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
　　
　　山西 李锐
　　在《读书》、《今天》陆陆续续读到高尔泰先生的回忆文字，讲人生，讲坎坷，讲遭遇，讲一个人经历了炼狱般的千万煎熬，却又永不熄灭的精神跋涉。冷峭苍凉的笔触常常让人久久难以释怀。读他的文字，每每让我联想起坐在历史的暗影中点燃一腔绝望来为自己照明的龚自珍，每每让我想起龚自珍绝决的诗句：“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最近刚刚又读到他的《画事琐记》，难忍的剜心之痛中，再一次让我想起了龚自珍，“今年烧梦先烧笔，检点青天白日诗。”高尔泰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所谓历尽磨难，浪迹天涯，他以自己大半生的坎坷经历得来的笔墨体验，最终竟然还是毫无用处的不合时宜。“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大变换，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这个耽于幻想在儿时被父亲戏称为“野狗耕地”的人，最终也没能把自己修理成为“正路牲口”。夹边沟的劳改农场，改革开放的故乡，海洋郡杉谷湖的林中小屋，纽约市密集的高楼狭谷，都容不下他这个异己。这个“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人，只好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只好再一次漂泊上路……所幸他有一个知己为妻，可以在漂泊的路上相依为命，互相取暖。
　　让我们等着路上传来的回声。
　　
　　《说君》及其他
　　
　　上海 朱铭
　　孙郁先生的大作《孤桐老影》（见《读书》二○○四年第八期）谈及章士钊民国前主持的《国民日日报》，举了上面发表的《王船山史说申义》、《说君》二文，认为是章的“文字”，他可能依据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的十卷本《章士钊全集》，此书将二文都收入了。数年前，我曾翻阅过台湾影印的《国民日日报》合订本，《说君》一文是作为“社说”在报端连载的，当年该报“社说”均不署名，由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所撰，因而每篇“社说”的作者较难分清。如《王船山史说申义》就被钱玄同当作刘师培的文章，收入《左外集》，章士钊后来在《疏黄帝魂》中批评了钱的误收，明确表示是自己所撰。
　　关于《说君》一文，张继在《回忆录》（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中说：“江西谢小石出资，办《国民日日报》。由行严，由己（即陈独秀）及余皆任事，余撰《说君》一文，行严润色之。”行严是章士钊的字，张继写《回忆录》时，与章士钊经常往来，不会搞错。章士钊作为主笔修改了《说君》，《章士钊全集》如要收入，应该对此做些说明才好，张的《回忆录》不难找，记得内地有一册关于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也转载过。
　　《章士钊全集》类似的误收还有，第二册中有小说《绿波传》，原载民国初年的《东方杂志》，署名“孤桐”，民初的孤桐另有其人，写过不少小说。章士钊早年有笔名青桐，民国前后则以秋桐著称海内，孤桐要到二十年代重办“老虎报”时才开始用，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字说》，孙郁先生的文章中也转录了，这里不再引用了。最近看到有的论者以《绿波传》来论述章士钊的文学成就，在此就多说几句。
　　
　　今人少识吴保初
　　
　　南京 童岭
　　二○○四年第四期《读书》“短长书”一辑下收杜新艳先生《晚清女性死亡的叙事》。此文博引中西史籍，论述精当。惟转引吴保初《姚烈妇挽诗并序》时，“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而是日也”据《北山楼集》当改为“二十日”。
　　“清末四公子”中，谭嗣同、陈三立直到今日，还为学界所重。而另外二人（丁惠康、吴保初）则相对寂寞得多。读吴保初《北山楼集》，觉其诗学老杜而直逼江西诸祖，且幽愤深广，多有时代之声。我校前贤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品之曰“生遘世变，哀乐特过于人，激楚之音，出以清怨”，其造诣之深，此为一证。但他的思想还是宥于士大夫之学，反映到对女性之态度上，则如杜新艳先生所谓“内心的矛盾心理”。不特《姚烈妇挽诗并序》一诗如此，其他如《哀妹文丁酉》等等，俱可见吴氏虽不复有理学家表彰贞妇之谀辞，但仍含“君臣夫妇”之大义。故《许君男哀辞有序》一文有：“姬诚为余死矣。余之所以事亲与所以死国者顾如是”之叹。
　　吴保初常常出入于诗坛、政界之中；周旋于保皇、革命两党之间。其直忤俗，襟怀高旷，然为事势所格，终抑郁早逝。吴保初身后墓志为今文经派大师康有为作，而墓表却为古文经派大师章太炎作，其为士论所重，可见一斑。
　　记钱仲联先生有云：治古典文学者不懂晚清学术史，实大憾也。笔者在去年岁初于旧书肆得此书后，就难以释手。但有些古代文学研究者竟不知吴氏为何人。卞孝萱先生得知后，曾于笔者此书扉页题道：“章行严先生为吴保初老人之婿，余昔在北京时，曾闻行严先生谈其岳父佚事。今童岭君购读此书，嘉其有识，喜而题跋。”姑记于此，聊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