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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陈国峰的《精神病患者》，更准确地说，喜欢它的戏剧文本，因为我并没在剧场看过它的演出。它的海报和剧照，让我心生向往。设计得富有创意、别具风格的海报，暗合作品的意义指向，符合它的另类气质——那黑色底纹上一只被夸张变形描绘的眼睛，如在无边暗夜中探寻真理、救赎灵魂的心灵，洞察着黑暗，也反抗着黑暗。但它的剧照却有些让我失望，除了那颇有创意的“弹坑”设计，男女主人公并不引人注目甚至有些学生气的形象，破坏了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男人”高大威武、英气十足，有宽阔方正的额头，有睿智深邃的眼睛，有浑厚洪亮的嗓音，有仪态万方的步履，他在一瞬间可以从神经质的脆弱变为激情四溢的澎湃，表演具有收放自如的戏剧张力；而“女人”则至少高挑漂亮、身材可人，即便穿着破烂的逃亡衣衫，也遮挡不住内在的光芒和动人的魅力……是的，伴随着阅读，在我的想象中，《精神病患者》已经无数次地上演。
《精神病患者》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人”和“女人”。在战争背景下，两人带着各自的精神创伤出场，“女人”找不到过去的记忆，而穿着军装、自称为医生的“男人”则弄不清自己的身份。在避难中，两人开始交流。与“女人”一起探讨战争、秩序、文明、人性、宗教等话题的“男人”，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精神病象：他时而为世界文明、社会秩序和战争辩护，时而质疑人类文明、消解历史、诅咒战争；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信仰上帝，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他也质疑上帝的存在，挑战宗教的权威；他作为心理医生拯救他人的心灵，寻找心灵的解脱之道，可他自己就有精神疾患。“男人”与“女人”从一开始的互相戒备，到共同躲避战火、互相帮助，再到深入的谈话与沟通，逐渐拉近距离。在“女人”的追问下，“男人”回忆起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一点点恢复记忆，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治疗“女人”，帮助她追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男人”终于恢复全部记忆，他的另一个自我苏醒，他在瞬间变身为集权、残忍、强硬的战争痴迷者，也揭开了自己的身份之谜——原来他就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后被政变推翻政权、沦为阶下囚的一国之总统。在拥有总统、医生、基督徒、精神病人、逃难者多重身份的“男人”的胁迫下，“女人”恐怖到了极点，伺机将“男人”打倒在地，结束了这场“精神病患者”的悲剧。
有一类艺术作品，在简单的故事外壳下，以它的丰富和多义迷人。它们往往带给人丰厚的体验，让人一时看不清它的真面，以致不断产生回到作品的冲动和渴望，去探究作品之谜。《精神病患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它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通过塑造主要角色“男人”、次要角色“女人”两个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挣扎，借人物之口表达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和深层困惑。这种思考是悖论式的，悖论也是困惑产生的来源。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生存的至善至美，为了人类与世界的和谐，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无法逃离破坏文明本身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人性之恶的梦魇。正是在战争这种彰显人类文明与人性悖论的人类活动中，《精神病患者》展开了它的精神探索与灵魂追问。作品通过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科技、权力、真相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秩序理性的大胆质疑，通过对人性的终极批判和思考，掀起一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头脑和精神风暴，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和思维模式，带来陌生化、戏剧化的审美效果。更为重要的，这种理性思考和深度探寻紧紧附着于人物的精神形象，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精神创伤所构成的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形而上的思索紧密结合；人物的精神病象本身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隐喻。正是这种具有丰厚内涵的形象性所具有的意义指向，构成了“男人”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戏剧张力，使他无论在舞台上还是文本中，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构成了《精神病患者》的动人魅力。
《精神病患者》是严肃戏剧。如此说并不仅仅是要把它与通俗作品区分，形成一种雅与俗的分野，而是要指出它的作品层级，外化它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比起当下四平八稳的主旋律戏剧和那些已然成为商业弄潮儿的小剧场戏剧，《精神病患者》并不容易被命名，它的复杂性往往使它被归为先锋戏剧一类。先锋也好，小剧场也罢，甚或是其他现实主义戏剧、主旋律戏剧，等等，这些名称和分类除了便于指称外，对于认识和研究作品来说，少有实际意义。真正的艺术作品用自身说话，它可能不属于任何一类，也无法被轻易命名（分类和命名往往出于即时的短视），但它却是一种真正严肃的创作。事实上，无论是雅与俗，还是现实与先锋，都潜在地说明了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艺术作品是分层次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作品的层级与作品的优劣这个复杂和难以评判的问题，而仅仅是想指出，《精神病患者》并不是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它的主题、内涵、形式和表现手段等，都对它的鉴赏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它抛开形而下的生活表象，远离琐碎凡常的生活细节，通过塑造人物的精神形象，抵达形而上的意义世界，追问生命和世界的终极答案。因此，它注定是“高端”的，是只属于“小众”的戏剧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比起“先锋”这个已然被滥用得泛化了的标签，我宁愿用严肃戏剧来指称它。
《精神病患者》的严肃性在于它的心灵性。作品虽然塑造了“男人”和“女人”两个形象，但突破两性视角和二元惯常思维，依据作品的内在逻辑，便会发现——“男人”这一角色在剧中承载了意义建构的主要功能。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男人”有着多重身份，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军人，多重身份的背后是多重自我和多重人格的彼此冲突、交融。心理医生医治人类的精神疾患，治疗人类的心灵创伤，拯救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下被压抑和扭曲的灵魂；基督徒是拥有宗教信仰的心灵修行者，追求梦想中的天堂，渴望通过心灵的救赎摆脱现世的苦难；总统是统治国家的独裁者和掌权者，是建立世界和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更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的好战分子。多重自我的并存、冲突造成“男人”人格的分裂，分裂导致精神病象的产生，于是在开场，“男人”穿着军人的衣服，用医生的身份，说着战争的话语。正是凭借精神病患者“男人”丰满、立体的形象，作品表达了深刻、智性、动人又充满悖论的形而上的思考。人类精神的异常和疾患隐喻了人类文明的深重危机，而这个文明的世界是由人类一手创造的，是人类自身的投射和观照，文明的危机即是人性的危机。“男人”形象的内在冲突隐喻了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危机与悖论，但这一形象又以其生动、丰富的艺术性超越了这种隐喻。这里，人类文明与世界的危机、人性的危机、“男人”自身人格和存在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悖论存在，互相勾连、映照，却又各自独立，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无限延展的精神场域；不仅突显了作品形而上哲思的戏剧性、有效性，也构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而作为与“男人”交谈的对象，“女人”这一形象，虽有其自身的精神病象和悲剧性，但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男人”形成对话和互动，在交流中激发“男人”形象的多面性及多重人格。伴随着人物自身的内在危机，“男人”/“女人”以个体生命的“小”悲剧，映照了整个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虽然是表现人性和生存不可避免的悲剧和绝望，虽然是以战争的形式和两性的对抗（“女人”最终把“男人”打倒在地）颠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虽然是以消解文明、世界、人性的方式嘲讽和揭露真相，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似在隐秘而执着地指引着一条灵魂救赎之路。剧中，当“男人”和“女人”共同诅咒战争、谈论宗教，希求通过信仰而自我救赎的时候；当“男人”作为心理医生医治“女人”，寻找人性的解脱之道的时候；甚至当“男人”作为偏执的独裁者企图以暴力和强权建立世界秩序的时候，心灵解脱、灵魂得救、人性救赎成为台词中跳跃的希望火光，警醒也温暖着心灵。虽然拼凑了各种文化因子和宗教元素的教堂，最终在“男人”和“女人”的面前倒塌；虽然哲人有言只有死亡和疯狂才能让人解脱；虽然人类的自我拯救也许终究需要悖论式的文明的不断发展……但是，救赎之路却最终能够在人的心中缓缓地打开。就像剧中那句闪烁着伦理智慧的台词“当你手中（心里）握着武器的时候，天堂就永远也不会出现”，还有引用的佛家的顿悟之语“一念之差，即坠入无间地狱”，它们都在一瞬间，触碰了辗转于苦难、绝望、困惑的心灵的柔软角落，激发了人性自我完善的动力。真正的天堂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中——这是《精神病患者》在刹那间带给我的透悟与净化、感动与升华，在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中，在灾难世界的毁灭和颠覆中，这就像一种来自圣界、超越尘世的声音，一种个体生命深处的自我呢喃与灵魂诉说——它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像俄狄浦斯的命运，也像每一个凡常的向死而生的生命本身，绝望中透着希望，艰辛中更为执着，凭借原初的生命激情与力量，对抗世界与人性自身。在此，悖论性的表达与诉说，透过形而上的心灵追索，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悖论性”是《精神病患者》自我生成、自我表达的源动力，也是它审美表现和自我标榜的密码。作品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尤其是准确、精致、细腻、深刻、智慧的对白，拓展台词的意义空间的同时，构成一种戏剧语言的悖论性。人物心理的纠结挣扎和精神上的自我对抗，通过哲思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呈现出形而上的高贵气质，人物语言也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指向——它既是戏剧层面人物间的对话与心理指涉，又是哲学和人生的意义诠释。作品对人物的精神形象即“自我”的塑造，充满了悖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多重身份和多重人格的产生是人的内在自我不断冲突的结果。“女人”的记忆混乱源于逃避真相，而对真相的逃避意味着不愿面对曾经真实的自我，对她而言，虚假的记忆与自我更能被自己的情感和良知所接受，于是，真的自我被“屏蔽”。“男人”的多重人格之间则更具有“你死我活”的悖论性，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好战分子——这极具夸张性的身份/性格的怪异组合意味深长。在剧情上，悖论更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得了精神病的“男人”，忘记了自己的总统身份，他痛恨战争，质疑文明，追问宗教，渴望救赎，俨然拥有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心灵；而当他找回了自己全部记忆，精神病象消失，他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疯狂”的人，一个偏执、残忍、可怕的独裁者。这种荒谬又“真实”可信的人生际遇，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与人性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在此，人的存在本身即是悖论，人性的多面与善变成为人类自我探求和追问的永恒母题。
悖论的“自我”是支撑整个作品和人物的核心元素。“自我”是人存在的根基，它属于精神和心灵范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既是哲学命题，也是艺术问题。多重“自我”的产生，究其根本，是人的欲望所致，这是人性所无法回避的。欲望与对欲望的制衡，二者的此消彼长，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态。欲望，它可以是人性中的贪婪恶魔，预示着毁灭；也可以在人性塑造中激发人的力量，构建人的生命意义，昭示着光明。就此而言，多重自我是生命本身的绚丽展示，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探索，是尝试探寻不同的生命意义。人生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自我、探寻自我、否定自我、完善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个体生命在面对文明与人性、道德与欲望、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是与非的选择和挣扎时，感受到多重而复杂的自我，在种种选择与放弃中自我裂变、自我成长、自我救赎抑或自我毁灭。《精神病患者》中的“男人”和“女人”在自我存在的困境中，在人性挣扎与裂变中，展示了各自人生际遇下的特殊自我，伴随他们不同自我的宣泄与释放，读者/观者与他们一道追寻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并从个体性经验的自我上升到人类“共同自我”的形而上层面，实现了生命的激越，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
从作品的“自我”悖论中走出，与作品中更多的悖论相遇，会发现《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被有意设置的悖论“陷阱”。就像整个故事发生在宗教圣地“圣城”，这个原本的心灵救赎之地被残酷的战火摧毁，多文化、宗教象征的教堂在战争中坍塌——这仿佛是一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战争，人性与人性自身的争夺——这一设置本身就是富有意味的，充满了困惑与悖论。从全剧看，人物自身存在的悖论性——“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多重自我的彼此冲突，人物语言的悖论性——精妙的台词像一场场高深、激烈的辩论，主题的悖论性——个体生命存在、人性乃至人类文明的悖论性……像一张无限延伸、没有边界又疏而不漏的网，笼罩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和精神世界，观照着每一个脆弱、敏感、困惑、犹疑、不断突围的心灵。除了悖论给作品带来的戏剧效果，悖论这一命题本身就引人深思。也许，整个宇宙和世界就由悖论构成，悖论才是人性与文明的最终“秩序”；悖论也是人类痴迷于形而上思索的动力，试图摆脱悖论的纠结和苦难终将是徒劳的——“悖论情结”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人性所生长的“恶之花”；我们为悖论所苦，我们也喜欢它。这也许是《精神病患者》让我着迷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悖论像个孤魂野鬼，四处游荡，你看不见它，却始终了解它的存在；它像影子，紧紧追随人物的精神形象，伴随人物的精神气质，也纠缠着你无尽的思索与回味。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悖论性，带来一种深层次的荒诞感，成就了作品独特的戏剧性。
戏剧终究要凭借直接而有效的戏剧性征服观者/读者。戏剧性首要的是戏剧冲突，在戏剧文本的想象世界里，在剧场的戏剧空间中，情节上的、心理层面的和精神世界里的戏剧冲突是戏剧自我表达的关键。《精神病患者》突出的悖论色彩和颠覆性表达，不仅构建了表层叙事的戏剧冲突，更激发了一种生命和世界存在的荒诞感，而这种切近生命自身的荒诞感和形而上意味，直接构成了它与众不同、气质独特的戏剧性。人物对白的准确、生动、精细与凝练，以及它的思辨性，让人感受到语言的戏剧性——语言的一种极致表达，包括语言的智性之美、对白衔接的巧妙，还有在理性思索与人物塑造之间不露痕迹的自由跳跃，展示了台词创作的深厚功力。这种质地丰厚、闪烁着理性和智慧光芒的台词语言，塑造了男女主人公身上的独特气息，赋予戏剧文本一种内在的文学性和深广的想象空间，在激发各种形而下的、狂风暴雨般的情绪和感受之后，把身心体验引向形而上的层面，带来净化与升华。观者/读者仿佛看见两个痛苦的灵魂在舞蹈，曲终人散，灵魂依旧没有停止“诉说”。此外，作品的戏剧性还体现在情绪化的语言风暴里，语言和思想的颠覆性、疏离性以情绪宣泄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带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观者/读者以情绪体验的真实性认同了剧场“假定性”，领略了作品的艺术真实。 我把《精神病患者》的颠覆性看作是它的“娱乐性”，作为它的戏剧性之一种。此“娱乐”不是当下红红火火的低俗搞笑或花边新闻，而是真正的“娱人”、“寓教于乐”。事实上，现在影视文化中所泛指的“娱乐”，已经在过度使用中狭义化了这一词语；真正的“娱乐”应当具有理性精神，娱乐精神也绝不是一种游戏似的杂耍和玩笑。《精神病患者》对日常观念与思维定势的突破，对世界与秩序的质疑与批判，对人类既有文明的想象性破坏，对人性欲望的警惕与揭露，对自我人格的创造性展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追问，对终极意义的执着思考，都具有先锋意义上的颠覆性。这种颠覆性，除了能够带来表面的陌生化的戏剧效果，使作品好看外，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艺术的本质。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也不是自我按摩式的心灵鸡汤。艺术是对现实的越界与反叛，是打破生活的规定性与秩序，打破固守的观念与思维，打破刻板与僵硬的世界和文明对人的单向塑造和潜在定义。好的艺术作品赋予人崭新的视野和眼光、感受和体验，去重新审视和发现被限定和“常规化”了的生命与世界；它不固守任何立场与思想，甚至是体验和感受本身，它追求与世界的变化同步的日新月异、常变常新，艺术因此而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和超越性的自由。《精神病患者》否定和颠覆现实世界和人类文明，是在进行一种否定式的探寻，探寻人性、文明与世界的新的出路与可能——灵魂拯救和人性救赎是它始终的关怀，它以这种方式打开心灵和精神的无限空间，也创造了自由的种种可能。颠覆既有的意义体系和世界秩序，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对现实的超越与可能的灵魂自由，才是它的期望所在。
无论是接受上的小众，还是与生俱来的另类气质，《精神病患者》都注定是有争议的作品。具有戏剧性的是，它有争议之处也是它受青睐的地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品受人诟病处是它的思想大于形象，思想的声音游离于形象之外；“男人”、“女人”的符号性、隐喻性、智性特征以及思想主题的说理性、思辨性过于突出；还有精神分析的知识运用等，消解了形象的情感性，等等。事实上，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常识是，在理性与感性、形象与思想的问题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对立，而使人漠视它们之间原本彼此融合和统一的一面。真正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是有意义的形象，其意义是用不可替代的“形象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获得。就此而言，《精神病患者》充满了“意义”的诉说，而它也正是以形象诉说意义。——“男人”形象的精神性、心灵性，他的心理和精神形象，像挥之不去的影子，超越了指称的符号性和隐喻性，饱满而生动。无论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希特勒式的性格倾向，这个总统、将军、医生、教徒的“混合体”，都在他或恐惧孤独、或悲伤绝望、或敏感脆弱、或困惑犹疑、或忧郁痛苦、或癫狂痴迷、或残忍暴躁的诉说里，激荡着人的情感，震撼着人的心灵。在一个个瞬间，你甚至无法分辨，是他的思考还是他的忧郁，是他的理性还是他的病态，是他的多变还是他的执着，是他的清醒还是他的疯狂……深深地打动了你。实际上，正是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整体”，征服了我们同样善感、细腻、脆弱、挣扎的心灵。所以，重要的不是思想是否大于形象，理性是否多于情感，而是思想与形象、理性与感性的完美对接、彼此融合。感受的混沌和整体性，带来深邃的无法言明的审美感受。
透过“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作品呈现了世界、文明和人性的悲剧——人类生存的悲剧。如果生命本身注定是一场无法逃脱的悲剧，那么，我真希望它能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带来越界与反叛的力量，以及那些被激发的生命能量与超越性的自由。说到悲剧的根源，也许正像剧中“男人”与“女人”所探讨的，是人性的悖论使然，是与非、善与恶、欲望与超越、掠夺与奉献……人总是像个钟摆。就像纪德临终时的那句话：始终是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挣扎？这也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超越的命题。无论如何，它的严肃性、心灵性、悖论性、颠覆性、戏剧性，都带来崭新的戏剧体验，还有如在圣洁的教堂或聆听古典音乐时一样的灵魂飞升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因为它通往灵魂救赎之路，人性的欲望与堕落、向善与拯救就在这路途中，无尽无休地缠绕着我们源源不断的诉说……
《精神病患者》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人”和“女人”。在战争背景下，两人带着各自的精神创伤出场，“女人”找不到过去的记忆，而穿着军装、自称为医生的“男人”则弄不清自己的身份。在避难中，两人开始交流。与“女人”一起探讨战争、秩序、文明、人性、宗教等话题的“男人”，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精神病象：他时而为世界文明、社会秩序和战争辩护，时而质疑人类文明、消解历史、诅咒战争；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信仰上帝，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他也质疑上帝的存在，挑战宗教的权威；他作为心理医生拯救他人的心灵，寻找心灵的解脱之道，可他自己就有精神疾患。“男人”与“女人”从一开始的互相戒备，到共同躲避战火、互相帮助，再到深入的谈话与沟通，逐渐拉近距离。在“女人”的追问下，“男人”回忆起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一点点恢复记忆，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治疗“女人”，帮助她追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男人”终于恢复全部记忆，他的另一个自我苏醒，他在瞬间变身为集权、残忍、强硬的战争痴迷者，也揭开了自己的身份之谜——原来他就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后被政变推翻政权、沦为阶下囚的一国之总统。在拥有总统、医生、基督徒、精神病人、逃难者多重身份的“男人”的胁迫下，“女人”恐怖到了极点，伺机将“男人”打倒在地，结束了这场“精神病患者”的悲剧。
有一类艺术作品，在简单的故事外壳下，以它的丰富和多义迷人。它们往往带给人丰厚的体验，让人一时看不清它的真面，以致不断产生回到作品的冲动和渴望，去探究作品之谜。《精神病患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它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通过塑造主要角色“男人”、次要角色“女人”两个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挣扎，借人物之口表达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和深层困惑。这种思考是悖论式的，悖论也是困惑产生的来源。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生存的至善至美，为了人类与世界的和谐，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无法逃离破坏文明本身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人性之恶的梦魇。正是在战争这种彰显人类文明与人性悖论的人类活动中，《精神病患者》展开了它的精神探索与灵魂追问。作品通过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科技、权力、真相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秩序理性的大胆质疑，通过对人性的终极批判和思考，掀起一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头脑和精神风暴，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和思维模式，带来陌生化、戏剧化的审美效果。更为重要的，这种理性思考和深度探寻紧紧附着于人物的精神形象，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精神创伤所构成的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形而上的思索紧密结合；人物的精神病象本身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隐喻。正是这种具有丰厚内涵的形象性所具有的意义指向，构成了“男人”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戏剧张力，使他无论在舞台上还是文本中，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构成了《精神病患者》的动人魅力。
《精神病患者》是严肃戏剧。如此说并不仅仅是要把它与通俗作品区分，形成一种雅与俗的分野，而是要指出它的作品层级，外化它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比起当下四平八稳的主旋律戏剧和那些已然成为商业弄潮儿的小剧场戏剧，《精神病患者》并不容易被命名，它的复杂性往往使它被归为先锋戏剧一类。先锋也好，小剧场也罢，甚或是其他现实主义戏剧、主旋律戏剧，等等，这些名称和分类除了便于指称外，对于认识和研究作品来说，少有实际意义。真正的艺术作品用自身说话，它可能不属于任何一类，也无法被轻易命名（分类和命名往往出于即时的短视），但它却是一种真正严肃的创作。事实上，无论是雅与俗，还是现实与先锋，都潜在地说明了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艺术作品是分层次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作品的层级与作品的优劣这个复杂和难以评判的问题，而仅仅是想指出，《精神病患者》并不是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它的主题、内涵、形式和表现手段等，都对它的鉴赏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它抛开形而下的生活表象，远离琐碎凡常的生活细节，通过塑造人物的精神形象，抵达形而上的意义世界，追问生命和世界的终极答案。因此，它注定是“高端”的，是只属于“小众”的戏剧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比起“先锋”这个已然被滥用得泛化了的标签，我宁愿用严肃戏剧来指称它。
《精神病患者》的严肃性在于它的心灵性。作品虽然塑造了“男人”和“女人”两个形象，但突破两性视角和二元惯常思维，依据作品的内在逻辑，便会发现——“男人”这一角色在剧中承载了意义建构的主要功能。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男人”有着多重身份，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军人，多重身份的背后是多重自我和多重人格的彼此冲突、交融。心理医生医治人类的精神疾患，治疗人类的心灵创伤，拯救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下被压抑和扭曲的灵魂；基督徒是拥有宗教信仰的心灵修行者，追求梦想中的天堂，渴望通过心灵的救赎摆脱现世的苦难；总统是统治国家的独裁者和掌权者，是建立世界和社会秩序的执行者，更是发动这场世界大战的好战分子。多重自我的并存、冲突造成“男人”人格的分裂，分裂导致精神病象的产生，于是在开场，“男人”穿着军人的衣服，用医生的身份，说着战争的话语。正是凭借精神病患者“男人”丰满、立体的形象，作品表达了深刻、智性、动人又充满悖论的形而上的思考。人类精神的异常和疾患隐喻了人类文明的深重危机，而这个文明的世界是由人类一手创造的，是人类自身的投射和观照，文明的危机即是人性的危机。“男人”形象的内在冲突隐喻了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危机与悖论，但这一形象又以其生动、丰富的艺术性超越了这种隐喻。这里，人类文明与世界的危机、人性的危机、“男人”自身人格和存在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悖论存在，互相勾连、映照，却又各自独立，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无限延展的精神场域；不仅突显了作品形而上哲思的戏剧性、有效性，也构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而作为与“男人”交谈的对象，“女人”这一形象，虽有其自身的精神病象和悲剧性，但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男人”形成对话和互动，在交流中激发“男人”形象的多面性及多重人格。伴随着人物自身的内在危机，“男人”/“女人”以个体生命的“小”悲剧，映照了整个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虽然是表现人性和生存不可避免的悲剧和绝望，虽然是以战争的形式和两性的对抗（“女人”最终把“男人”打倒在地）颠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虽然是以消解文明、世界、人性的方式嘲讽和揭露真相，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似在隐秘而执着地指引着一条灵魂救赎之路。剧中，当“男人”和“女人”共同诅咒战争、谈论宗教，希求通过信仰而自我救赎的时候；当“男人”作为心理医生医治“女人”，寻找人性的解脱之道的时候；甚至当“男人”作为偏执的独裁者企图以暴力和强权建立世界秩序的时候，心灵解脱、灵魂得救、人性救赎成为台词中跳跃的希望火光，警醒也温暖着心灵。虽然拼凑了各种文化因子和宗教元素的教堂，最终在“男人”和“女人”的面前倒塌；虽然哲人有言只有死亡和疯狂才能让人解脱；虽然人类的自我拯救也许终究需要悖论式的文明的不断发展……但是，救赎之路却最终能够在人的心中缓缓地打开。就像剧中那句闪烁着伦理智慧的台词“当你手中（心里）握着武器的时候，天堂就永远也不会出现”，还有引用的佛家的顿悟之语“一念之差，即坠入无间地狱”，它们都在一瞬间，触碰了辗转于苦难、绝望、困惑的心灵的柔软角落，激发了人性自我完善的动力。真正的天堂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中——这是《精神病患者》在刹那间带给我的透悟与净化、感动与升华，在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中，在灾难世界的毁灭和颠覆中，这就像一种来自圣界、超越尘世的声音，一种个体生命深处的自我呢喃与灵魂诉说——它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像俄狄浦斯的命运，也像每一个凡常的向死而生的生命本身，绝望中透着希望，艰辛中更为执着，凭借原初的生命激情与力量，对抗世界与人性自身。在此，悖论性的表达与诉说，透过形而上的心灵追索，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悖论性”是《精神病患者》自我生成、自我表达的源动力，也是它审美表现和自我标榜的密码。作品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尤其是准确、精致、细腻、深刻、智慧的对白，拓展台词的意义空间的同时，构成一种戏剧语言的悖论性。人物心理的纠结挣扎和精神上的自我对抗，通过哲思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呈现出形而上的高贵气质，人物语言也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指向——它既是戏剧层面人物间的对话与心理指涉，又是哲学和人生的意义诠释。作品对人物的精神形象即“自我”的塑造，充满了悖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多重身份和多重人格的产生是人的内在自我不断冲突的结果。“女人”的记忆混乱源于逃避真相，而对真相的逃避意味着不愿面对曾经真实的自我，对她而言，虚假的记忆与自我更能被自己的情感和良知所接受，于是，真的自我被“屏蔽”。“男人”的多重人格之间则更具有“你死我活”的悖论性，心理医生、基督徒、国家总统、好战分子——这极具夸张性的身份/性格的怪异组合意味深长。在剧情上，悖论更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得了精神病的“男人”，忘记了自己的总统身份，他痛恨战争，质疑文明，追问宗教，渴望救赎，俨然拥有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心灵；而当他找回了自己全部记忆，精神病象消失，他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疯狂”的人，一个偏执、残忍、可怕的独裁者。这种荒谬又“真实”可信的人生际遇，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与人性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在此，人的存在本身即是悖论，人性的多面与善变成为人类自我探求和追问的永恒母题。
悖论的“自我”是支撑整个作品和人物的核心元素。“自我”是人存在的根基，它属于精神和心灵范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既是哲学命题，也是艺术问题。多重“自我”的产生，究其根本，是人的欲望所致，这是人性所无法回避的。欲望与对欲望的制衡，二者的此消彼长，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态。欲望，它可以是人性中的贪婪恶魔，预示着毁灭；也可以在人性塑造中激发人的力量，构建人的生命意义，昭示着光明。就此而言，多重自我是生命本身的绚丽展示，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探索，是尝试探寻不同的生命意义。人生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自我、探寻自我、否定自我、完善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个体生命在面对文明与人性、道德与欲望、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是与非的选择和挣扎时，感受到多重而复杂的自我，在种种选择与放弃中自我裂变、自我成长、自我救赎抑或自我毁灭。《精神病患者》中的“男人”和“女人”在自我存在的困境中，在人性挣扎与裂变中，展示了各自人生际遇下的特殊自我，伴随他们不同自我的宣泄与释放，读者/观者与他们一道追寻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并从个体性经验的自我上升到人类“共同自我”的形而上层面，实现了生命的激越，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
从作品的“自我”悖论中走出，与作品中更多的悖论相遇，会发现《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被有意设置的悖论“陷阱”。就像整个故事发生在宗教圣地“圣城”，这个原本的心灵救赎之地被残酷的战火摧毁，多文化、宗教象征的教堂在战争中坍塌——这仿佛是一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战争，人性与人性自身的争夺——这一设置本身就是富有意味的，充满了困惑与悖论。从全剧看，人物自身存在的悖论性——“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多重自我的彼此冲突，人物语言的悖论性——精妙的台词像一场场高深、激烈的辩论，主题的悖论性——个体生命存在、人性乃至人类文明的悖论性……像一张无限延伸、没有边界又疏而不漏的网，笼罩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和精神世界，观照着每一个脆弱、敏感、困惑、犹疑、不断突围的心灵。除了悖论给作品带来的戏剧效果，悖论这一命题本身就引人深思。也许，整个宇宙和世界就由悖论构成，悖论才是人性与文明的最终“秩序”；悖论也是人类痴迷于形而上思索的动力，试图摆脱悖论的纠结和苦难终将是徒劳的——“悖论情结”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人性所生长的“恶之花”；我们为悖论所苦，我们也喜欢它。这也许是《精神病患者》让我着迷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悖论像个孤魂野鬼，四处游荡，你看不见它，却始终了解它的存在；它像影子，紧紧追随人物的精神形象，伴随人物的精神气质，也纠缠着你无尽的思索与回味。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悖论性，带来一种深层次的荒诞感，成就了作品独特的戏剧性。
戏剧终究要凭借直接而有效的戏剧性征服观者/读者。戏剧性首要的是戏剧冲突，在戏剧文本的想象世界里，在剧场的戏剧空间中，情节上的、心理层面的和精神世界里的戏剧冲突是戏剧自我表达的关键。《精神病患者》突出的悖论色彩和颠覆性表达，不仅构建了表层叙事的戏剧冲突，更激发了一种生命和世界存在的荒诞感，而这种切近生命自身的荒诞感和形而上意味，直接构成了它与众不同、气质独特的戏剧性。人物对白的准确、生动、精细与凝练，以及它的思辨性，让人感受到语言的戏剧性——语言的一种极致表达，包括语言的智性之美、对白衔接的巧妙，还有在理性思索与人物塑造之间不露痕迹的自由跳跃，展示了台词创作的深厚功力。这种质地丰厚、闪烁着理性和智慧光芒的台词语言，塑造了男女主人公身上的独特气息，赋予戏剧文本一种内在的文学性和深广的想象空间，在激发各种形而下的、狂风暴雨般的情绪和感受之后，把身心体验引向形而上的层面，带来净化与升华。观者/读者仿佛看见两个痛苦的灵魂在舞蹈，曲终人散，灵魂依旧没有停止“诉说”。此外，作品的戏剧性还体现在情绪化的语言风暴里，语言和思想的颠覆性、疏离性以情绪宣泄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带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观者/读者以情绪体验的真实性认同了剧场“假定性”，领略了作品的艺术真实。 我把《精神病患者》的颠覆性看作是它的“娱乐性”，作为它的戏剧性之一种。此“娱乐”不是当下红红火火的低俗搞笑或花边新闻，而是真正的“娱人”、“寓教于乐”。事实上，现在影视文化中所泛指的“娱乐”，已经在过度使用中狭义化了这一词语；真正的“娱乐”应当具有理性精神，娱乐精神也绝不是一种游戏似的杂耍和玩笑。《精神病患者》对日常观念与思维定势的突破，对世界与秩序的质疑与批判，对人类既有文明的想象性破坏，对人性欲望的警惕与揭露，对自我人格的创造性展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追问，对终极意义的执着思考，都具有先锋意义上的颠覆性。这种颠覆性，除了能够带来表面的陌生化的戏剧效果，使作品好看外，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艺术的本质。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也不是自我按摩式的心灵鸡汤。艺术是对现实的越界与反叛，是打破生活的规定性与秩序，打破固守的观念与思维，打破刻板与僵硬的世界和文明对人的单向塑造和潜在定义。好的艺术作品赋予人崭新的视野和眼光、感受和体验，去重新审视和发现被限定和“常规化”了的生命与世界；它不固守任何立场与思想，甚至是体验和感受本身，它追求与世界的变化同步的日新月异、常变常新，艺术因此而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和超越性的自由。《精神病患者》否定和颠覆现实世界和人类文明，是在进行一种否定式的探寻，探寻人性、文明与世界的新的出路与可能——灵魂拯救和人性救赎是它始终的关怀，它以这种方式打开心灵和精神的无限空间，也创造了自由的种种可能。颠覆既有的意义体系和世界秩序，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对现实的超越与可能的灵魂自由，才是它的期望所在。
无论是接受上的小众，还是与生俱来的另类气质，《精神病患者》都注定是有争议的作品。具有戏剧性的是，它有争议之处也是它受青睐的地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品受人诟病处是它的思想大于形象，思想的声音游离于形象之外；“男人”、“女人”的符号性、隐喻性、智性特征以及思想主题的说理性、思辨性过于突出；还有精神分析的知识运用等，消解了形象的情感性，等等。事实上，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常识是，在理性与感性、形象与思想的问题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对立，而使人漠视它们之间原本彼此融合和统一的一面。真正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是有意义的形象，其意义是用不可替代的“形象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获得。就此而言，《精神病患者》充满了“意义”的诉说，而它也正是以形象诉说意义。——“男人”形象的精神性、心灵性，他的心理和精神形象，像挥之不去的影子，超越了指称的符号性和隐喻性，饱满而生动。无论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希特勒式的性格倾向，这个总统、将军、医生、教徒的“混合体”，都在他或恐惧孤独、或悲伤绝望、或敏感脆弱、或困惑犹疑、或忧郁痛苦、或癫狂痴迷、或残忍暴躁的诉说里，激荡着人的情感，震撼着人的心灵。在一个个瞬间，你甚至无法分辨，是他的思考还是他的忧郁，是他的理性还是他的病态，是他的多变还是他的执着，是他的清醒还是他的疯狂……深深地打动了你。实际上，正是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整体”，征服了我们同样善感、细腻、脆弱、挣扎的心灵。所以，重要的不是思想是否大于形象，理性是否多于情感，而是思想与形象、理性与感性的完美对接、彼此融合。感受的混沌和整体性，带来深邃的无法言明的审美感受。
透过“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作品呈现了世界、文明和人性的悲剧——人类生存的悲剧。如果生命本身注定是一场无法逃脱的悲剧，那么，我真希望它能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带来越界与反叛的力量，以及那些被激发的生命能量与超越性的自由。说到悲剧的根源，也许正像剧中“男人”与“女人”所探讨的，是人性的悖论使然，是与非、善与恶、欲望与超越、掠夺与奉献……人总是像个钟摆。就像纪德临终时的那句话：始终是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挣扎？这也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超越的命题。无论如何，它的严肃性、心灵性、悖论性、颠覆性、戏剧性，都带来崭新的戏剧体验，还有如在圣洁的教堂或聆听古典音乐时一样的灵魂飞升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因为它通往灵魂救赎之路，人性的欲望与堕落、向善与拯救就在这路途中，无尽无休地缠绕着我们源源不断的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