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
　　整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赢得了对阿拉伯邻国的六日战争，占领了从加沙地带到约旦河西岸的领土，也建立了其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统治。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巴勒斯坦人用尽各种手段想要摆脱以色列的压迫式占领——从和平示威，到武装冲突和国际外交调解，但终究一无所获。如今，他们要尝试新的策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判。
　　1967年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解决以巴冲突，其中，比尔·克林顿所提出的和平协议条件最为周全、合理，这是被國际政治家广泛承认的事实。但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自信地宣布，他将“达成”一个协定，并且相信这个协定“不像人们想的那么难”。
　　不消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特朗普总统那么乐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还存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的希望。但到目前为止，两国方案所隐含的永久内战的幽灵让相关行动方都不敢完全放弃。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左翼似乎突然之间都成为了特朗普的“迷弟”“迷妹”，这与其说意味着真正实现突破的机会，不如说体现了他们的绝望。
　　对特朗普而言，吸引他为和解进行斡旋的动力，可能主要在于这对他的政治遗产会产生影响。尽管他可能有作为的领域多得是，从朝核问题到俄罗斯侵入西方势力范围。虽然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相当渺茫，但达成这些“大交易”的前景对他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更何况他的前任面对这些问题均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动机如何，特朗普确实具有一些显著的优势。和典型的东海岸政客不同，特朗普不依靠美国犹太人的选票和捐赠，因此没有理由约束他公开批评甚至威胁以色列。
　　去年早些时候，特朗普与所有过去的美国话事人决裂，在以巴冲突问题上将自己描述为“中立者”。尽管此后他改变了反常而富于争议的中立立场，但事实仍然是，他的核心选民——愤怒的白人工作阶级男性，对以色列根本不关心。
　　此外，特朗普将从非常有利的地区环境中获益。中东地区重要阿拉伯行动方最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于鼓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讲和。
　　这些先决条件的推动力突出地表现在特朗普最近的沙特阿拉伯之行中。50位逊尼派阿拉伯领导人齐聚利雅得，场面蔚为壮观。他们告诉特朗普，以巴和平协定将能够巩固亲美国的阿拉伯-以色列大联盟，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叛逆的伊朗。如果没有以巴和平协定，这一战略合作就无法为阿拉伯群众所认可。
　　与其大部分前任直到快下台的时候才这么做不同，特朗普从上任之初就拿出了和平协定动议，从而让他的立场显得更加有力、更加令人信服，也更有承诺性质，这对于形势的发展很有帮助。此外，他不需要从无到有地制定潜在的方案：几乎所有实现和平进程的方法都曾经有人尝试过。因此，协议不需要依赖谈判者的创造力。
　　它真正需要的是政治意愿。领导人必须表现出勇气，在关键的争议问题上拿出不受欢迎的妥协。不幸的是，在这方面，特朗普较其前任们并无优势。
　　今天，在以色列执政的是狂热的右翼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拒绝与他的民族主义票仓决裂而争取和平。让这样的以色列政府接受比克林顿的和平条件对巴勒斯坦人更慷慨的协定，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巴勒斯坦人也不准备妥协。在过去20年中，比内塔尼亚胡有远见得多的以色列政府所提出的动议，也纷纷被巴勒斯坦人所拒绝。无论如何，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不拥有抛弃其前任阿拉法特的遗产、在巴勒斯坦国家叙事的核心要素的妥协问题上与哈马斯进行正面碰撞的合法性。
　　作为外交菜鸟，特朗普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保持谈判状态的困难程度。但他的生活经验应该能让他比大部分人更明白，自负可能扼杀哪怕最低限度的妥协。而在以巴关系问题上，相对微小的分歧便足以再次让和平进程夭折。
　　特朗普在克服这些分歧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劣势，因为他缺少耐心。在以巴冲突问题上，历史叙事具有压倒性作用，而地理因素作用不大，因此，细节无法蒙混过关。但特朗普似乎对历史、地理或细节没什么兴趣。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通过惰性和政治怯懦的合力团结起来的，他们唯恐挑战现状导致暴力冲突。最好特朗普能够带来急需的以色列政坛地震和对分裂的巴勒斯坦人的再次惩罚。
　　要说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承担妥协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必须有美国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的强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