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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初期，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有的还用铁腕肃贪。几十年后，原先严厉的反贪法令变得宽大，原先峻厉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贪腐得以急遽蔓延。到了王朝的后期，十官九贪，积重难返，纵然皇帝想反贪，只怕也是有此心而无此力了。
宋太祖坚决果断，但是也有反贪无力的时候
宋太祖反贪，没有明太祖那么血腥，但其措施还是很有力的。
鉴于前朝法网过密，执法严苛，宋太祖制定了“折杖法”，“以递减流、徒、杖、笞之刑”。别的罪犯有望获得宋太祖宽恩，而犯了贪赃之罪的官吏，以及犯了“十恶”罪（即谋反、谋大逆等十种大罪）的人，休想得到宽大处置。宋太祖曾说，开宝（968年为开宝元年）以来，犯了死罪而危害不是特别严重的，大都可以免除一死，“惟赃吏弃市，则未尝贳”。就是说，贪官被判死刑，并且要在街头处决的，决不赦免。宋太祖之所以对贪官惩处这么重，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贪官对大宋王朝的危害，恨贪官恨得牙痒痒。
宋太祖反贪坚决果断，但他对心腹大臣赵普却网开一面。这是为什么呢？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一书记载，宋太祖时宰相赵普是个大贪官。有一次，他收受吴越国王钱弘俶馈送的“海物”10坛，放在廊屋，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就被突然驾临的宋太祖看到了。宋太祖问，坛子里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吴越王派人送来的“海物”。宋太祖命打开，“皆满贮瓜子金也”。宋太祖笑了笑说，只管收下，不用顾虑。赵普于是用这10坛“瓜子金”，堂而皇之地在京城开封造了一幢豪宅。宋太祖宽宥他，他却无悔改之意，反而用受贿所得的黄金造屋，以示炫耀。
宋太祖对赵普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他是巨贪，却既不追究，也不训斥，原因就在于，宋太祖治理国家，少不了赵普的辅佐。赵普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人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含有讥讽的意思。其实此人见解甚高，很有谋略，曾向宋太祖提出过“安天下之谋”。宋太祖问他：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兵连祸结，“帝王凡易十姓”，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让天下太平，“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什么办法吗？赵回答说，天下不太平，原因就在“节镇（藩镇，即地方实力派）太重，君弱臣强”，解决之道在“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即控制藩镇的财权，收走他们手中的军权。宋太祖按照赵普的计策，收了将领们的兵权，解决了唐末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武人乱政、祸国的问题，使天下安定下来。赵普是大宋王朝的有功之臣，是宋太祖不可缺少的股肱之臣，所以宋太祖要保护他。
但这样一来，就等于划了反贪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可以反贪；越过这个界限，反贪反到赵普等宋太祖的心腹大臣，则不被允许。这样的反贪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重大的线索就查不下去了。
这便造成了官员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大官大贪，官照做，皇帝的恩宠不减；小官小贪，弄得不好，脑袋搬家。这岂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赵普作为宰相，反贪的事是要管的。让他去管反贪，岂非大贪抓小贪？被抓的小贪心里怎能平衡？怎能服气？
贪腐案不管通到哪一级，不管通到什么人，都应彻查，宋太祖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总的说来，宋太祖还有继任的宋太宗反贪是雷厉风行的。北宋初期的反贪传统对南宋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宋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宋史》称赞他是“南渡诸帝之称首”，论政绩，他在南宋皇帝中排第一。他反贪，比南宋别的皇帝坚决。史书记载他对赃吏惩处决不手软：如乾道三年，前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罪，刺面发配柳州，没收其家庭财产。内侍陈瑜、李宗回犯受贿罪，陈瑜除名（取消原有身份）、决杖（处杖刑）、刺面，发配循州。李宗回除名，筠州编管（交地方官管束）。
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对南宋孝宗的反贪措施和成效给予了肯定，书中写道：“孝宗朝时，针对渐趋严重的赃吏问题，为整顿姑息官吏犯赃之风，惩治赃吏之律多循名责实，甚至还恢复了以前对赃罪至死者的刺配之法。史载当时吏治风气亦为之一变，出现了‘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的局面。”孝宗反贪的结果，使官场风气发生了较大变化，朝中官员以贿赂送到门上为耻，地方官员以向朝中官员行贿为耻。反贪反出这样的成效，或许就可以说，初步达到了目的。
明朝何良俊也认为宋朝的反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在《四友斋丛说》一书写道：“宋世特重赃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赃，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赃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而不思乱耳。”南宋实际上延续了152年（1127-1279）。南宋朝廷所以能在偏安一隅、军费十分庞大、财政负担极重的严峻情况下，维持这么长时间，照何良俊的说法，一个重要原因是治贪的法令严厉，措施得力，官吏们不敢过于放肆，百姓日子还过得下去。当然宋朝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像太祖、太宗、孝宗那样反贪。
宋仁宗时太后要查贪官陈绛，却被陈绛反败为胜
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及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宋仁宗登基后，皇太后刘氏在承明殿“垂帘决事”，掌控朝中大政。一天，坐在帘后的太后问宰相王曾、吕夷简：福州陈绛赃污狼藉，你们听说了吗？宰相王曾答道：稍微听到了一点。太后责问：既已听到而不弹劾他，是何道理？王曾答：地方上出了事，须本路监察官员举报，或者由御史和谏官提出意见，中书省才能处理。现在由朝廷提出查处他，万一传闻不实，则对朝廷威信的损害太大了。王曾的意思要按程序来，此事不能由中书省主动来管。太后不管他这一套，当即下旨：速选一位有魄力、会办事的官员任福建路转运使。
两位宰相奉旨而退。回到中书省，王曾说，陈绛是奸滑之吏，只有王耿才能将他拿下。吕夷简低头说：“王耿亦可惜也。”王曾没有听懂他的话。当时王耿任侍御史，遂委任他为福建路转运使。转运使是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财赋及官员的举荐、察访。王耿任转运使的第二天，他已在上任途中，见有福建路的一名军官拜于马首，说：我是押送进贡荔枝进京的。王耿向他询问福建路的交通、地理、气候，军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王耿于是对他有了好感，又向他秘密调查陈绛在福州的所作所为。军官哭着说：福州的人原以为永远见不到天日了，想不到蒙“端公”（侍御史别称）垂问。我给陈绛害苦了。接着，他一口气检举了陈绛几十件事，都是骇人听闻的严重违法之事。王耿大喜，遂留此军官在转运使衙门。
王耿之子不成器，王耿这位监察官好管别人，没有首先管好自己的儿子。这个宝贝儿子私自接受军官馈送的只有朝廷才能用的玳瑁器皿。王耿将军官所讲的事向朝廷揭发，陈绛被逮至京城，作为“钦犯”关进大牢。经审问，王耿揭发的几十件事无一属实——其实是那名军官故意编造，误导王耿的。那军官并向朝廷自首，承认经常馈送臣下禁用的器皿给王耿。这事汇报到刘太后那里，太后大怒，命将王耿打入监狱，后又贬官淮南。宰相王曾到此方知，他的同僚吕夷简当初说的“王耿亦可惜也”，是什么意思。
朝廷要王耿到福建去调查陈绛的问题，他在路上就调查了，而且受命的次日就调查“清楚”了，他以道听途说代替明察暗访。说王耿幼稚，可能冤枉了他；说他过于自信，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陈绛不动声色，略施小计，没有跟王耿正面接触，就将这位“钦差大臣”拉下马来，反败为胜，绝处逢生，怪不得宰相们不敢轻易动他。
福州陈绛一案，是由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下旨，由中书省两位宰相从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选派官员前往查处的，竟然扳不动一名级别不高的地方官员。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刘太后有决心，但不谙官场那一套；宰相王曾、吕夷简熟悉官场情况，但没有反贪决心；王耿有反贪决心，而无反贪智慧。靠这样一些人反贪，有胜算的把握吗？让这样一些人反贪，贪官们是不会害怕的。
明孝宗拿到了太监李广的受贿账本，但到此为止，不予彻查
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写了一则明代反贪史料：明孝宗弘治年间，太监李广以旁门左道被孝宗宠信，一时权倾朝野。大臣们为了让李广在皇上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纷纷向他行贿，竭力巴结他。弘治十一年，李广在京城万岁山上建造了一座毓秀亭。亭子落成后，适有一位小公主患痘疮，经众多医生治疗，均不见效。李广让小公主喝符水，小公主竟然夭折了。宫中都归咎于李广。也该李广倒大霉，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有人说李广建造毓秀亭，选的日子不吉利，并且亭子朝向太岁之神所在方位，故有此灾。皇太后生气地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兴工动土，致此灾祸，累朝所积，一旦灰烬。”李广听到了各种议论，特别是听到了太后的话，吓得半死，便喝鸩酒自杀。明孝宗以为李广家里一定藏有“奇方秘书”，出于好奇，当即命内侍到李广家中搜寻。内侍在李广家意外搜得一本“纳贿簿”——受贿账本，将它呈上孝宗。本子上记录，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人送“白米”几千石，合计数百万石。“黄米”即黄金，“白米”即白银。孝宗这才明白，原来他宠爱的太监李广是个大贪，于是下令没收李广的财产。中央监察机关的官员们要求按李广受贿账本，对行贿者逐一追究。账本上有名的那些人，一个个惶恐不安，各自星夜找皇帝的外戚求救，“不期而会者凡十三人，月下见轿影重重，而一人独乘女轿”，足见求外戚为其说项的人之多。这事虽不了了之，但那些向李广行贿的人的名字，“一一盛传于朝野”。朝廷上下，都知道谁谁向李广行过贿，但就是按下不查。
明孝宗是明朝第七代皇帝，李广案发生时，离明朝建立已130年。他是一位明白的皇帝，《明史》说除明太祖、明成祖外，明朝皇帝“可称者”还有三人，孝宗便是其中之一。他登基之初，就下过一道严厉的圣旨：朝廷政事，祖宗有老规矩，今后中央各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官员不得接受贿赂，为人关说，违反者，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都要送特务机构东厂或锦衣卫严刑审讯。但就连这样一位皇帝，对于一名贪腐的太监，也下不了彻查的决心。也许他担心牵涉官员太多，影响朝廷形象，影响官员队伍稳定；也许众多皇亲国戚为行贿者求情，不得不给皇亲国戚们面子。所以，反贪要不徇私情，无顾虑，什么人贪腐，就查什么人，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反贪，不能手软，不能拖延。如反贪力度不够，则不足以震慑贪官。而拖延则意味着腐败之癌迅速扩散。若病入骨髓，便是想反也反不了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宋太祖坚决果断，但是也有反贪无力的时候
宋太祖反贪，没有明太祖那么血腥，但其措施还是很有力的。
鉴于前朝法网过密，执法严苛，宋太祖制定了“折杖法”，“以递减流、徒、杖、笞之刑”。别的罪犯有望获得宋太祖宽恩，而犯了贪赃之罪的官吏，以及犯了“十恶”罪（即谋反、谋大逆等十种大罪）的人，休想得到宽大处置。宋太祖曾说，开宝（968年为开宝元年）以来，犯了死罪而危害不是特别严重的，大都可以免除一死，“惟赃吏弃市，则未尝贳”。就是说，贪官被判死刑，并且要在街头处决的，决不赦免。宋太祖之所以对贪官惩处这么重，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贪官对大宋王朝的危害，恨贪官恨得牙痒痒。
宋太祖反贪坚决果断，但他对心腹大臣赵普却网开一面。这是为什么呢？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一书记载，宋太祖时宰相赵普是个大贪官。有一次，他收受吴越国王钱弘俶馈送的“海物”10坛，放在廊屋，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就被突然驾临的宋太祖看到了。宋太祖问，坛子里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吴越王派人送来的“海物”。宋太祖命打开，“皆满贮瓜子金也”。宋太祖笑了笑说，只管收下，不用顾虑。赵普于是用这10坛“瓜子金”，堂而皇之地在京城开封造了一幢豪宅。宋太祖宽宥他，他却无悔改之意，反而用受贿所得的黄金造屋，以示炫耀。
宋太祖对赵普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他是巨贪，却既不追究，也不训斥，原因就在于，宋太祖治理国家，少不了赵普的辅佐。赵普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人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含有讥讽的意思。其实此人见解甚高，很有谋略，曾向宋太祖提出过“安天下之谋”。宋太祖问他：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兵连祸结，“帝王凡易十姓”，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让天下太平，“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什么办法吗？赵回答说，天下不太平，原因就在“节镇（藩镇，即地方实力派）太重，君弱臣强”，解决之道在“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即控制藩镇的财权，收走他们手中的军权。宋太祖按照赵普的计策，收了将领们的兵权，解决了唐末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武人乱政、祸国的问题，使天下安定下来。赵普是大宋王朝的有功之臣，是宋太祖不可缺少的股肱之臣，所以宋太祖要保护他。
但这样一来，就等于划了反贪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可以反贪；越过这个界限，反贪反到赵普等宋太祖的心腹大臣，则不被允许。这样的反贪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重大的线索就查不下去了。
这便造成了官员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大官大贪，官照做，皇帝的恩宠不减；小官小贪，弄得不好，脑袋搬家。这岂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赵普作为宰相，反贪的事是要管的。让他去管反贪，岂非大贪抓小贪？被抓的小贪心里怎能平衡？怎能服气？
贪腐案不管通到哪一级，不管通到什么人，都应彻查，宋太祖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总的说来，宋太祖还有继任的宋太宗反贪是雷厉风行的。北宋初期的反贪传统对南宋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宋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宋史》称赞他是“南渡诸帝之称首”，论政绩，他在南宋皇帝中排第一。他反贪，比南宋别的皇帝坚决。史书记载他对赃吏惩处决不手软：如乾道三年，前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罪，刺面发配柳州，没收其家庭财产。内侍陈瑜、李宗回犯受贿罪，陈瑜除名（取消原有身份）、决杖（处杖刑）、刺面，发配循州。李宗回除名，筠州编管（交地方官管束）。
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对南宋孝宗的反贪措施和成效给予了肯定，书中写道：“孝宗朝时，针对渐趋严重的赃吏问题，为整顿姑息官吏犯赃之风，惩治赃吏之律多循名责实，甚至还恢复了以前对赃罪至死者的刺配之法。史载当时吏治风气亦为之一变，出现了‘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的局面。”孝宗反贪的结果，使官场风气发生了较大变化，朝中官员以贿赂送到门上为耻，地方官员以向朝中官员行贿为耻。反贪反出这样的成效，或许就可以说，初步达到了目的。
明朝何良俊也认为宋朝的反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在《四友斋丛说》一书写道：“宋世特重赃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赃，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赃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而不思乱耳。”南宋实际上延续了152年（1127-1279）。南宋朝廷所以能在偏安一隅、军费十分庞大、财政负担极重的严峻情况下，维持这么长时间，照何良俊的说法，一个重要原因是治贪的法令严厉，措施得力，官吏们不敢过于放肆，百姓日子还过得下去。当然宋朝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像太祖、太宗、孝宗那样反贪。
宋仁宗时太后要查贪官陈绛，却被陈绛反败为胜
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及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宋仁宗登基后，皇太后刘氏在承明殿“垂帘决事”，掌控朝中大政。一天，坐在帘后的太后问宰相王曾、吕夷简：福州陈绛赃污狼藉，你们听说了吗？宰相王曾答道：稍微听到了一点。太后责问：既已听到而不弹劾他，是何道理？王曾答：地方上出了事，须本路监察官员举报，或者由御史和谏官提出意见，中书省才能处理。现在由朝廷提出查处他，万一传闻不实，则对朝廷威信的损害太大了。王曾的意思要按程序来，此事不能由中书省主动来管。太后不管他这一套，当即下旨：速选一位有魄力、会办事的官员任福建路转运使。
两位宰相奉旨而退。回到中书省，王曾说，陈绛是奸滑之吏，只有王耿才能将他拿下。吕夷简低头说：“王耿亦可惜也。”王曾没有听懂他的话。当时王耿任侍御史，遂委任他为福建路转运使。转运使是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财赋及官员的举荐、察访。王耿任转运使的第二天，他已在上任途中，见有福建路的一名军官拜于马首，说：我是押送进贡荔枝进京的。王耿向他询问福建路的交通、地理、气候，军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王耿于是对他有了好感，又向他秘密调查陈绛在福州的所作所为。军官哭着说：福州的人原以为永远见不到天日了，想不到蒙“端公”（侍御史别称）垂问。我给陈绛害苦了。接着，他一口气检举了陈绛几十件事，都是骇人听闻的严重违法之事。王耿大喜，遂留此军官在转运使衙门。
王耿之子不成器，王耿这位监察官好管别人，没有首先管好自己的儿子。这个宝贝儿子私自接受军官馈送的只有朝廷才能用的玳瑁器皿。王耿将军官所讲的事向朝廷揭发，陈绛被逮至京城，作为“钦犯”关进大牢。经审问，王耿揭发的几十件事无一属实——其实是那名军官故意编造，误导王耿的。那军官并向朝廷自首，承认经常馈送臣下禁用的器皿给王耿。这事汇报到刘太后那里，太后大怒，命将王耿打入监狱，后又贬官淮南。宰相王曾到此方知，他的同僚吕夷简当初说的“王耿亦可惜也”，是什么意思。
朝廷要王耿到福建去调查陈绛的问题，他在路上就调查了，而且受命的次日就调查“清楚”了，他以道听途说代替明察暗访。说王耿幼稚，可能冤枉了他；说他过于自信，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陈绛不动声色，略施小计，没有跟王耿正面接触，就将这位“钦差大臣”拉下马来，反败为胜，绝处逢生，怪不得宰相们不敢轻易动他。
福州陈绛一案，是由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下旨，由中书省两位宰相从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选派官员前往查处的，竟然扳不动一名级别不高的地方官员。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刘太后有决心，但不谙官场那一套；宰相王曾、吕夷简熟悉官场情况，但没有反贪决心；王耿有反贪决心，而无反贪智慧。靠这样一些人反贪，有胜算的把握吗？让这样一些人反贪，贪官们是不会害怕的。
明孝宗拿到了太监李广的受贿账本，但到此为止，不予彻查
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写了一则明代反贪史料：明孝宗弘治年间，太监李广以旁门左道被孝宗宠信，一时权倾朝野。大臣们为了让李广在皇上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纷纷向他行贿，竭力巴结他。弘治十一年，李广在京城万岁山上建造了一座毓秀亭。亭子落成后，适有一位小公主患痘疮，经众多医生治疗，均不见效。李广让小公主喝符水，小公主竟然夭折了。宫中都归咎于李广。也该李广倒大霉，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有人说李广建造毓秀亭，选的日子不吉利，并且亭子朝向太岁之神所在方位，故有此灾。皇太后生气地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兴工动土，致此灾祸，累朝所积，一旦灰烬。”李广听到了各种议论，特别是听到了太后的话，吓得半死，便喝鸩酒自杀。明孝宗以为李广家里一定藏有“奇方秘书”，出于好奇，当即命内侍到李广家中搜寻。内侍在李广家意外搜得一本“纳贿簿”——受贿账本，将它呈上孝宗。本子上记录，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人送“白米”几千石，合计数百万石。“黄米”即黄金，“白米”即白银。孝宗这才明白，原来他宠爱的太监李广是个大贪，于是下令没收李广的财产。中央监察机关的官员们要求按李广受贿账本，对行贿者逐一追究。账本上有名的那些人，一个个惶恐不安，各自星夜找皇帝的外戚求救，“不期而会者凡十三人，月下见轿影重重，而一人独乘女轿”，足见求外戚为其说项的人之多。这事虽不了了之，但那些向李广行贿的人的名字，“一一盛传于朝野”。朝廷上下，都知道谁谁向李广行过贿，但就是按下不查。
明孝宗是明朝第七代皇帝，李广案发生时，离明朝建立已130年。他是一位明白的皇帝，《明史》说除明太祖、明成祖外，明朝皇帝“可称者”还有三人，孝宗便是其中之一。他登基之初，就下过一道严厉的圣旨：朝廷政事，祖宗有老规矩，今后中央各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官员不得接受贿赂，为人关说，违反者，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都要送特务机构东厂或锦衣卫严刑审讯。但就连这样一位皇帝，对于一名贪腐的太监，也下不了彻查的决心。也许他担心牵涉官员太多，影响朝廷形象，影响官员队伍稳定；也许众多皇亲国戚为行贿者求情，不得不给皇亲国戚们面子。所以，反贪要不徇私情，无顾虑，什么人贪腐，就查什么人，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反贪，不能手软，不能拖延。如反贪力度不够，则不足以震慑贪官。而拖延则意味着腐败之癌迅速扩散。若病入骨髓，便是想反也反不了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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