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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指我们的文化产品、文化精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如果我们将这一命题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相对于我们的物质产品、物质文化的“走出去”，我们的文化产品、文化精神似乎有些滞后。我们的物质产品在全世界几乎随处可见，到处都有made in China的标记，我们因此而获得了“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在以英语为主流的文化世界里，我们的文化产品却是不多见的。不仅我们的汉字符号显得罕见，就是用英文表达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没有显出强势存在。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是不是强国，不仅要看其物质生产能力，而且要看其文化生产能力，要看其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我们说“走出去”，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具有世界影响力，要让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势存在，取得与我们的经济地位相当的文化地位，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出版人的神圣职责。
一 应该“走出去”
从历史来看，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我们被动的多、主动的少，接受的多、输出的少，即使是在国力强盛时，也是如此。例如，在盛唐时代，我们通过丝绸之路输出了精美的纺织品，却从印度引进了佛教；在大清帝国时代，我们开疆拓土、国富民强，却没有把自己的文化传诸海外，反而让基督教在中国扎了根。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讲，中国是古老而神秘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了。例如，通过贸易，他们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性能、价格等有了了解；通过与我们共同生活，他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有了了解。但这种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停留在日常的生活交流之中，而不是文化精神上。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走出去”了，但我们的文化产品却远远没有“走出去”。我们虽然每年出版二三十万种图书，但能够“走出去”，产生国际影响的却寥寥无几。例如，作家出版社在5年间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而国内作家的作品走向国际的却只有5部。人民出版社每年通过输出版权所获收益不到100万元，在出版社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极小。我们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势存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应当具有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影响力。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是经济领先而文化落后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经济大国、强国，而文化却是小国、弱国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应该“走出去”了。能不能“走出去”，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出版大国、强国的重要标志。
二 什么“走出去”
我们希望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但不是希望所有的文化都“走出去”。我们希望的只是让那些能够代表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走出去”。“走出去”，是让我们的文化整体“走出去”。“走出去”，不是让世界只看到我们的一条胳膊、一条腿，不是让世界只看到我们的一个鼻子、一张嘴。我们的“走出去”，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完整存在，展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源流。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断章取义；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世界对待中国文化像是盲人摸象。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应该让四书五经、古典名著、唐诗宋词、元曲杂剧走出去；让孔子、屈原、李白、杜甫走出去；让司马迁、范仲淹、韩愈、柳宗元走出去；让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走出去。这些，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文化瑰宝，代表着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境界，可以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现代文化。如果说传统文化是源，那么现代文化就是流。我们要让《阿Q正传》《女神》《沉沦》《大堰河，我的保姆》走出去；让鲁迅、林语堂、闻一多、朱自清走出去；让钱锺书、沈从文、曹禺、巴金走出去；让艾青、丁玲、王蒙、余秋雨走出去。这些，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文化的流。
走出去，重点是让现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那么，我们应当让什么样的现代文化走出去呢?
文化即生活。经过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表现为本土与世界的碰撞，表现为封闭与开放的碰撞，表现为继承与发展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中国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了许多新的元素、新的符号。中国文化正在大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作为出版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那么，这种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预言将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产品，但可以认为，能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包含下面几个要素——
1.对人的尊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人，即广大的普通人是没有地位的，只有皇室、贵族才有地位，普通人只是被统治、被役使的工具而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人更是可以被随便批斗、劳教甚至关押，人的尊严受到严重践踏。现在，我们再也不会容忍对人的侮辱与践踏了，再也不会容忍对人的轻蔑与轻视了。人，将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健康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
2.对真的崇尚
真，即真理、真实、真诚、真心。崇尚真的民族是有力量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文化是充满阳光的文化。一切虚假的东西都毫无价值，一切虚假的东西都令人作呕。所有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一个真的内核，所有健康的文化都具有真的本色。不信神，不信鬼，不语怪力乱神，“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真理的热爱与追求，体现着中国文化对真的崇尚。当前，社会上所存在的浮躁虚假、急功近利行为，不断侵害着我们的文化肌体，是文化走出去的严重障碍。这一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
3.超世俗的力量
中国文化是入世的而非超世的，是重利的而非轻利的。中国文化注重现世的享乐，注重人际关系，不追求世俗生活以外的东西，这常常导致信仰的缺失、精神的迷茫。当前社会存在的“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问题，就是信仰缺失、精神迷茫的表现。重建人的信仰，重塑人的精神，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文化问题。所谓信仰，所谓精神，就是超世俗的力量。我们的文化中 应该有一种超世俗的力量，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使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化共存的一个有力支撑。如果没有这种超世俗性，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现代性的特点，就与传统文化没有多大差别了，也就失去了走出去的意义和价值。
4.对雅的追求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所决定，我们的文化常常表现出俗的特点。这种俗虽然能够满足人的浅层次的感官娱乐需要，却无法表现人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这种俗文化即使走出去，也不会提高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品位。我们的文化需要雅起来，雅是一种高贵、一种文明、一种脱俗、一种尊严。任何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由俗到雅，是中国文化变化发展的方向。由俗到雅的过程，是汰除猥琐走向神圣的过程，是摒弃龌龊走向高洁的过程。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具有雅的品质、雅的格调，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高贵，展示我们的尊严。
5.具有普世价值
任何可以被不同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都具有普世价值。否则，就是一种具有排斥性、封闭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是无法走出去、无法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善良，是爱心。走出去，就是让我们的善良走出去，让我们的爱心走出去。我们的文化应当是向世界播撒的善与爱的春雨、阳光。长期以来，我们在极“左”思潮和路线的干扰下，搞阶级斗争，搞人整人、人斗人，严重扭曲了人的心灵，削弱了我们文化中的善的力量、爱的力量，损害了我们文化的善的特质、爱的特质。这显然是不能为人类所普遍接受的。要走出去，就必须把这些充满憎恨、扭曲心灵的东西从我们的文化肌体上剔除掉，使我们的文化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否则，是难以走出去的。
具备了这样五个要素，我们的文化就会以崭新的面貌、现代的姿态、完美的形象、强大的活力走出去，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走出去，我们要让什么走出去呢?
我们要让中国的美走出去。美是赏心悦目，美是陶冶情操，美是迷人的风景，美是动人的旋律。中国的美是长江、黄河的浩荡、深沉，中国的美是泰山、黄山的奇崛、雄浑，中国的美是太湖、西湖的宁静、恬淡，中国的美是牡丹、茉莉的绚丽、温馨。我们要让长江、黄河与尼罗河、亚马逊河携手同行，我们要让泰山、黄山与富士山、阿尔卑斯山比肩而立，我们要让牡丹、茉莉与紫罗兰、雪绒花争奇斗艳，我们要让太湖、西湖与苏必利尔湖、贝加尔湖相映成趣。
我们要让中国的德走出去。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悠久的传统。德者，利他也，自律也。我们的德，是先人后己、尊老爱幼；我们的德，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的德，是乐善好施、兼济天下；我们的德，是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德可以为世界带来和谐，带来稳定，带来友谊，带来和平。我们的民族是有德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有德的文化。我们就是靠着这种德与世界交往，就是靠着这种德赢得世界的信任与尊重。我们的文化也是一种德文化，应该让我们的德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
我们要让中国的智慧走出去。中国的文化是智慧的文化。这种智慧表现为独特的生存观念、生存技巧，表现为对待天人关系、人人关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种智慧是圆融的而非棱角的，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是中庸的而非极端的，是柔韧的而非刚硬的。中国的智慧可以为世界带来另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可以为世界带来另一种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世界将会因为中国智慧的存在，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理性。
我们要让中国的精神走出去。中国精神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内涵丰富，博大厚重。传统的中国精神是基于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勤劳朴实，善良敦厚。现代的中国精神是基于国际竞争环境的，积极开放，锐意进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传统的中国精神相比，现代的中国精神更加具有竞争性、挑战性，更加具有国际性、外向性。让中国的精神走出去，就是让现代中国精神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的现代精神风貌。
我们要让中国的形象走出去。由于我国是内陆国家，相对于海洋国家，是比较封闭的。因此，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的形象是神秘而又模糊的。近代以降，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国门的慢慢打开，中国向世界渐渐地露出了她的面容。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就是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跪倒在皇帝和大小官吏面前的愚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保守落后、麻木不仁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做面红耳赤地争辩，而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的、客观的态度对我们的形象进行分析、审视，这并没有坏处。鲁迅先生就深刻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写出了《阿Q正传》。柏杨先生也是在对中国人的分析、批判中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是对传统中国人的形象的深刻刻画，它使我们对自身的心理结构、人格结构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对我们改造并重塑自身形象是大有裨益的。正是认识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一扫猥琐与丑陋，一扫愚昧与落后，让我们的健康、美好走出去，让我们的坚强、自信走出去，让中国的现代化形象走出去。仍然是黑眼睛、黄皮肤，仍然是中国话、中国音，但那已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的中国人了，不是那个卑躬屈膝、蓬头垢面的中国人了。
我们能走出去吗?
三 怎样走出去
我以为，走出去，至少要做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出版人要在文化产品的源头上下工夫。 要充分发挥出版人的导向、培育、加工、再创造的功能，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鲜明的原创性，从而具有“可走出性”。从图书市场来看，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出版利润中，教材的比重都没有超过30％，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在美国多年来都超过60％，专业出版、教材出版两项加起来也只有35％左右，英国大众读物的产值占到50％，日本则高达80％。我国图书出版物中教材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50％，教辅图书又占相当高的比例，教育出版的利润在整个出版中的比例更高。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教材、教辅图书是很难走出去的，因为那是人类所公知公认的知识。我们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原创性文化产品上，因为只有原创性的文化产品才有市场竞争力，才有走出去的价值。这种原创性的文化产品，一定要具有理想、信仰、高雅的特质，一定要具有民族、智慧、优美的特色。否则，是走不出去的。
第二，加强对外翻译工作。
不翻译，我们是走不出去的。目前，在翻译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意思走样，翻译艺术水平不高，使外国人很难看懂。同时，翻译队伍不大、不强。仅就2008年的情况看，列入国家级各种推广、资助计划和有关部门正常出版的外文图书，不下3000种，仅笔译就需要二三万人，显然我们的翻译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应当制订相应的激励措施，切实将翻译工作搞上去。
第三，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走出去，我们不可能一窝蜂似的涌出去，只能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将少数优秀文化产品先推出去，产生良好影响，树立品牌形象，营造良好氛围，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取得信誉，然后再一批一批地走出去。否则，可能会由于太多太滥，而产生文化精品的稀释作用，不利于走出去的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走出去，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理应走出去，理应成为出版强国。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的需要。在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时候，让我们的文化也走出去，成为文化大国、强国，这是我们出版人的光荣职责，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奋斗!
一 应该“走出去”
从历史来看，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我们被动的多、主动的少，接受的多、输出的少，即使是在国力强盛时，也是如此。例如，在盛唐时代，我们通过丝绸之路输出了精美的纺织品，却从印度引进了佛教；在大清帝国时代，我们开疆拓土、国富民强，却没有把自己的文化传诸海外，反而让基督教在中国扎了根。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讲，中国是古老而神秘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了。例如，通过贸易，他们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性能、价格等有了了解；通过与我们共同生活，他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有了了解。但这种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停留在日常的生活交流之中，而不是文化精神上。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走出去”了，但我们的文化产品却远远没有“走出去”。我们虽然每年出版二三十万种图书，但能够“走出去”，产生国际影响的却寥寥无几。例如，作家出版社在5年间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而国内作家的作品走向国际的却只有5部。人民出版社每年通过输出版权所获收益不到100万元，在出版社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极小。我们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势存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应当具有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影响力。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是经济领先而文化落后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经济大国、强国，而文化却是小国、弱国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应该“走出去”了。能不能“走出去”，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出版大国、强国的重要标志。
二 什么“走出去”
我们希望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但不是希望所有的文化都“走出去”。我们希望的只是让那些能够代表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走出去”。“走出去”，是让我们的文化整体“走出去”。“走出去”，不是让世界只看到我们的一条胳膊、一条腿，不是让世界只看到我们的一个鼻子、一张嘴。我们的“走出去”，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完整存在，展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源流。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断章取义；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世界对待中国文化像是盲人摸象。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应该让四书五经、古典名著、唐诗宋词、元曲杂剧走出去；让孔子、屈原、李白、杜甫走出去；让司马迁、范仲淹、韩愈、柳宗元走出去；让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走出去。这些，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文化瑰宝，代表着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境界，可以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现代文化。如果说传统文化是源，那么现代文化就是流。我们要让《阿Q正传》《女神》《沉沦》《大堰河，我的保姆》走出去；让鲁迅、林语堂、闻一多、朱自清走出去；让钱锺书、沈从文、曹禺、巴金走出去；让艾青、丁玲、王蒙、余秋雨走出去。这些，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文化的流。
走出去，重点是让现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那么，我们应当让什么样的现代文化走出去呢?
文化即生活。经过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表现为本土与世界的碰撞，表现为封闭与开放的碰撞，表现为继承与发展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中国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了许多新的元素、新的符号。中国文化正在大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作为出版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那么，这种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预言将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产品，但可以认为，能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包含下面几个要素——
1.对人的尊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人，即广大的普通人是没有地位的，只有皇室、贵族才有地位，普通人只是被统治、被役使的工具而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人更是可以被随便批斗、劳教甚至关押，人的尊严受到严重践踏。现在，我们再也不会容忍对人的侮辱与践踏了，再也不会容忍对人的轻蔑与轻视了。人，将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健康是至高无上的，人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
2.对真的崇尚
真，即真理、真实、真诚、真心。崇尚真的民族是有力量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文化是充满阳光的文化。一切虚假的东西都毫无价值，一切虚假的东西都令人作呕。所有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一个真的内核，所有健康的文化都具有真的本色。不信神，不信鬼，不语怪力乱神，“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真理的热爱与追求，体现着中国文化对真的崇尚。当前，社会上所存在的浮躁虚假、急功近利行为，不断侵害着我们的文化肌体，是文化走出去的严重障碍。这一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
3.超世俗的力量
中国文化是入世的而非超世的，是重利的而非轻利的。中国文化注重现世的享乐，注重人际关系，不追求世俗生活以外的东西，这常常导致信仰的缺失、精神的迷茫。当前社会存在的“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问题，就是信仰缺失、精神迷茫的表现。重建人的信仰，重塑人的精神，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文化问题。所谓信仰，所谓精神，就是超世俗的力量。我们的文化中 应该有一种超世俗的力量，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使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化共存的一个有力支撑。如果没有这种超世俗性，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现代性的特点，就与传统文化没有多大差别了，也就失去了走出去的意义和价值。
4.对雅的追求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所决定，我们的文化常常表现出俗的特点。这种俗虽然能够满足人的浅层次的感官娱乐需要，却无法表现人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这种俗文化即使走出去，也不会提高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品位。我们的文化需要雅起来，雅是一种高贵、一种文明、一种脱俗、一种尊严。任何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由俗到雅，是中国文化变化发展的方向。由俗到雅的过程，是汰除猥琐走向神圣的过程，是摒弃龌龊走向高洁的过程。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具有雅的品质、雅的格调，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高贵，展示我们的尊严。
5.具有普世价值
任何可以被不同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都具有普世价值。否则，就是一种具有排斥性、封闭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是无法走出去、无法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善良，是爱心。走出去，就是让我们的善良走出去，让我们的爱心走出去。我们的文化应当是向世界播撒的善与爱的春雨、阳光。长期以来，我们在极“左”思潮和路线的干扰下，搞阶级斗争，搞人整人、人斗人，严重扭曲了人的心灵，削弱了我们文化中的善的力量、爱的力量，损害了我们文化的善的特质、爱的特质。这显然是不能为人类所普遍接受的。要走出去，就必须把这些充满憎恨、扭曲心灵的东西从我们的文化肌体上剔除掉，使我们的文化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否则，是难以走出去的。
具备了这样五个要素，我们的文化就会以崭新的面貌、现代的姿态、完美的形象、强大的活力走出去，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走出去，我们要让什么走出去呢?
我们要让中国的美走出去。美是赏心悦目，美是陶冶情操，美是迷人的风景，美是动人的旋律。中国的美是长江、黄河的浩荡、深沉，中国的美是泰山、黄山的奇崛、雄浑，中国的美是太湖、西湖的宁静、恬淡，中国的美是牡丹、茉莉的绚丽、温馨。我们要让长江、黄河与尼罗河、亚马逊河携手同行，我们要让泰山、黄山与富士山、阿尔卑斯山比肩而立，我们要让牡丹、茉莉与紫罗兰、雪绒花争奇斗艳，我们要让太湖、西湖与苏必利尔湖、贝加尔湖相映成趣。
我们要让中国的德走出去。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悠久的传统。德者，利他也，自律也。我们的德，是先人后己、尊老爱幼；我们的德，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的德，是乐善好施、兼济天下；我们的德，是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德可以为世界带来和谐，带来稳定，带来友谊，带来和平。我们的民族是有德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有德的文化。我们就是靠着这种德与世界交往，就是靠着这种德赢得世界的信任与尊重。我们的文化也是一种德文化，应该让我们的德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
我们要让中国的智慧走出去。中国的文化是智慧的文化。这种智慧表现为独特的生存观念、生存技巧，表现为对待天人关系、人人关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种智慧是圆融的而非棱角的，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是中庸的而非极端的，是柔韧的而非刚硬的。中国的智慧可以为世界带来另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可以为世界带来另一种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世界将会因为中国智慧的存在，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理性。
我们要让中国的精神走出去。中国精神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内涵丰富，博大厚重。传统的中国精神是基于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勤劳朴实，善良敦厚。现代的中国精神是基于国际竞争环境的，积极开放，锐意进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传统的中国精神相比，现代的中国精神更加具有竞争性、挑战性，更加具有国际性、外向性。让中国的精神走出去，就是让现代中国精神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的现代精神风貌。
我们要让中国的形象走出去。由于我国是内陆国家，相对于海洋国家，是比较封闭的。因此，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的形象是神秘而又模糊的。近代以降，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国门的慢慢打开，中国向世界渐渐地露出了她的面容。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就是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跪倒在皇帝和大小官吏面前的愚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保守落后、麻木不仁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做面红耳赤地争辩，而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的、客观的态度对我们的形象进行分析、审视，这并没有坏处。鲁迅先生就深刻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写出了《阿Q正传》。柏杨先生也是在对中国人的分析、批判中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是对传统中国人的形象的深刻刻画，它使我们对自身的心理结构、人格结构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对我们改造并重塑自身形象是大有裨益的。正是认识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一扫猥琐与丑陋，一扫愚昧与落后，让我们的健康、美好走出去，让我们的坚强、自信走出去，让中国的现代化形象走出去。仍然是黑眼睛、黄皮肤，仍然是中国话、中国音，但那已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的中国人了，不是那个卑躬屈膝、蓬头垢面的中国人了。
我们能走出去吗?
三 怎样走出去
我以为，走出去，至少要做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出版人要在文化产品的源头上下工夫。 要充分发挥出版人的导向、培育、加工、再创造的功能，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鲜明的原创性，从而具有“可走出性”。从图书市场来看，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出版利润中，教材的比重都没有超过30％，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在美国多年来都超过60％，专业出版、教材出版两项加起来也只有35％左右，英国大众读物的产值占到50％，日本则高达80％。我国图书出版物中教材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50％，教辅图书又占相当高的比例，教育出版的利润在整个出版中的比例更高。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教材、教辅图书是很难走出去的，因为那是人类所公知公认的知识。我们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原创性文化产品上，因为只有原创性的文化产品才有市场竞争力，才有走出去的价值。这种原创性的文化产品，一定要具有理想、信仰、高雅的特质，一定要具有民族、智慧、优美的特色。否则，是走不出去的。
第二，加强对外翻译工作。
不翻译，我们是走不出去的。目前，在翻译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意思走样，翻译艺术水平不高，使外国人很难看懂。同时，翻译队伍不大、不强。仅就2008年的情况看，列入国家级各种推广、资助计划和有关部门正常出版的外文图书，不下3000种，仅笔译就需要二三万人，显然我们的翻译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应当制订相应的激励措施，切实将翻译工作搞上去。
第三，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走出去，我们不可能一窝蜂似的涌出去，只能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将少数优秀文化产品先推出去，产生良好影响，树立品牌形象，营造良好氛围，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取得信誉，然后再一批一批地走出去。否则，可能会由于太多太滥，而产生文化精品的稀释作用，不利于走出去的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走出去，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理应走出去，理应成为出版强国。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的需要。在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时候，让我们的文化也走出去，成为文化大国、强国，这是我们出版人的光荣职责，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