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R22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32-5281（2015）4
　　东垣法本《内经》，学宗仲景。而到明代因为丹溪学派的流行，以五运六气推演医理的传统，逐渐被气血阴阳、脏腑经络等学说代替。这对于中医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使中医学术逐渐摆脱了术数和哲学的束缚，而回归到以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为诊断和治疗依据的道路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后世医家对人的生理活动，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如明代的肾命学说，清代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膜腠学说等就是在这个学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由于对人体活动规律的深入观察，导致了中医学科的不断细分，其用药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到清代
　　温病学派流行，讲究用药切中病情，丝丝人扣，但这却使中医的整体辨证观逐步丧失，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到了近代，更有人倡导为病寻药寻方，甚而现世末流完全以化验单为依据，用药全依指标，提倡方证相应，认为其为中医临床的最高境界，这实际上是宋代《局方》思维的回归。《局方》流行而河问出，以运气学说指导创制新方，而成为一代宗师，这些年运气学说又逐渐为中医学习者所重视，是否与此有关呢？伴随着五运六气学说的逐渐扬弃，宋元流行的以风药拨动气机，使人体六经气机正常流行，犹如天地间六气循环不息的用药方式，逐渐淡出了医家的视野。这本为李东垣学术精华之一，亦为其承接张仲景六经辨证处
　　方的变通用法，因运气学说的衰微，遂而不传，让人悲叹。如《脾胃论》中有“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一句，李东垣补中益气汤中之柴胡、升麻，升阳散火汤中之柴胡、升麻、葛根、羌活、独活、防风，益气聪明汤之葛根、升麻、蔓荆子，皆用风药拨动气机，使气机从太阴透少阳出太阳。
　　纵观各家学说，能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阴火学说者，除东垣高弟外，唯有薛立斋经常引用和使用。如“立斋治一儒者，素勤苦，恶风寒，鼻塞流清涕，寒禁嚏喷。立斋日：此脾肺气虚不能实腠理。彼不信，服祛风之药，肢体麻倦，痰涎自出，殊类中风。立斋日：此因风剂耗散元气，阴火乘其土位。遂以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治之而愈”；又如，“立斋治一妇人咳嗽，早间吐痰甚多，夜间喘急不寐。立斋谓：早问痰，乃脾虚饮食所化，夜间喘急，乃肺虚阴火上冲。遂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而愈”。然立斋虽善用东垣阴火学说，但却并不热心于东垣所谓“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之说，而其轻清升发之药，仅用柴胡、升麻，而少用羌活、独活、防风之类，不知是否因时人轻用开泻，伤气耗血，故不提倡用之，又或本就不知东垣尚有此一层用药心法，此就不得而知了。
　　立斋深研脾胃学说，且在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东垣云：“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蚀，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东垣之意为脾虚不运，反生湿而下流乘肾，肾精、肾气不能借脾气的升发而充骨髓生血气，精气郁滞下焦不得发，而化为阴火，其初病当如东垣所论，用辛甘温之药，助脾升浮则自愈，如补中益气汤。然久病则肾中精气尽化阴火而肾中空虚，肾虚不制水则口干有痰，肾虚无力托举脾胃之气，阳气内陷，则足热身倦，甚则下肢痿软等，此时单用朴中益气汤升举下焦的元气，则下焦更加空虚，而病必不能愈。如：薛立斋治庶吉士黄伯邻，发热吐痰，口干体倦，其自用补中益气汤不应，立斋谓此金水俱虛之证，兼服地黄丸而愈；又，薛立斋治孙都宪，形体丰浓，劳神善怒，面带阳色，口渴吐痰，或头目眩晕，或热从腹起，左三脉洪而有力，右三脉洪而无力，立斋谓足三阴亏损，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而愈。
　　脾胃久虚，不能助肾精肾气上行，郁于下焦化为阴火，阴火郁闭不行，久则煎熬真阴，而成阴虚有热之证，见口干烦热，下肢酸软，或小便滞涩，又或大便不通，如“吾（立斋）师佥宪高如斋，自大同回，谓余日：吾成风病矣，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劳则作痛如针刺，脉洪数而有力。立斋告之日：此肝肾阴虚火盛，而致痿软无力，真病之形，作痛如锥，邪火之象也。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又，立斋治疗“司徒边华泉，小便频数，涩滞短赤，口干唾痰，此肾经阳虚热燥，阴无以化，用六味、滋肾二丸而愈”。此为脾胃虚导致阴虚之证，故当专补其阴，兼行阴分之滞，阴行则阳自不郁，阴足则阳自不孤，阴阳化合，精气生而神气长。
　　又有脾胃久虚，化湿下流乘肾，阳为湿浸，初则为火，久则火从湿从寒而化，以致肾中阳气不足，不能化阴精而为气，肾气不能滋养脾土，以致脾土虚陷，不能运化水谷者，当补肾中之阳，用八味丸。即立斋所谓补命火以生脾土之证，功呵补东垣之未逮，此为立斋之伟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