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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以“革命”等政治词语的变迁为中心，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词语变迁，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政治话语；变迁；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变迁
（一）“革命”与“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
所谓革命话语，即以“革命”二字为中心。“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时务报》杂志上，后由梁启超几番详细阐述并经孙中山等一批民主革命人士在国民中广泛传播，被大众所熟知。中国共产党基本以1927年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为依据，即“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形式的中国化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共识，旨在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政权。
第一阶段，“革命”特指阶级斗争、暴烈运动。1949年以前，“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凝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信念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以“阶级”为区分，阶级区分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运动中“革命者—对立者”的二元阵营划分基础，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大厦。因此，“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最具时代性的核心政治词语。
第二阶段，“革命”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但又萌生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都隶属于“革命”范畴。但是，这一阶段的“革命”又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不断革命”的使用上。“不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比“继续革命”早。1958年1 月，毛泽东拟写《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不断革命”的最早文本。其中第21条毛泽东对“不断革命”一词进行了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毛泽东拟写的这段话反复提及革命的连续性，强调革命的未完结。一是强调革命的任务既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有“技术革命”；二是强调不能只重技术革命，轻政治革命。毛泽东所讲的“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力的变革，而非“政治革命”的暴烈行动。因此，“不断革命”蕴含了思想变革和生产力变革的双重意思。
第三阶段，“革命”被狭义化为“继续革命”，特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语义角度看，“革命”与“继续革命”有词意大小之分。“革命”是大词，“繼续革命”隶属于“革命”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段性政治词语。“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为流传，成为打上特殊时代烙印的专门名词。
第四阶段，“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时代性问题被重新反思，过时的词语“继续革命”在新时代被放弃，仍具有时代性的词语“革命”则需要重新解释。1979年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1981年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二）转义的“革命”： 过渡性政治词语的存在
转义的“革命”是1978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采用的过渡性词语。首先，转义的“革命”针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体制、制度。中共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对“革命”的使用都是基于语义已经变化的“革命”。转义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指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而是较为温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革。因此，转义的“革命”所采用的方式实质上是变革，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其次，转义的“革命”暗含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克己奉公的革命传统等内容。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精神所带来的向心力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问：“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仍然具有凝聚作用和激励意义。
（三）“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
“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是由二者语义的衔接性所决定的。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就绝不可能回避如何从“革命”转向“改革”的命题。
首先，“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核心内涵： 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次，“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根本性变革精神，“改革”的性质就是带有“革命意义”的变革。1984年10月8日，邓小平在谈及农村改革的深刻意义时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再次，“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新中心，是改革开放实践成功的直接反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使用，“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或者“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较为宏大而笼统的命题也较少再被提及。“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词语。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创新
（一）赋予政治话语亲和力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政治话语要能够及时反馈民意、充分体恤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配置民力。只有凝集民心，才能整合社会力量，减少执政的阻力和风险。在不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政治话语的叙述方式应该尽量贴近大众生活，使用民间话语，具有平民风格。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就以极具亲和力的话语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随后我们又聆听到他一系列的通俗易懂的政治话语，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等。清晰地展示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话语风格，也符合当下社会话语潮流和交往趋势。
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和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才能让政治话语具有亲和力。即使是真理，如果被拙劣的表达所包裹，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套话盛行、空话连篇，更不能成为假大空的别名。我们不能让公式化、口号化、命令化的传统话语弊病破坏了政治话语的形象。如今我国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用亲切的表达才能唱响主旋律，用生动的话语系统才能阐述真理、巩固效果。
（二）政治话语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
政治话语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以后，其维持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由于执政党需要获得群众可持续的思想认可和政治支持，因此，执政理论的论证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也使得政治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必定是永恒的。主观上执政党政治目标的更替和政治任务的重新设定，客观上执政时空领域的变化，都会导致执政环境的改变，并最终使政治话语发生变化。尽管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但是政治话语是极为敏感的，它就像社会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波动。如果不能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规律，就有可能在无形中产生思想障碍，流失执政资源，使持續执政陷于被动。
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力是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基本动力。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引擎，而只有成功地解释社会可观察到的变化，并同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才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我更新的意识形态，才称得上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是否能够获得受众的持续忠诚，除了政治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话语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成功的政治话语总是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解释社会现状，预测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全面的知识体系为人们所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政治话语就应该兼收并蓄，在实践上和空间上变得更加圆润，并且能够突破一定群体或阶层的局限性，在具备思想上的系统性和抽象性之外，还要具有适度的灵活性，以保证及时更新。
（三）通过政治话语创新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政治话语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总量递增。执政党在提出一个政治话语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涵盖和整合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社会群体对政治话语有一个遴选和甄别。公众进行政治话语的“消费”是非排他性的，它的总量不因消费者的增多而减少，消费者越多，说明对这种政治话语的认同者越多，这就越能强化这种政治话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第二，排他供给。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在一个特定的政权时代只有一个，这个权威的供给方不仅自己负有设计产品的任务，而且还要抵御和打击和它对立的产品，减少对立产品对本社会成员的影响。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永远处于供方主导地位，供需状态一般是平衡的。一旦供需出现矛盾，可能就是思想革命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前兆。
一个国家和政党投资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并不是没有收益的。恰恰相反，它的收益极高，它减少了上下层的观念摩擦以及群众因思想冲突导致的社会能量的损失，使政治决策过程和运作过程简单明了。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已经从过去的封闭、对抗的环境条件下走出来，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模式，适应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和西方社会全面竞争、深度合作、长期共存的环境中，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开放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王小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徐彬.政治话语与执政能力建设.重庆社会科学，2011.
【关键词】政治话语；变迁；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变迁
（一）“革命”与“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
所谓革命话语，即以“革命”二字为中心。“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时务报》杂志上，后由梁启超几番详细阐述并经孙中山等一批民主革命人士在国民中广泛传播，被大众所熟知。中国共产党基本以1927年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为依据，即“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形式的中国化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共识，旨在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政权。
第一阶段，“革命”特指阶级斗争、暴烈运动。1949年以前，“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凝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信念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以“阶级”为区分，阶级区分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运动中“革命者—对立者”的二元阵营划分基础，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大厦。因此，“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最具时代性的核心政治词语。
第二阶段，“革命”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但又萌生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都隶属于“革命”范畴。但是，这一阶段的“革命”又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不断革命”的使用上。“不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比“继续革命”早。1958年1 月，毛泽东拟写《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不断革命”的最早文本。其中第21条毛泽东对“不断革命”一词进行了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毛泽东拟写的这段话反复提及革命的连续性，强调革命的未完结。一是强调革命的任务既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有“技术革命”；二是强调不能只重技术革命，轻政治革命。毛泽东所讲的“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力的变革，而非“政治革命”的暴烈行动。因此，“不断革命”蕴含了思想变革和生产力变革的双重意思。
第三阶段，“革命”被狭义化为“继续革命”，特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语义角度看，“革命”与“继续革命”有词意大小之分。“革命”是大词，“繼续革命”隶属于“革命”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段性政治词语。“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为流传，成为打上特殊时代烙印的专门名词。
第四阶段，“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时代性问题被重新反思，过时的词语“继续革命”在新时代被放弃，仍具有时代性的词语“革命”则需要重新解释。1979年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1981年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二）转义的“革命”： 过渡性政治词语的存在
转义的“革命”是1978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采用的过渡性词语。首先，转义的“革命”针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体制、制度。中共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对“革命”的使用都是基于语义已经变化的“革命”。转义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指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而是较为温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革。因此，转义的“革命”所采用的方式实质上是变革，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其次，转义的“革命”暗含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克己奉公的革命传统等内容。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精神所带来的向心力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问：“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仍然具有凝聚作用和激励意义。
（三）“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
“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是由二者语义的衔接性所决定的。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就绝不可能回避如何从“革命”转向“改革”的命题。
首先，“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核心内涵： 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次，“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根本性变革精神，“改革”的性质就是带有“革命意义”的变革。1984年10月8日，邓小平在谈及农村改革的深刻意义时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再次，“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新中心，是改革开放实践成功的直接反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使用，“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或者“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较为宏大而笼统的命题也较少再被提及。“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词语。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创新
（一）赋予政治话语亲和力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政治话语要能够及时反馈民意、充分体恤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配置民力。只有凝集民心，才能整合社会力量，减少执政的阻力和风险。在不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政治话语的叙述方式应该尽量贴近大众生活，使用民间话语，具有平民风格。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就以极具亲和力的话语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随后我们又聆听到他一系列的通俗易懂的政治话语，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等。清晰地展示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话语风格，也符合当下社会话语潮流和交往趋势。
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和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才能让政治话语具有亲和力。即使是真理，如果被拙劣的表达所包裹，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套话盛行、空话连篇，更不能成为假大空的别名。我们不能让公式化、口号化、命令化的传统话语弊病破坏了政治话语的形象。如今我国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用亲切的表达才能唱响主旋律，用生动的话语系统才能阐述真理、巩固效果。
（二）政治话语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
政治话语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以后，其维持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由于执政党需要获得群众可持续的思想认可和政治支持，因此，执政理论的论证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也使得政治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必定是永恒的。主观上执政党政治目标的更替和政治任务的重新设定，客观上执政时空领域的变化，都会导致执政环境的改变，并最终使政治话语发生变化。尽管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但是政治话语是极为敏感的，它就像社会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波动。如果不能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规律，就有可能在无形中产生思想障碍，流失执政资源，使持續执政陷于被动。
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力是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基本动力。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引擎，而只有成功地解释社会可观察到的变化，并同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才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我更新的意识形态，才称得上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是否能够获得受众的持续忠诚，除了政治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话语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成功的政治话语总是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解释社会现状，预测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全面的知识体系为人们所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政治话语就应该兼收并蓄，在实践上和空间上变得更加圆润，并且能够突破一定群体或阶层的局限性，在具备思想上的系统性和抽象性之外，还要具有适度的灵活性，以保证及时更新。
（三）通过政治话语创新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政治话语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总量递增。执政党在提出一个政治话语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涵盖和整合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社会群体对政治话语有一个遴选和甄别。公众进行政治话语的“消费”是非排他性的，它的总量不因消费者的增多而减少，消费者越多，说明对这种政治话语的认同者越多，这就越能强化这种政治话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第二，排他供给。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在一个特定的政权时代只有一个，这个权威的供给方不仅自己负有设计产品的任务，而且还要抵御和打击和它对立的产品，减少对立产品对本社会成员的影响。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永远处于供方主导地位，供需状态一般是平衡的。一旦供需出现矛盾，可能就是思想革命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前兆。
一个国家和政党投资政治话语这种公共产品，并不是没有收益的。恰恰相反，它的收益极高，它减少了上下层的观念摩擦以及群众因思想冲突导致的社会能量的损失，使政治决策过程和运作过程简单明了。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已经从过去的封闭、对抗的环境条件下走出来，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模式，适应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和西方社会全面竞争、深度合作、长期共存的环境中，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开放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王小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徐彬.政治话语与执政能力建设.重庆社会科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