，就是说错几句话，要咋哩么?又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掌权时，说了甚话，就是被抓被杀。鲁迅什么都敢讲，他们又怎么样鲁迅了?要有风骨，要用鲁迅的精神去办报纸……
记忆最深的是1976年夏天，运城地区蒲剧团在临汾演了《杜鹃山》。几天后，中文系请导演韩刚来讲《杜鹃山》的艺术创作等。韩刚讲了几个小时，临了，说对《杜》剧体会不深，搞蒲剧移植也不大成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多提意见。讲到这里，他计划要离开，教室里突然有人说：
“韩刚!你不能走!这个课没上好!有些讲法几乎是胡说八道哩!”说这话的是王中青，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进的教室，当他讲此话时，我们才回头看到他站在最后边一角。
“啊呀，王省长!王省长，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请你批评指导!批评指导!……”
“我不想批评你!批评你干甚哩?我和你讨论一下，可以吧?”
“请王省长指导!请讲，请讲……”
韩刚可就“上火”了，一直用扇子扇个不停，还擦了两次汗……
王中青讲开了。他说：《杜》剧本身就写得很糊涂，首先是党的主要力量体现得很不能让人信服。主要人物雷刚，三起三落，到底是土匪，还是党的军事骨干力量，他三起三落，就不知道去依靠党?而指明雷刚方向的是杜妈妈，杜妈妈是干什么的?她是一个山村老太婆，有什么能力指挥一个山大王式的雷刚去找党?她是什么人派下的?而柯湘，就是代表党的?也不怎么样啊!……
第二：《杜》剧的战略战术是什么?是运动战?麻雀战?是什么章法?游击战?咋看也看不懂他用的是什么战术!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第三：生活真实与艺术夸张。艺术是要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的，那是常识，自不必多讲。但你的夸张必须是基于生活与历史的真实。此戏剧中，柯湘要被敌人杀害呀，不仅有那么多的敌人，她还戴着脚镣手铐，那么粗的链子，弄到你们年轻人身上也不好挪动，你看看那柯湘，把那链子摇来晃去，那满身伤痕也不顾了，来精神了，把敌人都压住了，干甚哩?太不符合生活真实!还有，最后一场，温其久和他的匪棍，被打得缩成一团，还用一张大网把他们网起来，干甚哩?表示一网打尽嘛。但一张鱼网，就把一伙强悍匪徒弄住了，还用打来打去……失去生活真实，就不成其为艺术!还有很多败笔…．—
第四：京剧与地方戏怎么发展。现在全国人都唱京戏，什么样板，都是京戏，咋办呀?京剧才100多年历史，比起蒲剧差多哩!几百年、上千年。晋南人听蒲剧，唱蒲剧，王秀兰、阎逢春等等，人家嘴一哼哼，腿一蹬，头发一甩，下边就叫采、拍手，你到那山间地头，格不住就听到人唱《跑城》；《杀狗》，老汉子、老太婆—-腔一板，很有精神……你那个京戏，哼哼半天，听不懂，也不知你要说甚，那不要紧，有北京人听嘛，可你蒲剧演《杜鹃山》，也差不多成了京调蒲剧，也就是说，京剧吃掉了蒲剧，你还谈什么戏剧表演程式?还有什么百花齐放?蒲剧还有什么味道?艺术失传了，就是文化失传了…… 王中青一口气讲了40多分钟，最后又想问韩刚时，韩刚已在系书记安排下，出了学校大门。王中青好恼火，几乎是骂着责问那个副书记，为什么放走韩刚?艺术讲求争鸣，他们讲，又让学生听，一面斧子砍青年人头脑中的艺术枝杈，太危险了……
背后常听人说王中青 “霸道”，讲其在省长位时每次开会批评人，甚至在1966年5月19日《山西日报》刊出王中青“三反”言论后，他还抱着马列著作去与报社夺词，说他“死不认错”。我当然不能为他辩解什么，历史已为他作了结论。但有几件我知道的人与事中，他的行为还是挺感人的。
记得刚入学后不久，师院就发生了中文系“罢课”事件，个中原因复杂，但由于王中青出面“压制”学生，大家把矛头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甚至有同学专去围在他的门口，向他“开火”、“斗争”。后来，到矛盾平息的时候，首批工农兵学员也要毕业离校了。
学校要留一批尖子生任教。一次，在选留中文系学员会上，王中青讲话，要留×××，但一时记不起名字，问中文系副书记×××：“那个声音最亮的，据说是个党员，叫个甚?就是说我是‘混蛋’的那个人。”
“——哎，王主任，那个同学出身好，是个班干部，学业成绩好，平时也表现很好——”
“我知道!也了解过了，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同学的确是好，在同学与老师影响中很好，自身品质也很好，又是老高中毕业生——”
“你不要说那些!我只问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还。是个班长?”
“……王主任，这个同学的确很好，那几次是因为太冲动了些……”
“你这个同志!真是糟糕!你不要瞎扯了!只告诉我他叫什么!”
“他……他叫……，实实在在是个好党员……”
“行了，行了，对了，对了，把×××同学留下，他的脑子清，学的东西不少，讲理头头是道，有水平，起码，比许多人强些!”
中文系书记心放下了，掏出手帕擦了几次汗……
当时，师大政史系有个教师，叫李世宗，最拿手的课程是讲《共产党宣言》，且他还翻译有日语、俄语版《共产党宣言》。一次，李世宗在讲《共产党宣言》时，王中青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推开教室后门，坐在一角旁听起来。据李世宗后来讲，他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说王中青听课，和王中青私人关系不错，或说王中青很看得起李世宗。那天听课时，李世宗也许沉迷于《共产党宣言》之中，没有发现王中青进教室听讲。
正当李世宗讲到兴致处，突然，王中青从后边站起来：“世宗，你这点讲的不对，是违反了原意的
“啊……噢，王主任，你来了?请听我讲完……”
“不能再听了!你也不能再讲了，这个关键处没讲对……”
“哎，王主任，你还是听我往下讲完吧?再说
“说什么?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我不能允许你再走得远了……”
“王中青!请你尊重我的教师尊严!你要听，就坐下；不想听，就出去!”
“李世宗，你讲错了，还不允许别人纠正?固执一己之见，贻害匪浅!我不会答应的……”
李世宗火了，收拾起讲义，走下讲台，从前门出了教室，狠狠地拉上门子，扬长回家而去……
据说，王中青回到自己房间，立即翻看《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并且还找了几本资料，反复查对——他自己理解错了，或是说“记糊涂了”……
当晚，王中青一个人，出了校门，越过一个数十米深的大坑，来到临一中院教师住处，找见政治处副处长马龙肖，让他领着找到李世宗家。路上，王中青告马说，你不要问什么事，给我找到李世宗家就行了。
马龙肖敲李世宗的家门，李妻开了门，“啊，王主任，怎么黑洞洞地来了，也不事先说一声，快快请坐……”
“世宗呢?在不在?”
李世宗事后告诉我，一听王中青来了，他的火气又冲上来，真想把他赶出去。但又想，毕竟人家上门亍，可火气还是消不了，于是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强打精神地做出了看书的样子……反正不理睬你王中青。
王中青与李世宗的妻子寒暄了几句，很快走过来：“世宗，世宗，咋的啦?在干甚?看书啊?”
李世宗仍不回脸相视。王中青一巴掌拍在李世宗的后背：“你咋的啦?和我一般见识?我老了嘛，糊涂了嘛，生我的气啦?也真是，小家子气，哈哈哈……”
无奈，李世宗站起来，示意让王中青坐……王中青双手握住李世宗的手，摇了几摇，哈哈地笑不止，说：“你世宗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立即回去读马列，看来是我弄错了，或者说是一直理解错了，你说得对，再给我讲一次……”
李世宗也由衷一笑，课堂上的不快消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王中青调回省里工作，我不久就因一个剧本受批判而陷入了烟雾之中。那个“案子”闹得很大，不堪回首。此期间，几个同学偷偷到“学习班”中告诉我，他们到太原见过王中青省长，王中青说了，告诉盂海生，年轻人，好好学习，多看点书，也是好事。他还提到我的文章写得好，“不管他怎的，也是首先为师院编印了两本完全是师生们写的书呀，何况时代就这样，中文系不写文章算什么?谁都写了，都得写，也只能那么写，他一个年轻人能承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硬整人家是不合适的……”后来，还有人告我，说王中青讲了，希望我能到太原工作，愿去教育厅、高教厅(当时分两厅?)都可以；还听说，他给不少人讲，他了解我，不是“反革命”，还给山西省委清查组、省委宣传部和作协几个领导都讲过我的“失误是正常的，大气候、大背景就那样，别再追着一个小伙子算什么变天账了……”
一切都过去了，但王中青对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的关怀和由衷的爱，以及他的学识与为人，他的党性和人格，对我的影响和教益是终生的，也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