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昭君出塞”是国人熟知的四美图之一，其怀抱琵琶的动人画面成为绘画、诗歌等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画证史”近年渐渐得到重视和认可。昭君出塞究竟有没有带琵琶？作为一段历史公案，今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诗画的研究找到答案。
　　黃庭坚《梦李白作竹枝词》云：“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注诗家认为，黄庭坚是引晋人石崇《明君词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云云。往前推，唐人诗也多有“昭君琵琶”之作，名作如杜甫《咏怀古迹》一首，尾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已定昭君自弹琵琶。
　　从两首大诗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引“昭君琵琶”的典故，都出自石崇《明君词序》。由于石崇的《昭君词序》是最接近“昭君出塞”本事的文本，所以这段话便成了后世文人墨客们把琵琶与王昭君联在一起的源头，有好事的画家更以其文入画，殊不知石崇“其送明君，亦必尔也”之句不过是他的臆测。
　　今天流行的“昭君出塞图”，主要参考元代画家李伯时所画的昭君图。李伯时在画《昭君出塞图》时，专门写了一篇序，考论“琵琶事”当属乌孙公主，明确说与昭君无关联。
　　明人陈耀文也大胆质疑：“夫汉送公主，于马上作乐，季伦（石崇）制词，意昭君亦尔;未尝谓昭君自弹也。《图经》即以《昭君怨》实之，不知何所本也。而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赋辞者多，即以为昭君实事，盖承前人之误耳！”
　　清人姜宸英之《湛园札记》专辟《古事沿误》条，昭君琵琶列其中。“以昭君琵琶，为石崇悬拟之词，初非故实。”其书虽未广为刊布，但质疑“昭君未自弹琵琶”，前承陈耀文，后启近代考据，成为元以后文人少有之明解。
　　欧阳修写《昭君与琵琶》，有一句是：“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推诗文，欧阳修认为王昭君出塞时是带着琵琶的，但此琵琶却并非我们今天的曲颈琵琶，而是“推手为琵却手琶”。考证曲颈琵琶的传承史实，曲颈琵琶到南北朝时才传入中国，因此，西汉时代的王昭君是不可能提前好几百年抱着它前往匈奴的。
　　古今考据，在于还历史以本来之面目，追根究底，“实”不为过;文艺创作，则在于渲其人其事之美，“虚”不为过。昭君琵琶事，既涉史实，又关文艺。以文艺而昭史实，目的是利用文艺创作，考证“昭君自弹琵琶”之误，还历史本来面目。
　　从李伯时到陈耀文再到姜宸英，文艺家们渐渐理清了石崇布下的文化迷局，给“昭君琵琶”赋予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形象和准确的历史定位，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参考官修正史，昭君出塞所带琵琶，不过是一种文艺想象和后期的艺术加工;即便昭君出塞时真的怀抱琵琶，那她怀中的琵琶也只能是直颈的阮咸或“秦汉子”，而决不会是现代式样的曲颈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