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顺着父亲的皱纹，回到小时候。
　　父亲背我上学的那几年，我的双脚总是挫伤，不是小左看不惯小右，就是小右对不起小左，内侧的脚踝常常旧伤好了新伤不断。这些日子父亲就会延迟上班，早早下班，背我上学，接我放学。记忆中，早上醒来看见父亲坐在我床沿，等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父亲才会叫醒我，这时天差不多也就亮了。
　　父亲轻轻把我的脚从被子里挪出来，放在他腿上。小心翼翼掀开纱布，小心翼翼消毒，小心翼翼涂抹药膏，再小心翼翼用新纱布重新把脚踝包裹好，由于过于小心，父亲拿棉签的手有些颤抖。酒精消毒时父亲说：“疼，你忍着点。”我每次都闭上眼睛忍着。当我再睁开眼，阳光从瓦楞照进来，在父亲的发丝、额头、衣袖和我的脚踝之间移动。光影里微小的尘屑，纱布上的多余的细丝，父亲白衬衫领口上破损的毛边，多年后在我记忆中明暗浮动。
　　父亲用袖口把额前的汗水抹去之后把胳膊伸向我，扶我下床，给我打洗脸水。我梳头时父亲抽查我的作业，他边看边皱眉头的样子，让我很紧张，但他蹲下来帮我系鞋带的时候，却没有说作业的事。
　　就快要到学校的时候，父亲抖了抖肩膀，换了换没有差别的姿势，同时把交叉呈板凳形状的两只手挪移了一下位置，才开口说话：“前天不是快好了吗？怎么左脚又有新伤了？两只脚记得打直了再走，不是教过你很多遍了嘛，怎么还是没矫正过来呢？这样下去我怕你的脚会废掉。”
　　我静静地靠着父亲的肩膀，贴着父亲的背脊，闻着父亲特有的气息，穿过村庄，穿过校园，穿过校园长长的走道……阳光暖暖地把我们的影子拉长，缩短，又拉长，我们的影子像一棵小树长在一棵大树上。
　　这是父亲和我的时光，我希望家和学校的距离远一点，再远一点。
　　记忆中父亲打过我一次。
　　那是大年初二的下午，他让我去河对岸请医生来给奶奶打针。当时我们全家正从大沟边栽树回来，弟弟他们躺在青松毛上刚打开电视。电视是腊月二十八父亲才从城里买来的，同时在黑白屏幕上加了个彩色的玻璃壳子，这样就有了彩色电视的视觉效果。那些炫幻的画面让人着迷，把我们带向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
　　此时，我也想和弟弟们一起躺在青松毛上看电视。我不假思索地对父亲说：“张家李家忙过年，只有你家忙栽树忙请医生。”“忙请医生”是我临时加上的，其余两句是刚刚“大席功”路过大沟边对着栽树的我们家说的。还在院子里放锄头的父亲直接走到我面前，一巴掌打到我的腿上：“你跟一个疯子学什么舌！”那件事之后，我没学过舌，一次都没有。
　　我记不清楚第一封信是我先写给父亲，还是父亲先写给我。师专离家两百公里的路程，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月回家一次，父亲也是一个月给我寄一封信，在月中的时候。
　　只有一次是几天一封，一封接着一封，只说一件事，重复交代其中的轻重利害。后来还是不放心，亲自来到学校当面交代我，不要人云亦云，多读书。1989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里读书，虽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去读那些名著，但我看完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琼瑶小说。
　　父亲还有一次来我们学校，是我谈恋爱被班主任发现了，通知家长到学校。当我把那个人带到父亲面前，父亲一句话没说。临走交代我不要放弃专升本的机会，不要误了学业，毕业后务必要回家乡教书。
　　后来，那个男孩和我一起回到了家乡，成为我孩子的父亲。
　　父亲的字清朗明亮，但有一点潦草。那个时段我也会收到一些男孩子的来信，我总拿他们的字来和父亲的字比较，只看信封上的名字，他们就输掉了。在父亲笔下，“宁红瑛”三个字总是那么的娟秀。
　　父亲特别强调我对于汉字的书写，他说把字写好和把衣服穿好一样重要，字如其人。父亲在把着我的手一笔一画练字时就告诉我，如果连汉字都写不好，就不算真正的中国人。
　　要是父親一个月给我来两封信，那就是我两个月没有回家了。两个月不回去的大部分原因是和母亲赌气。父亲信上会说两个弟弟的学习情况，要我做好榜样带好头。说母亲的辛劳，要我多体谅。
　　“你妈想你了，有空就回来。”这是父亲每次信末的一句话。即使母亲没说，父亲也会在信里这样写，我知道。
　　我每次看到这儿就会捂着被子哇哇地哭，哭完就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