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降生。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历史新纪元。科学家们欣喜若狂，还有人提议给她取名为“赫拉”。在古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是掌管婚姻和生育的女神。当然，此类拙劣的实验室幽默最终未能实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工孕育让人类第一次扮演了神的角色。
　　辅助生殖技术是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精子或卵、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技术。随着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发展，这项技术已经为数以百万计的不孕家庭解除了烦恼。
　　但是，由于这项技术直接触及生命的根源，使生育这种人类的本能从绝对的个人行为变成也能够处于专家和机构控制之下的技术操作行为，人们不得不提问：我们可以人为地去干扰、操纵人类的生育过程吗？在人的生殖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应当如何去做？
　　人类在不孕不育被克服时高声欢呼，却在克隆羊多利出生之时满怀忧虑。破閘而出的生殖技术像是潘多拉的魔盒，而我们正于追寻绝对自由和质疑伦理边界的交叉口徘徊难言。

消灭垃圾人口？

　　精子库这一生殖技术的副产品，承载着对后代最美好也最贪婪的期许诞生了。在雪白的殿堂里，无数灌注“生命之液”的小管子挂着各色耀眼的招牌，等着与温暖的子宫相遇。它们的资料上有的写着“黑发，褐色眼睛，知名摇滚歌手”，有的写着“智商186，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只有在最廉价服务目录的边栏，也许才能见到一个三流高中肄业生的简历。
　　优生学和生殖技术如同一对亲兄弟，亲密无间地站在了一起。超越了早期的种族优越论和种族歧视，以着重对生育后代身体质量和遗传优良基因提倡的面目，优生学堂而皇之地走进大众视野。
　　事实上，辅助生殖技术正是优生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基因工程技术为基础，进入到对基因的选择、修饰和重组的高度。体外授精、试管婴儿和育前诊断等辅助生殖技术都是在生命科学技术条件下，有条件地选择生育更健康、基因更加优良的后代。人们对生育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用生命质量论的观念去审视人的生命、对待人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一种“非主流”论调。
　　科学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令我们欣喜若狂又毛骨悚然的选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可以定制自己的后代。对不成器的孩子无条件的爱不再存在了，因为选择孩子的身高、相貌、性别、健康程度，甚至性格特点都逐渐成为近在眼前的现实。
　　当然，不再让残缺的下一代来到这个世界上“遭受苦难”，是一种听上去梦寐以求的美好构想。支持的意见认为：任何人都有希望作为后代“生物学父母”的权利，当他们不可能通过有性生殖来得到子女时，应用技术来达到这一目的是合理选择。其次，当一对男女有可能将严重遗传疾病传给下一代时，他们有权选择克隆技术以避免后代患同样的疾病。但是，在随时可能发生的过度干预中，我们对“完美后代”的追求或许会将我们变成一个个手不沾血的纳粹，跃跃欲试地消灭着“垃圾人口”，最终导致可怕的社会失衡。
　　举例而言，种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与X、Y精子分离技术的应用，可降低人群个性连锁遗传病的发生率;但前者能够用于胎儿性别产前诊断，后者可按术者主观意愿生产某一性别的胎儿。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某些保守封建的农村地区，依旧有一些女婴被隐秘地杀害，而在科学更加昌明的未来，也许她们不用遭遇被溺毙、被摔死、被窒息的罪行：她们的“不再出生”变成了可能。

昂贵的下一代

　　数以万计的婴儿通过狭小的试管诞生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的数目在成倍增加，全球约10%的夫妇享受了生殖技术相关的服务，与之相伴的是费用的大幅度上涨。目前，一轮“生育辅助治疗”的花费可以达到数十万元。而且，人工授精、胚胎冷冻和后期实验的费用还在层层递加。

　　这样的收费对于许多高薪阶层来说，或许不过是一两个月的月薪，但加上出游和住院花销，很可能就是某个贫困家庭几年的收入。直至目前为止，甚至可以说，到不久的未来，辅助生殖依旧是有钱人的游戏，通过这种技术向全社会开放完全的生育自由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况且，尽管人们对此抱有伟大的愿景，但从美国统计数据来看，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依旧是令人失望的：35岁以下女性使用自体卵细胞形成的受精卵，进行一轮试管婴儿治疗就成功怀孕生育的概率仅有35%，且随着年龄增加，成功受孕的概率还在下降。
　　然而，昂贵的费用和低下的成功率并没有吓跑顾客，试图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辅助生育的人数一直在急剧增加。有数据显示，全球试管婴儿数量在以每年30%的速率递增。尤其，对于那些不具备生育条件的女性而言，代孕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
　　随着代孕这一暴利产业的蓬勃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不少女性开始自愿或者被迫使用自己的子宫成为制造婴儿换取金钱的工具。很多中介机构也平地而起，控制代孕妇女（大部分是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女性）制造婴儿以获取利益。孕育着婴儿的一个个代孕者像是工厂中轰然作响的某种机械，她们被挑选、转运，被贴上编号和数码，严格控制饮食，经历各种手术，直到生下一个不属于她们的孩子，然后带着空荡的子宫离开或者迎接下一次代孕的到来。

性道德的颠覆

　　这场将性与生育分离的革命必将改变的，还有人们的性道德。人工授精技术把性交排斥于生殖过程之外，这就使得人类单个个体利用具体提供的配子来获得子女成为可能，而不必组成传统家庭，甚至不必发生两性关系。

　　到不久的未来，辅助生殖依旧是有钱人的游戏，通过这种技术向全社会开放完全的生育自由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在相当长时期内，生育是性行为的唯一正当目的。基督教认为，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中国古代也有“为后也，非为色也”的说法。1913年，美国女医生玛格丽特·桑格，创办了第一个用来提供避孕医疗服务和宣传的诊所，从那以后，传统的性观念被打破，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育，性与生育第一次大分离。
　　生殖技术的进步，使得二者的彻底分离成为可能。倘若欢悦成为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或许有利于传统观念中所倡导的性与爱的统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所使用的精、卵、胚胎可能来自患者夫妇本人，可能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可能由非血缘关系的他人提供。
　　此外，若克隆人成功，家庭新成员不仅可以通过有性生殖，也可以通过无性生殖产生。其结果都将导致家庭成员的来源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建立在性伦理关系上的传统家庭构成的认知。供精、供卵、体外受精、代理母亲技术相结合，一个孩子可以有五个父母。
　　两个父亲：供精者，养育者。三个母亲：供卵者、代理母亲、养育者，谁应该是孩子的父母？甚至，我们还需不需要父母？我们可不可以克隆人类？如果可以，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克隆体？……
　　假设在不远的将来，一名女子将来自伴侣的精子与来自女儿的卵子在体外受精，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在自己的子宫发育，最终产下孩子。按传统的血缘关系论，这名婴儿与女子本人（或其伴侣）是母子（父子）关系还是祖孙关系？与其女儿是姐弟还是母子关系？
　　在诡奇的模糊和混乱中，我们难以用习以为常的社会观念为其下一个明确的定義。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殖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欢愉和焦虑都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但是在不断地尝试和摸索中，也许有一天，人类能找到最为合理的答案。
　　◎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