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近5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就在这3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之时，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们却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当外族入侵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时，统治者眼中几个农民的死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无关紧要的地方却有着一些生死攸关的伏笔，在灾荒面前，国民党政权的运作已是那么失败：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这些无不预示着这个政权已经走在失控的边沿。可惜，蒋介石直到7年之后败走台湾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早在1942年就已发出的警示。
　　1992年，当一位朋友向作家刘震云提起50年前发生在其故乡河南的这场灾荒时，刘震云惊愕不已，开始了《温故1942》的创作，一场已是鲜为人知的灾难被一点点地发掘出来。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在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一场灾难和一个民族的失忆，开始在点点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复活。
　　死尸横野，惨绝人寰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回忆说，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回忆说，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刘春发回忆说，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回忆说，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石头面”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媒体笔下的历史镜头
　　虽然政府不让报道，但一些有良知的媒体，还是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其中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是报道较为深入的几家媒体。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这里，牛早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媒体的报道让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尤其是《大公报》，在其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后，被勒令停刊三天。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其子张刃回忆，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夜审。张高峰对汤的审问如实回答，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能从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冯玉祥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1942年10月，白修德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调查。2月底，他和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引发“民变”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但灾情早已不能控制，尤其是，旱灾之后又发生空前的蝗灾。
　　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汤灾”。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众多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终于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