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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文献梳理，本文试图勾勒出一条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中精英优势的关系的分析逻辑。针对“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撒列尼试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纳入到一个以“市场渗透”程度排列的序列中去，并以此来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但由于政体连续这一与苏东国家不同的大背景，他的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都依然在生活机遇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虽然国家中心主义者从中国的情景出发，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维持再分配精英地位的重要性，但要想对市场转型中的精英优势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市场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纳入到市场转型同中国正在发生的其他变迁交互作用的宏大视角中去分析。
【关键词】市场转型；城市；精英循环；探讨
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市场改革的进行，中国开始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关于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原来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换言之就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刘欣，2003）。这样的问题得以提出是源于这样的一种逻辑，即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再生机制，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所解释（Szelenyi，1978）。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改革的进行，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即再分配经济开始发生转变。伴随着资源配置模式的改变，社会中的分层机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Nee，1989），而这会集中体现在社会中精英的形成和继替模式上。本文将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条对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中精英优势的关系的分析逻辑。
二、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撒列尼将其分别称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来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新的机会结构使得原来的一些非精英群体流向社会上層。
作为“精英循环”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倪志伟（Nee，1989）认为，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生产剩余不再由再分配部门垄断，而是由类市场（market-like）的交换来进行分配，那么，市场转型会引发权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是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的。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大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通过这条新的社会流动渠道步入社会上层。
最早与倪志伟的“精英循环”观点形成对立的，是一批来自东欧的“精英再生产”理论支持者。他们认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昔日的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
匈牙利的汉吉斯（Hankiss）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将利用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孙立平，2002）。
波兰的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了同一种认识。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可以看到，来自东欧的“精英再生产”者强调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旧精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是他们所扮演的精英类型发生了改变，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孙立平，2002）。
三、市场中心主义者的综合
实际上，上面的这些争论和分歧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推导，而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之上。问题的关键是，由各自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多大范围内是适用的，能否完全支持各自的理论。更加深入来说，各自的研究也许在其经验调查所实施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有解释力的，但无法推论到更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去。然而，一些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研究者似乎一开始就假设所有国家的转型过程都具有同质性，并试图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纳入到一个更加综合的理论中去。
撒列尼等（Szelenyi & Kostello，1996）在1996年一篇题为《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的文章里提出的“市场渗透”思想就代表了这一探索的开端。撒列尼的做法是，将不同的转型国家纳入到一个以“市场渗透”程度排列的序列中去，并以“市场渗透”的类型来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具体来说，他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1）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2）
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的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
在撒列尼看来，1968至1980年的东欧和1977至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至1989 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而随着东欧国家所发生激进的政治变革，大规模的私有化出现，国家开始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将其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则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虽然撒列尼的理论看起来近乎完美，且对于解释中国部分时期的社会分层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当用其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形时却遇到了一些问题：（1）他的制度主义类
【关键词】市场转型；城市；精英循环；探讨
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市场改革的进行，中国开始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关于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原来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换言之就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刘欣，2003）。这样的问题得以提出是源于这样的一种逻辑，即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再生机制，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所解释（Szelenyi，1978）。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改革的进行，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即再分配经济开始发生转变。伴随着资源配置模式的改变，社会中的分层机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Nee，1989），而这会集中体现在社会中精英的形成和继替模式上。本文将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条对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中精英优势的关系的分析逻辑。
二、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撒列尼将其分别称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来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新的机会结构使得原来的一些非精英群体流向社会上層。
作为“精英循环”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倪志伟（Nee，1989）认为，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生产剩余不再由再分配部门垄断，而是由类市场（market-like）的交换来进行分配，那么，市场转型会引发权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是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的。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大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通过这条新的社会流动渠道步入社会上层。
最早与倪志伟的“精英循环”观点形成对立的，是一批来自东欧的“精英再生产”理论支持者。他们认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昔日的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
匈牙利的汉吉斯（Hankiss）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将利用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孙立平，2002）。
波兰的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了同一种认识。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可以看到，来自东欧的“精英再生产”者强调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旧精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是他们所扮演的精英类型发生了改变，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孙立平，2002）。
三、市场中心主义者的综合
实际上，上面的这些争论和分歧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推导，而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之上。问题的关键是，由各自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多大范围内是适用的，能否完全支持各自的理论。更加深入来说，各自的研究也许在其经验调查所实施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有解释力的，但无法推论到更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去。然而，一些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研究者似乎一开始就假设所有国家的转型过程都具有同质性，并试图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纳入到一个更加综合的理论中去。
撒列尼等（Szelenyi & Kostello，1996）在1996年一篇题为《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的文章里提出的“市场渗透”思想就代表了这一探索的开端。撒列尼的做法是，将不同的转型国家纳入到一个以“市场渗透”程度排列的序列中去，并以“市场渗透”的类型来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具体来说，他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1）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2）
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的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
在撒列尼看来，1968至1980年的东欧和1977至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至1989 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而随着东欧国家所发生激进的政治变革，大规模的私有化出现，国家开始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将其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则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虽然撒列尼的理论看起来近乎完美，且对于解释中国部分时期的社会分层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当用其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形时却遇到了一些问题：（1）他的制度主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