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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老同志的共同感慨和心愿。由于“文革”10年中“四人帮”的破坏，许多人失去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为民多作贡献的机会。“文革”结束迎来艳阳春天，他们都发出同一个心愿，把过去的损失尽量尽快弥补回来。当时担任上海外贸学院英语教授年将七旬的裘劭恒，也有来日苦短，报国苦少的同感。在他叹息即将离开施展才干的岗位之际，意想不到的是，党和政府却给了他这个农工党员一次又一次为国效劳的机会，使其晚年增添了一抹亮色。
从“四人帮”审判庭顾问到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
197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正式启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清算的审判程序，成立了特别法庭，裘劭恒被任命为特别法庭顾问。这一光荣使命，令他既感到荣誉在身，又感到责任重大。鉴于这一重大案件的审理令世人瞩目，不仅全国人民十分关注，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十分着意，希望随时了解审理情况，因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要认真做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发布审判的进展情况和有关事宜。由于裘劭恒具有高超的英语水平，又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而当时国内两者兼备的人才为数甚少，于是他就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翻译工作。另外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裘劭恒参与撰写审判动态新闻报道的英文稿件。广播电台领导人邹瑜发现他不仅英语口语十分流利，而且有一副富有磁性的好嗓子（裘年轻时曾进入音乐学院深造）干脆让他直接上电台参与广播。这些广播的录音磁带，裘劭恒珍藏至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江青是最难对付的被告人，她一上法庭就无理取闹，大叫大嚷。裘劭恒在繁多的资料中，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下级法庭一个相类似案例，向特别法庭提供并被法庭采纳。以后每当江青在庭上无理取闹时，检察官就命令法警把她架出法庭，几次针锋相对之后，江青就老实一点了。还有张春桥也一度成为一个棘手的对手，他在法庭上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企图达到“没有口供就不能定罪”的目的。正在大家感到为难之际，裘劭恒从美英法系中找到了依据：只要掌握了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即使被告人保持沉默，仍然可以依法定罪。结果终于把张春桥绳之以法。
1983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任命裘劭恒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这是党和政府给他的无上荣誉。裘对法制委提出，尽管我国已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制在逐步完善，可是国外的有些报道，常常指责我国没有法治，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我们自己对外宣传报道的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我国的法律条文都是中文，没有外文文本，外国人看不懂，因此他建议法制委建立一个工作班子，抓紧把我国的全部法律条文都翻译成英文及其他外文。中央领导采纳了裘的建议，并委任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中央政府为了妥善处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政治举措，于1985年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聘任裘劭恒为起草委员会委员。59位委员从开始工作起，曾经数次受到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央领导同志郑重表达和谆谆嘱咐，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举措，不仅将会保持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而且也将为澳门和台湾今后的回归作出示范，因此一定要做到稳妥、全面、细致、周到，不能留有任何遗憾。委员会内部按基本法的组成部分，分成五个小组，每组都有内地和香港委员参加，裘劭恒被安排在“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组（另外四组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科文体和宗教小组）。在参与起草的共同讨论中，允许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一时意见不一致，统一不了，大家要继续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直到达成一致；其间绝不允许用表决或变相表决的方式，以多数压服少数（因为香港委员在每个小组里都处于少数地位）。
这时裘劭恒常常会约请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到咖啡厅憩息，在无拘束的谈笑中，不同意见趋向统一。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裘结识了不少香港朋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裘劭恒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到的美英法系的法律知识，现在派上了大用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再次邀请裘劭恒上电台、电视台，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报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动态以及有关香港回归的其他准备工作。
裘劭恒受到如此器重及重用，是基于裘劭恒数十年来的优异表现和学识特长，特别是他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卓越功绩，备受国人称道和世人瞩目。
立志学法，维护国人合法权益
裘劭恒1913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高中时喜爱英语和音乐，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1931年全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裘改变了原先的志向，转而立志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国人的合法权益，就此报读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文理学院。1935年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法学和文理学双学士，进而走上法律界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他精通法律，在一系列的代理诉讼中总是获得胜诉，因此在业内颇有名声。上海沦陷后，日本统治者及其汉奸组织作出决定，勒令执业律师都要向伪政府登记注册，裘劭恒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向伪政府低头，拒绝登记，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偶尔也涉及经济诉讼事务。在一次涉外的经济诉讼中，裘劭恒发现对方律师竟是东吴大学的授课老师刘世芳教授。刘教授十分赏识这位年轻的学生，随即聘请他担任由他创办的秉公律师事务所特邀律师。
参与“东京审判”，为国伸张正义
二战结束之后，同盟国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根据1945年7月26日签署，以后又有苏联政府附署的《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提出对战争罪犯必须“处以严肃之法律裁判”的基本原则，继在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意法西斯战争罪犯开庭之后，又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远东法庭”）。该法庭的组成成员除了《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联署国以外，还加上法、澳、新西兰、加拿大、荷兰、印度、菲律宾等7国共11国组成。中国是11国中受日本侵略者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严重的国家，理所当然要成为主要审判者之一。
1946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为参与远东法庭，决定指派中国方面的首席法官为梅汝?，首席检察官为向哲浚。按照远东法庭的规定，首席检察官可配备秘书或助理检察官1名。择人的条件要求相当苛刻，不仅要有相当高的英语水平，包括口译、笔译，又要精通美英法系的法律条文和审判程序，除此之外，还要具备富有绅士般的仪表风度。向哲浚在南京政府外交部、司法部内反复挑选，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于是梅汝?向他建议，上海人才济济，不妨到上海去物色一下。向哲浚曾经担任过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与法学院的著名教授、秉公律师事务所所长刘世芳相当熟识，当向对刘提出此番目的之后，刘即欣然回告，巧得很，眼前就有一位保你满意的合适人才，他名叫裘劭恒。
向哲浚采纳了刘教授的竭诚推荐，当即拜托刘教授去邀请裘劭恒出任。可是裘为人一向淡泊名利，尤其是不愿意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一口回绝了刘教授的延请。对此，刘教授事先有所估计，于是他对裘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的性格和气质，不愿与为官者同流合污，但是我一则不是推荐你去做官，像你这样有抱负的优秀人才，应当有所建树，这就不宜局限于上海，去东京参与举世瞩目的审判战犯工作，是一个为国为民效劳的极好机会；再则这次远东法庭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定是荟萃了世界一流的法律专家，可以学到国内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难以遇到的良好机遇，你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导师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裘劭恒深受感动。他的凛然正义之气升腾而起，终于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光荣使命。
向哲浚呈报南京政府经获同意，聘请裘劭恒为远东法庭中方检察官秘书。裘到南京报到后，于1946年3月的一天，乘一架C47双引擎螺旋式军用飞机，直接飞抵东京。他们被安排在日本陆军省第一旅馆内。这家旅馆此时已经成为远东法庭各国派遣的司法、翻译等工作人员的居住地。
11国官员和工作人员陆续到达后，分别着手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其他各国派来的人员中，有法官和助理，检察官和助理，还有翻译和法律专家，还带来不少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及准备出庭作证的证人。唯独中国无论是人员配备以及材料准备都显得单薄欠缺。裘劭恒力主应抓紧调查取证，他自告奋勇到东京各有关单位，包括新闻单位、图书馆、档案馆等苦苦查找。但是要想在侵略国内查找侵略别国的罪证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发现重大罪证，辗转查找证人
裘劭恒为人的坦诚和活跃，博得了不少美国同行的好感。平时工作之余，率性不拘小节的美国人，有时会手持一瓶香槟、扭着爵士步子，来裘的住所闲聊，彼此交谈甚欢，一来二往，也使裘劭恒常常进出美方的工作场所而毫无阻碍。一次偶然机会，裘走进了国际检察组资料室，一位黑人资料保管员对裘十分友好，尽量为翻阅资料提供方便，并且还拿出了一叠叠从日本政府接收过来已封存的档案供裘劭恒看。这一翻查，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档案资料中找到了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证。“九一八”以后，土肥原贤二拟写一份密件送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嘱咐领事立即将这份密件转送到日本东京外务相，内容是日本为了达到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以恢复帝制为饵，诱逼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潜逃至满洲，然后宣布成立“满洲国”，估计中国政府肯定会对“满洲国”的成立采取行动，日本就可以保护溥仪为藉口，大举进兵中国。这一侵略中国阴谋罪证的获得，不啻是个意外收获，也是打击日本战犯的一颗重磅炸弹。
鉴于中方检察官没有掌握足够的日本战犯的控诉材料，总检察长季楠决定拨出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提供给中方人员回国取证。临行前，季楠根据抗战时期美国设在中国的基督教教会的报告，提议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调查计划中的重点。
飞机抵达南京后不久，向哲浚表示要到北京去调查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政府的罪证，留下裘一个人在南京工作。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出于同仇敌忾的意气，向裘介绍了一位司法部的官员王式成。王式成原先也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抗战期间曾经当过军法官，王工作踏实细致，曾在抗战胜利后专门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作过大量的调查，手中掌握有不少第一手资料。当他知道裘的要求后，慷慨地把收集到的一叠叠填好的调查表格以及铅印材料全部拿出来给裘查阅并作摘录。
裘劭恒在众多调查表中挑选6份当事人仍健在的对象作为典型，恳请王式成陪同他和两位美国人一起再次作进一步当面讯问，以核实材料的真实性。在这6份材料中，有一位对象的一家5口，都被日寇抛入长江，此人幸而大难不死，一人潜水逃脱；有一位幸存者是在日寇用机枪扫射，进行集体屠杀时，幸而站在后面，先行倒地，被同胞尸体压在下面，不敢出声，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偷偷地从死尸堆里爬出来保住了性命；还有一家母女俩，日寇屠杀时她们正躲在地窖里，只听到对门一位邻居妇女被日本人强奸的呼叫声，后又被刺刀刺杀，母女俩在地窖里浑身发抖，又不敢出来，后来上面的房子都被烧掉，饿了三天三夜，幸亏三天后被好心人发觉，才得以相救……裘劭恒对这些口头陈述都作了详细纪录，还拍了照，每份纪录上都请陈述人签名，按上手印，还贴上他（她）们的照片。
远东法庭采用的是美英法系，控方、辩方、审方三方的关系，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旦开庭控告，一定要求证人到庭作证。预见到远东法庭开庭的规模一定很大，而庭上坐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这种场面对一个少见世面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因从未经历，极有可能会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于是裘劭恒他们对当事人一一做耐心的动员工作，鼓励当事人为了报仇雪恨，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勇敢地站出来，到东京去控诉日本强盗。王式成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训练这批证人，模拟法庭的开庭状况，教导证人如何提供证词；还预先设想被告辩护律师会提出哪些质问，训练指导证人该如何回答。裘劭恒则趁机会到上海，继续调查收集其他的日寇罪证。
裘到上海后，去一些重要部门和机构进行调查和采访。一天他来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拜访了该会秘书长童寿民。童以亲身经历举证了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浦东新建起一家水电厂。该厂全套设备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在当时算是技术先进的水电厂，“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日本占领者把该厂所有的设备都拆装到日本去。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中国的国有资产，对私有资产同样也毫不放过。童寿民在闸北曾开设一家机电厂，沦陷后遭到同样的命运，机器设备被抢夺拆装到日本去了。童寿民表示愿意把私藏的有关证据和材料提供给审判之用，还愿意当庭作证。
启发帮助溥仪，出庭控诉敌酋
裘劭恒回到东京后，已届1946年夏季。一天，季楠总检察长派人邀请裘去美方住地，对裘说：“你发现了日本人策划诱逼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这是个重大收获和突破。日本人侵略中国，可以说是从建立‘满洲国’踏出它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土肥原贤二的密件，如果再让溥仪亲自到庭作证，那么审判的效果将会更具震撼力。我们先前曾主动找苏方磋商，经他们同意，已经把溥仪押来东京。考虑到溥仪是中国人，由中国人去做通他的工作，比我们美国人去做可能顺利得多。所以请你来，不妨同他接触一下试试，相信他会配合的。”裘当即表示可以一试。
溥仪同样是个战犯，抗战胜利后一直被关押在苏联。这次他到了东京，住在苏联驻日大使馆隔壁一幢两层楼房内。他不知被押来东京将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心中惴惴不安。
为了使说服溥仪的工作顺利进行，季楠作了规定，远东法庭人员中只有他指定的5个人才能进出溥仪住地，其中一个就是裘劭恒。季、裘谈话后的第二天，裘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溥仪的住处，先在楼下会客室等候。不一会儿，从楼上走下来5个人，4个是苏联人（其中1人是裘认识的苏方首席检察官格伦斯基），另外一名中国人，瘦瘦长长，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格伦斯基向溥仪介绍了裘，裘对溥仪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此时的溥仪似惊弓之鸟，中国的检察官找上门来，一定是凶多吉少，显得局促不安，十分紧张。裘为了稳定溥仪的情绪，在简单地问了一些问题后，平和地说：“这次远东法庭审判的是日本战犯，你不是审判对象；你是到东京来作证的，所以用不着害怕。”初次会面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裘劭恒回来后心想，要使溥仪配合作证，揭露日本战犯头子更多的罪行，首先一定要消除掉他心理上的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与他搞好关系，成为朋友。于是裘经常到溥仪住处走动，与他闲聊，介绍祖国的一些变化。渐渐地，溥仪对裘不仅消除了疑虑，而且有了好感。两人会见之初，旁边总有2个苏联人站着，半个月后，苏联人觉得站在旁边没啥意思，以后就不参与了。溥仪本人在苏联被押期间，已经向苏方供述了大量材料，现如今与裘交谈，两人成为朋友，没有心理障碍，他是有问必答，除了补充他如何被诱逼当上伪“满洲国”皇帝一事之外，还提供了不少日本战犯的其他罪行，使裘在起诉书上增添了好多有力的证据。
溥仪与裘在交谈中，得知裘是上海人，很感兴趣，他说上海有两个旧臣，他们告诉我，上海很好，上海人很聪明。在会面之际，裘经常看到溥仪在练毛笔字，其笔法也颇具功力。溥仪对能够结识裘这样一位朋友，深感欣慰，几次表示：我结识新朋友，照例要赠送一样东西，以志纪念，现在身在异地，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相赠，深表抱歉。裘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如果真要送东西留作纪念，那你就送我两幅字条吧。溥仪说，那太好了，不过我的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你不嫌见笑，就请你随便挑吧。于是裘就在一堆字幅中挑了两幅，一幅是横书抄录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另一幅则是寓意古代辟邪贴在门上的“魁”字图形，右上角一个“斗”字，其形像“鬼”字包含了“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个字，整个图形又似钟馗打鬼，十分有趣。溥仪十分高兴，当即用小楷笔在这两幅字条上落款。
顶住压力，以助理检察官身份出庭控诉
军事法庭“采用是的中方代表所不熟悉的美英模式。……加上美国政府极力把持操作程序，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作出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个战犯除设有自聘的律师及辩护人外，都配置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狡辩抵赖，或横生枝节，故意延宕审判时间，以便为那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中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冤难伸的被动窘境。国民政府密令中国代表一切听从美国的安排，这就阻挠中国检察组代表出庭控诉，但裘劭恒却顶住压力，以助理检察官身份毅然出庭进行控诉。”（引自上海法学会编《探寻法治的岁月——上海市法学会50年》）依照预定审判程序，在1946年8、9月间，轮到审判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经济侵略这个议题，裘劭恒代表中国，以昂然的正气，列举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控诉进行到举证时，从中国带来的证人都一一出庭作证。裘检察官对证人用连续提问的方式，让证人说出事实的真相。这时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常常会突然跳起来说：“我反对，提问中有提示。”裘平静地说：“我没有提示。”法官裁决：“反对无效。”……
在审理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一案时，溥仪前后出庭作证8次。由于先前经裘劭恒的启发帮助，并对审理进程中可能发生的被告律师的刁钻和反诘，都进行了应对预练，溥仪出庭时态度镇定自若，发言有条不紊。其间曾有两次显得特别激动，一次讲述到强迫伪“满洲国”官员迎接日本“天照大神”的经过时，一名日本被告律师跳起来“抗议”说，证人有意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当即愤怒地吼道：“我可是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指日本人）把我们的祖先认作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全场的震惊。还有一次是讲到溥仪的贵妃谭玉龄之死，她仅仅是由于患了感冒这样的小病，竟然会死在日本医生的手里。溥仪断定这肯定是日本人为了迫使他迎娶日本女人为妻，以便进一步控制他，因而故意毒死谭玉龄。讲到动情之处，溥仪显得十分悲痛。溥仪的出庭作证，更充实了日本战犯的罪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裘劭恒大义凛然的大无畏精神，缜密无隙的辩论技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博得了法庭内外乃至国际上的一致好评，有人称赞他“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外国报纸惊叹：“中国有人才，中国人不好对付”……
淡泊名利，回国甘当律师
裘劭恒从1946年2月受聘担任远东法庭中方助理检察官，到同年9月代表中国出庭起诉走完程序，前后历时八九个月。就在完成起诉程序的第二天，裘就向检察官向哲浚提出辞呈回国的要求。正当裘劭恒准备起程回国之际，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断交时期）内一位少将李立柏忽然来访，谓在东京有37位台胞在“涩谷案”中因被占领国美方明显袒护日本警察的恶劣行径，而被押上被告席，恳请裘律师主持公道，担当联合法庭中国法官。裘原想以“这是中国政府的事”为由，婉言谢辞。李少将一再恳求，诉说台胞孤单无助，请裘姑念同胞情谊，出力相助。裘劭恒出于正义感，毅然揽下这场官司，经过三个月奋争，终于取得事实上的胜利。此时已届1946年年底。
1947年新年刚过，裘劭恒离开东京飞回南京，向国民政府交差后回到上海老家。不久他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人事处处长的一封信函，内称经上级批准，拟委任裘担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法律处处长，如蒙应允，请克日来宁。裘劭恒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腐败无能种种劣迹，对其彻底失望，耻与为伍，于是即刻去信婉拒。约10天后，裘在1月15日的《申报》中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决定成立接收日本赔偿器材的专家委员会，5名专家委员中有裘劭恒的名字。为此裘再次赶赴南京，向外交部坚决推辞。自此以后，他回到上海秉公律师事务所继续从事律师业务。
现年94岁高龄的裘劭恒先生因晚年动过4次手术，麻醉剂的副作用导致他的听力和记忆力都很差。但是他为人处世仍是怡然自得，恬淡自然。他如今依然是上海市法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名誉院长。国家对这位曾有过卓越贡献的老专家作了明确规定：裘劭恒终身享受副部级待遇，不作退休。
现在裘老与他92岁的老伴孙妙辛女士相依为伴（孙系东吴大学法学院37届毕业生），安度晚年。
（作者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老同志的共同感慨和心愿。由于“文革”10年中“四人帮”的破坏，许多人失去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为民多作贡献的机会。“文革”结束迎来艳阳春天，他们都发出同一个心愿，把过去的损失尽量尽快弥补回来。当时担任上海外贸学院英语教授年将七旬的裘劭恒，也有来日苦短，报国苦少的同感。在他叹息即将离开施展才干的岗位之际，意想不到的是，党和政府却给了他这个农工党员一次又一次为国效劳的机会，使其晚年增添了一抹亮色。
从“四人帮”审判庭顾问到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
197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正式启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清算的审判程序，成立了特别法庭，裘劭恒被任命为特别法庭顾问。这一光荣使命，令他既感到荣誉在身，又感到责任重大。鉴于这一重大案件的审理令世人瞩目，不仅全国人民十分关注，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十分着意，希望随时了解审理情况，因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要认真做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发布审判的进展情况和有关事宜。由于裘劭恒具有高超的英语水平，又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而当时国内两者兼备的人才为数甚少，于是他就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翻译工作。另外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裘劭恒参与撰写审判动态新闻报道的英文稿件。广播电台领导人邹瑜发现他不仅英语口语十分流利，而且有一副富有磁性的好嗓子（裘年轻时曾进入音乐学院深造）干脆让他直接上电台参与广播。这些广播的录音磁带，裘劭恒珍藏至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江青是最难对付的被告人，她一上法庭就无理取闹，大叫大嚷。裘劭恒在繁多的资料中，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下级法庭一个相类似案例，向特别法庭提供并被法庭采纳。以后每当江青在庭上无理取闹时，检察官就命令法警把她架出法庭，几次针锋相对之后，江青就老实一点了。还有张春桥也一度成为一个棘手的对手，他在法庭上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企图达到“没有口供就不能定罪”的目的。正在大家感到为难之际，裘劭恒从美英法系中找到了依据：只要掌握了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即使被告人保持沉默，仍然可以依法定罪。结果终于把张春桥绳之以法。
1983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任命裘劭恒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这是党和政府给他的无上荣誉。裘对法制委提出，尽管我国已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制在逐步完善，可是国外的有些报道，常常指责我国没有法治，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我们自己对外宣传报道的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我国的法律条文都是中文，没有外文文本，外国人看不懂，因此他建议法制委建立一个工作班子，抓紧把我国的全部法律条文都翻译成英文及其他外文。中央领导采纳了裘的建议，并委任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中央政府为了妥善处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政治举措，于1985年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聘任裘劭恒为起草委员会委员。59位委员从开始工作起，曾经数次受到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央领导同志郑重表达和谆谆嘱咐，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举措，不仅将会保持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而且也将为澳门和台湾今后的回归作出示范，因此一定要做到稳妥、全面、细致、周到，不能留有任何遗憾。委员会内部按基本法的组成部分，分成五个小组，每组都有内地和香港委员参加，裘劭恒被安排在“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组（另外四组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科文体和宗教小组）。在参与起草的共同讨论中，允许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一时意见不一致，统一不了，大家要继续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直到达成一致；其间绝不允许用表决或变相表决的方式，以多数压服少数（因为香港委员在每个小组里都处于少数地位）。
这时裘劭恒常常会约请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到咖啡厅憩息，在无拘束的谈笑中，不同意见趋向统一。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裘结识了不少香港朋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裘劭恒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到的美英法系的法律知识，现在派上了大用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再次邀请裘劭恒上电台、电视台，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报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动态以及有关香港回归的其他准备工作。
裘劭恒受到如此器重及重用，是基于裘劭恒数十年来的优异表现和学识特长，特别是他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卓越功绩，备受国人称道和世人瞩目。
立志学法，维护国人合法权益
裘劭恒1913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高中时喜爱英语和音乐，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1931年全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裘改变了原先的志向，转而立志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国人的合法权益，就此报读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文理学院。1935年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法学和文理学双学士，进而走上法律界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他精通法律，在一系列的代理诉讼中总是获得胜诉，因此在业内颇有名声。上海沦陷后，日本统治者及其汉奸组织作出决定，勒令执业律师都要向伪政府登记注册，裘劭恒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向伪政府低头，拒绝登记，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偶尔也涉及经济诉讼事务。在一次涉外的经济诉讼中，裘劭恒发现对方律师竟是东吴大学的授课老师刘世芳教授。刘教授十分赏识这位年轻的学生，随即聘请他担任由他创办的秉公律师事务所特邀律师。
参与“东京审判”，为国伸张正义
二战结束之后，同盟国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根据1945年7月26日签署，以后又有苏联政府附署的《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提出对战争罪犯必须“处以严肃之法律裁判”的基本原则，继在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意法西斯战争罪犯开庭之后，又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远东法庭”）。该法庭的组成成员除了《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联署国以外，还加上法、澳、新西兰、加拿大、荷兰、印度、菲律宾等7国共11国组成。中国是11国中受日本侵略者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严重的国家，理所当然要成为主要审判者之一。
1946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为参与远东法庭，决定指派中国方面的首席法官为梅汝?，首席检察官为向哲浚。按照远东法庭的规定，首席检察官可配备秘书或助理检察官1名。择人的条件要求相当苛刻，不仅要有相当高的英语水平，包括口译、笔译，又要精通美英法系的法律条文和审判程序，除此之外，还要具备富有绅士般的仪表风度。向哲浚在南京政府外交部、司法部内反复挑选，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于是梅汝?向他建议，上海人才济济，不妨到上海去物色一下。向哲浚曾经担任过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与法学院的著名教授、秉公律师事务所所长刘世芳相当熟识，当向对刘提出此番目的之后，刘即欣然回告，巧得很，眼前就有一位保你满意的合适人才，他名叫裘劭恒。
向哲浚采纳了刘教授的竭诚推荐，当即拜托刘教授去邀请裘劭恒出任。可是裘为人一向淡泊名利，尤其是不愿意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一口回绝了刘教授的延请。对此，刘教授事先有所估计，于是他对裘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的性格和气质，不愿与为官者同流合污，但是我一则不是推荐你去做官，像你这样有抱负的优秀人才，应当有所建树，这就不宜局限于上海，去东京参与举世瞩目的审判战犯工作，是一个为国为民效劳的极好机会；再则这次远东法庭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定是荟萃了世界一流的法律专家，可以学到国内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难以遇到的良好机遇，你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导师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裘劭恒深受感动。他的凛然正义之气升腾而起，终于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光荣使命。
向哲浚呈报南京政府经获同意，聘请裘劭恒为远东法庭中方检察官秘书。裘到南京报到后，于1946年3月的一天，乘一架C47双引擎螺旋式军用飞机，直接飞抵东京。他们被安排在日本陆军省第一旅馆内。这家旅馆此时已经成为远东法庭各国派遣的司法、翻译等工作人员的居住地。
11国官员和工作人员陆续到达后，分别着手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其他各国派来的人员中，有法官和助理，检察官和助理，还有翻译和法律专家，还带来不少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及准备出庭作证的证人。唯独中国无论是人员配备以及材料准备都显得单薄欠缺。裘劭恒力主应抓紧调查取证，他自告奋勇到东京各有关单位，包括新闻单位、图书馆、档案馆等苦苦查找。但是要想在侵略国内查找侵略别国的罪证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发现重大罪证，辗转查找证人
裘劭恒为人的坦诚和活跃，博得了不少美国同行的好感。平时工作之余，率性不拘小节的美国人，有时会手持一瓶香槟、扭着爵士步子，来裘的住所闲聊，彼此交谈甚欢，一来二往，也使裘劭恒常常进出美方的工作场所而毫无阻碍。一次偶然机会，裘走进了国际检察组资料室，一位黑人资料保管员对裘十分友好，尽量为翻阅资料提供方便，并且还拿出了一叠叠从日本政府接收过来已封存的档案供裘劭恒看。这一翻查，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档案资料中找到了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证。“九一八”以后，土肥原贤二拟写一份密件送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嘱咐领事立即将这份密件转送到日本东京外务相，内容是日本为了达到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以恢复帝制为饵，诱逼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潜逃至满洲，然后宣布成立“满洲国”，估计中国政府肯定会对“满洲国”的成立采取行动，日本就可以保护溥仪为藉口，大举进兵中国。这一侵略中国阴谋罪证的获得，不啻是个意外收获，也是打击日本战犯的一颗重磅炸弹。
鉴于中方检察官没有掌握足够的日本战犯的控诉材料，总检察长季楠决定拨出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提供给中方人员回国取证。临行前，季楠根据抗战时期美国设在中国的基督教教会的报告，提议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调查计划中的重点。
飞机抵达南京后不久，向哲浚表示要到北京去调查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政府的罪证，留下裘一个人在南京工作。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出于同仇敌忾的意气，向裘介绍了一位司法部的官员王式成。王式成原先也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抗战期间曾经当过军法官，王工作踏实细致，曾在抗战胜利后专门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作过大量的调查，手中掌握有不少第一手资料。当他知道裘的要求后，慷慨地把收集到的一叠叠填好的调查表格以及铅印材料全部拿出来给裘查阅并作摘录。
裘劭恒在众多调查表中挑选6份当事人仍健在的对象作为典型，恳请王式成陪同他和两位美国人一起再次作进一步当面讯问，以核实材料的真实性。在这6份材料中，有一位对象的一家5口，都被日寇抛入长江，此人幸而大难不死，一人潜水逃脱；有一位幸存者是在日寇用机枪扫射，进行集体屠杀时，幸而站在后面，先行倒地，被同胞尸体压在下面，不敢出声，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偷偷地从死尸堆里爬出来保住了性命；还有一家母女俩，日寇屠杀时她们正躲在地窖里，只听到对门一位邻居妇女被日本人强奸的呼叫声，后又被刺刀刺杀，母女俩在地窖里浑身发抖，又不敢出来，后来上面的房子都被烧掉，饿了三天三夜，幸亏三天后被好心人发觉，才得以相救……裘劭恒对这些口头陈述都作了详细纪录，还拍了照，每份纪录上都请陈述人签名，按上手印，还贴上他（她）们的照片。
远东法庭采用的是美英法系，控方、辩方、审方三方的关系，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旦开庭控告，一定要求证人到庭作证。预见到远东法庭开庭的规模一定很大，而庭上坐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这种场面对一个少见世面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因从未经历，极有可能会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于是裘劭恒他们对当事人一一做耐心的动员工作，鼓励当事人为了报仇雪恨，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勇敢地站出来，到东京去控诉日本强盗。王式成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训练这批证人，模拟法庭的开庭状况，教导证人如何提供证词；还预先设想被告辩护律师会提出哪些质问，训练指导证人该如何回答。裘劭恒则趁机会到上海，继续调查收集其他的日寇罪证。
裘到上海后，去一些重要部门和机构进行调查和采访。一天他来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拜访了该会秘书长童寿民。童以亲身经历举证了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浦东新建起一家水电厂。该厂全套设备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在当时算是技术先进的水电厂，“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日本占领者把该厂所有的设备都拆装到日本去。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中国的国有资产，对私有资产同样也毫不放过。童寿民在闸北曾开设一家机电厂，沦陷后遭到同样的命运，机器设备被抢夺拆装到日本去了。童寿民表示愿意把私藏的有关证据和材料提供给审判之用，还愿意当庭作证。
启发帮助溥仪，出庭控诉敌酋
裘劭恒回到东京后，已届1946年夏季。一天，季楠总检察长派人邀请裘去美方住地，对裘说：“你发现了日本人策划诱逼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这是个重大收获和突破。日本人侵略中国，可以说是从建立‘满洲国’踏出它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土肥原贤二的密件，如果再让溥仪亲自到庭作证，那么审判的效果将会更具震撼力。我们先前曾主动找苏方磋商，经他们同意，已经把溥仪押来东京。考虑到溥仪是中国人，由中国人去做通他的工作，比我们美国人去做可能顺利得多。所以请你来，不妨同他接触一下试试，相信他会配合的。”裘当即表示可以一试。
溥仪同样是个战犯，抗战胜利后一直被关押在苏联。这次他到了东京，住在苏联驻日大使馆隔壁一幢两层楼房内。他不知被押来东京将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心中惴惴不安。
为了使说服溥仪的工作顺利进行，季楠作了规定，远东法庭人员中只有他指定的5个人才能进出溥仪住地，其中一个就是裘劭恒。季、裘谈话后的第二天，裘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溥仪的住处，先在楼下会客室等候。不一会儿，从楼上走下来5个人，4个是苏联人（其中1人是裘认识的苏方首席检察官格伦斯基），另外一名中国人，瘦瘦长长，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格伦斯基向溥仪介绍了裘，裘对溥仪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此时的溥仪似惊弓之鸟，中国的检察官找上门来，一定是凶多吉少，显得局促不安，十分紧张。裘为了稳定溥仪的情绪，在简单地问了一些问题后，平和地说：“这次远东法庭审判的是日本战犯，你不是审判对象；你是到东京来作证的，所以用不着害怕。”初次会面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裘劭恒回来后心想，要使溥仪配合作证，揭露日本战犯头子更多的罪行，首先一定要消除掉他心理上的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与他搞好关系，成为朋友。于是裘经常到溥仪住处走动，与他闲聊，介绍祖国的一些变化。渐渐地，溥仪对裘不仅消除了疑虑，而且有了好感。两人会见之初，旁边总有2个苏联人站着，半个月后，苏联人觉得站在旁边没啥意思，以后就不参与了。溥仪本人在苏联被押期间，已经向苏方供述了大量材料，现如今与裘交谈，两人成为朋友，没有心理障碍，他是有问必答，除了补充他如何被诱逼当上伪“满洲国”皇帝一事之外，还提供了不少日本战犯的其他罪行，使裘在起诉书上增添了好多有力的证据。
溥仪与裘在交谈中，得知裘是上海人，很感兴趣，他说上海有两个旧臣，他们告诉我，上海很好，上海人很聪明。在会面之际，裘经常看到溥仪在练毛笔字，其笔法也颇具功力。溥仪对能够结识裘这样一位朋友，深感欣慰，几次表示：我结识新朋友，照例要赠送一样东西，以志纪念，现在身在异地，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相赠，深表抱歉。裘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如果真要送东西留作纪念，那你就送我两幅字条吧。溥仪说，那太好了，不过我的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你不嫌见笑，就请你随便挑吧。于是裘就在一堆字幅中挑了两幅，一幅是横书抄录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另一幅则是寓意古代辟邪贴在门上的“魁”字图形，右上角一个“斗”字，其形像“鬼”字包含了“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个字，整个图形又似钟馗打鬼，十分有趣。溥仪十分高兴，当即用小楷笔在这两幅字条上落款。
顶住压力，以助理检察官身份出庭控诉
军事法庭“采用是的中方代表所不熟悉的美英模式。……加上美国政府极力把持操作程序，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作出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个战犯除设有自聘的律师及辩护人外，都配置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狡辩抵赖，或横生枝节，故意延宕审判时间，以便为那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中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冤难伸的被动窘境。国民政府密令中国代表一切听从美国的安排，这就阻挠中国检察组代表出庭控诉，但裘劭恒却顶住压力，以助理检察官身份毅然出庭进行控诉。”（引自上海法学会编《探寻法治的岁月——上海市法学会50年》）依照预定审判程序，在1946年8、9月间，轮到审判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经济侵略这个议题，裘劭恒代表中国，以昂然的正气，列举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控诉进行到举证时，从中国带来的证人都一一出庭作证。裘检察官对证人用连续提问的方式，让证人说出事实的真相。这时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常常会突然跳起来说：“我反对，提问中有提示。”裘平静地说：“我没有提示。”法官裁决：“反对无效。”……
在审理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一案时，溥仪前后出庭作证8次。由于先前经裘劭恒的启发帮助，并对审理进程中可能发生的被告律师的刁钻和反诘，都进行了应对预练，溥仪出庭时态度镇定自若，发言有条不紊。其间曾有两次显得特别激动，一次讲述到强迫伪“满洲国”官员迎接日本“天照大神”的经过时，一名日本被告律师跳起来“抗议”说，证人有意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当即愤怒地吼道：“我可是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指日本人）把我们的祖先认作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全场的震惊。还有一次是讲到溥仪的贵妃谭玉龄之死，她仅仅是由于患了感冒这样的小病，竟然会死在日本医生的手里。溥仪断定这肯定是日本人为了迫使他迎娶日本女人为妻，以便进一步控制他，因而故意毒死谭玉龄。讲到动情之处，溥仪显得十分悲痛。溥仪的出庭作证，更充实了日本战犯的罪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裘劭恒大义凛然的大无畏精神，缜密无隙的辩论技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博得了法庭内外乃至国际上的一致好评，有人称赞他“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外国报纸惊叹：“中国有人才，中国人不好对付”……
淡泊名利，回国甘当律师
裘劭恒从1946年2月受聘担任远东法庭中方助理检察官，到同年9月代表中国出庭起诉走完程序，前后历时八九个月。就在完成起诉程序的第二天，裘就向检察官向哲浚提出辞呈回国的要求。正当裘劭恒准备起程回国之际，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断交时期）内一位少将李立柏忽然来访，谓在东京有37位台胞在“涩谷案”中因被占领国美方明显袒护日本警察的恶劣行径，而被押上被告席，恳请裘律师主持公道，担当联合法庭中国法官。裘原想以“这是中国政府的事”为由，婉言谢辞。李少将一再恳求，诉说台胞孤单无助，请裘姑念同胞情谊，出力相助。裘劭恒出于正义感，毅然揽下这场官司，经过三个月奋争，终于取得事实上的胜利。此时已届1946年年底。
1947年新年刚过，裘劭恒离开东京飞回南京，向国民政府交差后回到上海老家。不久他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人事处处长的一封信函，内称经上级批准，拟委任裘担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法律处处长，如蒙应允，请克日来宁。裘劭恒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腐败无能种种劣迹，对其彻底失望，耻与为伍，于是即刻去信婉拒。约10天后，裘在1月15日的《申报》中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决定成立接收日本赔偿器材的专家委员会，5名专家委员中有裘劭恒的名字。为此裘再次赶赴南京，向外交部坚决推辞。自此以后，他回到上海秉公律师事务所继续从事律师业务。
现年94岁高龄的裘劭恒先生因晚年动过4次手术，麻醉剂的副作用导致他的听力和记忆力都很差。但是他为人处世仍是怡然自得，恬淡自然。他如今依然是上海市法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名誉院长。国家对这位曾有过卓越贡献的老专家作了明确规定：裘劭恒终身享受副部级待遇，不作退休。
现在裘老与他92岁的老伴孙妙辛女士相依为伴（孙系东吴大学法学院37届毕业生），安度晚年。
（作者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