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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审视苏联剧变的历史成因，应该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方式，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代影响与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选择两个角度着眼。条分缕析地说明苏联解体之前的社会发展现实与苏联领导人的文化抉择，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命题，应当从影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价值理想等角度分别加以思考，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关键词 苏联剧变；历史审视；第三次科技革命；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8)05－0034－05
在考察和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上。唯物史观应当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法。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纵观苏联74年的发展和演化，探究苏联剧变的历史成因，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命题，审视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必须作出条分缕析的哲学梳理，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与苏联在现代科技浪潮中所做出的改革决策，是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时不可忽视的内容，而在面对苏联社会向何处去的关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选择人道主义的主导思想及其在改革失败后的反思都应该从俄罗斯文化层面寻求原因。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兴衰
20世纪50年代前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蓬勃兴起。这次科技革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量子理论的问世，它直接为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各国对高科技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子能的应用成为人类利用能源的一个质的飞跃。人类第一次获得了不仅能够征服自然而且能够毁灭自然的巨大力量；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使自动化控制功能代替了人的脑力劳动，人类首次获得了置身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可能。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还涉及空间技术的利用、新材料的开发、生物工程和海洋开发等方面，它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达到了微观层面和宇观世界。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生产的决定，而是与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相互依赖、密切相关，二者直接决定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这场新科学技术革命兴起之后，世界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粗放型的、浪费的经济变成了集约型的、节约型经济；体力劳动占优势变成了脑力劳动占优势；工人的劳动是第一生产力转变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变革了判断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即从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生产规模，转变为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第一时间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正是上述判断标准的变化，使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败的起伏。
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之一，它以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和高度垄断的思想文化模式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总体特征是高度集中。苏联模式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苏联模式的核心。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之前，计划经济使得苏联模式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并使经济以每年18％的增长速度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中的萧条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仍然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人民的革命激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一跃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
第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上升，苏联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全体工人农民都全心全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此外，高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利用党的威信，调动群众的建设热情。这里不能不提一提“斯达汉诺夫运动”，即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193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矿的年轻矿工阿利克赛·斯达汉诺夫在夜班作业时，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了原有劳动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采煤的新纪录。此后，不断有人打破这一纪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矿井里出现了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一先进成绩，受到联共(布)中央的重视，迅速地向全国工人宣传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并号召工人们向他学习、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很快在全国兴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展开比学帮。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保证了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
第二，科学技术革命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恰恰可以使这两种投入得到有效的集中调配，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由于投入的分散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而陷入困境。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在西方完成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获得了新生。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动力，企业主们千方百计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挤垮对手。随着新工艺、新技术的广泛而迅速的应用，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却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幸运了。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使苏联模式原先的优势都变成了劣势。社会动员机制虽然能调动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压抑、僵化、高度垄断的思想文化模式却调动不起来知识分子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管理者只对计划和产值负责，对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漠不关心；即使有新的生产技术，厂长无权采用先进技术，在变为直接生产力之前也要层层审批，严重的官僚主义使得这种审核变成了艰苦的历程，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戈尔巴乔夫在《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实施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报告中举出这样一个事实：早在30年前，苏联科学家就发现了无磨损效应，它有助于制造崭新的润滑材料，能提高机器和机械摩擦部件的寿命，极大地降低劳动消耗量，但这项可以节约400万资金的发明，迄今还没有得到广泛采用。上述两点都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时期，苏联的经济却陷入了停滞，失去原有前进的速度，社会经济、政治工作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日益严重。
一度大力追赶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开始节节丧失自己的阵地。1985年苏联人均GNP 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亚洲、拉美一些国家。苏联人均生活水平从革命前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居世界第八十八位。整个现代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民用工业品技术落后，质量低劣；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等。总之，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潜力已经丧失殆尽了。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兴衰形势的出现说明了它已经不再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而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必须改革斯大林模式，使生产力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但是，如何进行改革，如何将科技发展引入苏联模式，历代苏联领导人始终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便做过经济改革的尝试。在70年代，苏联领导人以及理论界就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发表了无数的言论。80年代初上台的安德罗波夫以及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都曾大声疾呼要加快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然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小”，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明白，科学技术革命与一向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特征的、苏联模式的核心内容——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苏联的改革不在于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政策的修修补补。也不在于对政治政策的否定，只在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二、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面对的是苏联时刻处于有种种致命问题的危机状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成为最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篇中所说的这句话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历史必然的。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拉开帷幕，与苏联以往改革不同的是，这次改革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即人道主义。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已经接受了50年代中期在苏联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他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决支持从人道主义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由苏联哲学家N·T·弗罗洛夫所“宣传的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即一般的人道主义哲学。这在西方，在50－60年代的西欧，被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哲学，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开始以后被人们接受的。”尽管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关于改革的成熟计划，在改革的初期只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例如，改革伊始，他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具体做法只是反酗酒、整顿劳动纪律等，收效甚微以致失败；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他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把克服权力的异化和使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改革的政治方针——但是，在这段时期内。戈尔巴乔夫在重要场合谈及苏联改革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人道主义问题；对自己最初的改革思想作全面阐述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极力鼓吹的所谓“新思维”，“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思维实质上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找到真正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钥匙，即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他始终认为，不仅仅要改造苏联的经济领域，还“要求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也就是改革苏联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缺陷。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在阐述社会主义的七大特征时，把人道主义列在了第一位，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这是他改革理论从指导思想和改革目标全面转向的标志。人道主义观点已经明确地成为改革的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在改革进程中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它依靠的是高效率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一流成果，以及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它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并为人们的积极创造性生活和活动创造条件。”“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不仅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上的要求，这种人道主义化对于我国社会来说，现在也变成经济的和社会的需要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了。”1990年2月，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会通过了拟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苏共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这份纲领正式通过，彻底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政治路线和改革的目标，“到二十八大的时候。我们着手制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一切都记录在1991年8月8日公布的新党纲中……”。
更为重要的，在制定改革的战略方针时，戈尔巴乔夫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外实行“新思维”政策，对内则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基本方针，从而启动了能够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却又无法改变和阻止的“核反应”链条，最终葬送了整个国家。在实行方针的过程中，他又将人道主义理想等同于政治民主。幻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马上就得到好转，“通过改革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力量，克服物质财产、生产资料、政治生活、政权、文化等对人的异化。……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呢?答案就在上述构想本身之中，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通过改造所有制关系和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通过道德领域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健康化”。而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针实施的结果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场以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被掀起，一方面，“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另一方面，在“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以仇恨的态度对待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政治上的不民主和不人道的现象，急于宣泄自己的人道主义情绪。改革变成了摧毁所谓的“专制统治”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革命。至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由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所有苏联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几乎都不予承认。
三、俄罗斯文化：戈尔巴乔夫的精神归宿
为什么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戈尔巴乔夫确立“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目标呢?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俄罗斯人民承受社会物质匮乏之苦，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仍将改革失败的原因引向不理解人道主义的政治家以及缺乏足够精神信念的民众呢?仅从戈尔巴乔夫推卸改革失败的责任角度看问题是很难全面说明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的，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在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信任的知识分子阶层将俄罗斯文化作为精神归宿。由于俄罗斯文化缺乏对物质基础的足够重视，戈尔巴乔夫等的政治决策或指导政治决策的文化选择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显得缺乏力量。
俄罗斯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印迹，是俄罗斯人生活与选择的精神支撑。俄罗斯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质在于其对现代化的接受与批判，接受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必要举措，但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俄罗斯民族在体验其与现代化生活不相适应的同时。能够比较准确地察觉现代化的误区，从而在文化层面对种种问题加以深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文化在批判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呈现出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致力于消解工业文明造成人类巨大危机的历史性事实，却忽略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忘记了后现代实则在批判现代的过程中呈现自身的文化基因，从而在忽视社会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作出远不够审慎的政治决策，造成苏解体的悲剧。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符合历史规律，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固步自封中得到发展，必须与先进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获得自身提升的契机。彼得改革以来的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一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这不仅表现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对伏尔泰思想的推崇，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积极意义的赞扬，还表现在赫尔岑等民粹派特别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从实践上选择了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他们致力于通过引荐西方文化变革以往俄罗斯社会的积弊，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不仅深刻地变革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面貌，同时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不乏激烈的文化争鸣，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碰撞中生成为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思想启蒙，深刻影响了积极变革俄罗斯历史积弊的俄罗斯人。众所周知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使俄罗斯知识分子逐渐认清西方文化的优势与不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对创建新的俄罗斯文化的尝试，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对“新宗教意识”的论证，使俄罗斯文化突出地表现为人道主义的东正教特征，即上帝是人性的完美表达，这种人道主义论说“形式上保留了俄罗斯文化的东正教传统，内容上则完全是为俄罗斯的现代化服务的思想启蒙。”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从人道主义着眼，拒斥无视人的自由发展与其长远利益实现的现代文明。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源于救世主义传统，东罗马帝国消逝后在俄罗斯出现的“第三罗马”的激情在工业文明甚嚣尘上之时具有现实意义，恰达耶夫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正是在俄罗斯人是“上帝的未来时代的人民”的角度立意的。从总体上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不同的是，俄罗斯文化主要“是一种文化批判，而且是深入到人性深处的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呈现出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实则对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文化颠覆，其积极实现同样依靠社会发展的实践支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加以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罗斯文化的共同特征，但前者是以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的方式展开，后者则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展开，如果无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任何文化批判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俄罗斯文化的后现代性不乏前瞻性与启示意义。但其轻物质、重精神的思维特征决定其在面包与自由的选择中一定选择后者，当面包没有的时候，自由的追求不可能通过饥饿的无产者赢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在赢得物质基础的同时砸碎自己的锁链，俄罗斯文化所缺少的正是这种革命的辩证法。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过程中十分看重知识阶层。他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一生喜欢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敬意， “没有任何一位政治领袖能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愿意与一群知识分子们交往”。每一次出国访问都要带艺术家和学者。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理论助手之一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的主要代表N·T·弗罗洛夫，他从全球性问题角度出发对全人类命运深切忧虑的新人道主义思想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观点与俄罗斯文化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文明的批判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正是这些初衷积极却对苏联社会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考量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使戈尔巴乔夫用抽象人道主义为指导发展国家，忽视苏联社会改革的实践条件。其实，如果注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积极应对工业文明的挑战，苏联不仅不会付出解体的代价，而且还可能在现代社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表达其应有的积极态度。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正是在无视苏联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谋求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其所搭建的乃是流沙之上的楼阁，直至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而轰然倒塌。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对苏联社会的冲击以及苏联社会的应对措施角度看，苏联解体在于其不能自如地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自如地过渡，在于戈尔巴乔夫奉“全人类价值优先”为圭臬的改革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拒斥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这种拒斥呈现出对人类危机的深切关注，但这种拒斥更多地停留在文化批判层面，即以俄罗斯文化为精神归宿，没有从“改变世界”的实践立场出发，积极地建设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而无法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应该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应对工业文明与发展俄罗斯文化方面探求社会发展的方式与可能。而这也是当前的俄罗斯社会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责任编辑 黎 峰
关键词 苏联剧变；历史审视；第三次科技革命；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8)05－0034－05
在考察和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上。唯物史观应当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法。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纵观苏联74年的发展和演化，探究苏联剧变的历史成因，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命题，审视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必须作出条分缕析的哲学梳理，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与苏联在现代科技浪潮中所做出的改革决策，是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时不可忽视的内容，而在面对苏联社会向何处去的关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选择人道主义的主导思想及其在改革失败后的反思都应该从俄罗斯文化层面寻求原因。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兴衰
20世纪50年代前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蓬勃兴起。这次科技革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量子理论的问世，它直接为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各国对高科技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子能的应用成为人类利用能源的一个质的飞跃。人类第一次获得了不仅能够征服自然而且能够毁灭自然的巨大力量；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使自动化控制功能代替了人的脑力劳动，人类首次获得了置身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可能。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还涉及空间技术的利用、新材料的开发、生物工程和海洋开发等方面，它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达到了微观层面和宇观世界。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生产的决定，而是与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相互依赖、密切相关，二者直接决定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这场新科学技术革命兴起之后，世界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粗放型的、浪费的经济变成了集约型的、节约型经济；体力劳动占优势变成了脑力劳动占优势；工人的劳动是第一生产力转变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变革了判断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即从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生产规模，转变为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第一时间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正是上述判断标准的变化，使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败的起伏。
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之一，它以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和高度垄断的思想文化模式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总体特征是高度集中。苏联模式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苏联模式的核心。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之前，计划经济使得苏联模式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并使经济以每年18％的增长速度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中的萧条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仍然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人民的革命激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一跃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
第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上升，苏联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全体工人农民都全心全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此外，高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利用党的威信，调动群众的建设热情。这里不能不提一提“斯达汉诺夫运动”，即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193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矿的年轻矿工阿利克赛·斯达汉诺夫在夜班作业时，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了原有劳动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采煤的新纪录。此后，不断有人打破这一纪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矿井里出现了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一先进成绩，受到联共(布)中央的重视，迅速地向全国工人宣传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并号召工人们向他学习、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很快在全国兴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展开比学帮。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保证了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
第二，科学技术革命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恰恰可以使这两种投入得到有效的集中调配，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由于投入的分散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而陷入困境。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在西方完成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获得了新生。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动力，企业主们千方百计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挤垮对手。随着新工艺、新技术的广泛而迅速的应用，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却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幸运了。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使苏联模式原先的优势都变成了劣势。社会动员机制虽然能调动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压抑、僵化、高度垄断的思想文化模式却调动不起来知识分子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管理者只对计划和产值负责，对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漠不关心；即使有新的生产技术，厂长无权采用先进技术，在变为直接生产力之前也要层层审批，严重的官僚主义使得这种审核变成了艰苦的历程，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戈尔巴乔夫在《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实施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报告中举出这样一个事实：早在30年前，苏联科学家就发现了无磨损效应，它有助于制造崭新的润滑材料，能提高机器和机械摩擦部件的寿命，极大地降低劳动消耗量，但这项可以节约400万资金的发明，迄今还没有得到广泛采用。上述两点都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时期，苏联的经济却陷入了停滞，失去原有前进的速度，社会经济、政治工作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日益严重。
一度大力追赶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开始节节丧失自己的阵地。1985年苏联人均GNP 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亚洲、拉美一些国家。苏联人均生活水平从革命前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居世界第八十八位。整个现代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民用工业品技术落后，质量低劣；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等。总之，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潜力已经丧失殆尽了。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兴衰形势的出现说明了它已经不再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而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必须改革斯大林模式，使生产力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但是，如何进行改革，如何将科技发展引入苏联模式，历代苏联领导人始终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便做过经济改革的尝试。在70年代，苏联领导人以及理论界就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发表了无数的言论。80年代初上台的安德罗波夫以及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都曾大声疾呼要加快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然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小”，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明白，科学技术革命与一向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特征的、苏联模式的核心内容——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苏联的改革不在于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政策的修修补补。也不在于对政治政策的否定，只在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二、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面对的是苏联时刻处于有种种致命问题的危机状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成为最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篇中所说的这句话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历史必然的。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拉开帷幕，与苏联以往改革不同的是，这次改革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即人道主义。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已经接受了50年代中期在苏联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他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决支持从人道主义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由苏联哲学家N·T·弗罗洛夫所“宣传的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即一般的人道主义哲学。这在西方，在50－60年代的西欧，被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哲学，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开始以后被人们接受的。”尽管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关于改革的成熟计划，在改革的初期只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例如，改革伊始，他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具体做法只是反酗酒、整顿劳动纪律等，收效甚微以致失败；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他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把克服权力的异化和使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改革的政治方针——但是，在这段时期内。戈尔巴乔夫在重要场合谈及苏联改革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人道主义问题；对自己最初的改革思想作全面阐述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极力鼓吹的所谓“新思维”，“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思维实质上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找到真正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钥匙，即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他始终认为，不仅仅要改造苏联的经济领域，还“要求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也就是改革苏联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缺陷。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在阐述社会主义的七大特征时，把人道主义列在了第一位，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这是他改革理论从指导思想和改革目标全面转向的标志。人道主义观点已经明确地成为改革的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在改革进程中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它依靠的是高效率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一流成果，以及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它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并为人们的积极创造性生活和活动创造条件。”“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不仅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上的要求，这种人道主义化对于我国社会来说，现在也变成经济的和社会的需要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了。”1990年2月，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会通过了拟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苏共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这份纲领正式通过，彻底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政治路线和改革的目标，“到二十八大的时候。我们着手制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一切都记录在1991年8月8日公布的新党纲中……”。
更为重要的，在制定改革的战略方针时，戈尔巴乔夫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外实行“新思维”政策，对内则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基本方针，从而启动了能够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却又无法改变和阻止的“核反应”链条，最终葬送了整个国家。在实行方针的过程中，他又将人道主义理想等同于政治民主。幻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马上就得到好转，“通过改革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力量，克服物质财产、生产资料、政治生活、政权、文化等对人的异化。……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呢?答案就在上述构想本身之中，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通过改造所有制关系和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通过道德领域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健康化”。而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针实施的结果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场以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被掀起，一方面，“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另一方面，在“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以仇恨的态度对待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政治上的不民主和不人道的现象，急于宣泄自己的人道主义情绪。改革变成了摧毁所谓的“专制统治”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革命。至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由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所有苏联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几乎都不予承认。
三、俄罗斯文化：戈尔巴乔夫的精神归宿
为什么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戈尔巴乔夫确立“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目标呢?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俄罗斯人民承受社会物质匮乏之苦，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仍将改革失败的原因引向不理解人道主义的政治家以及缺乏足够精神信念的民众呢?仅从戈尔巴乔夫推卸改革失败的责任角度看问题是很难全面说明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的，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在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信任的知识分子阶层将俄罗斯文化作为精神归宿。由于俄罗斯文化缺乏对物质基础的足够重视，戈尔巴乔夫等的政治决策或指导政治决策的文化选择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显得缺乏力量。
俄罗斯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印迹，是俄罗斯人生活与选择的精神支撑。俄罗斯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质在于其对现代化的接受与批判，接受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必要举措，但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俄罗斯民族在体验其与现代化生活不相适应的同时。能够比较准确地察觉现代化的误区，从而在文化层面对种种问题加以深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文化在批判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呈现出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致力于消解工业文明造成人类巨大危机的历史性事实，却忽略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忘记了后现代实则在批判现代的过程中呈现自身的文化基因，从而在忽视社会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作出远不够审慎的政治决策，造成苏解体的悲剧。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符合历史规律，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固步自封中得到发展，必须与先进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获得自身提升的契机。彼得改革以来的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一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这不仅表现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对伏尔泰思想的推崇，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积极意义的赞扬，还表现在赫尔岑等民粹派特别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从实践上选择了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他们致力于通过引荐西方文化变革以往俄罗斯社会的积弊，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不仅深刻地变革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面貌，同时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接受不乏激烈的文化争鸣，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碰撞中生成为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思想启蒙，深刻影响了积极变革俄罗斯历史积弊的俄罗斯人。众所周知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使俄罗斯知识分子逐渐认清西方文化的优势与不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对创建新的俄罗斯文化的尝试，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对“新宗教意识”的论证，使俄罗斯文化突出地表现为人道主义的东正教特征，即上帝是人性的完美表达，这种人道主义论说“形式上保留了俄罗斯文化的东正教传统，内容上则完全是为俄罗斯的现代化服务的思想启蒙。”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从人道主义着眼，拒斥无视人的自由发展与其长远利益实现的现代文明。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源于救世主义传统，东罗马帝国消逝后在俄罗斯出现的“第三罗马”的激情在工业文明甚嚣尘上之时具有现实意义，恰达耶夫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正是在俄罗斯人是“上帝的未来时代的人民”的角度立意的。从总体上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不同的是，俄罗斯文化主要“是一种文化批判，而且是深入到人性深处的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
俄罗斯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呈现出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实则对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文化颠覆，其积极实现同样依靠社会发展的实践支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加以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罗斯文化的共同特征，但前者是以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的方式展开，后者则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展开，如果无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任何文化批判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俄罗斯文化的后现代性不乏前瞻性与启示意义。但其轻物质、重精神的思维特征决定其在面包与自由的选择中一定选择后者，当面包没有的时候，自由的追求不可能通过饥饿的无产者赢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在赢得物质基础的同时砸碎自己的锁链，俄罗斯文化所缺少的正是这种革命的辩证法。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过程中十分看重知识阶层。他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一生喜欢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敬意， “没有任何一位政治领袖能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愿意与一群知识分子们交往”。每一次出国访问都要带艺术家和学者。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理论助手之一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的主要代表N·T·弗罗洛夫，他从全球性问题角度出发对全人类命运深切忧虑的新人道主义思想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观点与俄罗斯文化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文明的批判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正是这些初衷积极却对苏联社会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考量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使戈尔巴乔夫用抽象人道主义为指导发展国家，忽视苏联社会改革的实践条件。其实，如果注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积极应对工业文明的挑战，苏联不仅不会付出解体的代价，而且还可能在现代社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表达其应有的积极态度。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正是在无视苏联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谋求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其所搭建的乃是流沙之上的楼阁，直至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而轰然倒塌。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对苏联社会的冲击以及苏联社会的应对措施角度看，苏联解体在于其不能自如地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自如地过渡，在于戈尔巴乔夫奉“全人类价值优先”为圭臬的改革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拒斥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这种拒斥呈现出对人类危机的深切关注，但这种拒斥更多地停留在文化批判层面，即以俄罗斯文化为精神归宿，没有从“改变世界”的实践立场出发，积极地建设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而无法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应该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应对工业文明与发展俄罗斯文化方面探求社会发展的方式与可能。而这也是当前的俄罗斯社会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责任编辑 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