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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其潜隐的两性关系关乎人类历史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围绕上帝的性别、两性之间的定位等问题的探讨、反思是有益的，有助于人类深化对自身的认识。
人类文明的演绎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人，认识你自己”神谕所昭示的，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承继着人类社会早期自我认知的智慧，这智慧体现在两性关系中，围绕的上帝的性别、两性之间的定位等问题的探讨、反思就显得愈为重要，这有助于人类深化对自身的认识。
一、上帝的性别
作为圣经本体，因其贵为为造物主、万能的主且以有形体者出现，其性别问题尤为关键，涉及两性自身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上帝的现实原型来看，考古学已证实，这一原型来自于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位男性君王，“品质源于实力、君权、万能的男性理念。”然从梅尔斯滕伯格所指出的“《圣经》首先是一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神权）的叙述文本”来看，上帝贵为神不存在区分人与动物的性别问题。其次，从上帝的词源学阐释，上帝之名有埃洛阿赫（Eloah），Eloah指闪族女神，-im是复数，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因此也有女性的一面。最后，从上帝在文本中的形象来看，“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上帝是父亲，但更多是母亲。”上帝始终有作为女性的暗示。
因此，可以指出《圣经》作为神学文本，对上帝刻意的性别辨明是无意义的，这种刻意的背后充斥着两性在确认和证明自身时的变相博弈，与上帝同质的靠拢亦不过是实现自我的一种手段而已。当然，圣经体现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文化，对性别的阐释呈现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特点，反应古代父权制时代人类自我的认知和局限，这具体反应在圣经中对男女两性的定位上。
二、《圣经》中的两性定位
《圣经》中两性定位，从历史文化視野看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文化色彩，从宗教神学角度看则是一种“肋骨”式的平等和协作，从上帝与两性之间看更有一种交杂着歧视、协作的意味。
首先，从历史文化视野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圣经》可以说是一部“列王记”和“先知史”，家谱中男性之名汗牛充栋，女性记载则明显偏少，何况有很多来历不明、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在《圣经》中，在伟岸的几乎自私的男性那里，女性整体依赖于男性，诉诸于实现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表现在女性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存在和女性以“男性的实现”为目标获得存在意义。如他玛和罗得，他玛是犹大儿子的妻，珥死、弟俄南续娶，因不愿给哥哥留子嗣“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这事被耶和华降罪至死；罗得的两个女儿费劲心计“叫父亲喝酒”与其同寝，以“男性的实现”为存在意义。当然，希伯来圣经中也有零星的值得赞扬的女性形象，如《出尘埃记》中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丽暗，但不足以成为反抗整个圣经文本的男性中心主义叙事。
其次，从宗教神学角度看两性关系，则有所不同。首先，在两性起源上，“肋骨”是一种“在怀中”的关爱关系，预示两性互尊互爱；在两性关系发展中，上帝对苦情的女性也关心备至。上帝许诺夏甲即“听见了你的苦情”则允诺“他（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再如犹大的儿媳他玛，在不合理的婚姻和社会制度面前无疑是悲情的，然而上帝也没有抛弃她，而是让她成为大卫王和耶稣基督的嫡系祖先。因此，从神学文本对两性的起源和发展叙事来看，两性关系的主体仍然是一种“肋骨”式的平等和协作，这种协作正如上帝起初造人时所遵从的神于人的昭示。
最后，从两性与上帝之间看两性关系。摩西十诫，先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继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引申出不可奸淫、贪恋别人的妻子的两性关系。上帝与人，人作为信仰神的虔诚者，并无性别之歧视，至于“蒙头”之说恰是为了保护庙妓们不受歧视；人与人，似乎是以男性为规约，实则是以包括女性在内的人；在人与人延伸的两性关系中，有对女性的歧视，如把妻子、奴婢几乎等同于牛驴等财产，也有保护女性，如对男性“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妻子”的规约。因此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不能单纯从两性出发，更应该从上帝与人的关系基点出发，才能得出更客观、中肯的认识。
三、反思
女性主义对《圣经》的阐释近代以来如火如荼，成绩斐然，但也有过分贬抑女性，旨在消解父权制，《圣经》文本成为一种手段，充斥着女性自我确认和证明的博弈，这是需警惕的。公允的说，圣经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典籍，受制于社会制度、文化局限，文本中的两性关系不平等是必然的。再者，圣经也是一部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神权文本，叙事主体主要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体的神出发讨论神与人、人与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实为必要，这样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便不会拘泥于互为参照系的两性自身来考量，而是能够站在更高的甚至是人与宇宙、生命的视野来思考两性的出路和人类的未来，我想，这与拘泥于关注圣经中的两性不平等自身相比或许更有意义。
作者简介：
刘旭超（1990.4）男，汉，河南省汝州市，硕士，海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滟茹，女，汉，河南信阳市，海南师范大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类文明的演绎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人，认识你自己”神谕所昭示的，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承继着人类社会早期自我认知的智慧，这智慧体现在两性关系中，围绕的上帝的性别、两性之间的定位等问题的探讨、反思就显得愈为重要，这有助于人类深化对自身的认识。
一、上帝的性别
作为圣经本体，因其贵为为造物主、万能的主且以有形体者出现，其性别问题尤为关键，涉及两性自身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上帝的现实原型来看，考古学已证实，这一原型来自于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位男性君王，“品质源于实力、君权、万能的男性理念。”然从梅尔斯滕伯格所指出的“《圣经》首先是一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神权）的叙述文本”来看，上帝贵为神不存在区分人与动物的性别问题。其次，从上帝的词源学阐释，上帝之名有埃洛阿赫（Eloah），Eloah指闪族女神，-im是复数，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因此也有女性的一面。最后，从上帝在文本中的形象来看，“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上帝是父亲，但更多是母亲。”上帝始终有作为女性的暗示。
因此，可以指出《圣经》作为神学文本，对上帝刻意的性别辨明是无意义的，这种刻意的背后充斥着两性在确认和证明自身时的变相博弈，与上帝同质的靠拢亦不过是实现自我的一种手段而已。当然，圣经体现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文化，对性别的阐释呈现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特点，反应古代父权制时代人类自我的认知和局限，这具体反应在圣经中对男女两性的定位上。
二、《圣经》中的两性定位
《圣经》中两性定位，从历史文化視野看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文化色彩，从宗教神学角度看则是一种“肋骨”式的平等和协作，从上帝与两性之间看更有一种交杂着歧视、协作的意味。
首先，从历史文化视野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圣经》可以说是一部“列王记”和“先知史”，家谱中男性之名汗牛充栋，女性记载则明显偏少，何况有很多来历不明、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在《圣经》中，在伟岸的几乎自私的男性那里，女性整体依赖于男性，诉诸于实现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表现在女性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存在和女性以“男性的实现”为目标获得存在意义。如他玛和罗得，他玛是犹大儿子的妻，珥死、弟俄南续娶，因不愿给哥哥留子嗣“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这事被耶和华降罪至死；罗得的两个女儿费劲心计“叫父亲喝酒”与其同寝，以“男性的实现”为存在意义。当然，希伯来圣经中也有零星的值得赞扬的女性形象，如《出尘埃记》中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丽暗，但不足以成为反抗整个圣经文本的男性中心主义叙事。
其次，从宗教神学角度看两性关系，则有所不同。首先，在两性起源上，“肋骨”是一种“在怀中”的关爱关系，预示两性互尊互爱；在两性关系发展中，上帝对苦情的女性也关心备至。上帝许诺夏甲即“听见了你的苦情”则允诺“他（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再如犹大的儿媳他玛，在不合理的婚姻和社会制度面前无疑是悲情的，然而上帝也没有抛弃她，而是让她成为大卫王和耶稣基督的嫡系祖先。因此，从神学文本对两性的起源和发展叙事来看，两性关系的主体仍然是一种“肋骨”式的平等和协作，这种协作正如上帝起初造人时所遵从的神于人的昭示。
最后，从两性与上帝之间看两性关系。摩西十诫，先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继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引申出不可奸淫、贪恋别人的妻子的两性关系。上帝与人，人作为信仰神的虔诚者，并无性别之歧视，至于“蒙头”之说恰是为了保护庙妓们不受歧视；人与人，似乎是以男性为规约，实则是以包括女性在内的人；在人与人延伸的两性关系中，有对女性的歧视，如把妻子、奴婢几乎等同于牛驴等财产，也有保护女性，如对男性“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妻子”的规约。因此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不能单纯从两性出发，更应该从上帝与人的关系基点出发，才能得出更客观、中肯的认识。
三、反思
女性主义对《圣经》的阐释近代以来如火如荼，成绩斐然，但也有过分贬抑女性，旨在消解父权制，《圣经》文本成为一种手段，充斥着女性自我确认和证明的博弈，这是需警惕的。公允的说，圣经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典籍，受制于社会制度、文化局限，文本中的两性关系不平等是必然的。再者，圣经也是一部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神权文本，叙事主体主要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体的神出发讨论神与人、人与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实为必要，这样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便不会拘泥于互为参照系的两性自身来考量，而是能够站在更高的甚至是人与宇宙、生命的视野来思考两性的出路和人类的未来，我想，这与拘泥于关注圣经中的两性不平等自身相比或许更有意义。
作者简介：
刘旭超（1990.4）男，汉，河南省汝州市，硕士，海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滟茹，女，汉，河南信阳市，海南师范大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