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王祥夫《米谷》、马笑泉《迷城》、关仁山《金谷银山》、石一枫《心灵外史》、鲁敏《奔月》等作品的深度细读，分析了2017年度中国部分长篇小说究竟是以怎样的思想艺术方式聚焦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的。
　　[关键词]现实生活;苦难命运;文化立场;精神世界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长篇小说就已经成为当下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文体形式。2017年，这种创作态势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祥夫的《米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徐晓的《请你抱紧我》、傅泽刚的《卡博瓦拉》、徐兆寿《鸡摩罗什》、李亚《花好月圆》、禹风《静安那一年》、程青《绿灯笼》、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杜文娟《红雪莲》、修白的《金川河》、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郝汝椿的《合盛元票号》等。细细地检视这些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都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领域。
　　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王祥夫的长篇小说《米谷》。小说所聚焦表现的，是一个乡村少女米谷进入城市之后的苦难命运遭际。米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命运，是伴随着儿子福官的被恶意抢夺而拉开帷幕的。质而言之，无端地剥夺并戕害米谷以及小年轻这一对贫贱夫妻的，可以说分别是资本与权力这样两种力量。首先，是资本的力量，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那位饭店老板。福官莫名其妙地被两个假扮警察的人活生生地從米谷怀里抢夺走之后，米谷夫妻，尤其是身为母亲的米谷，顿时陷入到了万念俱灰的境况之中。为了寻找福官，米谷的足迹差不多已经遍布了自己所能抵达的地方。就连小年轻，也因此而干脆不再卖烤羊肉串了。因福官的被抢夺而母性大发作的米谷，在那个时候简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祥林嫂，在拼命寻找福官的同时，也一再絮絮叨叨地向围观的人们讲述福官被抢夺的过程。正在米谷夫妻遍寻福官而无果的时候，那个头戴着油乎乎的鸭舌帽的骗子开始粉墨登场了。这个骗子带着一张非常模糊的小照片，信誓旦旦地告诉米谷和小年轻，说他在某个地方亲眼看到过白白胖胖的福官。只不过，如果米谷他们要想让福官回家，就必须首先支付给他人民币五千元整。五千元，对于只能够依靠卖羊肉串而勉力维持生计的米谷夫妻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在米谷他们为此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汽车站附近的那个饭店老板以真心相助者的模样给小年轻出了一个让米谷卖身的馊主意。天生丽质的米谷，就这样开始了她自己那自始至终都处于被迫状态的皮肉生涯。米谷接客的地方，就在小年轻简陋不堪的那间房子里。米谷躺在屋里的床上，小年轻守在门口，做一次一百。夫妻俩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了能够早日见到被抢夺的福官。
　　王祥夫对这一场景的设定与描写，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当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丈夫》。妻子在前舱卖身，丈夫却只能乖乖地躲在后舱。《丈夫》的结尾处，在一再耳闻目睹做妓女的妻子受辱的过程之后，原本麻木的丈夫的人性世界终于有所觉醒，带着妻子离开了花船。倘若说《丈夫》中的丈夫尚且有着人性觉醒的可能，那么，到了很多年之后的王祥夫这里，小年轻的所作所为却恐怕连人性的觉醒都谈不上了。面对着惨遭嫖客凌辱的米谷，小年轻的现实表现是：“这个人刚刚一走，小年轻便跳进家把门从里边关上了：/‘也该我了！’/‘也该我了！’/‘也该我了！’/小年轻大声说，已经把衣服剥光了，已经进入了，小年轻把自己的根扎进了米谷的身子。”请注意，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话，但王祥夫却把她切割成了五个段落（由于王祥夫《米谷》中的段落切割不仅过短，而且也过于频繁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引用其原文的时候，便在分段处用“/”号特别标出。下同）。除了三个“也该我了”各占一段之外，此前与此后的，也都分别单独成段。同样内容的话语，经过了如此一番切割处理之后，所表达的意思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三个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也该我了”的段落，所强烈传达出的，正是小年轻某种无法言说的嫉恨与无奈相掺杂的心理。明明是独属于自己的美貌妻子，却要让别人来享用，小年轻内心世界的不舒服，自然可想而知。尽管不舒服，但自己却又没有能耐挣来五千块钱，所以，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咽了。这里，需要稍稍展开讨论的，是一次一百的价位问题。很显然，对于米谷卖身究竟应该如何定价，在王祥夫的小说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还是一个社会学与心理学的问题。米谷也罢，还是小年轻也罢，对于这方面的行情肯定不知情，知情者，只能是那位给他们出主意怂恿他们的饭店老板。最起码，按照后来梅姐的说法，如同米谷这样既漂亮又年轻的女性，一次嫖资怎么也得有三五百才行。假若按五百来计算，等到米谷接够五十次客终于挣够五千块钱的时候，身为掮客的饭店老板，最少已经从中谋得了多达两万块钱的灰色收入。在一个资本横行一时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就连人的身体也都变成了可以用来牟利的筹码。一个让人颇感啼笑皆非的错谬状况是，真正能够意识到米谷身体所具商品价值的，不仅不是这身体的主人也即米谷与小年轻，反倒是身为资本象征者的饭店老板。
　　其次，是权力的力量。权力力量的集中体现者，乃是派出所的警察刘奎。还是在米谷最早的那一次卖身期间，不知是否因为有人专门告发的缘故，派出所的警察以“打黄扫黑”的名义把米谷抓进派出所整整关了四天。被关了四天倒也罢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谷竟然在派出所——这一神圣的公安机关，遭受了来自于警察刘奎的数次强奸。等到米谷就要被放出来的时候，刘奎不仅威胁米谷出去后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自己强奸过她，而且还对小年轻发出了威胁：“最后，刘奎笑着对米谷说他认识小年轻：/‘就他个小屌操的？整天在那里卖羊肉串，让他小心点。’/米谷的心‘坪怦’乱跳起来，她不知道刘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奎是谁？刘奎首先当然是一个道德品质特别败坏的个体，但与此同时，他却更是一个拥有警察身份的公务人员。特定的警察身份，再加上他身后的派出所，在王祥夫的《米谷》中，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权力乃至于现行社会体制的一种象征和隐喻。作为一名小小的警察，刘奎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强奸米谷，殴打小年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得到了公权力的强力庇护，又或者，这警察刘奎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公权力的一种化身的缘故。这一方面，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一个是，在无故被打并丢失了一条腿的小年轻要去找派出所或者市长讨个公道的时候，米谷反复用来阻止他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警察。”那问题在于，米谷为什么要翻来覆去地重复强调这一点呢？在我看来，正是米谷的这种反复强调本身，赋予了“警察”这一名词作为公权力与社会体制象征的一种普遍内涵。其二，也就在姓左的老警察不断找米谷问话调查的同时，也有警察刘奎的四名同党来找过米谷。这些人，一方面对米谷进行肆意的话语侮辱，另一方面却也更以当初福官的被抢夺而相威胁。福官的被抢夺，一直是身为母亲的米谷无法摆脱的心头之恨，是其内心深处一个不可能缓释的情结。一旦警察刘奎的同党以她的孩子做威胁，那米谷最后的无奈屈服，也就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归根到底，积弱积贫的米谷和小年轻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个体的刘奎，而是身为国家机器化身的警察刘奎。当米谷与小年轻他们试图与这样一套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有所对抗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恐怕就只能是万劫不复的人生深渊了。事实上，受到国家机器强力庇护的，也绝不仅仅只是警察刘奎，即使是那位以资本化身出现的饭店老板，其背后也一样存在着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撑。这一方面，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就在假酒案事发后不久，曾经一度被迫失踪的饭店老板就毫发无损地再次出现在了城里：“饭店老板在这个春天又重新出现了，他把他的饭店扩大了一下……”明明与假酒案紧密相关，但饭店老板却不仅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不仅继续逍遥法外，而且还在进一步地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形的出现，就强有力地说明着饭店老板与社会体制之间可谓是沆瀣一气的合谋关系的存在。
　　王祥夫聚焦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而马笑泉则在《迷城》中把关注视野投射到了官场，写出了一部具有突出文化意味的政治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被作家命名为“迷城”，首先当然是因为主体故事发生在湖南迷城县的缘故。但如果摆脱具象事物的缠绕，联系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联系迷城县那样一种简直如同雾中谜团一般的社会政治格局，从一种文学象征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那么，此处之“迷”，当是社会政治之“迷”乃至于人生之“迷”的意思。在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官场生活的政治小说中，作家的思想触须，能够更进一步地抵达普泛的人生层面，充分说明作品本身已经溢出了“政治小说”这一类型的框限，具备了某种超越性艺术品格。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中，能够如同《迷城》这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因素积极有效地纳人到现实官场生活的描写表现过程中的长篇政治小说，的确似乎还是第一部。这一点，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文本的叙事话语之中。比如，小说的开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在人云桥头那家有百年历史的老粉店品过早粉后，杜华章照例不走主街，而是潜人粉店侧对面的小巷中。这条小巷像一根用颤笔写出的线条，抖抖地延伸着，时而甩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弧度，时而又斜逸出另一根线条。无论是沿着它走到底，还是拐进中途连接它的另一条小巷，都会面临更多的转折和分叉。初到此地时，杜华章曾多次迷失在这些曲折连绵的小巷里。如今三年时光快过去了，虽然能大致理清它们的脉络，但藏身于小巷中那些数不清的槽门和院落，对他而言，仍然具有未能穷尽的神秘意味。所以每次吃過早粉后，他都愿意花费数倍时间沿着这些小巷迂回抵达迷城县委。他觉得这些小巷就像书法大师王铎的行草，哪怕是看似随意的一笔，也具有深沉难言的韵味。”从小说开端的这段叙事话语中，最起码透露出了如下一些重要信息。其一，观察者杜华章不是迷城人，而是一位从外地到迷城县委任职的干部。其二，迷城这座县城虽然不大，但却特色明显。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曲折连绵、旁逸斜出的小巷。以至于，虽然杜华章已经在此地呆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却仍然不能够全部道出这些小巷的神秘，并因此而经常处于迷失的状态。又或者，迷城的由来，便与这些总是让外地人处于迷失状态的小巷有关吧。其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小说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却非常明显地借用了本身就是主人公之一的杜华章的叙述视角。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位杜华章，并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政府官员，而是一位酷爱传统书法艺术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就其个人书法艺术所抵达的高度，抑或还是就其对于书法艺术及其内蕴精神的理解而言，杜华章简直都可以被称之为书法家。事实上，并不仅仅是杜华章，《迷城》中的几位为作者马笑泉所钟爱的人物形象，从鲁乐山，到梁秋夫与梁静云父女，都被作家设定成了书法方面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其中的杜华章与鲁乐山两位，更是有着近乎于相同的工作履历，在从政之前，他们都曾经有过时间不短的教师工作经历。我不知道作家马笑泉自己的工作经历如何，但根据他对于杜华章与鲁乐山两位的设定，我愿做出这样的猜想，那就是，马笑泉自己不仅有过教师的履历，而且也一定是一位书法艺术的酷爱者。唯其因为马笑泉自己酷爱书法艺术，所以，他才会在展开艺术想象的时候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所钟爱的那些人物形象都设定为热爱书法艺术的人。话题再回到杜华章，正因为杜华章是一位书法的酷爱者，因为书法已经浸透到了他的精神世界深处，所以他才会把对书法的理解随时随地地携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才会时时处处都情不自禁地思考表达书法的相关问题。即以小说开头处的这一段叙事话语为例，杜华章在走路穿越迷城曲折连绵的众多小巷时，所不时联想到的，要么是书法的线条，要么是如同王铎这样的书法名家。另外，当他遭遇突变，内心激荡的时候，也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书法艺术。比如，就在得知鲁乐山坠楼身亡的消息之后，心绪不宁的杜华章干脆在网上找到了王铎的行草：“顺着那些左冲右突、激烈焦灼的线条看下去，他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被线条所引导、所表达、所宣泄。一幅立轴细读下来，竟获得了酣畅后的平静。”紧接着，杜华章想：“‘后王胜先王’，这话虽然偏颇，但确实有合理的地方。王羲之门第高华，很早就获得了声名，一生基本平安，王铎出身贫寒，后来虽然通过苦学得以显达，但经历了家国巨变，又身背贰臣之名，那种内心痛苦与挣扎的深度和强度，表现在笔墨上，确实超过了王羲之。套用前人评价李杜的话，就是‘后王’不能为‘先王’之飘逸，‘先王’也不能为‘后王’之沉郁。”若非对书法艺术造诣颇深者，自然不可能讲出这一番话。但正如你知道的，此处一番话的主体，其实并不是杜华章，而是作家马笑泉。是马笑泉，借助于杜华章之口，以一种夫子自道的方式难以自抑地传达着自己的基本书法理念。 　　再比如，小说将近结尾处杜华章与梁秋夫一席谈话中对于《易经》思想理念的巧妙嵌入。这里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梁秋夫老人是一位对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源头的《易经》有着熟稔把握的传统知识分子。先是梁秋夫从《易经》出发对于雷凯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位，就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做过头就会招来祸患，该做的没做也会留下遗憾。你们一把手，我也见过几次，是霸才之相，又处在大有卦位上，本可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但他是多欲之人，私心重，过多地从自己的仕途来考虑问题，可能年纪渐大，也滋生了暮气。没能去想可以趁机彻底除去这块疮痈。他是怕自己会痛啊。”只要参照一下雷凯歌在迷城县委书记任上的所作所为及其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现梁秋夫的所言不虚。倘若他能够私心更少一点地雷厉风行，那么，恐怕就不会有自己被调整之后康忠的上位。但相比较来说，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却还是他对于杜华章的谆谆告诫：“我看，你是处在豫卦的六二爻位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上下都有石头，把你夹住了。但你只要保持中正之态，很快就会变得贞吉。”说实在话，读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杜华章，而是那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此前我就知道蒋介石的名字来自于《易经》，但也仅止于此。只有在读到梁秋夫赠予杜华章的这一席话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蒋介石的字为什么会是“中正”二字。却原来，其中的道理正如梁秋夫所言，因为“介石”意味着蒋介石已经夹在了两块石头之间，所以，要想求得一种比较理想的未来，就只能保持“中正”之态了。唯其不偏不倚，唯其中中正正，才能够保持两块石头之间的微妙平衡。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在梁秋夫这里获取了足够的人生启迪，忽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正是对于雷凯歌的过于依附。正因为顿悟到了这一点，开始日益刚正起来的杜华章，方才最终赢得了上位县长的难得机会。因为我对于作家马笑泉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在这里也只能依据文本的表现形态而继续做出我的相关猜想。依照我的猜想，作为一位生活在现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这样的两个文化选项，假若要马笑泉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他毫无疑问会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选项。说到底，唯其因为马笑泉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位坚定不移的拥趸，所以，他才会不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因素都渗透到《迷城》的文本话语间隙，而且还格外鲜明地彰显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也因此，尽管我个人非常怀疑杜华章是否真的可以直截了当地汲取《易经》的智慧以指导自我的现实人生，但对于作家的如此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我却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足够的理解与尊重。
　　与更多聚焦于人生苦难的王祥夫、马笑泉有所不同，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看取现实生活的，却是一种相对乐观的思想文化立场。面对关仁山这部旨在聚焦表现当下时代处于沧桑巨变中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作品与“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即柳青那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强调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男主人公范少山心目中的头号精神偶像，就是《创业史》中那位引领乡亲们走上集体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宝。小说中先后五次专门提到过《创业史》。最早一次提到《创业史》，是在开头第一章“雪疯了似的下呀！”中。范少山與前妻迟春英发生了尖锐的情感冲突：“迟春英急了，把范少山拉杆箱里的衣物拿出来就摔！摔着摔着，就摔出一本书来，旧书，纸都发黄了。柳青的《创业史》。成立人民公社那阵子，县上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住在范老井家。走的时候，留下了这本《创业史》。范老井说：‘俺家人都不识字，给俺没用啊！’组长说：‘过些年，你们家就出识字的了，交给他，会有用。’范老井就把这本书珍藏了起来。等范少山高中毕了业，出门闯荡了，就把这部书交给了他。范少山稀罕啊！一直带在身边。”这里，首先介绍了范少山与柳青《创业史》之间深厚渊源关系的最初建立。因为一直随身带在身边，所以范少山才可以做到对这本书随时随地的阅读。第二次提到这本书，是在第三章“山野里的春天才叫春天啊”里，范少山和余来锁结伴在北京城里找二槐的时候：“为了省钱，他们找了家最便宜的地下室小旅馆住下。这让范少山想起了《创业史》中的买稻种的梁生宝。他敬重梁生宝，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白羊峪时，《创业史》更是成了他的口袋书，时常揣在怀里，特别是梁生宝买稻种的章节，已经被他翻烂了。梁生宝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这时候，夜深了，隔着一层薄板，外间的呼噜声响成一片。范少山睡不着了，他从包里拿出《创业史》，读起来……”第三次提到《创业史》，是在第十三章“泰奶奶走了，风来了”中的开头部分：“范少山和余来锁靠着银杏树，想心事。两棵银杏树，一人一棵。事情也不顺，修路的事儿，没影了。下雨了，浙渐沥沥。范少山看着雨，不由得朗诵起来……这是啥？《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梁生宝买稻种的开头。而今，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融化在血液里了……范少山一字不落地背完了整个章节，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为啥要背诵这篇文字，也许是因为下雨了，也许是想起了这几年的困难，他的心里头住着的那个梁生宝一直没有离开。余来锁是文化人，也是读过《创业史》的，也稀罕‘梁生宝买稻种’这段，他接到：‘票房的玻璃门窗外头，是风声，是雨声，是渭河的流水声……’朗诵到最后，范少山留下了眼泪，滚烫滚烫的。”第四次提到《创业史》，是在第十五章“手心手背都有情啊”中：“范少山还是喜欢看《创业史》，提醒自己个过紧日子，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他时常住在苹果园的房子里，和余庆余守着果园。这天晚上，下雨了，他向果园走去，边走边念叨……”到了最后一章“无边无际的早晨”中，关仁山不仅第五次提到了《创业史》，而且更是特意安排范少山专程前往陕西凭吊柳青墓：“范少山忽地想起，应该去了，到柳青写成《创业史》的皇甫村去钿《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买稻种，他先是在中学时学了这篇课文，又是不识字的爷爷把这本书交到他的手上。于是，他带着这本书走南闯北，开始了创业生涯。他回到白羊峪，更是多次翻看这本书，将‘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烂熟于心，汲取着精神力量。” 　　应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关仁山关于《创业史》与梁生宝的相关叙事也都还是令人信服的。一个出生于偏僻山乡白羊峪的只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农民，既由于当年的工作组偶然间遗留下的一部《创业史》，更由于少年求学时接触到的课文节选“梁生宝买稻种”，并对长篇小说《创业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因为受到处境相似的梁生宝创业精神的感召，便在内心里把梁生宝确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然后以梁生宝带领乡亲们走集体合作化道路的精神，激励自己在当下时代的乡村创业过程，如此一种叙事逻辑的设定，自然可以成立。但紧接着，当关仁山试图更进一步地表明，范少山内心中对于柳青与梁生宝的由衷敬仰时，他的叙事就开始出现破绽了。“王家斌是谁？梁生宝的原型。除了《创业史》，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呢！”“一个著名的作家柳青，一个一心为集体的‘梁生宝’，都走了。虽然范少山不懂‘互助组’‘合作化’，但是柳青和‘梁生宝’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他。”作家关仁山，当然王家斌是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然而，仅仅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民范少山，他到底凭什么可以知道王家斌的存在呢？尽管叙述者告诉我们“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呢”，但说实在话，这样的一种交代性描述却很难令人信服。实际的情况是，除了专门的柳青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其实很少会有人去关注了解梁生宝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王家斌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多少显得有点自相矛盾的叙述是，一方面，“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他竟然弄不明白究竟何为“互助组”与“合作化”。照理说，既然阅读了很多柳青的资料，就不可能不理解究竟何为“互助组”与“合作化”。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里的相关叙事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促使我们更严格地回顾审视《金谷银山》中关于男主人公范少山与柳青《创业史》之间渊源关系的那一部分叙事。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说为范少山设立梁生宝这样一个精神偶像有其必要性，但正所谓过犹不及，一旦关仁山超越范少山的特定社会身份，以越界的方式去特意强调他对于柳青以及梁生宝的谙熟的时候，也就令人遗憾地留下了缺少艺术说服力的叙事破绽。
　　但不管怎么说，关仁山《金谷银山》的构思与创作明显地受到了柳青《创业史》的规约与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这一方面除了《创业史》对于范少山而言就是如同《圣经》一般的神圣存在，以及范少山与梁生宝之间的同构对位关系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人物关系的设置。虽然说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关仁山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柳青，但其中若干人物关系设置上的被影响，却也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比如，范少山与父亲范德忠，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一般被公认为比梁生宝更具审美艺术价值的梁三老汉，是一个思想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性格構成颇为复杂的人物形象。由于对传统个人创业方式的过于迷恋，同时也由于对于儿子梁生宝的不够信任，他曾经一度扮演了梁生宝集体合作化道路的反对者角色。但在亲眼目睹了梁生宝所率领的合作社短时间内取得的农业生产业绩之后，面对摆在面前的事实，这位曾经固执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老农民，终于放弃自己的反对立场，开始认同儿子梁生宝的人生选择。与梁三老汉相类似，范德忠在《金谷银山》中，也曾经是儿子范少山的反对者。由于时代的变化，范德忠所具体反对的乃是范少山竟然放弃越来越有起色的北京城里的卖菜行当，重新返回到偏远落后的白羊峪带领早已“老弱病残”化了的村民们创业的行为。关于白羊峪恶劣的生存现状，叙述者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交代：“听爷爷说，如今的白羊峪就剩下三十几户人家了，老弱病残占了一半，在村里人眼里，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个‘穷’字。”放着北京城里前景一片光明的卖菜生活不过，偏要不识时务地返回到日益“老弱病残”化的白羊峪，来实现所谓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理想，在范德忠看来，的确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不理智行为。也因此他才会对范少山的行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说啥说呀？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人家费大贵是村书记，都撇下白羊峪进城了。要不是惦记着白寡妇，余来锁也早走了！你还想留下？这穷山恶水，神仙也救不了，你还能搞出啥名堂来？”毫无疑问，对白羊峪的贫穷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恶劣，早已感同身受的范德忠，之所以要不无坚决地把范少山从白羊峪“赶走”，其内心深处其实更多地有着对儿子的几分担忧。在所有人都已经放弃对白羊峪的希望之后，你范少山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题，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白羊峪贫穷落后的面貌，你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农民，到底凭什么呀？也因此，当范少山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只是留下来干一年，一年到头有变化没变化，自己都会离开白羊峪的时候，范德忠才会不无忧虑地说：“看你能的！你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能碾几个钉？”当然，到后来，随着范少山在白羊峪创业道路上成绩的日益显著，范德忠便也由范少山的坚决反对者变身为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开始倾全身心力辅助儿子实现自己的创业蓝图。
　　如果说以上几位作家更多地聚焦表现着一种外部社会现实，那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与鲁敏的《奔月》，则更多地透视表现着国人的一种内在精神现实。“既问苍生”，固然是《心灵外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层面，但“也问鬼神”，对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做真切的深层透视，却更可以被视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开拓。这一点集中通过大姨妈这一被刻画得神灵活现的女性形象而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在这部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叙事时间跨度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大姨妈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集中通过四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而体现出来。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第四个时间节点，也即大姨妈最后信教的相关描写。从事传销活动被拘留到派出所后，因为大姨妈拒绝写此后不再从事传销活动的保证书，所以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但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被废止，大姨妈自然也就被提前释放了：“一个星期之后，大姨妈会从劳改农场转回县看守所，接受完警方的重新登记和再教育，她将获得就地释放;届时，我们这些亲属可以过去接她。”然而，等到“我”兴冲冲地从北京赶到河南某县的时候，大姨妈却意外地消失了影踪。“我”以及警察都未曾料到，大姨妈是跟着传教的刘有光上了其实已经差不多人迹罕至的矿山。按照警察的说法，刘有光曾经因为传教而被判处劳教。刘有光本来只是一位普通农民，他名字的来历，取的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意思。因为在县里别处的采石场干活儿眼睛被炸瞎的缘故，最终一个人落得孤苦伶仃的刘有光，就义无反顾地信了主。因为与政府对抗执意要在矿区传教的缘故，刘有光最终被关进了劳改农场。实际上，大姨妈自己的信主过程，也如同刘有光一样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对此，大姨妈也曾经做出过形象的描述：“直到后来跟他一起进了劳改农场，这才听他背了几次经。背也不能全背，里面有警察看着。什么‘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还有什么‘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我也只能记下不多的几句……但那时候我没信，我觉得不信主就这么收拾我，那么这主也不是什么善主儿。然而刘有光不一样，他也不讲什么道理，光背经，一背，那些似懂非懂的话就钻到我的脑子里去了……我懵了，觉得我不是我了，直想哭直想笑。我觉得自己的面前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只要走上去，那么犯过的罪都能抹掉，吃过的苦都会消失。我还觉得以前信别的东西都信错了，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绕到这条大道上来。有一个声音又在我耳朵边上响起来，它说，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就一切都会好了……” 　　其实，正如大姨妈所真切描述的，在最后这次到底应不应该信主的问题上，她的内心世界里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自我斗争。一方面，她清楚地知道“我”正在赶来接她的路上，但在另一方面，冥冥中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拖拽着她朝着“信主”的方向走去：“我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大姨妈听到这话时茫然的神色，我甚至还能体会到她心里涌动的激情——那一刻，她手握自由，有机会让身体回到我们的世界，但灵魂早已滑向了另一个世界。一条实在的门槛位于她的脚下，一条虚拟的分界线铺展在她的眼前。终于，她选择了其中一个方向，决然地迈了过去。”是的，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大姨妈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刘有光，选择了信主。说实在话，当我读到走投无路的大姨妈最后信主的这部分描写时，内心里竟然一下子溢出了满满的感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除了跟随刘有光信主以获得内心世界的安宁之外，这个时候的大姨妈事实上的确已经无路可走。我甚至设想，西方的基督教所谓的上帝，或者耶稣，在当初最早传教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石一枫小说里所描写的刘有光这副模样。人都说，真正的宗教诞生于苦难，吾于今信焉。说到底，正因为人世间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彻底克服的苦难，所以才会有宗教信仰或者说精神信仰的生成，也才会有刘有光。“上帝说有了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刘有光，也才会有大姨妈对他的坚定追随。假如说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真实再现了女主人公大姨妈一生不无曲折的精神信仰史，那么，此前的全部信仰其实都属于盲信，而只有最后一次她的信主，她对于上帝的皈依，方才称得上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精神信仰。然而，从作家石一枫的角度来说，大姨妈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实际上也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写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说实在话，因为不仅特别熟悉鲁敏的小说创作历程，而且也还曾经给《六人晚餐》做过长篇批评文章的缘故，所以，面对着具有极大阅读挑战性的《奔月》，我甚至于一时间心神恍惚，难道这部具有颠覆性美学与艺术特质的长篇小说，果真出自那位曾经写出过《六人晚餐》的作家之手吗？然而，如果联系同样具有突出实验探索性质的《荷尔蒙夜谈》，那么，《奔月》的出现，其实也并不意外。围绕《奔月》，在与我往返的微信中，鲁敏曾经特别强调：“传统主题可能容易进入，但我不甘心那样写。因此做出一个现代命题的尝试：对自我存在可能性的反复假设逼问，以及这种假设和追问的无解之果。”放眼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困扰很多作家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如何才能够有效地克服一种不自觉状态下的自我复制的问题。尽管很多作家都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竭尽全力地试图有所努力，但严格说来却是收效甚微。那样一种原创性严重匮乏的“千人一面”或者说“千部（篇）一面”的状况，依然是一种无法否认的普遍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鲁敏不仅自觉地追求小说创作上的自我突破，而且她的这种追求也还取得了无法被忽略的丰厚创作实绩，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别的且不说，但只是她如此一种敢于打破旧的窠臼，进而实现根本创作转型的胆识与勇气，就足以应该赢得我们热烈的掌声。更何况，她也的确给文坛奉献出了如同《奔月》这样具有充分实验探索精神的优秀小说文本。
　　《奔月》艺术形式上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假定性叙事形式的巧妙设定与使用。小说的核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公小六一次意外车祸后的悄然失踪。小六失踪之后，故事就沿着两条逻辑结构线索渐次向前推进了。一条线索，自然是小六意外失踪后，她的丈夫、母亲，乃至于情人这边究竟会做何反应。另一条线索，则是“主动”失踪后的小六依照“猪头”的无意暗示，漂移落脚到一个名叫乌鹊的地方之后，在那里生根立足的故事。所谓“猪头”的暗示，其实是小六她们少年时经常玩的一个游戏：“这是小时候玩过的折纸游戏，也叫‘东南西北’，叠成后在各个方向写上不同的游戏内容，然后把两只手的食指、拇指分别套人，牵动这只‘猪头’，横四竖三，或竖七横五，随机形成不同截面，即得到相关指令，比如跳绳、吃糖、学结巴、翻筋斗等。大家轮流耍，获得自己的任务。就是这‘猪头’，负责帮她拿的主意。”在小六自己无法决定行走方向的时候，她只好借助于“猪头”这样的“天意”来随机决定未来的去向。就这样，她最终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这个叫做“乌鹊”的地方。具体来说，除了带有楔子或者序幕意味的开头一段预叙性文字之外，整个小说文本共由十五章的内容构成。除最后的第十五章为两条结构线索的合流叙述之外，其他的十四章，可以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数章主要叙述小六的丈夫贺西南、母亲以及情人张灯在小六失踪后的各种表现，双数章则主要叙述展示误打误撞来到乌鹊这个地方之后小六的生存境遇。依照一般的生活逻辑，既然在意外的车祸中大难不死地得以幸存，小六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肯定是想方设法地回到亲人的身边，让自己遭到严重惊吓的心灵得到充分的抚慰。然而，小六实际的选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自我“失踪”。所谓自我“失踪”，就是说明本可以顺利地返回到原来的生活位置之上的小六，却偏偏就是要顺水推舟，要借助于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脱离开原来的生活轨道。我们之所以断言小六的因车祸失踪这一核心情节设定为一种假定性叙事，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对日常生活逻辑的悖逆。借助于这一假定性核心情节，鲁敏意欲实现的基本写作意图，正如她在给我的微信中所特别强调的，乃是“对自我存在可能性的反复假设逼问，以及这种假设和追问的无解之果”。
　　车祸发生的时间，是大白天：“事故发生时，小六在打磕睡……小六拼命抓住栏杆，力渐不支……车身突然顿住，定格，像喜欢上这个头顶冲下的造型。小六被悬于车门，既没有被吐掉，也没有被咽回。她勉力伸头张望，车门正冲着一片葱笼的灌木。灌木下方，一大片汩汩流动的水面，散发出黑夜般的迷醉引力。虽则此时正阳高悬。”“此时正阳高悬”六字，就明确告诉我们，车祸发生的时候，正是当午时分。这个时间节点，与所谓的“奔月”之间，很显然了无干系。月亮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末尾处：“半夜里，她醒过一次，四体冰凉，百骸麻木，全然忘了身在何处。睁开眼四处看，一片模糊，无意间瞥到窗外，那里有一轮钩月。”“那月亮很是细瘦，但边缘清晰而冷峻，被光秃秃没有帘子的窗格子框住，恰好在左上方一角，那模样十分感人，以致让小六无端涌上一层骄傲。她特别愿意向月亮承认，大声承认。这就是她的渴求之境，是个人意志所致，也是水到渠成的命定。她打算执行这个自我消失的欲望，坦荡地执行，为什么不？它当是跟食欲、性欲、声名欲一样的平等，一样值得去克服困难，好好追求。”这一次对月亮的特别留意之后，等到小六再一次注意到清冷月亮的存在，已经是第四章第五节的结尾处了：“天色这时已彻底地黑下来，月亮从鹊山那边爬了上来。月色极细腻，像绸布，当它掠过裸露的手背时，都能感觉到那遲疑的拖曳感。”“月亮还是那一枚，她还是那个她吗？”“月亮可在头顶之上普照众生呢，只管举头望月吧，仔细感受此际的月色——它，自有它的意思。”这个时候的小六，已经在自我探寻的路途上不仅倍觉疲惫，而且更是陷入到某种无解的思索追问之中：“乌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别处。在别处又是虚设的，尽力跑动却宛在原地。”等到小六第三次注意到月亮存在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章第四节的接近结尾处了：“她往四周看看，都是路，半生不熟。也有人影，近了又远。唯一的旧相识还是只有天上那轮月亮，全世界共有的，又独属于她一个人的月亮，白泠泠地发着寒气，像面巨大的镜子，均匀地照着几百年前，也照到几百年后，照到北京南京，照到乌水鹊山。它能听到小六的细嗓门吗？爱，肉身，孤独，宿命，亲人，生活，伴侣，这忧郁而渺茫的追寻，是否能有一个确切的托付与解答？”至于小六最后一次注意到月亮存在的时候，却已经是整部小说文本的结尾处了：“如果不是特别仔细，可能都发现不了，一轮边缘粗糙的月亮正陷身在那几幢高楼之间，如小豆烛照，仿佛还没有适应这刚刚亮起来的城市之光。”“……你好啊。小六向这位老朋友默默问候。”由以上关于月亮的描写，我们即不难作出这样的两种判断：其一，鲁敏笔端这轮清冷、孤独、细瘦，一直散发着白泠泠寒气的月亮，作为一种象征意味特别明显的意象，正可以被看作是孤零零一人自我放逐于异乡的女主人公小六的真实写照。其二，鲁敏的相关描写，更能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嫦娥奔月”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对于人类所寄身的地球来说，月亮无疑是“他者”，是迥然相异于地球的别一个世界。嫦娥一旦义无反顾地奔向月亮，就再也无法重新返回到熟悉的地球故乡。同样的道理，到了鲁敏的《奔月》中，尽管小六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从乌鹊返回南京，但正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等到她终于回到南京之后，她曾经的日常生活却早已经物是人非，发生了料想不到的颠覆性变化。小六实际上再也无法返回到她曾经的生活位置上去了。也因此，虽然我们并不清楚鲁敏将小说命名为“奔月”的初衷，但却更愿意从这样两个角度去理解小说标题。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日益的纵深化，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肯定会越来越尖锐复杂。面对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作家如何在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以更加充分犀利的思想能力对它作出深入的思考与认识，乃是无法推卸的神圣艺术使命。我们希望，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作家能够交出令读者更加满意的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