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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这是电视片《大国崛起》里的一段话。这部片子播出之后，在社会上议论纷纷。它之所以引起反响和思考，在于它对近现代以来西方九大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叙述，更在于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当口。媒体上纷纷发文，将中国崛起与西方大国崛起进行对比，以期寻找中国通向大国之路的镜鉴。
中国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5年GDP位于世界第四位，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长三角”和“珠三角”被誉为“世界工厂”，全球的观察家们纷纷预测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大国。然而，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迫在眉睫，如农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在外部，中国同样面临着竞争，一些国家紧盯着大国的入场券。
四个国家已经跑在了前面，高盛公司2001年12月发布了一个报告，描绘了未来50年全球经济地图。在这份报告里，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被放在了一起。报告预言，这四个国家在2050年以前，经济规模将超过西方7国，其中中国将在203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连在一起，组成“BRICs”一词，与砖（bricks）的英文发音相同。因而，“金砖四国”从此传播开来，并因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日益受到世界瞩目。
这四个国家的共同点是面积大，人口多，市场庞大。但四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各有各的不同。如中国依赖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而同样的人口大国印度却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知识密集型增长模式，俄罗斯和巴西则有丰富的资源支持经济的增长。
通向大国之路并没有坦途，“金砖四国”面对的不仅仅是金光大道，还有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挑战。在这里，我们不仅比较分析“金砖四国”的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面临的问题，也将近现代历史上辉煌的西方九强的崛起道路和模式列出来，以便读者在思考中国崛起和世界趋势时有所参考。
“金砖四国”金光闪闪
近些年来，除巴西外，“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均实现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俄罗斯2003年到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下过6%；近十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巴西由于在上世纪末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处于缓慢恢复阶段。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薛福岐向记者列举了近年俄罗斯经济的精彩表现：到2006年1月1日，俄罗斯外汇储备达1822亿美元，超出俄国家外债总额；俄罗斯居民收入有显著增长，2005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8.3%。
不断上升的印度更是世界经济舞台的一颗明星。2005年，印度IT业出口达170多亿美元，计划到2008年达到800亿，作为龙头的IT产业给印度带来了滚滚财源和隆隆声誉。
在经济学界的预测中，印度发展潜力最大：人口多，年龄结构合理，全国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国土面积大,可耕地面积亚洲第一；高等教育发达；文化资源丰富，有世界所有主要宗教，自古以来印度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就相当大。
而巴西，有着南美洲最大的国土面积，有着世界最丰富的资源，农业竞争力可与美国媲美。上世纪60～80年代，巴西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经济飞速发展，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巴西奇迹”。上世纪90年代，巴西照搬“华盛顿共识”，实行过度开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调整，特别是卢拉2003年出任巴西总统后，巴西经济逐渐复苏并出现增长，重新从墨西哥手中夺回了拉美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
发展模式各有千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南亚室主任胡仕胜认为，印度走了一条与中国几乎相反的道路。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才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而印度一开始就瞄准了产业分工的高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技能密集型产业，反过来再带动制造业发展。
1991年印度推行经济改革政策，首先引进的是外部金融资本投资，印度股市非常活跃，孟买股市去年突破了1万点。股市活跃有利于培训中小企业，鼓励了企业努力创新，使印度中小企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去年印度实际利用外资只有65亿美元，在这么少的外国投资下，能达到8%的增长水平，说明其外资利用效率非常高，这与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形成鲜明对照。
俄罗斯选择了以能源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薛福岐说，俄罗斯是能源大国，目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高，俄罗斯能源出口增速高，这两“高”贡献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俄罗斯将大量石油收入投向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期望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贺双荣研究员认为，巴西已经过了工业化比较容易发展的阶段，巴西未来的经济增长，一靠资源出口，二靠地区一体化带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一直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先是牵头搞了南美国家自由贸易区，后来又扩大为南美国家共同体。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巴西在“金砖四国”中走在了前面。
非西方影响力上升的标志
“金砖四国”经济上的崛起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全球多极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分析，在国际关系上有一个规律，知识创新不是经常性的，其间会有一定的扩散期。上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在知识创新上做得比较好，有力量向美国集中的趋势。而21世纪的头十几年，进入一个知识扩散期，“‘金砖四国’的共性正是现代化有一定基础，规模相当大，学习能力比较强，又赶上知识扩散的过程，机遇非常好”。
在西方学术界看来，“金砖四国”都属转型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主流国家属于不同阵营，因此，“金砖四国”的崛起也意味着非西方影响力的上升。金灿荣说，从经济上来讲，主流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必然下降，当“金砖四国”的经济影响达到一定的量，政治影响就会显现。
(摘自《半月谈》 2006年5月)
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历史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判断。他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确实，绵延200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可以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终结，即1928年，这一年是西方世界经济大崩溃的前一年。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90年。
第二阶段，从1929年开始到冷战结束，即1991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6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终于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的转型是多重转型的结合体。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多重转型，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1、工业化转型；
2、市场化转型；
3、知识社会转型；
4、全球化转型；
5、政府治理转型(民主化转型)；
6、最后，作为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是文明转型。
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
一般使用的转型概念，指的是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在描述中国改革的时候，使用了“两种转型”的概念，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世行认为，“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激发了快速增长”。同时，“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两个转型是世行试图建立的解释中国当前趋势的理论框架。中国在官方文件中也使用“两个转型”的概念。
中国的工业化虽然从19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了零星的努力，但是，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可以把第一个五年计划视作工业化转型的起点，从那时开始，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50年间，中国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推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在短短的50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着严重的畸形。主要表现在：
(1)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留下来的农村”。
(2)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出现了若干“被留下来的区域”。
知识社会转型
在中国，知识社会有多个表述，有人称作信息社会，有人称作智力社会，有人称作第二次现代化等等。这些表述虽然强调的重点存在差异，但是，都指向一个方向，即相对于工业时代和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是建立在新的资源基础上的。这一基础就是知识。
中国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得到中国政策和社会力量的强力推动。但中国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呈现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不平衡。率先进入知识社会的人群，成为工业化世界或前工业化世界的孤岛。这些孤岛与徘徊在知识社会门外的人群之问横隔着一条“数字鸿沟”。
一位学者对这条鸿沟作了精彩的描述：
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犯罪、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的用玻璃罩起来，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连，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全球化转型
全球化有沦为我们时代的陈词滥调的危险。它泛滥于学者们的高头讲章，泛滥于新闻记者的分析报道，在市民百姓的日常经验中也若隐若现。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所挖苦的那样，这个词汇已经“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
这个陈词滥调所陈述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尽管对“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的看法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全球化标志着某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则是肯定无疑的了。全球化之“化”所表示的，就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它表示，在人类栖息的地球上，正在发生着的朝着全球一体演变的趋势，世界正在被一种新的力量塑造为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空间。
全球主义来自于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浮现和由此而产生的全球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应当说一直存在于人类思想传统中，但是，全球主义的真正自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产生的刺激。对地球毁灭的担忧，二战后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促使人类思想向着全球主义方向演变。二战后形成的稳定格局，同时刺激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发展则迅速地造成全球问题，诸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本流动问题等等，他们在塑造全球主义形成方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宪政转型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根据这种改革战略，将计划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某些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对权力的追逐甚至收买。中国的官场腐败现象就是明证。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一些官员的私欲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那些官员们的腐败。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的环节，即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自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文明转型
任何一种哲学或文明，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回答“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中华文明对此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的“天朝模式”，其特征，其一是“自我中心”，其二是“以不平等看待外国”。
在中国历史的世界观中，一直缺少一个平等的“他者”。在中国的视野里，只有夷狄蛮戎之流的“化外之民”，而没有平等的国家间关系。
学者葛兆光指出：“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体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一个作为对等的‘他者’，仿佛缺少了一面镜子，无法真正认清自身，在19世纪，中国是在确立了‘世界’与‘亚洲’等‘他者’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认清自己，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话语，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再定位，所以近代话语中的‘世界’背面，其实就是‘中国’，当然关于异域新知的定位背后，也就是对于传统知识的再认识。”
在西方，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思辨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其次，伴随着14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了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念。而在中国，首先是缺乏知识论的传统，人的问题，从未上升为思辨哲学的对象，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国的地理知识，被封闭到自我中心中了。道德上的优越，对应着地理上一定位居正中。只是由于近代以来一系列的失败，才接受了只是万国中的一国的现实。
殷海光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文化转型问题，也就是文化的“变”与“不变”问题，构成了中国转型的轴心。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重大问题，都绕着这个轴心转。在中国崛起已成难以阻遏趋势的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构成了中国的轴心。中国的转型和崛起，需要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摘自《中国崛起》 张剑荆著
新华出版社 2006年10月)
印度崛起的道路一直都很独特，它没有采取亚洲的经典战略，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价格工业产品，GDP增长也并非靠资本或劳动数量的增加。
“印度崛起”是近年热议的话题。2005年底在德里20多天的访问，让我对“印度崛起”有了别样的亲身体验。按说15年后再访德里，应有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但所见所闻却还是那么熟悉:住宅楼破旧不堪，贫民窟随意搭建，垃圾随处可见，乞丐到处游荡，公共汽车依旧爆满……
印度学者也普遍坦承，印度各类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气、通讯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尤其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增长需求，已成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短期内难以解决。
也有一点变化。德里与周边省份交界处的五个新区发展得相当不错，颇有印度崛起的气象。但尽管如此，至少从印度几大都市的总体发展面貌来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事实，即过去15年来，印度经济常年的高速增长没有在“硬件设施”与城市公共服务中体现出来。
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
为何如此不太张扬的发展面貌却与近年来如此张扬的“印度崛起论”相伴相随呢?这里面不能排除欧美人为炒作的成分。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非常“乐见”印度崛起，因为它们渴望以印度的“民主崛起模式”，来抗衡甚至抵消一个与其社会体制格格不入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崛起，还在于印度崛起同时拥有强大的自身优势。
比如，印度拥有大国崛起的充分潜质。从幅员、资源、人口、地缘、文明质素而言，印度拥有崛起为亚太乃至全球大国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印度拥有控制印度洋及其海上咽喉要道的地缘优势，这将成为崛起的战略依托。此外，两千万海外印侨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将便利印政治、经济、外交影响的快速拓展。
同时，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年均GDP增速高达6%。这是除中国之外经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另一大国。随着印度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高新科技为龙头的布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而且，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相对完善的私企竞争机制，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加之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
印度还具备相对有效与多元的社会解压机制。尽管印度社会仍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如贫穷悬殊，地区发展失衡，大面积失业等，但千百年来，尤其是近50多年来，印度社会已形成了多种经济、政治利益能基本和平共处的框架。
印度人愉快指数非常高
重要的是，印度的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劳工规章、公务员体系、危机应急机制、弱势群体保障措施等体系，共同组成了一个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维稳”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国家政策的严重出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激化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保证转型期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其中，宗教信仰、种姓制度等传统文化与保守理念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从宗教方面而言，印度人普遍信教，无神论者在印度是稀罕物种。印度人口中82.7%以上为印度教徒，另有11%左右为穆斯林。此外，还有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巴依教等教徒。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宗教，印度都有，故印又被称为“宗教博物馆”。虽有教派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宗教信仰也使得印度流行忏悔文化，广大民众深受伦理道理与宗教信条的严格约束，安于现状，注重来世。
印度种姓制度在高低种姓之间，尤其是在高等种姓与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贱民之间形成了一层坚厚的绝缘膜，客观上减少了高低种姓之间因直面对接可能导致的生理与心理的激烈冲撞，从而也减少了不少社会矛盾。
虽然印度低等种姓人群也拥有不少本种姓的政党与政治组织，但这些组织的上层人士往往又关注自己的政治权益，他们只是在选举期间体恤一下下层种姓的民情民意，一旦执政他们很快就被上等种姓的思维与习惯所同化。结果，经过选举的短暂喧嚣，一切又复归平静。高低种姓生活在各自的种姓社会，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广大印度人“非分”的物欲追求，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过高期盼，甘于简单与平淡。实际上，印度人不管贫与富，其愉快指数都非常高。2005年10月，欧洲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都市中，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反差之大令人咋舌，但这是事实。
印度人乐于纵向比较，而不“擅长”横向比较。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与长辈的生存状态比较，如果有进步，哪怕进步了一点点，他们也会感到知足。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文化及其浸淫而成的生活态度将印度社会转型本应遭遇的阵痛降至最低。
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中断
印度整个社会，传统与现代呈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和谐相处与彼此包容。大大小小的历史古迹与奇奇怪怪的现代建筑摩肩接踵，毗邻而居。马路上挤满了各类交通工具，既有发达国家不太常见的奢华轿车，也有第三世界惯见的破烂汽车，更有大量的三轮车(机动、人力与畜力都有)穿行其中，而德里地铁甚至可与发达国家新建地铁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对待交通事件的态度出奇地平和。他们对于一般的磕碰事故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彼此解释几句就完事大吉，极少有人为此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
穿行在德里的大街小巷，也很难看到印度人行色匆匆，反而总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印度人——不管是衣着极其光鲜的绅士还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在悠闲地喝着甜茶，聊着天。在德里，除了一些政界要员、社会名流的深宅大院有较为明显的安保系统外，很少见到居民住宅楼上安置了大大小小的防盗设施。
尽管印度社会很难出现中国式的跨越式发展，但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年均GDP增速有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且整个社会又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个国家的崛起难道不是必然的吗?难怪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05年2月在其《2020展望》中首次将印度和中国并称为“未来亚洲崛起的两大国家”。
正如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极富自信的话语所言，印度政府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中断，而是“在崛起过程中，如何在传统保持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2006年1月25日)
中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均从19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随后的增长趋势两国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在中国，这几年的投资过热也推动 GDP持续超高速增长。总起来看，过去20多年，中国在总量指标GDP增长率比印度高，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
印度经济结构更吸引人
不过，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首先看产业结构。一般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中国选择了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业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极高，目前为47%。
但印度似乎是工业革命模式的一个例外。其经济中比较发达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国服务业则要落后得多，仅从1990年的31%增长到40%，工业只占到其 GDP的27%，整整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印度最为引人注目的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
产业结构决定了GDP的结构特征。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64%，即使在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至于中国，只有42%。消费为什么会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使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大，他们的消费自然地驱动了经济增长。过去20多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亿。相反，中国致力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因而，大量投资于工业与基础设施，至于需求，则严重依赖出口，这使经济对出口与投资十分依赖：这两项目前占到中国GDP的75%，并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确实形成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印度增长模式的社会效果似乎也不错。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专家罗奇说，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可能要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因为，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凸显，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当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业岗位。
增长的道德性
这一结构性差异背后是两国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框架。对此，达斯先生的文章简单地解释说：中国的增长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印度的增长则是企业驱动的。在中国，国家控制的银行发放的信贷只有10%给了私人部门，尽管私人部门雇佣了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私人企业家获得了超过80%的贷款。
对达斯先生的这个观察结论可以予以扩展。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就指出，东亚模式普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在中国，这一点更为明显。在一些领域，政府利用权力人为地抑制要素价格，诱导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尽管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健全，但政府授予投资者的租金却对国内外投资者形成强大诱惑。由此推动的高速增长，也让政府回避了一些制度公共品供应匮乏的难题。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长的30%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资本或劳动投入增加。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5% 下降到2003年的 8.5%，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
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个事实：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从前那些国企强人在风光无限之后一个个落马，在最近若干年发展最快的房地产业，能有几个开发商洁身自好、没有卷入权钱交易？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
目前印度也试图学习中国模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印度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府不大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授予企业以污染特权，其劳动法规也使企业和政府难以合谋控制劳工工资。印度劳动法体系的取向跟中国相反：印度劳动法对劳工的保护在很多人看来过分了，中国劳动法规对劳工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所有这些意味着，印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绝无可能赶上中国。但是，GDP 增长速度、规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快的未必是好的，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7月27日)
尽管普京的务实政策令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俄罗斯仍然有许多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公职人员的腐败、劳动力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都是对普京及其继任者执政与施政能力和智慧的挑战。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透露，俄罗斯政府近期将通过新法草案，从2007年9月1日起将俄罗斯公民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2000卢布。目前俄罗斯最低工资标准为1100卢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反映了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增强。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10年彷徨期，俄罗斯似乎正在复苏。尽管如此，俄罗斯依然面临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困难，普京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梦想，未来的路还很长。
北极熊告别冬眠：经济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自2000年普京上任以来，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6年增长，年均增长率都在6%左右，超过欧盟和美国。今年前8个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6.7%。截至今年10月1日，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为2660亿美元，预计2007年底将达到3696亿美元。今年8月，俄罗斯还提前还清了欠巴黎俱乐部的约220亿美元债务余额。从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间，在国际机构的评级系统中，俄罗斯几乎是飞跃过了8个等级，即从最低信用级别金融危机级提升到投资级。“2006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超过1991年的水平。”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在今年6月宣布的，“我们现在开始建设前所未有的新经济。”
俄双管齐下保障能源安全
普京政府之所以能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扭转俄罗斯的颓势，恢复国家秩序和综合国力，主要应归功于普京采取的务实政策。普京以能源优势为基础，以保障人民生活为目标，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发展道路，既适应国际潮流又符合俄罗斯国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泾涛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价格上涨是俄经济振兴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近年来，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资金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和天然气。2002年至2005年间，俄罗斯从石油出口中大约获得了158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普京在大打能源牌的同时很早就意识到了保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朱泾涛博士说，2003年俄罗斯设立了稳定基金，将石油出口所获的额外收入，即将俄产“乌拉尔”牌石油的价格超过每桶27美元时所形成的超额税收收入存入其中，以备在国际油价下跌以及政府收入缩减时使用。据俄罗斯财政部10月2日公布的消息，截至10月1日，俄罗斯稳定基金总额已达到18940.9亿卢布(约合723.2亿美元)。
俄罗斯复兴须推翻四座“大山”
当然，尽管普京的务实政策令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俄罗斯仍然有许多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公职人员的腐败、劳动力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都是对普京及其继任者执政与施政能力和智慧的挑战。
1，腐败问题严重每年蚀金3000亿
朱泾涛博士说，俄罗斯腐败现象蔓延特别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相当严重。据不完全测算，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且呈现增长势头。按照透明国际数据，2005年俄罗斯腐败指数为2.4，排第128位，为极端腐败国家。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和打击腐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将严重受阻，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普京多次强调，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秩序健康化和正常发展的毒瘤，铲除这一毒瘤是俄罗斯目前及未来最为严峻的任务。
2，未来15年最匮乏的是劳动力
和欧美很多国家一样，俄罗斯如今也开始面临人口减少危机。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现在平均每天净减少约2000人。仅今年上半年，人口就减少了34.87万。联合国相关机构预测，到2025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38亿，到2050年将不足1亿，到2080年，俄罗斯的人口预计将只剩下5200万。俄人口专家甚至警告说，如果照目前的递减速度发展下去，到24世纪，俄罗斯民族甚至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人口危机将对俄罗斯社会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与人类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口下降的问题只能靠外国移民来解决。不过，独联体移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扎伊奥奇斯卡娅则表示，即使俄每年吸引50万外来移民，到2015年劳动适龄人口仍将每年减少100万，2015年至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50万。为实现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每年至少需增加移民80万。朱泾涛博士表示，俄罗斯不具备移民传统，对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移民始终持排斥态度，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短期内是难以扭转的。由此可见，未来俄罗斯最匮乏的资源是劳动力。
3，贫富差距悬殊
俄罗斯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态势。朱泾涛博士说，俄罗斯的中间阶层比例很小，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人数众多。在《福布斯》杂志排出的2006年俄罗斯前100位富豪名单中，俄罗斯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豪有44人。这些富豪的资产总额高达2480亿美元，超过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富豪阵营极度膨胀的同时，俄罗斯仍有60%的成年人属于贫困阶层，平均月工资不足110美元；有20%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之下，月收入仅为1000卢布左右(即约38美元)。如果与富豪的收入相比，赤贫穷人的收入只是其1/53。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使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可以尝到经济改革的甜头也是普京面临的一大难题。
4，莫斯科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中央和地区之间、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呈现明显差异，俄罗斯老百姓甚至说“莫斯科不是俄罗斯”。作为国际型的大都市，莫斯科吸引着全国绝大部分的投资和优秀人才，跨国公司和大银行总部也大都设在莫斯科。朱博士表示，中央和地方差距的拉大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如果造成离心力后果将不堪设想。普京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地区差距，包括确立总统全权代表制度、制定自由经济区法等，而其中最著名的举措当数泰纳线的修建。泰纳线管道修建工程将给沿线地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有利于带动远东地区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普京是幸运的，自他就任总统以来，国际油价就持续走高；普京也是务实的，他的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叶利钦时期口号喊得那么响亮，但是在平平淡淡中却实现了俄罗斯的振兴。普京是一位集自由主义与国家集权思想于一身的矛盾人物，这与俄罗斯帝国奠基人彼得大帝多少有些相像。而巧的是，彼得大帝可以说是普京的精神偶像，普京的总统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肖像。普京的梦想，就是重振俄罗斯大国的雄风，拥有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
(摘自《香港商报》 2006年12月11日)
有专家在评价“入常剧”四主角之一的巴西时说，无论“入常”是否成功，巴西都已向世界展示了她的大国抱负和大国雄心,这个正朝着强国目标迈进的国家不应被我们忽视。
8月30日，“四国联盟”大使以书面形式向联大主席让·平表示，决定放弃9月在联合国大会前争取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但他们仍会尽力在2006年年底前，要求联合国表决他们的“入常”决议案。至此，“四国联盟”携手“入常之剧”在世界舞台上暂时落下帷幕。
有专家在评价“入常剧”四主角之一的巴西时说，无论“入常”是否成功，巴西都已向世界展示了她的大国抱负和大国雄心,这个正朝着强国目标迈进的国家不应被我们忽视。
“上帝是巴西人”
一向被誉为“未来之国”的巴西，是一个上帝偏爱的国度。她国土辽阔，总面积850多万平方公里，在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5位。她的可耕地面积达2.5亿公顷，且土地肥沃，被誉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巴西的得天独厚，还不止于此。她似乎拥有无尽的自然资源：从号称全球之肺的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到丰富的石油和铁矿，铝、镁、锡、金等金属矿藏几乎样样俱全，伊瓜苏瀑布的水力发电几乎能供应全国所需之电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实现了两次比较大的飞跃，积累了实现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曾一度跻身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目前，巴西工业体系完整，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比较先进，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强大的竞争力。巴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巴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的崛起奠定了雄厚基础。
因此，在巴西，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上帝是巴西人，生在……”出生地则是随当地人所说，里约人就说上帝生在里约，首都巴西利亚的人就说上帝生在巴西利亚。
地大物博、潜力巨大，使巴西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新兴国家代表之一。
强国之梦几经起落
巴西的大国意识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西最终将成为大国”的观念就已深深地植入巴西精英阶层的心坎里，并成为巴西外交政策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大国意识在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之时，往往被强烈地唤醒。
巴西的强国之梦可以说是几经起落。19世纪早期，如何成为世界强国就已经成为巴西精英阶层反复探讨的问题。二战期间，巴西前外长阿兰纳指出：“巴西必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创建时，巴西就曾试图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二战后，巴西迎来了第一次经济飞跃，库比契克总统因此提出了“5年内实现50年进步”的雄伟誓言，表达了巴西人对国家发展潜力的坚强信念。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再次腾飞，连续7年高速增长，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由此跻身“新兴工业国”的行列。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提升了巴西人的民族自信心，1975年，卡洛斯将军公开宣称，“巴西拥有在世界强国之列中谋取一席之地的所有条件”。但是到80年代，巴西一度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其国际地位受到很大的削弱。“强国梦”因此受挫，巴西被戏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
但巴西人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进入21世纪，巴西通过推进国内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开展多元外交等途径逐步实现着自己的“强国之梦”，而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其实现“强国之梦”最鲜明的例证。
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
巴西的大国抱负不是体现在一种自命不凡的大国意识之中，而是包含于其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的对外政策之中。多年来，巴西一直作为地区的力量中心在拉美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随着卢拉总统的上台，巴西渴望在美洲乃至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战略正式付诸实施。
卢拉，这位蓄着粗短的胡须，说话声音低沉，而且略微有点口齿不清的劳工党领袖，充分显示了一个大国的领袖风范。上任伊始，卢拉就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新南美”，并公开宣称巴西应该领导整个南美大陆。在他眼里，“19世纪属于欧洲，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则属于巴西。”与深陷困境的邻国相比，巴西在卢拉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经济的脆弱性，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改善，GDP增势强劲，出口增长迅猛。
被人夸张地形容为“在国外的时间比在国内还多”的卢拉总统，在全球穿梭访问，竭力跟世界众多国家建立起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卢拉的经济顾问团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巴西将和中国、俄罗斯及印度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
巴西要当第三世界领袖，明确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巴西要当主角而不是配角”。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中，巴西是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代言人。2003年9月坎昆会议失败后，巴西与中国、印度等国一道向富国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终于在次年8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取得胜利。这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胜利。
今年5月，南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3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齐聚巴西利亚，参加首届南美-阿拉伯国家峰会。卢拉在大会上表示，南美－阿拉伯联盟的目标是改变“穷国更穷，富国更富”的世界秩序，保证穷国能够在全球化中受益。
卢拉2004年相继访问中、印、俄等大国，并在自己国土上接待中、俄等国元首，不但表明巴西有意追求大国地位，而且有把自己定位为非西方大国的倾向。巴西在多边外交领域的“抢眼出镜”表明，巴西已经站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正逐步施展其独特的大国抱负。
走向世界必先走出拉美
巴西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年轻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缺少像中国、印度等国的历史积淀，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巨大挑战。经济对外依赖性强、外贸在国际贸易中的低份额，使巴西远不具备作为一个重要的进出口国家所拥有的世界性影响力。贫富差距大，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落后也给巴西带来了严峻挑战，而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训。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未来之国”对巴西而言，依然只是将来时。
此外，巴西雄心勃勃的大国外交战略引起了周边邻国的戒心。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就存在分歧。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他们担心，如果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改变拉美地区的力量平衡，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是这个地区历史与现实力量变化的反映，同时也说明，巴西要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必须获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巴西要走向世界，必先走出拉美。
(摘自《半月谈》2005年9月)
葡萄牙 西班牙
15世纪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率先成为海洋霸主。此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荷兰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荷兰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它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
英国
对科技的大力发展和推广，使得英国出现了全民热衷发明、生产和贸易的景象，英国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在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下，英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拓展全球市场，逐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法国
17世纪时，凭借绝对王权，法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拿破仑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不同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伴随帝国扩张的，是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拿破仑留给法国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戴高乐时代，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法国的经济全面复苏。
德国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日本
日本自美国黑船敲开国门之后便深感外面世界的强大，而一贯以来的向强者学习的国家习惯使得它积极地走上了向西方列强寻经的道路，从政治体制到宪法、科技、教育无所不包，持续的学习和自强终于使这个国家走上了强国之路。
俄国
俄罗斯早期是一个军事大国，彼得大帝之后，它在欧洲就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但是它真正的国家崛起，是经过了所谓的议会改革时代，斯托雷平解放农奴，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它走向一个世界性的领导性大国。
美国
19世纪末，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当自由经济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时，美国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
(摘自《财经时报》 2006年12月16日)
宪政体制确立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看好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甚至连一些制宪代表都怀疑，新国家的寿命能否存活到自己的有生之年。
美国的成长史无疑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并成为无数后发国家羡慕甚至效仿的榜样。在这些国家中，无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自己祖国的振兴之路，把眼光投向了美国，试图揭破美国强大之谜。他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地理的、人口的、资源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环境等诸方面探索美国成长的奥秘。但美国本土的很多人却认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且，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四年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难产36天，最后竟然依靠最高法院的判决才打破僵局。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心里是一百个不服，但还是公开表示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定。著名自由派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一方面为戈尔鸣冤叫屈，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但另一方面，却为美国司法权威所体现出来的宪政制度大唱赞歌，声称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由此看来，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本来，美国是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国，以人民主权代替君主的主权。但是，当来自独立后13个小邦国的55位头面人物聚会费城，制定1787年美国宪法时，这些制宪会议代表发现，如果完全按照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那么，作为社会少数的富人可能会受制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小民，而像特拉华、新泽西这样的小邦也可能会不得不听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这样“大国”，结果便出现“多数的暴政”。
为了让小邦也愿意参加拟议中统一的新国家，为了防止占人口多数的小民侵害少数富人的利益，制宪代表决定用有限政府来制约人民主权、用联邦制来限制“大国”权力。显然，这反映了当时洛克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哲学：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因此，不论是君主的主权，还是民众的主权，都必须受到约束。美国制宪者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首先是地方（州）和中央（联邦）的制约和平衡（制衡）。除宪法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如外交权、宣战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权、货币发行权等权力）和明确禁止各州拥有的权力（如外交、铸币等权力）外，其余权力皆由各州保留。其次，是联邦政府立法（国会）、执法（总统）和司法（联邦法院）的制衡。只有国会才能制定和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需要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立法，国会则能够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而且，国会还可以对民选的总统和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提出弹劾。作为军队总司令，总统可以动用军队，但却无权对外宣战。相比之下，虽然联邦法院的权力最微不足道，但也有它的优势：法官一旦任命，便终身任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以后的法治实践中，最高法院为自己争取到了解释宪法的权力，从而使自己拥有制衡国会和总统的杀手锏——司法审查。再次，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制衡。受英国议会至上思想的影响，宪法赋予了国会最大和最多的权力，可以说权倾（总统）府（法）院。但为了防止未来国会可能会出现的“多数（大州和民众）暴政”，国会分成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何法律都必须由两院同时通过。但是，两院议员的议席如何分配，直接影响联邦成立后的利益分配。于是，就有了众议院议席按人口的多寡成比例分配，由此来满足大州的要求，而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只有两个议席，这样小州也皆大欢喜。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代表全国的总统该如何产生？如果总统的选举完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话，那末，来自人口大州的候选人就会讨便宜，其当选的可能性远大于小州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又设计出独特的总统选举人院。由各州选出与其国会议员数目相等的总统选举人组成选举院，由他们来选举总统。显然，小州选举人的代表性远不及大州的选举人。
就是这些如此繁琐、效率低下且又不民主的制度，占据五千字不到的美国宪法文本的大部分内容，这与一般人所设想的宪法内容（庄严的承诺，伟大的构想，光辉的远景，领袖的思想）实在是大相径庭。这一宪法与其说是赋予政府权力，还不如说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一言以蔽之，其惟一的目的就是用最高的法律来防止集权！美国著名法学家施瓦茨为此认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他甚至不无偏见地声称：“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权力之争由法律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
美国宪法所设计的联邦制挽救了美国，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政体基础。因为北美革命后，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相互独立的国家（邦），其为反对英国而建立的联盟只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邦联”。如果不是联邦制，今天的北美很可能就像拉美一样四分五裂。然而，甚至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力非常有限的联邦宪法，也引起了一些制宪代表对集权的恐惧和猜疑，担心自己所钟爱和珍惜的自由会受到新政府的伤害，55个代表中只有39人在宪法草案上签了字。这样的担心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在宪法草案批准的交锋中充分体现出来。草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的邦批准才有效，反对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联邦党人同盟，动员各邦民众拒绝批准宪法。但是，当他们的努力失败时，他们并没有输不起，而是坦然地接受了民众的选择，没有出现任何致力于推翻宪法的组织，也没有策划退出联邦的阴谋。但是，反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迫使联邦的支持者（联邦党人）考虑修订宪法，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也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即使政府结构存在着制衡，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权利法案》就是要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制衡、监督和限制权力的宪政体制。
宪政体制确立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看好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甚至连一些制宪代表都怀疑，新国家的寿命能否存活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则认为美国正在从事的制度创新（联邦制的共和国）注定要失败。的确，如果新国家不能实现宪法对民众最朴实的承诺“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美国宪法》序言），这个新国家是长不了的。
美国以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这些质朴无华的目标，而且最终发展成为制宪者和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世界超强，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充分发挥自己（当然还有利用和平攫取别人）的聪明才智，大胆地进行了无数独领风骚的制度创新。因此，如果说政府权力受到制约的宪政体制是其立国之本的话，那么，充分竞争的市场则成为美国的强国之路。
这是电视片《大国崛起》里的一段话。这部片子播出之后，在社会上议论纷纷。它之所以引起反响和思考，在于它对近现代以来西方九大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叙述，更在于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当口。媒体上纷纷发文，将中国崛起与西方大国崛起进行对比，以期寻找中国通向大国之路的镜鉴。
中国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5年GDP位于世界第四位，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长三角”和“珠三角”被誉为“世界工厂”，全球的观察家们纷纷预测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大国。然而，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迫在眉睫，如农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在外部，中国同样面临着竞争，一些国家紧盯着大国的入场券。
四个国家已经跑在了前面，高盛公司2001年12月发布了一个报告，描绘了未来50年全球经济地图。在这份报告里，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被放在了一起。报告预言，这四个国家在2050年以前，经济规模将超过西方7国，其中中国将在203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连在一起，组成“BRICs”一词，与砖（bricks）的英文发音相同。因而，“金砖四国”从此传播开来，并因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日益受到世界瞩目。
这四个国家的共同点是面积大，人口多，市场庞大。但四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各有各的不同。如中国依赖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而同样的人口大国印度却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知识密集型增长模式，俄罗斯和巴西则有丰富的资源支持经济的增长。
通向大国之路并没有坦途，“金砖四国”面对的不仅仅是金光大道，还有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挑战。在这里，我们不仅比较分析“金砖四国”的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面临的问题，也将近现代历史上辉煌的西方九强的崛起道路和模式列出来，以便读者在思考中国崛起和世界趋势时有所参考。
“金砖四国”金光闪闪
近些年来，除巴西外，“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均实现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俄罗斯2003年到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下过6%；近十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巴西由于在上世纪末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处于缓慢恢复阶段。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薛福岐向记者列举了近年俄罗斯经济的精彩表现：到2006年1月1日，俄罗斯外汇储备达1822亿美元，超出俄国家外债总额；俄罗斯居民收入有显著增长，2005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8.3%。
不断上升的印度更是世界经济舞台的一颗明星。2005年，印度IT业出口达170多亿美元，计划到2008年达到800亿，作为龙头的IT产业给印度带来了滚滚财源和隆隆声誉。
在经济学界的预测中，印度发展潜力最大：人口多，年龄结构合理，全国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国土面积大,可耕地面积亚洲第一；高等教育发达；文化资源丰富，有世界所有主要宗教，自古以来印度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就相当大。
而巴西，有着南美洲最大的国土面积，有着世界最丰富的资源，农业竞争力可与美国媲美。上世纪60～80年代，巴西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经济飞速发展，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巴西奇迹”。上世纪90年代，巴西照搬“华盛顿共识”，实行过度开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调整，特别是卢拉2003年出任巴西总统后，巴西经济逐渐复苏并出现增长，重新从墨西哥手中夺回了拉美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
发展模式各有千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南亚室主任胡仕胜认为，印度走了一条与中国几乎相反的道路。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才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而印度一开始就瞄准了产业分工的高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技能密集型产业，反过来再带动制造业发展。
1991年印度推行经济改革政策，首先引进的是外部金融资本投资，印度股市非常活跃，孟买股市去年突破了1万点。股市活跃有利于培训中小企业，鼓励了企业努力创新，使印度中小企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去年印度实际利用外资只有65亿美元，在这么少的外国投资下，能达到8%的增长水平，说明其外资利用效率非常高，这与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形成鲜明对照。
俄罗斯选择了以能源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薛福岐说，俄罗斯是能源大国，目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高，俄罗斯能源出口增速高，这两“高”贡献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俄罗斯将大量石油收入投向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期望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贺双荣研究员认为，巴西已经过了工业化比较容易发展的阶段，巴西未来的经济增长，一靠资源出口，二靠地区一体化带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一直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先是牵头搞了南美国家自由贸易区，后来又扩大为南美国家共同体。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巴西在“金砖四国”中走在了前面。
非西方影响力上升的标志
“金砖四国”经济上的崛起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全球多极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分析，在国际关系上有一个规律，知识创新不是经常性的，其间会有一定的扩散期。上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在知识创新上做得比较好，有力量向美国集中的趋势。而21世纪的头十几年，进入一个知识扩散期，“‘金砖四国’的共性正是现代化有一定基础，规模相当大，学习能力比较强，又赶上知识扩散的过程，机遇非常好”。
在西方学术界看来，“金砖四国”都属转型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主流国家属于不同阵营，因此，“金砖四国”的崛起也意味着非西方影响力的上升。金灿荣说，从经济上来讲，主流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必然下降，当“金砖四国”的经济影响达到一定的量，政治影响就会显现。
(摘自《半月谈》 2006年5月)
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历史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判断。他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确实，绵延200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可以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终结，即1928年，这一年是西方世界经济大崩溃的前一年。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90年。
第二阶段，从1929年开始到冷战结束，即1991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6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终于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的转型是多重转型的结合体。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多重转型，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1、工业化转型；
2、市场化转型；
3、知识社会转型；
4、全球化转型；
5、政府治理转型(民主化转型)；
6、最后，作为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是文明转型。
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
一般使用的转型概念，指的是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在描述中国改革的时候，使用了“两种转型”的概念，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世行认为，“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激发了快速增长”。同时，“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两个转型是世行试图建立的解释中国当前趋势的理论框架。中国在官方文件中也使用“两个转型”的概念。
中国的工业化虽然从19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了零星的努力，但是，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可以把第一个五年计划视作工业化转型的起点，从那时开始，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50年间，中国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推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在短短的50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着严重的畸形。主要表现在：
(1)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留下来的农村”。
(2)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出现了若干“被留下来的区域”。
知识社会转型
在中国，知识社会有多个表述，有人称作信息社会，有人称作智力社会，有人称作第二次现代化等等。这些表述虽然强调的重点存在差异，但是，都指向一个方向，即相对于工业时代和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是建立在新的资源基础上的。这一基础就是知识。
中国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得到中国政策和社会力量的强力推动。但中国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呈现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不平衡。率先进入知识社会的人群，成为工业化世界或前工业化世界的孤岛。这些孤岛与徘徊在知识社会门外的人群之问横隔着一条“数字鸿沟”。
一位学者对这条鸿沟作了精彩的描述：
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犯罪、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的用玻璃罩起来，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连，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全球化转型
全球化有沦为我们时代的陈词滥调的危险。它泛滥于学者们的高头讲章，泛滥于新闻记者的分析报道，在市民百姓的日常经验中也若隐若现。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所挖苦的那样，这个词汇已经“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
这个陈词滥调所陈述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尽管对“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的看法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全球化标志着某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则是肯定无疑的了。全球化之“化”所表示的，就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它表示，在人类栖息的地球上，正在发生着的朝着全球一体演变的趋势，世界正在被一种新的力量塑造为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空间。
全球主义来自于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浮现和由此而产生的全球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应当说一直存在于人类思想传统中，但是，全球主义的真正自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产生的刺激。对地球毁灭的担忧，二战后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促使人类思想向着全球主义方向演变。二战后形成的稳定格局，同时刺激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发展则迅速地造成全球问题，诸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本流动问题等等，他们在塑造全球主义形成方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宪政转型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根据这种改革战略，将计划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某些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对权力的追逐甚至收买。中国的官场腐败现象就是明证。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一些官员的私欲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那些官员们的腐败。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的环节，即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自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文明转型
任何一种哲学或文明，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回答“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中华文明对此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的“天朝模式”，其特征，其一是“自我中心”，其二是“以不平等看待外国”。
在中国历史的世界观中，一直缺少一个平等的“他者”。在中国的视野里，只有夷狄蛮戎之流的“化外之民”，而没有平等的国家间关系。
学者葛兆光指出：“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体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一个作为对等的‘他者’，仿佛缺少了一面镜子，无法真正认清自身，在19世纪，中国是在确立了‘世界’与‘亚洲’等‘他者’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认清自己，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话语，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再定位，所以近代话语中的‘世界’背面，其实就是‘中国’，当然关于异域新知的定位背后，也就是对于传统知识的再认识。”
在西方，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思辨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其次，伴随着14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了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念。而在中国，首先是缺乏知识论的传统，人的问题，从未上升为思辨哲学的对象，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国的地理知识，被封闭到自我中心中了。道德上的优越，对应着地理上一定位居正中。只是由于近代以来一系列的失败，才接受了只是万国中的一国的现实。
殷海光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文化转型问题，也就是文化的“变”与“不变”问题，构成了中国转型的轴心。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重大问题，都绕着这个轴心转。在中国崛起已成难以阻遏趋势的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构成了中国的轴心。中国的转型和崛起，需要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摘自《中国崛起》 张剑荆著
新华出版社 2006年10月)
印度崛起的道路一直都很独特，它没有采取亚洲的经典战略，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价格工业产品，GDP增长也并非靠资本或劳动数量的增加。
“印度崛起”是近年热议的话题。2005年底在德里20多天的访问，让我对“印度崛起”有了别样的亲身体验。按说15年后再访德里，应有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但所见所闻却还是那么熟悉:住宅楼破旧不堪，贫民窟随意搭建，垃圾随处可见，乞丐到处游荡，公共汽车依旧爆满……
印度学者也普遍坦承，印度各类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气、通讯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尤其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增长需求，已成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短期内难以解决。
也有一点变化。德里与周边省份交界处的五个新区发展得相当不错，颇有印度崛起的气象。但尽管如此，至少从印度几大都市的总体发展面貌来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事实，即过去15年来，印度经济常年的高速增长没有在“硬件设施”与城市公共服务中体现出来。
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
为何如此不太张扬的发展面貌却与近年来如此张扬的“印度崛起论”相伴相随呢?这里面不能排除欧美人为炒作的成分。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非常“乐见”印度崛起，因为它们渴望以印度的“民主崛起模式”，来抗衡甚至抵消一个与其社会体制格格不入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崛起，还在于印度崛起同时拥有强大的自身优势。
比如，印度拥有大国崛起的充分潜质。从幅员、资源、人口、地缘、文明质素而言，印度拥有崛起为亚太乃至全球大国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印度拥有控制印度洋及其海上咽喉要道的地缘优势，这将成为崛起的战略依托。此外，两千万海外印侨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将便利印政治、经济、外交影响的快速拓展。
同时，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年均GDP增速高达6%。这是除中国之外经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另一大国。随着印度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高新科技为龙头的布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而且，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相对完善的私企竞争机制，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加之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
印度还具备相对有效与多元的社会解压机制。尽管印度社会仍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如贫穷悬殊，地区发展失衡，大面积失业等，但千百年来，尤其是近50多年来，印度社会已形成了多种经济、政治利益能基本和平共处的框架。
印度人愉快指数非常高
重要的是，印度的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劳工规章、公务员体系、危机应急机制、弱势群体保障措施等体系，共同组成了一个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维稳”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国家政策的严重出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激化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保证转型期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其中，宗教信仰、种姓制度等传统文化与保守理念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从宗教方面而言，印度人普遍信教，无神论者在印度是稀罕物种。印度人口中82.7%以上为印度教徒，另有11%左右为穆斯林。此外，还有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巴依教等教徒。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宗教，印度都有，故印又被称为“宗教博物馆”。虽有教派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宗教信仰也使得印度流行忏悔文化，广大民众深受伦理道理与宗教信条的严格约束，安于现状，注重来世。
印度种姓制度在高低种姓之间，尤其是在高等种姓与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贱民之间形成了一层坚厚的绝缘膜，客观上减少了高低种姓之间因直面对接可能导致的生理与心理的激烈冲撞，从而也减少了不少社会矛盾。
虽然印度低等种姓人群也拥有不少本种姓的政党与政治组织，但这些组织的上层人士往往又关注自己的政治权益，他们只是在选举期间体恤一下下层种姓的民情民意，一旦执政他们很快就被上等种姓的思维与习惯所同化。结果，经过选举的短暂喧嚣，一切又复归平静。高低种姓生活在各自的种姓社会，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广大印度人“非分”的物欲追求，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过高期盼，甘于简单与平淡。实际上，印度人不管贫与富，其愉快指数都非常高。2005年10月，欧洲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都市中，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反差之大令人咋舌，但这是事实。
印度人乐于纵向比较，而不“擅长”横向比较。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与长辈的生存状态比较，如果有进步，哪怕进步了一点点，他们也会感到知足。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文化及其浸淫而成的生活态度将印度社会转型本应遭遇的阵痛降至最低。
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中断
印度整个社会，传统与现代呈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和谐相处与彼此包容。大大小小的历史古迹与奇奇怪怪的现代建筑摩肩接踵，毗邻而居。马路上挤满了各类交通工具，既有发达国家不太常见的奢华轿车，也有第三世界惯见的破烂汽车，更有大量的三轮车(机动、人力与畜力都有)穿行其中，而德里地铁甚至可与发达国家新建地铁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对待交通事件的态度出奇地平和。他们对于一般的磕碰事故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彼此解释几句就完事大吉，极少有人为此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
穿行在德里的大街小巷，也很难看到印度人行色匆匆，反而总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印度人——不管是衣着极其光鲜的绅士还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在悠闲地喝着甜茶，聊着天。在德里，除了一些政界要员、社会名流的深宅大院有较为明显的安保系统外，很少见到居民住宅楼上安置了大大小小的防盗设施。
尽管印度社会很难出现中国式的跨越式发展，但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年均GDP增速有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且整个社会又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个国家的崛起难道不是必然的吗?难怪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05年2月在其《2020展望》中首次将印度和中国并称为“未来亚洲崛起的两大国家”。
正如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极富自信的话语所言，印度政府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中断，而是“在崛起过程中，如何在传统保持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2006年1月25日)
中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均从19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随后的增长趋势两国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在中国，这几年的投资过热也推动 GDP持续超高速增长。总起来看，过去20多年，中国在总量指标GDP增长率比印度高，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
印度经济结构更吸引人
不过，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首先看产业结构。一般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中国选择了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业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极高，目前为47%。
但印度似乎是工业革命模式的一个例外。其经济中比较发达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国服务业则要落后得多，仅从1990年的31%增长到40%，工业只占到其 GDP的27%，整整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印度最为引人注目的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
产业结构决定了GDP的结构特征。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占64%，即使在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至于中国，只有42%。消费为什么会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使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大，他们的消费自然地驱动了经济增长。过去20多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亿。相反，中国致力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因而，大量投资于工业与基础设施，至于需求，则严重依赖出口，这使经济对出口与投资十分依赖：这两项目前占到中国GDP的75%，并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确实形成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印度增长模式的社会效果似乎也不错。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专家罗奇说，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可能要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因为，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凸显，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当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业岗位。
增长的道德性
这一结构性差异背后是两国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框架。对此，达斯先生的文章简单地解释说：中国的增长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印度的增长则是企业驱动的。在中国，国家控制的银行发放的信贷只有10%给了私人部门，尽管私人部门雇佣了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私人企业家获得了超过80%的贷款。
对达斯先生的这个观察结论可以予以扩展。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就指出，东亚模式普遍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高增长。在中国，这一点更为明显。在一些领域，政府利用权力人为地抑制要素价格，诱导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尽管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等制度基础均不健全，但政府授予投资者的租金却对国内外投资者形成强大诱惑。由此推动的高速增长，也让政府回避了一些制度公共品供应匮乏的难题。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长的30%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资本或劳动投入增加。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5% 下降到2003年的 8.5%，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
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个事实：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从前那些国企强人在风光无限之后一个个落马，在最近若干年发展最快的房地产业，能有几个开发商洁身自好、没有卷入权钱交易？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
目前印度也试图学习中国模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印度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府不大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授予企业以污染特权，其劳动法规也使企业和政府难以合谋控制劳工工资。印度劳动法体系的取向跟中国相反：印度劳动法对劳工的保护在很多人看来过分了，中国劳动法规对劳工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所有这些意味着，印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绝无可能赶上中国。但是，GDP 增长速度、规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快的未必是好的，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7月27日)
尽管普京的务实政策令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俄罗斯仍然有许多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公职人员的腐败、劳动力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都是对普京及其继任者执政与施政能力和智慧的挑战。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透露，俄罗斯政府近期将通过新法草案，从2007年9月1日起将俄罗斯公民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2000卢布。目前俄罗斯最低工资标准为1100卢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反映了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增强。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10年彷徨期，俄罗斯似乎正在复苏。尽管如此，俄罗斯依然面临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困难，普京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梦想，未来的路还很长。
北极熊告别冬眠：经济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自2000年普京上任以来，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6年增长，年均增长率都在6%左右，超过欧盟和美国。今年前8个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6.7%。截至今年10月1日，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为2660亿美元，预计2007年底将达到3696亿美元。今年8月，俄罗斯还提前还清了欠巴黎俱乐部的约220亿美元债务余额。从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间，在国际机构的评级系统中，俄罗斯几乎是飞跃过了8个等级，即从最低信用级别金融危机级提升到投资级。“2006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超过1991年的水平。”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在今年6月宣布的，“我们现在开始建设前所未有的新经济。”
俄双管齐下保障能源安全
普京政府之所以能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扭转俄罗斯的颓势，恢复国家秩序和综合国力，主要应归功于普京采取的务实政策。普京以能源优势为基础，以保障人民生活为目标，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发展道路，既适应国际潮流又符合俄罗斯国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泾涛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价格上涨是俄经济振兴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近年来，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资金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和天然气。2002年至2005年间，俄罗斯从石油出口中大约获得了158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普京在大打能源牌的同时很早就意识到了保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朱泾涛博士说，2003年俄罗斯设立了稳定基金，将石油出口所获的额外收入，即将俄产“乌拉尔”牌石油的价格超过每桶27美元时所形成的超额税收收入存入其中，以备在国际油价下跌以及政府收入缩减时使用。据俄罗斯财政部10月2日公布的消息，截至10月1日，俄罗斯稳定基金总额已达到18940.9亿卢布(约合723.2亿美元)。
俄罗斯复兴须推翻四座“大山”
当然，尽管普京的务实政策令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俄罗斯仍然有许多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公职人员的腐败、劳动力资源匮乏、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都是对普京及其继任者执政与施政能力和智慧的挑战。
1，腐败问题严重每年蚀金3000亿
朱泾涛博士说，俄罗斯腐败现象蔓延特别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相当严重。据不完全测算，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且呈现增长势头。按照透明国际数据，2005年俄罗斯腐败指数为2.4，排第128位，为极端腐败国家。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和打击腐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将严重受阻，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普京多次强调，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秩序健康化和正常发展的毒瘤，铲除这一毒瘤是俄罗斯目前及未来最为严峻的任务。
2，未来15年最匮乏的是劳动力
和欧美很多国家一样，俄罗斯如今也开始面临人口减少危机。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现在平均每天净减少约2000人。仅今年上半年，人口就减少了34.87万。联合国相关机构预测，到2025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38亿，到2050年将不足1亿，到2080年，俄罗斯的人口预计将只剩下5200万。俄人口专家甚至警告说，如果照目前的递减速度发展下去，到24世纪，俄罗斯民族甚至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人口危机将对俄罗斯社会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与人类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口下降的问题只能靠外国移民来解决。不过，独联体移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扎伊奥奇斯卡娅则表示，即使俄每年吸引50万外来移民，到2015年劳动适龄人口仍将每年减少100万，2015年至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50万。为实现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每年至少需增加移民80万。朱泾涛博士表示，俄罗斯不具备移民传统，对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移民始终持排斥态度，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短期内是难以扭转的。由此可见，未来俄罗斯最匮乏的资源是劳动力。
3，贫富差距悬殊
俄罗斯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畸形发展态势。朱泾涛博士说，俄罗斯的中间阶层比例很小，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人数众多。在《福布斯》杂志排出的2006年俄罗斯前100位富豪名单中，俄罗斯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豪有44人。这些富豪的资产总额高达2480亿美元，超过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富豪阵营极度膨胀的同时，俄罗斯仍有60%的成年人属于贫困阶层，平均月工资不足110美元；有20%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之下，月收入仅为1000卢布左右(即约38美元)。如果与富豪的收入相比，赤贫穷人的收入只是其1/53。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使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可以尝到经济改革的甜头也是普京面临的一大难题。
4，莫斯科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中央和地区之间、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呈现明显差异，俄罗斯老百姓甚至说“莫斯科不是俄罗斯”。作为国际型的大都市，莫斯科吸引着全国绝大部分的投资和优秀人才，跨国公司和大银行总部也大都设在莫斯科。朱博士表示，中央和地方差距的拉大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如果造成离心力后果将不堪设想。普京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地区差距，包括确立总统全权代表制度、制定自由经济区法等，而其中最著名的举措当数泰纳线的修建。泰纳线管道修建工程将给沿线地区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有利于带动远东地区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普京是幸运的，自他就任总统以来，国际油价就持续走高；普京也是务实的，他的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叶利钦时期口号喊得那么响亮，但是在平平淡淡中却实现了俄罗斯的振兴。普京是一位集自由主义与国家集权思想于一身的矛盾人物，这与俄罗斯帝国奠基人彼得大帝多少有些相像。而巧的是，彼得大帝可以说是普京的精神偶像，普京的总统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肖像。普京的梦想，就是重振俄罗斯大国的雄风，拥有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
(摘自《香港商报》 2006年12月11日)
有专家在评价“入常剧”四主角之一的巴西时说，无论“入常”是否成功，巴西都已向世界展示了她的大国抱负和大国雄心,这个正朝着强国目标迈进的国家不应被我们忽视。
8月30日，“四国联盟”大使以书面形式向联大主席让·平表示，决定放弃9月在联合国大会前争取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但他们仍会尽力在2006年年底前，要求联合国表决他们的“入常”决议案。至此，“四国联盟”携手“入常之剧”在世界舞台上暂时落下帷幕。
有专家在评价“入常剧”四主角之一的巴西时说，无论“入常”是否成功，巴西都已向世界展示了她的大国抱负和大国雄心,这个正朝着强国目标迈进的国家不应被我们忽视。
“上帝是巴西人”
一向被誉为“未来之国”的巴西，是一个上帝偏爱的国度。她国土辽阔，总面积850多万平方公里，在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5位。她的可耕地面积达2.5亿公顷，且土地肥沃，被誉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巴西的得天独厚，还不止于此。她似乎拥有无尽的自然资源：从号称全球之肺的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到丰富的石油和铁矿，铝、镁、锡、金等金属矿藏几乎样样俱全，伊瓜苏瀑布的水力发电几乎能供应全国所需之电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实现了两次比较大的飞跃，积累了实现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曾一度跻身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目前，巴西工业体系完整，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比较先进，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强大的竞争力。巴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巴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的崛起奠定了雄厚基础。
因此，在巴西，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上帝是巴西人，生在……”出生地则是随当地人所说，里约人就说上帝生在里约，首都巴西利亚的人就说上帝生在巴西利亚。
地大物博、潜力巨大，使巴西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新兴国家代表之一。
强国之梦几经起落
巴西的大国意识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西最终将成为大国”的观念就已深深地植入巴西精英阶层的心坎里，并成为巴西外交政策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大国意识在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之时，往往被强烈地唤醒。
巴西的强国之梦可以说是几经起落。19世纪早期，如何成为世界强国就已经成为巴西精英阶层反复探讨的问题。二战期间，巴西前外长阿兰纳指出：“巴西必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创建时，巴西就曾试图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二战后，巴西迎来了第一次经济飞跃，库比契克总统因此提出了“5年内实现50年进步”的雄伟誓言，表达了巴西人对国家发展潜力的坚强信念。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再次腾飞，连续7年高速增长，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由此跻身“新兴工业国”的行列。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提升了巴西人的民族自信心，1975年，卡洛斯将军公开宣称，“巴西拥有在世界强国之列中谋取一席之地的所有条件”。但是到80年代，巴西一度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其国际地位受到很大的削弱。“强国梦”因此受挫，巴西被戏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
但巴西人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进入21世纪，巴西通过推进国内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开展多元外交等途径逐步实现着自己的“强国之梦”，而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其实现“强国之梦”最鲜明的例证。
在国际舞台上当主角
巴西的大国抱负不是体现在一种自命不凡的大国意识之中，而是包含于其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的对外政策之中。多年来，巴西一直作为地区的力量中心在拉美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随着卢拉总统的上台，巴西渴望在美洲乃至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战略正式付诸实施。
卢拉，这位蓄着粗短的胡须，说话声音低沉，而且略微有点口齿不清的劳工党领袖，充分显示了一个大国的领袖风范。上任伊始，卢拉就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新南美”，并公开宣称巴西应该领导整个南美大陆。在他眼里，“19世纪属于欧洲，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则属于巴西。”与深陷困境的邻国相比，巴西在卢拉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经济的脆弱性，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改善，GDP增势强劲，出口增长迅猛。
被人夸张地形容为“在国外的时间比在国内还多”的卢拉总统，在全球穿梭访问，竭力跟世界众多国家建立起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卢拉的经济顾问团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巴西将和中国、俄罗斯及印度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
巴西要当第三世界领袖，明确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巴西要当主角而不是配角”。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中，巴西是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代言人。2003年9月坎昆会议失败后，巴西与中国、印度等国一道向富国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终于在次年8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取得胜利。这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胜利。
今年5月，南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3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齐聚巴西利亚，参加首届南美-阿拉伯国家峰会。卢拉在大会上表示，南美－阿拉伯联盟的目标是改变“穷国更穷，富国更富”的世界秩序，保证穷国能够在全球化中受益。
卢拉2004年相继访问中、印、俄等大国，并在自己国土上接待中、俄等国元首，不但表明巴西有意追求大国地位，而且有把自己定位为非西方大国的倾向。巴西在多边外交领域的“抢眼出镜”表明，巴西已经站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正逐步施展其独特的大国抱负。
走向世界必先走出拉美
巴西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年轻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缺少像中国、印度等国的历史积淀，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巨大挑战。经济对外依赖性强、外贸在国际贸易中的低份额，使巴西远不具备作为一个重要的进出口国家所拥有的世界性影响力。贫富差距大，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落后也给巴西带来了严峻挑战，而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失误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训。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未来之国”对巴西而言，依然只是将来时。
此外，巴西雄心勃勃的大国外交战略引起了周边邻国的戒心。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就存在分歧。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他们担心，如果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改变拉美地区的力量平衡，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是这个地区历史与现实力量变化的反映，同时也说明，巴西要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必须获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巴西要走向世界，必先走出拉美。
(摘自《半月谈》2005年9月)
葡萄牙 西班牙
15世纪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率先成为海洋霸主。此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荷兰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荷兰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它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
英国
对科技的大力发展和推广，使得英国出现了全民热衷发明、生产和贸易的景象，英国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在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下，英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拓展全球市场，逐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法国
17世纪时，凭借绝对王权，法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拿破仑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不同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伴随帝国扩张的，是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拿破仑留给法国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戴高乐时代，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法国的经济全面复苏。
德国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日本
日本自美国黑船敲开国门之后便深感外面世界的强大，而一贯以来的向强者学习的国家习惯使得它积极地走上了向西方列强寻经的道路，从政治体制到宪法、科技、教育无所不包，持续的学习和自强终于使这个国家走上了强国之路。
俄国
俄罗斯早期是一个军事大国，彼得大帝之后，它在欧洲就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但是它真正的国家崛起，是经过了所谓的议会改革时代，斯托雷平解放农奴，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它走向一个世界性的领导性大国。
美国
19世纪末，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当自由经济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时，美国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
(摘自《财经时报》 2006年12月16日)
宪政体制确立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看好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甚至连一些制宪代表都怀疑，新国家的寿命能否存活到自己的有生之年。
美国的成长史无疑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并成为无数后发国家羡慕甚至效仿的榜样。在这些国家中，无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自己祖国的振兴之路，把眼光投向了美国，试图揭破美国强大之谜。他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地理的、人口的、资源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环境等诸方面探索美国成长的奥秘。但美国本土的很多人却认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且，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四年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难产36天，最后竟然依靠最高法院的判决才打破僵局。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心里是一百个不服，但还是公开表示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定。著名自由派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一方面为戈尔鸣冤叫屈，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但另一方面，却为美国司法权威所体现出来的宪政制度大唱赞歌，声称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由此看来，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本来，美国是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国，以人民主权代替君主的主权。但是，当来自独立后13个小邦国的55位头面人物聚会费城，制定1787年美国宪法时，这些制宪会议代表发现，如果完全按照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那么，作为社会少数的富人可能会受制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小民，而像特拉华、新泽西这样的小邦也可能会不得不听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这样“大国”，结果便出现“多数的暴政”。
为了让小邦也愿意参加拟议中统一的新国家，为了防止占人口多数的小民侵害少数富人的利益，制宪代表决定用有限政府来制约人民主权、用联邦制来限制“大国”权力。显然，这反映了当时洛克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哲学：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因此，不论是君主的主权，还是民众的主权，都必须受到约束。美国制宪者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首先是地方（州）和中央（联邦）的制约和平衡（制衡）。除宪法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如外交权、宣战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权、货币发行权等权力）和明确禁止各州拥有的权力（如外交、铸币等权力）外，其余权力皆由各州保留。其次，是联邦政府立法（国会）、执法（总统）和司法（联邦法院）的制衡。只有国会才能制定和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需要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立法，国会则能够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而且，国会还可以对民选的总统和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提出弹劾。作为军队总司令，总统可以动用军队，但却无权对外宣战。相比之下，虽然联邦法院的权力最微不足道，但也有它的优势：法官一旦任命，便终身任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以后的法治实践中，最高法院为自己争取到了解释宪法的权力，从而使自己拥有制衡国会和总统的杀手锏——司法审查。再次，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制衡。受英国议会至上思想的影响，宪法赋予了国会最大和最多的权力，可以说权倾（总统）府（法）院。但为了防止未来国会可能会出现的“多数（大州和民众）暴政”，国会分成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何法律都必须由两院同时通过。但是，两院议员的议席如何分配，直接影响联邦成立后的利益分配。于是，就有了众议院议席按人口的多寡成比例分配，由此来满足大州的要求，而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只有两个议席，这样小州也皆大欢喜。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代表全国的总统该如何产生？如果总统的选举完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话，那末，来自人口大州的候选人就会讨便宜，其当选的可能性远大于小州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又设计出独特的总统选举人院。由各州选出与其国会议员数目相等的总统选举人组成选举院，由他们来选举总统。显然，小州选举人的代表性远不及大州的选举人。
就是这些如此繁琐、效率低下且又不民主的制度，占据五千字不到的美国宪法文本的大部分内容，这与一般人所设想的宪法内容（庄严的承诺，伟大的构想，光辉的远景，领袖的思想）实在是大相径庭。这一宪法与其说是赋予政府权力，还不如说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一言以蔽之，其惟一的目的就是用最高的法律来防止集权！美国著名法学家施瓦茨为此认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他甚至不无偏见地声称：“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权力之争由法律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
美国宪法所设计的联邦制挽救了美国，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政体基础。因为北美革命后，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相互独立的国家（邦），其为反对英国而建立的联盟只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邦联”。如果不是联邦制，今天的北美很可能就像拉美一样四分五裂。然而，甚至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力非常有限的联邦宪法，也引起了一些制宪代表对集权的恐惧和猜疑，担心自己所钟爱和珍惜的自由会受到新政府的伤害，55个代表中只有39人在宪法草案上签了字。这样的担心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在宪法草案批准的交锋中充分体现出来。草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的邦批准才有效，反对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联邦党人同盟，动员各邦民众拒绝批准宪法。但是，当他们的努力失败时，他们并没有输不起，而是坦然地接受了民众的选择，没有出现任何致力于推翻宪法的组织，也没有策划退出联邦的阴谋。但是，反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迫使联邦的支持者（联邦党人）考虑修订宪法，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也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即使政府结构存在着制衡，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权利法案》就是要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制衡、监督和限制权力的宪政体制。
宪政体制确立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看好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甚至连一些制宪代表都怀疑，新国家的寿命能否存活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则认为美国正在从事的制度创新（联邦制的共和国）注定要失败。的确，如果新国家不能实现宪法对民众最朴实的承诺“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美国宪法》序言），这个新国家是长不了的。
美国以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这些质朴无华的目标，而且最终发展成为制宪者和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世界超强，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充分发挥自己（当然还有利用和平攫取别人）的聪明才智，大胆地进行了无数独领风骚的制度创新。因此，如果说政府权力受到制约的宪政体制是其立国之本的话，那么，充分竞争的市场则成为美国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