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0后学者袁洪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史料发掘为基础，尤其重视对作家检讨书的审视、对作家日记的考辨和对作家书信的考释。他瞩目共和国初期的文学转折，以文学出版为切入点，选取一系列个案，努力呈现事发当年的文学场域，并追踪在此场域中的文人心态。他的研究，体现了文献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融合。他通过还原历史的努力，参与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
　　[关键词]袁洪权;史料;日记;书信考释;文学场域;现当代文学
　　我和袁洪权相识已经四年余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孜孜不倦、兴致勃勃。
　　说是老相识，其实我和他至今只见过一次面，是在2017年5月中旬中山大学组织召开的纪念鲁迅来穗90周年暨新文学百年学术研讨会上。但在网络上，我们神交已久。2013年11月11日，我邀请他加入我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小组”QQ群（后又成立微信群），从此之后在群里朝夕相对，已经共同度过了四年多“群居”生活。我们在网上一见如故，经常相互切磋，相互促进，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幾乎无话不谈，洪权的勤奋、朴实、刚正和坦诚打动了我，而他对我也有着兄弟般的信任。2014年11月以来，他每有新作，往往会第一时间发给我一睹为快，让我做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据统计，这三四年，我通过这种方式读到的洪权的论文就有20多篇。因为这种融洽的“在线”关系和特殊的文字交流，洪权认为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比较了解。2017年秋天，当有学术刊物看好他的发展势头想向学界予以专门推介时，洪权建议由我来写一篇关于他的学术评介文章。虽然我和他并没有直接的学缘关系，但作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友，却是义不容辞。以下所写，即是我了解到的洪权学术研究的某些侧面，大致不出“我所认识的袁洪权”这一范围。
　　一、从文学文本到思想史料
　　倘若从2003年发表第一篇文学研究论文算起，洪权专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他不断摸索，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洪权是1978年生人，属马，土家族人，祖籍重庆石柱。他1997年进入重庆师范大学求学，2001年本科毕业之后，去西昌师专（后改名西昌学院）当了一名老师。在同一年龄段的学者当中，他参加工作是非常早的。同时他继续在母校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郝明工教授，2004年毕业，学位论文题目是《左翼、新感觉派都市小说创作及差异论》。研究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对上海这个都市的书写差异，这在当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时髦的题目。在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当中，他分别讨论了左翼和新感觉派都市小说的特征，重点是进行二者的比较。他发现二者具有不同的主题词系统：“在左翼作家的笔下，它们分别是：政治理性～无产阶级～都市～阶级斗争;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它们分别是：审美理性～日常生活～都市～都市忧郁病。”对于这种不同，他分别从作者不同的文学观、创作态度以及与组织内外有别的不同关系去进行解释。从中可以看到洪权对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有一定的敏感性，并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这篇论文的《后记》中，洪权引用了屈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与对学术的态度，表示要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此外，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他还对萧红进行过比较专门的研究，发表过论述萧红的寂寞情结和边缘写作姿态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个人见解，但从总体上看，似乎尚未形成独特鲜明的个人研究风格。
　　2004年后，洪权的文学研究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这一年他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意向导师是著名史料学者陈子善先生。考试成绩还算比较理想，外语超过60分，专业课一88分，专业课二89分，复试专业课成绩为84分。不过陈子善先生当年只有两个博士生招生名额，洪权的成绩位列第3名。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实上洪权当时还没有想好自己读博期间要做什么研究。陈子善先生希望他能够潜心翻阅几年文献材料，培养起真正的学术兴趣，这样带着学术问题攻读博士研究生，对他的学术发展是最有利的。于是，2005至2006年，按照陈子善先生的点拨，结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讲授，洪权有意识地在西昌学院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大量翻阅文献材料，浏览了整套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美术》《说说唱唱》等中央报刊，以及《西南文艺》《红岩》《东北文艺》《长江文艺》《文艺月报》《文艺学习》等地方性期刊。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中国当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央一省级一地区级一县级一乡村，其史料的保存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等级结构，有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与约束机制，这为他后来在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时提供了便捷途径。随着触摸的史料愈来愈多，在洪权头脑中，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图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表面上沉寂了两年，求学生涯中断，结果却对洪权的学术孕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全了他的学术起步，培养了他对人民共和国初期文史、文献材料的研究兴趣。到2006年底，他再次报考博士，这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方向已经确立起来了。
　　2007年，洪权如愿以偿，开始追随陈子善先生读书治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向人才辈出，洪权在此苦读3年，学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得益于前几年的史料工夫，他读博期间的思考与写作，基本和之前的史料阅读有关。譬如，他在翻阅1949-1966年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过程中，敏锐地注意到宗派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宗派主义的根源则在于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在翻阅《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等地方性文艺刊物的时候，他发现刊物的更名和承继背后体现出“政治意识”。他将这些发现和思考写成单篇论文发表，可以视为读博前工作的延续。2009年准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选题方向也基本围绕在西昌学院工作时所翻阅的材料进行梳理，并最终将题目定为《“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以此，在他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导师陈子善先生曾说，洪权的毕业论文看似3年内做完了，其实他真正思考毕业论文及其写作，花费的时间是5年。 　　2010年，洪权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从这一年秋天开始转到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任教。在更高的学术平台上，他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新的篇章，职业生涯进入了快车道。七八年间他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有多篇发表在权威或核心期刊上，并且逐渐在学界引起注意和反响。2012年洪权晋升为副教授，2017年晋升为教授，这既是对他辛勤工作的公正认可，也为他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检讨、日记与书信
　　古人云，兵马不动粮草先行，这是行军打仗的基本要求。对于史料学者而言，史料即是他们学术行军的“粮草”，史料是否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走多远的学术之路，能做多大的学术研究。大凡在史料研究上作出成绩的学者，都在史料方面有自己的独立储备、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史料库，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对史料洞隐烛微的过程中得到自己的学术发现。作为国内骨灰级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的高足，洪权在史料收藏和考索方面得了导师的真传，经过多年有意识的努力，他初步完成了个人的史料建设。
　　在史料搜集方面，洪权多管齐下，库藏日益扩大。其一，他充分利用图书馆和资料室等藏书机构，不惮长坐冷板凳，地毯式地翻查一些重要的舊报刊，并从中择取较有价值者，一一复印装订成册。其二，他充分利用各大出售新书旧书的网络书店和实体书店，按照自己的眼光，淘得不少较为珍贵的图书资料。其三，他和学界广泛交往，经常借助师友的帮助，从千里迢迢之外觅得史料，甚至是独家史料，譬如他和作家王林之子王端阳先生建立联系，从对方处得到了王林的未刊日记手稿，为他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此外，充分利用网络文献资料库，不放过在街头小巷的寻觅和偶遇，重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和地方刊物等文献资料……洪权获取史料的方法可谓多种多样，得心应手。通过以上诸般途径，洪权目前已坐拥15000册以上图书资料，如此收藏规模，在40岁以下的本专业同行中可谓突出。可以说，只要资料有用，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他往往不计代价也要将其“据为己有”。就我所知，他有好多次花费500元以上的价钱，仅仅是为了买得一个薄薄的小册子甚至是几页资料。记忆中，他曾经用500元在孔夫子网上淘到一本著名漫画家的作品，全书不过几十页，选收了一些民间山歌之类，配上漫画，非常的原生态，有的言词秽亵，放在今天或有“黄色”之嫌，然而很有史料价值。还有，他新近为了完成一篇关于萧也牧的论文，光是购买资料就花费了1000元。或许，史料学者所写论文之所以常常具有较高价值，跟这种写作所付出的“代价”不无关系。但和一般藏书家不同的是，洪权的购藏，目的在于利用研究，服务于他的学术写作。正如谢其章先生所言，“藏书是软道理，写书是硬道理，只藏不写没道理”。在这方面，洪权胸中是有大丘壑的。2005年左右，他在西昌的旧书市场曾经遭遇过一批1950年代四川知识分子被关押在西昌时进行思想改造的档案材料，体量巨大，重达一吨有余，书店老板要价5元一斤，总价可能达13000元。当时洪权的年收入是两万三四千元，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放弃了。对一般学者而言，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看不完一吨重的材料，倘若不是出于经济原因，洪权一次就准备购人这么一大批厚重的史料，可见在他的意识当中，自己这一生得看多少材料，写多少文章。他每天都对读书写作充满了干劲，正是由于他对处理海量的文献材料充满了信心。
　　从这些年的学术实践看，洪权对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检讨书的审视、对作家日记的考辨和对作家书信的考释三个方面。
　　2005年，洪权开始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在查阅史料准备授课的过程中，他注意到1950年代受到批判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许多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讨书，从中可见作家们面临的心理压力。从这时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搜集作家的检讨文字，日积月累，到他2007年前往华东师范大学读博时，已收集到检讨书及相关资料合计近200万字。他为此编了一个详细的作家检讨书目录，设想将这一资料集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作家检讨书的生成机制和当代文学体制对文学的规范，并对作家心态史进行微观描述。陈子善先生肯定了他这一工作，并建议他扩大视野，1940年代至1980年代的相关材料都可以看看。此后洪权又收集到徐敬亚、周扬、孙静轩、白桦等人的检讨书，陈子善先生更是帮他收集到夏衍、胡愈之、丁玲等人的绝密检讨文字。不过在洪权准备将检讨书纳人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框架时，导师考虑到这一学术话题的敏感性与其包含的巨大容量，出于对他的学术保护，建议他暂时不要行诸文字。洪权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当然，他对作家检讨书的收集和思考并没有停止。我注意到，尽管他没有以此为题写过专门的论文，但在讨论当代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接受时，他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方法，将郭沫若、丁玲、臧克家、萧也牧等作家的部分带有检讨性质的文字嵌入到论文当中，使读者能够窥斑知豹，透过文字感知作家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心态。我相信，将来学术空间如进一步扩大，洪权在作家检讨书方面的研究将取得重要成果。
　　几乎与检讨书的收集同步，洪权对现当代作家的日记和书信这两种非常私密化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关注的是作家日记中涉及思想改造的文字记录，后来发现从日记中可以引申出更多的话题，于是除了查阅相关图书，还不惜成本，专门购人了大部头的《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赵南公日记》《徐光耀日记》与在香港出版的《萧军日记》等。利用这些日记资料，他作出了一些十分精细的事实考证，典型的如对朱自清日记的考察。他注意到，朱自清在1934年6月21日（星期四）的日记中有出席毕业礼并聆听胡适演讲的记录，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但通过核对胡适日记和当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夏鼐的日记，可以判断出这个毕业礼是在6月22日（星期五）举行。又如朱自清1935年6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自己初遇赵家璧，这一记录被一些研究者当作准确的事实加以引用，然而洪权对照赵家璧的“北上组稿日记”，推断出两人初次见面的日子应该是6月6日。朱自清的日记中之所以有一些误记，是因为他写作日记时有追记的习惯，因而容易导致记忆偏离事实。由此，洪权提出，对于作家‘旧记的摘录和引用也需要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有些日记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误记’，或者故意包装自己，这为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难题’。……如果不加以辨析就直接摘录和引用，不可避免地就会犯下低级的‘错误”，。对于从事作家日记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洪权对作家日记的研究绝不限于这些“小细节”。他集中阅读了萧军日记和未刊的王林日记，发现二者对考察现当代文学史很有价值。前者留下了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不在场描述和对胡风“反革命”案发生后当时文坛中人心态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鲜活的文学现场”;后者留下了建国初期京津文艺界的交往记录，“为我们观察解放区文人的‘分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中“看得出建国初期的文艺界内部矛盾”。对王林日记的阅读，再次印证了洪权的一个基本观察，即“共和国初期文艺界对萧也牧进行批判，实质上是丁玲为代表的延安边区文化人对晋察冀文人的一种压制性批判”。 　　最近几年，洪权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现当代作家的书信考释上，在这方面他已完成了近十篇论文。和考察作家日記相似，洪权在考察作家书信时，特别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时间标注错误或不够具体的信件上，在纠错或补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例如，某年9月18日朱自清有一封信写给叶圣陶，它被《朱自清全集》编委会认定写于1934年。洪权依据该信件提及的教科书、夏丐尊生日纪念特刊、朱自清暑假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叶圣陶创作的《感同身受》等内容，确定此信写于1935年。在此基础上，结合朱自清日记等材料，可以管窥朱自清所编“新文学讲义”的出版史命运与他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生产过程，并发现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所受来自他的老师朱自清的启发。通过这样的考察，洪权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书信阅读与考释工作，将是当前文学研究界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又如，《王瑶全集》第8卷收录了王瑶的一封写给“叔度同志”的信件，写作日期是“五月八日”，编者认为该信写于1951年。洪权通过《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初版日期、王瑶信中提到的工作单位、对艾青诗歌《吴满有》的处理、教育部将要召开会议制定教学大纲等内容，确定该信实际上写于1954年5月8日。由此特定日期出发，解读信件内容，洪权发现《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之后，受到了来自教育界、文艺界的批评，给王瑶带来很大的压力，影响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编写。此外，从信中还可看出，诗人艾青和文学史家王瑶对于长篇叙事诗《吴满友》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再如，《写给巴金》一书中收录了老舍等致巴金的便条信两通，其中第一通信涉及到老舍、巴金、梅兰芳、王瑶卿、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等人的文学交往活动，末尾所署日期为“六月十日”，缺少年份，编者在注释中认为“写作时间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洪权通过对读《老舍年谱》《巴金年谱》《梅兰芳年谱》以及老舍日记、《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等材料，考证出这通便条写于1950年6月10日，背后涉及共和国初期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欢迎梅兰芳的重要文学活动。
　　可以说，以作家检讨书、日记和书信为重点史料，辅以作家作品集、作家年谱、报刊新闻报道等，洪权在大脑中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史料网络。在进行史料考释的过程中，贯穿着他对史料研究的自觉的理论思考，这既反映在他《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4）、《<边缘识小>：独特的文学史观点和考证工夫》（2009）、《作为当代文学史料的作家日记与书信》（2016）、《起步·周边·丰碑·姿态——陈子善先生学术研究述评》（2017）等专门论述中，也不时从他的相关具体考释文章中提示出来。如在考释丁玲1952年致厂民信的文章的末尾，洪权提出要“使信件作为材料得以重新置人那个时代的文学语境、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才能体会到信件作为材料更加丰富的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细致梳理中，我们才能把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加以还原，而不是笼而统之地建立那以论带史的宏观叙述框架”，而他试图通过这种考释工作为研究界“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思路”。
　　三、文学出版、文学场域与文人心态
　　以上从搜集和运用史料的重点类型为切入点，略述洪权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操作方法，可以看出其核心是考证法。然而，洪权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事实的考辨，在他的多数文章里，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他试图回答一些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问题”。综观他这十几年的学术作品，他探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进入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后，新文学发生了什么？而这牵涉到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作家队伍的甄别、教育与重组，对新文学作品的遴选与出版，文艺领导机构权威的建立，文艺指导思想的强化，文艺政策的调整，等等。大致而言，他的这些思考和研究可以被纳人近年渐成热点的“文艺制度研究”。在进行这样的思考时，他往往以文学出版为切入点，选取一系列个案，努力呈现事发当年的文学场域，并追踪在此场域中的文人心态。这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中可见端倪。该文视1951年为新中国文艺界整合的关键年份，并选择四个重大事件进行散点透视，从中管窥特定场域下新文学的转向。这四大事件对应正文的四章，分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对电影《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文艺建设丛书”和“新文学选集”的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和发行，其中后两章都是以出版为切入口。文中认为，“新文学选集”与“文艺建设丛书”有着不同的出版命运，因为“‘新文学选集’并不是建构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而‘文艺建设丛书’正是这种文艺话语体系建构的直接体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给全国的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理论学习的‘蓝本’”，借此达到“统一全国文艺界思想”的目的。
　　博士毕业以后，洪权并没有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而是不断发掘新的史料，对相关思考加以丰富和完善。2010年以后至今，他发表的较为重要的论文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延伸，尤其是对新中国初期隆重推出的两套文艺丛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表了系列论文。针对“新文学选集”中的《郭沫若选集》《丁玲选集》《赵树理选集》《胡也频选集》，他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作出了专门论述。在考察《郭沫若选集》的编辑出版时，洪权先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郭沫若扮演“总导演的角色”谈起，着重分析了该选集的《自序》。郭沫若在《自序》中只字不提有关《女神》等诗集的记忆，重点谈了自己传奇的革命经历，“对自己从批判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文学历史道路走向，提供了一种阐释式的‘注脚’。”从中可见他此一时期的复杂心态。在具体编选自己建国前的文学作品时，郭沫若有着自己的政治考虑，“努力塑形自己作为进步作家的身份”。在考察《丁玲选集》的编辑出版时，洪权从《自序》的解读中发现丁玲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生活和人生经历欲说还休，这使她在编选旧作时怀有复杂的个人情感。由于在延安时经历过两次心理冲击——“自首与变节”传言带来的冲击和因发表《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等现实批判文本带来的冲击，让她形成了心理创伤，并影响到她对自选集篇目的选择。她刻意回避《在医院中时》这一篇争议小说，因为作品“针对的是‘党’，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由是可以看出，“开明版《丁玲选集》的编选背后，其实蕴含的不仅仅是丁玲复杂的人生，而且还有来自革命政党组织对于个人的潜在心理压力。”在考察《赵树理选集》的编辑出版时，洪权发现，因为“新文学选集”不选老解放区作家作品等原因，赵树理最初并未进入该选集考虑的作家名单。《赵树理选集》的编选和出版，是在仓促中完成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确立文学创作上的“赵树理方向”和建构“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联系，从中可见“新文学史”观念的建构努力。在考察《胡也频选集》的编辑出版时，洪权重点分析了丁玲为该选集所作代序《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特别关注该文对胡也频1930年2月济南之行的叙述，因为济南之行是胡也频成为革命者和烈士的关键时间节点。对照沈从文、董秋芳、冯毅之等人的相关叙述，可以看出丁玲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情感，并不那么客观。她这样做的原因，是要“按照革命话语的要求进行‘政治描述’，以形成胡也频的革命人生。”此外，洪权还在《“文艺建设丛书”的命运与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场域》（《臧克家诗选>四种版本梳考》《<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版本、编选与代序修订》等文中，通过对重要丛书和重要选本的出版史考察，管窥不同时代的文学场域和代表性诗人的思想变迁。洪权发现，一个诗歌选本的版本变化，可以反映诗歌作者或编者在特定时代的思想变迁，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制约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对版本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分支，许多前辈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留下了以书话等形态存在的大量成果。即如洪權的博士导师陈子善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丰富建树，他于2017年在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签名本丛考》即可视为一本对新文学版本的研究文集。不过，许多从事版本研究的学者，他们关注的重点多是考订书籍本身的出版事项（出版缘起、出版时间、版次、印数、出版广告……）或书籍背后的人事交游，洪权则独辟蹊径，牢牢抓住文学出版与文学场域、文人心态的紧密联系，试图通过对出版的考察还原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生态。就我所知，这样的思路有其独创性，它显然受到了版本学研究与文学场域研究等的启发，是对几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融合。更具体一点说，洪权的学术工作在研究方法上深受陈子善先生等文献学家的影响，而在研究思路和文学史判断上则从洪子诚先生等文学史家那里得到很大的启发。或许正因这样，洪权在描述个人的研究领域时，经常同时列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二者，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试图打通二者。
　　当然，要考察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场域，除了文学出版，还有其他一些有效的切入点，比如文学领导机构的设置、对作家作品的严厉批判、对工农作家的有意识培养、对文学阅读的组织等，这些在洪权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单篇论文《方之中与诗集<人底改造）的“批判”》《“文化翻身”与工农作家形态生成的“反思”——以被遗忘的作家曹桂梅为例》《共和国文学中“组织”运作下的文学阅读——以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为例》中分别有细致的考察。概言之，他多从问题和现象出发，确定适当的切入点，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最后指向文学场域这一个大的目标。倘若全面阅读他的学术论文，共和国初期文学场域的基本特点便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一场域中，文学从属于政治，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谁具有写作的权力，如何评价文学史，作家该具有怎样的价值观等等，都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所规定;作家只能尽可能向“革命”靠拢，以此过滤掉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复杂性;政治高高在上，宗派主义幽灵不散，作家既是孤立的，又从属于某一特定群体，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历史遭遇。
　　四、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孱弱
　　“洪权一开卷，便有新发现。”在我们群里，我曾如此总结洪权的学术工作。他之所以慧眼独具，很快看出大家一般看不出来的东西，既是由于他涉猎广泛，对各类史料都很熟稔，同时也是由于他问题意识强，研究思路多，头脑活跃，即使沉默的史料也容易引发他的思想火花。近年，洪权的学术成果源源不断地发表，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但事实上，已经面世的只是他工作成果的一部分。他手头还有不少未刊稿，更不用说他收集的作家检讨书等由于现实原因，许多尚未在学界公开。当他的工作成绩全部展现在同行面前，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他的劳动成果和学术贡献。我个人相信，假以时日，洪权可以成长为某一研究领域（如共和国初期文学研究）的中坚学者。
　　我在长期阅读洪权文章的过程中，看到他不住地叩问历史真实，不时会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从来不会为谁停留一分一秒。“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历史洪流，绝大多数人们常常感觉应接不暇，无从把握。尤其是近代以来，国人常被这一洪流所裹挟，眼睛只盯着当下，惶恐地想要抓住一些什么，而很少回顾来时的路。只有历史学家们顽强地掉头反顾，凝视历史留下的尘埃，从中去捕捉历史的影子。这种悲壮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当然也有它的根据。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微之矣。”假如不考虑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本体的解构，这种通过文献还原历史的信心，确实能够使人产生认识历史的雄心。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有这样一类学者，试图通过对文献的打捞和释读，拂去历史的障蔽，认清历史的真相。1990年代以来，随着这方面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日益增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次“文献学转向”。洪权因其学术师承、研究方法、关注对象以及学术成果，参与和推动了这一转向。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但是洪权也承认，“还原真正的文学史发展历程是不可能的，文学史毕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揭示真相，那又怎么样呢？历史早已无法改变，而且也经常并不能“告诉未来”;相反，相同的历史一再上演：秦始皇焚书，康乾盛世也焚书，“文革”期间还焚书……以致中国人常常觉得历史是在循环，几千年而不变。正如我某日在直播吧看到的一条评论：“你以为自己在看直播，其实看到的是一场重播。”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虽然说的是球赛，放在其他领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有人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并不能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在重蹈覆辙。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如此？鲁迅认为一大原因是人容易忘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可见忘却既是人性中的一种保护机制，也是人类重复错误的催化机制。我则以为人性的孱弱是人类无法面对历史之重的本质原因。以洪权所研究的1940至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状况而言，随着国家在思想等各个方面进入大一统，知识分子个体愈来愈变得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在权力的要求面前，有几人能不服从？洪权曾经仔细分析过李长之1949年4月4日所写下的三首诗歌，从中发现作为诗人和知识分子的李长之的复杂心态：“他有积极融入现实政治的冲动，并有实际的行动，但作为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还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底线，一旦底线无法坚守，他就以沉默来维持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如果不能自由表达，那么沉默是金。可在某些阶段，知识分子连沉默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像郭沫若、周扬、丁玲等文艺界领导人，他们常常需要发言、表态，发言的内容是无法更改的，不管他们是同意或不同意，都必须用他们的嘴，把这内容表述出来。于是，在某些时候，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便不可避免了。于是，他们的人格，便不再是健全的了。更不要说到了后来某些极端时期，譬如“文革”，人们的理智纷纷进入癫狂状态，许多人不是犯傻就是在装傻，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质量低下。将大半生用来研究这一质量低下的群体，意义何在？洪权在描述这些文人心态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复杂”。这复杂固然容易令人产生理解之同情，但何尝不与他们的自我选择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既是历史的被规训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历史真实的遮蔽者，有时甚且成了施害者。极少有人能像庄子一样，在洞悉了权力危险的陷阱以后，不再参与权力游戏。洪权的研究背后指向的最大问题或说人文关怀是：面对思想大一统，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而我的困惑是：这可能是一个不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历史早已明示我们，在人性不发生大变的前提下，他们将会何去何从。
　　以上是我的一点“形而上”的困惑，可能过于“务虚”。这不只是阅读洪权文章引发的感慨，同时也源于我自己也关注一点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长久以来有此困惑。书之于此，愿与洪权和学友们共同思考。当然，我相信，洪权的研究不会受此影响，他始终是兴致勃勃的。
　　以下再讲一点“形而下”的“务实”的建议。洪权的学术研究前景可期，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个人认为他在学术表达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洪权的文风非常朴实，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不过在学术表达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在用词的精确、语句的严密、标题和关键词的打磨、行文的简洁、结构的填密等方面都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我觉得陈子善先生是他一个很好的榜样，能够将史料文章写得引入人胜。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术写作固然不需要依靠文采来增加自身价值，但把论文写成“文章”，增强文字的可读性，应该是每一个学者自觉的追求。洪权的论述，义理、考据兼备，如能进一步打磨“辞章”，不但对个人写作是一种提升，也将嘉惠学林。以洪权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的态度，我相信这并非太难的事情。真的朋友，敢于直面各自的不足，敢于提出个人的孔见。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来，愿与洪权共勉，因我十分乐于看到洪权的学术之路越走越远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