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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家都期盼新的改革能赋予经济新的活力和动力，认为目前已经到了改革的决定性时刻。
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充满遐想，对它的解读也铺天盖地，为什么仍然是遐想，为什么需要如此多的解读，大家心中却依然模糊。认真思考如今的改革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有何不同，这一堆迷惑自然云雾拨开。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改革方式，是顶层设计式的，还是分散突破、自下而上的？改革时刻还没有真正到来，真正的改革是落实的时候。如果改革没有变成现实，只是停留在纸上或者口头上的话，也许我们还得再等七年才能看到改革的决定性时刻。
决定性时刻还没到来
大家都在期待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但我认为这样的决定性时刻还未到来。要认清目前改革的特点，我们不妨把它和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做个对比。
改革就好比队伍出发，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像解放军列队，指挥官高喊口令，大家都整整齐齐列队往前走，指挥官让你停你就停，让你跑你就跑。另一种情况就如马拉松比赛，一声枪响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路上跑，尽管有人跑在前头有人跑在后头，但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同时起跑的权利。
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并不要求所有人像解放军列队一样整齐划一，而是允许像跑马拉松那样，可以跑快跑慢，可以跑前跑后，这就产生了很多差异化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改革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出台以后大家都热血沸腾，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却是没有人下“起跑令”，所有人都等着，不能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分布置，更没有看到九分落实，所以我没觉得现在是改革的决定性时刻。在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七个不准”，还有“四个许可”，意思就是先定法律你才能做，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谁能抓住耗子谁就是好猫，这两者的差别非常大。我们到底希望哪一种改革，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个非常发达的行业，它与传统行业很不一样，它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生产和服务。互联网采取的并不是等待的姿态，而是逼你不得不用，比如微信、微博等。雷军自己什么都没生产，但是他已经卖了这么多的小米，获得了很多利润，他只是一个针对于客户需求而提供服务的组织者，不是生产者。但是，这次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并不是真正根据我们需要什么而设计；而是领导认为需要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里面体现了被动和主动的差别。
邓小平的改革讲话之后有学习，但是没有解读。而这次三中全会不一样，有铺天盖地的解读，但最后发现没有一个解读是对的。媒体都说小产权房要开放了，结果却是绝对不能开放小产权房；有媒体解读宅基地可以流转，结果却是绝对不能流转。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文件出台后要有无数人解读？小平同志说，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非常容易理解，不需要解读。但这次三中全会文件，大家解读了半天，还是没人懂，说明这些并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
现在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没有私有制，怎么能实现市场配制资源，怎么能实现市场决定价格，这个在逻辑上就不太对。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提出宅基地是公有的，不能打破公有，但在1954年的宪法中宅基地就是私有的，它属于生活资料，在历次的宪法修改中，生活资料从来都是私有的，怎么到此次改革就变成公有的了？
在这次的改革文件中，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的例子。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人们对这个文件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我们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别，大家都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则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当改革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为改革能让他致富，他们选择了停留在原地；而另外一些人认识到了改革的先进性，突破原地往前跑，这就导致了这两种人之间的贫富差别。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刚进行改革的时候，大家都要进国企，很多人不愿意下海，直到朱镕基时期让一些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了，他们才发现待在国企是最吃亏的。下岗以后又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创业，这些人现在也活得不错：另外一种人只是换到了另一家国企中去。最后，前者大多都发了财，而后者仍在原地踏步。
现在很多人仍不理解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号令再次吹响的时候，那些敢于冒险的人可能又跑到了前头，于是再一次加大了贫富差别。
改革时刻还没真正到来，真正的改革是落实的时候。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如果改革没有变成现实，只是停留在纸上或者口头上的话，也许我们还得再等七年，或者七年以后再看一次改革决定性时刻。
顶层设计，还是分散突围
现在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而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则更有分散突破的特点。市场经济的信息是计划经济的脑袋能了解的吗？规律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脑袋很难了解。如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那只需要计划经济就行了，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小平同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用顶层设计这种办法，所以允许犯错误，允许开着窗户飞进苍蝇来，也就是可以分散突围。比如当初十几个农民摁了手印，违法也要干的土地承包制，最后的结果是修改宪法，把土地承包制写在宪法中。但如果当时没有人这么干，领导们又怎么知道土地承包制好呢。
所以，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是用了这种分散突破、自下而上的办法实行了改革，推动了改革。如果现在要回到顶层设计的路子，这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改革的结果，而是“集权主义”的结果，随之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当然，这种分散突破的方式不是要大家去违法，而是强调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叫做“博弈在前”。美国最初的宪法发展到第14修正案，大概经历了150年时间，期间没有出现大的乱子，就是因为当人们做一个决策时，可以把它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要不要修改这个法，如何修改才能更好，这是一个提前实践和分头决策的过程。我们现在是顶层设计出一个决议，大家只能按这个办，等决议出来以后大家再去博弈。 比如住房公积金有几千亿元，这都是大家上缴的，但却不能轻易领出这个钱。这说明，在这一政策上我们是设计在前，博弈在后的，所以就出现了假离婚等一系列问题。注册制为什么衍生出那么多的问题，也是由于缺乏“博弈在前”。如果在政策出台之前，能拿出草稿让大家讨论，然后再决定如何修改和实行，恐怕不会出这么多篓子。为什么美国的很多法律修改能很快被大家认可，就是因为在修改之前已经有了“博弈在前”的过程。
如果采取“博弈在前”的方式，博弈中哪怕犯了错误，最后仍有弥补的机会；如果采取“博弈在后”的方式，犯了错误的结果就很糟糕。前些天有个报道，女儿和父亲结婚了，目的就是为了帮父亲落户口，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和法规让人们丧失了天伦，难道这不值得反思吗？
所以，我们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改的是使决策更加民主化，要“博弈在前”，而不是“博弈在后”，这才更有利于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所有人都不对不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有民主。中国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美国是一个坐在桌子上谈出来的政权，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谈出来的政权，其民主成分可能更多一些。我想，中国早晚会实现民主的制度，只是我们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经济与房市跷跷板
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房市，甚至有人抛出了楼市崩溃论。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在现有政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房地产销售、价格和投资增幅都会下降，但绝对水平仍是上升。2013年土地供给增加会短期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部分地区库存也有待消化，但并未改变预售远大于竣工的比例关系。
有人担心房地产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个别企业的缺钱现象是永远存在的，如果认为这代表整个房地产行业，有些危言耸听了。且不说2013年开发商到位资金8万多亿元，只完成投资6万多亿元，手中尚有余钱；仅1月购地的成倍支出和天价，也证明房地产行业不缺钱。
之前我已经在很多地方系统地谈论了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此想强调一下，房地产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特点，也不会在短期内忽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否认房市在不同城市间存在差别，但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当中国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房地产一般都很好，因为中国政府不靠房地产是拉不动投资的，而且税收和土地财政都会锐减。如果没有这三项，中国经济可能会下降更加厉害。所以，当经济高增长时，政府往往会狠狠打压房地产；而当经济低迷的时候，房地产反而容易得到喘息。
政府管好该管的事情，然后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但中国的房地产却没有办法完全交给市场，因为土地资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开土地资源呢？因为地方政府渴望得到土地收益。
现在有些报道说，二线城市的房价在下降。我对房地产市场的划分与大家有些不同，二线城市大家通常认为是省份城市，而我更多从人口规模、GDP和收入增长来划分。比如哈尔滨是一个省会城市，而且是东北的一个大型省会城市，但我却把它归为四线城市，因为哈尔滨的GDP规模比北京差太多，甚至还不如江浙一带的很多县城。这种划分方式的差别以及分析方法的差别，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作者为华远地产董事长，文章根据作者在2014年“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的发言和最新观点整理而成
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充满遐想，对它的解读也铺天盖地，为什么仍然是遐想，为什么需要如此多的解读，大家心中却依然模糊。认真思考如今的改革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有何不同，这一堆迷惑自然云雾拨开。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改革方式，是顶层设计式的，还是分散突破、自下而上的？改革时刻还没有真正到来，真正的改革是落实的时候。如果改革没有变成现实，只是停留在纸上或者口头上的话，也许我们还得再等七年才能看到改革的决定性时刻。
决定性时刻还没到来
大家都在期待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但我认为这样的决定性时刻还未到来。要认清目前改革的特点，我们不妨把它和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做个对比。
改革就好比队伍出发，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像解放军列队，指挥官高喊口令，大家都整整齐齐列队往前走，指挥官让你停你就停，让你跑你就跑。另一种情况就如马拉松比赛，一声枪响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路上跑，尽管有人跑在前头有人跑在后头，但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同时起跑的权利。
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并不要求所有人像解放军列队一样整齐划一，而是允许像跑马拉松那样，可以跑快跑慢，可以跑前跑后，这就产生了很多差异化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改革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出台以后大家都热血沸腾，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却是没有人下“起跑令”，所有人都等着，不能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分布置，更没有看到九分落实，所以我没觉得现在是改革的决定性时刻。在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七个不准”，还有“四个许可”，意思就是先定法律你才能做，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谁能抓住耗子谁就是好猫，这两者的差别非常大。我们到底希望哪一种改革，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个非常发达的行业，它与传统行业很不一样，它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生产和服务。互联网采取的并不是等待的姿态，而是逼你不得不用，比如微信、微博等。雷军自己什么都没生产，但是他已经卖了这么多的小米，获得了很多利润，他只是一个针对于客户需求而提供服务的组织者，不是生产者。但是，这次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并不是真正根据我们需要什么而设计；而是领导认为需要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里面体现了被动和主动的差别。
邓小平的改革讲话之后有学习，但是没有解读。而这次三中全会不一样，有铺天盖地的解读，但最后发现没有一个解读是对的。媒体都说小产权房要开放了，结果却是绝对不能开放小产权房；有媒体解读宅基地可以流转，结果却是绝对不能流转。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文件出台后要有无数人解读？小平同志说，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非常容易理解，不需要解读。但这次三中全会文件，大家解读了半天，还是没人懂，说明这些并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
现在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没有私有制，怎么能实现市场配制资源，怎么能实现市场决定价格，这个在逻辑上就不太对。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提出宅基地是公有的，不能打破公有，但在1954年的宪法中宅基地就是私有的，它属于生活资料，在历次的宪法修改中，生活资料从来都是私有的，怎么到此次改革就变成公有的了？
在这次的改革文件中，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的例子。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人们对这个文件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我们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别，大家都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则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当改革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认为改革能让他致富，他们选择了停留在原地；而另外一些人认识到了改革的先进性，突破原地往前跑，这就导致了这两种人之间的贫富差别。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刚进行改革的时候，大家都要进国企，很多人不愿意下海，直到朱镕基时期让一些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了，他们才发现待在国企是最吃亏的。下岗以后又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创业，这些人现在也活得不错：另外一种人只是换到了另一家国企中去。最后，前者大多都发了财，而后者仍在原地踏步。
现在很多人仍不理解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号令再次吹响的时候，那些敢于冒险的人可能又跑到了前头，于是再一次加大了贫富差别。
改革时刻还没真正到来，真正的改革是落实的时候。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如果改革没有变成现实，只是停留在纸上或者口头上的话，也许我们还得再等七年，或者七年以后再看一次改革决定性时刻。
顶层设计，还是分散突围
现在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而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则更有分散突破的特点。市场经济的信息是计划经济的脑袋能了解的吗？规律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脑袋很难了解。如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那只需要计划经济就行了，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小平同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用顶层设计这种办法，所以允许犯错误，允许开着窗户飞进苍蝇来，也就是可以分散突围。比如当初十几个农民摁了手印，违法也要干的土地承包制，最后的结果是修改宪法，把土地承包制写在宪法中。但如果当时没有人这么干，领导们又怎么知道土地承包制好呢。
所以，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是用了这种分散突破、自下而上的办法实行了改革，推动了改革。如果现在要回到顶层设计的路子，这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改革的结果，而是“集权主义”的结果，随之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当然，这种分散突破的方式不是要大家去违法，而是强调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叫做“博弈在前”。美国最初的宪法发展到第14修正案，大概经历了150年时间，期间没有出现大的乱子，就是因为当人们做一个决策时，可以把它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要不要修改这个法，如何修改才能更好，这是一个提前实践和分头决策的过程。我们现在是顶层设计出一个决议，大家只能按这个办，等决议出来以后大家再去博弈。 比如住房公积金有几千亿元，这都是大家上缴的，但却不能轻易领出这个钱。这说明，在这一政策上我们是设计在前，博弈在后的，所以就出现了假离婚等一系列问题。注册制为什么衍生出那么多的问题，也是由于缺乏“博弈在前”。如果在政策出台之前，能拿出草稿让大家讨论，然后再决定如何修改和实行，恐怕不会出这么多篓子。为什么美国的很多法律修改能很快被大家认可，就是因为在修改之前已经有了“博弈在前”的过程。
如果采取“博弈在前”的方式，博弈中哪怕犯了错误，最后仍有弥补的机会；如果采取“博弈在后”的方式，犯了错误的结果就很糟糕。前些天有个报道，女儿和父亲结婚了，目的就是为了帮父亲落户口，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和法规让人们丧失了天伦，难道这不值得反思吗？
所以，我们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改的是使决策更加民主化，要“博弈在前”，而不是“博弈在后”，这才更有利于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所有人都不对不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有民主。中国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美国是一个坐在桌子上谈出来的政权，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谈出来的政权，其民主成分可能更多一些。我想，中国早晚会实现民主的制度，只是我们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经济与房市跷跷板
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房市，甚至有人抛出了楼市崩溃论。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在现有政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房地产销售、价格和投资增幅都会下降，但绝对水平仍是上升。2013年土地供给增加会短期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部分地区库存也有待消化，但并未改变预售远大于竣工的比例关系。
有人担心房地产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个别企业的缺钱现象是永远存在的，如果认为这代表整个房地产行业，有些危言耸听了。且不说2013年开发商到位资金8万多亿元，只完成投资6万多亿元，手中尚有余钱；仅1月购地的成倍支出和天价，也证明房地产行业不缺钱。
之前我已经在很多地方系统地谈论了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此想强调一下，房地产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特点，也不会在短期内忽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否认房市在不同城市间存在差别，但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当中国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房地产一般都很好，因为中国政府不靠房地产是拉不动投资的，而且税收和土地财政都会锐减。如果没有这三项，中国经济可能会下降更加厉害。所以，当经济高增长时，政府往往会狠狠打压房地产；而当经济低迷的时候，房地产反而容易得到喘息。
政府管好该管的事情，然后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但中国的房地产却没有办法完全交给市场，因为土地资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开土地资源呢？因为地方政府渴望得到土地收益。
现在有些报道说，二线城市的房价在下降。我对房地产市场的划分与大家有些不同，二线城市大家通常认为是省份城市，而我更多从人口规模、GDP和收入增长来划分。比如哈尔滨是一个省会城市，而且是东北的一个大型省会城市，但我却把它归为四线城市，因为哈尔滨的GDP规模比北京差太多，甚至还不如江浙一带的很多县城。这种划分方式的差别以及分析方法的差别，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作者为华远地产董事长，文章根据作者在2014年“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的发言和最新观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