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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梅，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吴梅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中享有盛誉。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麈谈》深得蔡元培赞赏，1917年礼聘他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吴梅始，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得占一席之地。
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被人们并称为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科举不第，失意中谱传奇】
1884年，吴梅出生于苏州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去世时，吴梅才3岁，显赫一时的官宦之家，已经衰落。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里竟然到了断炊的地步。为了求得一餐，吴梅的母亲不得不把丈夫生前读的书籍卖掉换饼
吴梅10岁时，母亲亦与世长辞，小小年纪就遭遇双亲亡故，身世之悲，乱世之伤，生存之难，到了日后，都成为他词曲创作的源泉。
承担着家族复兴重任的吴梅，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两次乡试落榜，这让他意兴阑珊，渐渐地只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尤其钟爱姜夔、辛弃疾的词作和关汉卿、王实甫的曲作。他师从江南宿儒俞粟庐等人学唱昆曲，并且尝试填词、作曲，古文则请益于盛霞飞，还从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处学诗，从晚清四大词家之一朱祖谋处学词。诗、文、词、曲皆师从大家，犹如四条奔腾的河流汇入，小湖泊一跃成为浩瀚的汪洋。
吴梅参加科举考试的这几年，晚清正处于多事之秋，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吴梅绝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冬烘先生”，他关注时局，关心新思潮和维新变法，并寄情于词曲创作，其作品包含着晚清波谲云诡的万千气象。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吴梅感佩他们的杀身成仁，在悲痛之中谱写一曲传奇《血飞花》，抨击朝廷腐败无能，言辞激烈，“吊六君子之非命，明清廷之不足与有为，一时士林传颂”。吴梅的大伯父害怕“文字贾祸”，将其稿一把火烧掉。尽管稿子被焚毁，“而文章传播天下久矣”。
这是吴梅改良传统戏曲的积极有益的尝试——用戏曲的形式针砭时弊，鼓舞革命。此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吴梅代表作《风洞山传奇》在《中国白话报》刊出。这本传奇歌颂了瞿式耜的抗清高节，也给当时寄期望于革命的人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吴梅塑造了像文天祥一样的民族英雄，在风起云涌的清末，希望能以此唤醒沉睡的民众。1906年他根据李香君的故事创作了杂剧《暖香楼》，借明代历史影射清廷腐败的现实，1907年，他又完成了纪念烈士秋瑾的杂剧《轩亭秋》。
吴梅创作的戏曲作品，堪称反清革命运动中的几曲高歌，因此，他被海内外的革命志士视为同道中人。
在时人眼中，吴梅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名士，一位狷狂孤傲的斗士。学者王文濡回忆和吴梅见面情景写道：“犹忆三十年前，余在吴门办学，与黄子摩西订忘形交，休沐之暇，借茗寮为谈话所。黄子广交游，庄士狎友，不介自来，团坐放言，间及时事。一少年手拍案，足踏地，时而笑骂，时而痛哭，寮之人佥目为狂。询诸黄子，则吴其姓，瞿安其字，葄枕经史外，癖嗜词曲，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往往流露于文字间。”
满腹诗书经史为时事所激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歌哭言笑，皆是性情。这样的一位奇人，会将孤崛奇特的人生经历，赋成怎样的风流文章？
【名士风流，听君歌一曲】
1914年，吴梅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他的代表作《顾曲麈谈》在《小说月报》连载。这一段词曲创作的经历，和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吴梅作《双调玉娇娘·题傅屯艮（熊湘）〈红薇感旧图〉》套曲。这套曲中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吴梅和傅熊湘、柳亚子同为南社成员，是情谊契合的金兰之交。武昌起义后，傅熊湘主办《长沙日报》，当时袁世凯权势逼人，一时间，国内舆论皆附和袁。唯独傅熊湘在《长沙日报》持异议，以此为阵地，著檄文讨伐袁氏。宋教仁被刺杀后，革命党人进行“二次革命”，湖南宣布独立，但讨袁的志士仁人，终抵不过袁世凯的虎狼之师，袁氏势力长驱直入，进入湖南。
外号“屠户”的汤芗铭督湘后，大肆抓捕革命党人和反袁势力，在友人的帮助下，傅熊湘乔装打扮逃出长沙，回到故乡醴陵。可醴陵遍布汤芗铭派出的爪牙和侦探，傅熊湘有家不能回，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无奈之下，傅熊湘只好求救于好友熟识的玲珑馆妓女黄玉娇。傅熊湘在黄玉娇家中暂避风浪十天，躲过了“汤屠户”派出的侦探的搜查缉拿。次年，黄玉娇嫁人，傅熊湘闻讯后，不胜惆怅，撰写《红薇感旧记》，寄给柳亚子，以此铭记一段化险为夷的遭遇。不料，黄玉娇所嫁之人的正室乃一悍妇，后被逐出家门，傅熊湘又冒险入城，与她作三日之会，并作《玲珑馆词十首》。
傅熊湘与黄玉娇的传奇经历，不亚于蔡锷与小凤仙，在南社成员中广为传播。落魄的革命志士被归隐的青楼女子收留避难，自古就是绝佳的戏剧题材，吴梅作成《双调玉娇娘》套曲，专记此事。其他南社诸友，则用诗词、图画为黄玉娇留影。吴梅用文人的手笔记载社友事迹，为风尘侠女作传，虽是古代文人的传统，但它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当时“民主革命夭折，北洋军阀横行的史实”。
1914年，吴梅作《南吕懒画眉·赠蕙娘》。这套曲同样藏着一段温柔缱绻的故事。吴梅年少时，爱上了多才多艺的苏州金阊妓女蕙娘。两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年来阅遍章台柳，似这一朵幽花何处求！”在吴梅眼中，蕙娘的才艺姿色可以和明末名妓李香君相媲美。蕙娘拿到套曲后喜出望外，吴梅又亲自教她演唱，半个月后，《懒画眉》《金络索》就大体能够上口了。后来，蕙娘嫁给了常熟的富人，吴梅黯然神伤。晚年编自己的散曲集子时，他特地关照弟子，将这支套曲也编入，以不忘年轻时的这段感情。
【北大执教，新潮之中吟昆曲】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大气象为之一新。他还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注重艺术教育，将北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音乐团改组为音乐研究会，下设古琴、丝竹、昆曲、钢琴、提琴五组。这一切，都为吴梅执教于北大带来机会。
这年8月，蔡元培在上海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一本《顾曲麈谈》，读后对书和作者都大为赞赏。这是吴梅研究昆曲（南北昆）的创作、制谱和演唱规律的学术著作，此书与《曲学通论》一起，奠定了现代曲学的基础。蔡元培对新上任的文科掌门人陈独秀谈起这本书，打算聘请吴梅来北大教曲学。于是，当时只是中学教员的吴梅，被北大聘为教授，开设古乐曲研究课程。得到教席后，他作下诗句：“不第卢生成绝艺，登场鲍老忽空群”，并注：“时洪宪已罢，废国学，征余授古乐曲。”
在报纸与学生的冷嘲热讽中，吴梅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因为对昆曲感兴趣的学生众多，他又另请北平的昆曲名家赵子敬（时任袁克文的曲师）、北大校医陈万里一起教学，并常在音乐演奏大会中演唱。可以说，北大的音乐研究会昆曲组是中国大学里最早的曲社。有人曾回忆：“一时同学乐受熏陶者，相率而拍曲、唱曲”，“初不以事同优伶为忤；风气之开，自此始矣！” 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的蒋复璁，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加入了昆曲组，和赵子敬学昆曲之后，我就不再唱皮黄，觉得它不是文学，没有味道。我也跟吴梅先生学过，他唱得很好，曾戴着胡子唱旦。”
与此同时，吴梅还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文研究所教员，讲授“文学史”和“曲”的课程，后来“曲”易名为“戏曲”，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大学里设置戏曲课程之始。吴梅言传身教，上课时边介绍词曲，边携笛解说，课堂上常常是笛声悠扬，唱腔曼妙，令听者神往。虽在学生中广受欢迎，但吴梅却被新潮的“海归派”蔑视，被坚守国学的“传统派”轻视，而携带“直观教具”进入课堂的教学方法，亦颇受争议。当争议平息之后，吴梅在北大才渐渐站稳脚跟。
吴梅曾应邀写了两首与北大有关的歌曲：一首是《北大二十周年纪念歌》，词云：“棫朴乐英才，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程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另一首即北大校歌，由吴梅谱曲，词云：“景山门启鳣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两首歌曲均载于《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广为传唱。
【桃李满园，曲学研究之巨擘】
吴梅除了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授课，还参与诸多戏剧活动，推动戏曲的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当时北大的教授在教学之余，喜欢到天乐园听高阳班昆曲名家韩世昌的戏。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尤其痴迷韩演唱的《思凡》。
蔡元培、顾君义、王小隐等迷恋韩世昌唱昆曲的6位北大师生，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北大韩党六君子”。顾君义还力请老师吴梅观看韩世昌的演出，吴梅看后大为赞赏。
1918年夏，韩世昌正式拜吴梅为师，在大栅栏杏花村饭馆举行拜师礼，请了两桌客人，除了昆弋班伶人外，还有赵子敬等曲家。拜师宴上，吴梅非常高兴，原本他就嗜酒，每天必喝一斤黄酒，那天他豪饮五六斤黄酒，还当场作了一首曲子，将宴会上客人的名字都嵌进去，并立即打谱歌唱。此后几年下来，吴梅教韩世昌《拷红》《寄扇》《吴刚修月》，以及《牡丹亭》中的一些戏。
韩世昌跟随吴梅学的戏并不算多，但受益匪浅。他回忆当时学戏很苦，因为白天要演出，学戏只能在晚上，每晚往返30多里，回到家已是深夜一两点了，为省钱不坐洋车，全凭双脚。他满怀感激地说：“南北昆曲专家们认为我唱曲子的吞音吐字还合乎规范，有根有据，和吴先生的指点校正分不开的。”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18年12月下旬，韓世昌在京城首演《游园惊梦》，盛况空前。在开演前，韩世昌颇觉为难，这出戏他向吴梅、赵子敬都学过，唱到“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时，吴梅教他唱“迤”为“移”音，赵子敬教他唱“迤”为“拖”音。因此，韩世昌只好在吴梅面前唱“移”，在赵子敬面前唱“拖”。一次演出时，吴梅和赵子敬均前来观剧，据传，最终韩选择了唱“拖”，这惹得吴梅大怒，“孺子不可教也”，从此发誓不再给韩世昌教曲。
不过传言归传言，后来，韩世昌到南京演出，吴梅已转任中央大学教授，师徒相见，还曾在一起宴饮，谈及北京的前尘往事。
民国初年，京剧在北京风头甚健。梅兰芳等改革京剧，渐臻完善。梅于1917年11月在北京主演《木兰从军》，轰动一时，十分成功。梅兰芳本为男旦，角色偏是女扮男装，表演难度颇大，但他的表演分寸感恰到好处，备受赞赏——究其原因，实则受益于吴梅。据吴梅的弟子词曲家卢前《奢摩他室逸话》载：“梅兰芳演《四声猿》中《雌木兰》剧，即今所谓《木兰从军》者，先生实指导之。”
正是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期，吴梅成为现代曲学的奠基人，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巨擘”。钱锺书之父钱基博认为：“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随着吴梅在北京戏剧界、文化圈声名日隆，一些附庸风雅的军阀也慕名来求交往。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吴梅一概拒绝。
喜爱昆曲的皖系军阀徐树铮，1921年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非常仰慕吴梅，拟聘请他担任秘书长。秘书长，官虽不高，但在很多人看来，足以飞黄腾达。但吴梅对权贵敬而远之，他写了一首词《鹧鸪天·答徐又铮（树铮）》，表达心志，坦言谢绝。大意是：我像一只小小的蜗牛，有一个小小的房子。这寒舍低矮，即使出入屋檐都刮到帽子，那又怎样，我心中的天地，足够宽广。我在北大教书，薪水虽然不是非常丰厚，但足够我买几杯浊酒，几卷古籍。哪能让一个名士去伺候一个将军的起居？目前我如同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一样不受重视，但参加谱曲唱曲的雅集，我心里觉得特别自在。我这个人很懒，不愿意拉着达官贵人的衣襟往上爬。 事实上，徐树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位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一家大小皆癖好昆曲。他喜唱净角和贴旦的曲子，尤擅关公戏《单刀会》，一开口就声如洪钟。又能吹笛，兼通鼓板，虽然是戎马倥偬，但征战之余，依然不忘度曲。
徐树铮聘请吴梅，是一种礼遇，吴梅谢绝徐树铮，是一种佳话。而吴梅的谢绝，于徐树铮无碍，不减其对昆曲的雅兴。
【南京弦歌，秦淮河上笛声越】
1922年夏天过后，吴梅客居京师已五年，这位京华倦客，因为北京政坛多变，军阀混战，思乡情切，遂举家南归。在好友陈中凡的邀请下，执教于东南大学，在南京大石桥赁屋而居。1928年5月，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吴梅在东南大学执教时，发起词社，名为“潜社”，取“潜心学术”之意。弟子如唐圭璋、王季思、卢前、张世禄、段熙仲等，均云集于此。这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静水深流。这些弟子们日后皆成名成家，不夸张地说，现在戏曲研究界的学者，不是吴梅的弟子，就是吴梅的再传弟子。潜社前后存在了十余年，每月一雅集，在春秋佳日的下午，师生们便一同游览南京名胜。明故宫、鸡鸣寺、灵谷寺、玄武湖、扫叶楼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吴梅和弟子的身影。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是吴梅的“第二课堂”。
吴梅和潜社成员常聚餐之所，是秦淮河畔的万全酒家。学生回忆说：“先生即席订谱……极一时之乐；席散以后，先生酒意醺醺，往往由学生扶送回寓。”这酒家有一河厅，河厅有榜，榜上题有“停艇听笛”四字。酒楼之上，吴梅取长笛吹奏，声越云烟，余音袅袅。在秦淮河上画舫的游客，常常被吸引住，“停艇听笛”。
那时，秦淮河上有一只画舫名为“多丽”，大概因为“多丽”也是一个词牌名，故深得吴梅喜爱。他长期租用这只画舫，与朋友、学生同游秦淮河。学生王季思回忆，一次集会上，船一路摇到大中桥，吴师拿出洞箫，吹起一曲《九转弹词》来。到了桥畔，吴梅又取出清初某名家画的李香君小像，让大家各填一首词。“直到暮色苍茫，才移船秦淮水榭，从老万全酒家叫了两桌菜来聚餐，飞花行令，直到深夜才散”。
弟子唐圭璋深得吴梅的词曲真传。在他的记忆中，吴梅教书育人，细致认真，讲课从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每授一课，都有讲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梅《曲学通论》《词学通论》和《曲选》，都是他平日教学的讲稿。吴梅批改学生作业相当认真，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称他：“批改文卷极勤，又极严格，用朱笔正楷，一笔不苟，尝云‘设我子女之教师，不勤改习作，我必戚戚然，绝难满意’。”不仅如此，他在精神层面上也对学生时有鼓舞和激励，王季思曾谈道：“有一次，我向先生呈上了一篇习作，不久，先生将作业还给我，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批下这样一行字：‘自万里（赵万里）、雨庭（孙雨亭），维钊（陆维钊）之后，复得斯才，我心喜极。’我心里顿时一阵激动，我明白这是先生对后学者的鼓励。后来，我写了两个剧本《下西洋》《戏中戏》。先生进行了批改，并且加了一大段，连同他编选的教材，一起印发给学生。剧本署名：‘永嘉王起初稿，长洲吴梅点定。’先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宽宏大度地提携学生，于此可见矣。”
吴梅的板书也是他的一绝。写得纯熟、自然、匀称、秀美，和在方格纸上写的一样，一黑板笔记写完了，就是一件艺术品，学生甚至不忍心擦掉。
吴梅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和国学大师黄侃是国文系同事。两人从北京大学到中央大学，交往颇多。据说，一次黄侃见吴梅坐在沙发上养神，不无调侃地问：“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有“黄疯子”之称的黄侃曾经讽刺过曲学为小道。因为当时戏曲教育仍属末流，持这种观念的，当时不止是他——正是吴梅通过种种努力，将晚清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的词曲学“挽救”过来。在学校里，吴讲词曲，黄论训诂。二人上课，教室内外人头济济，这两门“绝学”，学生们都想一聆妙谛。课后，吴、黄二人互相调侃，黄称呼吴梅为“曲子相公”，吴称黄侃为“测字先生”。吴对黄解释说：“训诂者，训导古代文化，借古以推测未来”；黄则说：“相公者，为委曲进言，作人民宰相。”语皆幽默，妙趣横生。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北平、南京的高校南渡西迁，学者踏上风雨飘摇的长途。南京的风流烟消云散，在战争隆隆的炮声之中，吴梅避寇内地。
【曲终人散，一代宗师归道山】
“余以七月十二日避处香溪，八月初八日，挈家西迈，始居汉上，旋移湘潭”，吴梅在《避寇杂吟·序》中写道。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已是穿越三千里路云和月
山河破碎，举家南渡，蕴含着一代宗师多少悲苦和离愁。
七七事变爆发后，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吴梅密切地关注着战事的变化，他无心安坐书斋之中研究学术，也无心再记日记。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打响。16日，敌机在苏州投下炸弹。吴梅到苏州附近的木渎古镇避难，在弟子家的药铺中暂时躲避。此时，吴梅的三子吴翰青来信，请求父亲带着全家男女老少到湖南避難，吴梅决定举家南下。9月24日，几经辗转，一家十口人乘火车，换轮船，到达汉口。在汉口的街头，警报声再度响起，武汉面临着日寇的空袭。大片国土沦丧，吴梅此刻深切地感受到南宋词人金瓯残缺的悲凉。
这一年，吴梅53岁，心忧国难，再加上长途跋涉，让他诸病缠身。到达湘潭后，他暂时安定下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胡小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以及国文系的学生，都希望他能回到迁移之中的中央大学。可此时的吴梅喉咙生病，不能说话，唱不出婉转的昆曲，说不出高昂的话语，这对吴梅本人而言，是很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消沉，尽管听到多是战事不利的消息，仍每天整理《霜崖词录》《霜崖诗录》。
在湘潭住了九个月后，武汉告急，吴梅一家又迁往桂林。不久，桂林亦受到战争影响，每当紧急的空袭警报响起，吴梅一家只能互相搀扶，一路疾跑，钻进石洞躲避。在潮湿的石洞中，吴梅的病情加重，门生常任侠去探望他时，交谈已“喉哑不能成声，非附耳则不可辨”。即使这样，吴梅仍然争分夺秒，坚持把《霜崖诗录》四卷整理完毕，并誊写得一丝不苟。
1938年12月，吴梅应门生李一平之约，决定奔赴云南避难。12月上旬，他从桂林乘坐飞机至昆明。在昆明治病月余，又开始了一段旅途——目的地是四百多里外的大姚县李旗屯。那里山村民风淳朴，环境清幽，与动辄日寇飞机轰鸣的内地大城市相比，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但病魔的阴影并没有远去，吴梅抱病为弟子校订《楚凤烈》传奇并题《羽调四季花》一首，此后，便写下遗嘱，交代后事。而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气喘甚烈，某日的下午三时，与世长辞。
吴梅的弟子唐圭璋获悉噩耗，悲痛万分，他写了一篇《吴先生哀词》。国民政府也专门发了一个褒扬令，署名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中央大学，只有两位教授去世后得到了这样的褒扬令，一位是王伯沆，一位就是吴梅：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梅，持身耿介，志行高洁，早岁即精研音律，得其窔奥。时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为声乐。嗣膺各大学教席，著述不辍，于倚声之学多所阐发，匪独有功艺苑，抑且超轶前贤。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命令褒扬，并特给抚恤金三千元，以彰宿学而励来兹。此令。
1986年4月，吴梅的遗骨迁葬回苏州小王山，谢孝思先生题写了“吴梅先生之墓”的墓碑。小王山又名琴台山，高台之上，琴韵曲声，吴梅一定不会寂寞，他的好友吴湖帆、周瘦鹃亦长眠于此。
昆曲早在元朝末期（14世纪中叶）发源于苏州昆山一带，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曲学大师吴梅，终其一生，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昆曲艺术。闻听佳讯，他当含笑于九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被人们并称为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科举不第，失意中谱传奇】
1884年，吴梅出生于苏州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去世时，吴梅才3岁，显赫一时的官宦之家，已经衰落。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里竟然到了断炊的地步。为了求得一餐，吴梅的母亲不得不把丈夫生前读的书籍卖掉换饼
吴梅10岁时，母亲亦与世长辞，小小年纪就遭遇双亲亡故，身世之悲，乱世之伤，生存之难，到了日后，都成为他词曲创作的源泉。
承担着家族复兴重任的吴梅，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两次乡试落榜，这让他意兴阑珊，渐渐地只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尤其钟爱姜夔、辛弃疾的词作和关汉卿、王实甫的曲作。他师从江南宿儒俞粟庐等人学唱昆曲，并且尝试填词、作曲，古文则请益于盛霞飞，还从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处学诗，从晚清四大词家之一朱祖谋处学词。诗、文、词、曲皆师从大家，犹如四条奔腾的河流汇入，小湖泊一跃成为浩瀚的汪洋。
吴梅参加科举考试的这几年，晚清正处于多事之秋，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吴梅绝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冬烘先生”，他关注时局，关心新思潮和维新变法，并寄情于词曲创作，其作品包含着晚清波谲云诡的万千气象。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吴梅感佩他们的杀身成仁，在悲痛之中谱写一曲传奇《血飞花》，抨击朝廷腐败无能，言辞激烈，“吊六君子之非命，明清廷之不足与有为，一时士林传颂”。吴梅的大伯父害怕“文字贾祸”，将其稿一把火烧掉。尽管稿子被焚毁，“而文章传播天下久矣”。
这是吴梅改良传统戏曲的积极有益的尝试——用戏曲的形式针砭时弊，鼓舞革命。此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吴梅代表作《风洞山传奇》在《中国白话报》刊出。这本传奇歌颂了瞿式耜的抗清高节，也给当时寄期望于革命的人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吴梅塑造了像文天祥一样的民族英雄，在风起云涌的清末，希望能以此唤醒沉睡的民众。1906年他根据李香君的故事创作了杂剧《暖香楼》，借明代历史影射清廷腐败的现实，1907年，他又完成了纪念烈士秋瑾的杂剧《轩亭秋》。
吴梅创作的戏曲作品，堪称反清革命运动中的几曲高歌，因此，他被海内外的革命志士视为同道中人。
在时人眼中，吴梅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名士，一位狷狂孤傲的斗士。学者王文濡回忆和吴梅见面情景写道：“犹忆三十年前，余在吴门办学，与黄子摩西订忘形交，休沐之暇，借茗寮为谈话所。黄子广交游，庄士狎友，不介自来，团坐放言，间及时事。一少年手拍案，足踏地，时而笑骂，时而痛哭，寮之人佥目为狂。询诸黄子，则吴其姓，瞿安其字，葄枕经史外，癖嗜词曲，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往往流露于文字间。”
满腹诗书经史为时事所激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歌哭言笑，皆是性情。这样的一位奇人，会将孤崛奇特的人生经历，赋成怎样的风流文章？
【名士风流，听君歌一曲】
1914年，吴梅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他的代表作《顾曲麈谈》在《小说月报》连载。这一段词曲创作的经历，和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吴梅作《双调玉娇娘·题傅屯艮（熊湘）〈红薇感旧图〉》套曲。这套曲中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吴梅和傅熊湘、柳亚子同为南社成员，是情谊契合的金兰之交。武昌起义后，傅熊湘主办《长沙日报》，当时袁世凯权势逼人，一时间，国内舆论皆附和袁。唯独傅熊湘在《长沙日报》持异议，以此为阵地，著檄文讨伐袁氏。宋教仁被刺杀后，革命党人进行“二次革命”，湖南宣布独立，但讨袁的志士仁人，终抵不过袁世凯的虎狼之师，袁氏势力长驱直入，进入湖南。
外号“屠户”的汤芗铭督湘后，大肆抓捕革命党人和反袁势力，在友人的帮助下，傅熊湘乔装打扮逃出长沙，回到故乡醴陵。可醴陵遍布汤芗铭派出的爪牙和侦探，傅熊湘有家不能回，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无奈之下，傅熊湘只好求救于好友熟识的玲珑馆妓女黄玉娇。傅熊湘在黄玉娇家中暂避风浪十天，躲过了“汤屠户”派出的侦探的搜查缉拿。次年，黄玉娇嫁人，傅熊湘闻讯后，不胜惆怅，撰写《红薇感旧记》，寄给柳亚子，以此铭记一段化险为夷的遭遇。不料，黄玉娇所嫁之人的正室乃一悍妇，后被逐出家门，傅熊湘又冒险入城，与她作三日之会，并作《玲珑馆词十首》。
傅熊湘与黄玉娇的传奇经历，不亚于蔡锷与小凤仙，在南社成员中广为传播。落魄的革命志士被归隐的青楼女子收留避难，自古就是绝佳的戏剧题材，吴梅作成《双调玉娇娘》套曲，专记此事。其他南社诸友，则用诗词、图画为黄玉娇留影。吴梅用文人的手笔记载社友事迹，为风尘侠女作传，虽是古代文人的传统，但它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当时“民主革命夭折，北洋军阀横行的史实”。
1914年，吴梅作《南吕懒画眉·赠蕙娘》。这套曲同样藏着一段温柔缱绻的故事。吴梅年少时，爱上了多才多艺的苏州金阊妓女蕙娘。两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年来阅遍章台柳，似这一朵幽花何处求！”在吴梅眼中，蕙娘的才艺姿色可以和明末名妓李香君相媲美。蕙娘拿到套曲后喜出望外，吴梅又亲自教她演唱，半个月后，《懒画眉》《金络索》就大体能够上口了。后来，蕙娘嫁给了常熟的富人，吴梅黯然神伤。晚年编自己的散曲集子时，他特地关照弟子，将这支套曲也编入，以不忘年轻时的这段感情。
【北大执教，新潮之中吟昆曲】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大气象为之一新。他还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注重艺术教育，将北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音乐团改组为音乐研究会，下设古琴、丝竹、昆曲、钢琴、提琴五组。这一切，都为吴梅执教于北大带来机会。
这年8月，蔡元培在上海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一本《顾曲麈谈》，读后对书和作者都大为赞赏。这是吴梅研究昆曲（南北昆）的创作、制谱和演唱规律的学术著作，此书与《曲学通论》一起，奠定了现代曲学的基础。蔡元培对新上任的文科掌门人陈独秀谈起这本书，打算聘请吴梅来北大教曲学。于是，当时只是中学教员的吴梅，被北大聘为教授，开设古乐曲研究课程。得到教席后，他作下诗句：“不第卢生成绝艺，登场鲍老忽空群”，并注：“时洪宪已罢，废国学，征余授古乐曲。”
在报纸与学生的冷嘲热讽中，吴梅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因为对昆曲感兴趣的学生众多，他又另请北平的昆曲名家赵子敬（时任袁克文的曲师）、北大校医陈万里一起教学，并常在音乐演奏大会中演唱。可以说，北大的音乐研究会昆曲组是中国大学里最早的曲社。有人曾回忆：“一时同学乐受熏陶者，相率而拍曲、唱曲”，“初不以事同优伶为忤；风气之开，自此始矣！” 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的蒋复璁，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加入了昆曲组，和赵子敬学昆曲之后，我就不再唱皮黄，觉得它不是文学，没有味道。我也跟吴梅先生学过，他唱得很好，曾戴着胡子唱旦。”
与此同时，吴梅还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文研究所教员，讲授“文学史”和“曲”的课程，后来“曲”易名为“戏曲”，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大学里设置戏曲课程之始。吴梅言传身教，上课时边介绍词曲，边携笛解说，课堂上常常是笛声悠扬，唱腔曼妙，令听者神往。虽在学生中广受欢迎，但吴梅却被新潮的“海归派”蔑视，被坚守国学的“传统派”轻视，而携带“直观教具”进入课堂的教学方法，亦颇受争议。当争议平息之后，吴梅在北大才渐渐站稳脚跟。
吴梅曾应邀写了两首与北大有关的歌曲：一首是《北大二十周年纪念歌》，词云：“棫朴乐英才，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程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另一首即北大校歌，由吴梅谱曲，词云：“景山门启鳣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两首歌曲均载于《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广为传唱。
【桃李满园，曲学研究之巨擘】
吴梅除了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授课，还参与诸多戏剧活动，推动戏曲的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当时北大的教授在教学之余，喜欢到天乐园听高阳班昆曲名家韩世昌的戏。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尤其痴迷韩演唱的《思凡》。
蔡元培、顾君义、王小隐等迷恋韩世昌唱昆曲的6位北大师生，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北大韩党六君子”。顾君义还力请老师吴梅观看韩世昌的演出，吴梅看后大为赞赏。
1918年夏，韩世昌正式拜吴梅为师，在大栅栏杏花村饭馆举行拜师礼，请了两桌客人，除了昆弋班伶人外，还有赵子敬等曲家。拜师宴上，吴梅非常高兴，原本他就嗜酒，每天必喝一斤黄酒，那天他豪饮五六斤黄酒，还当场作了一首曲子，将宴会上客人的名字都嵌进去，并立即打谱歌唱。此后几年下来，吴梅教韩世昌《拷红》《寄扇》《吴刚修月》，以及《牡丹亭》中的一些戏。
韩世昌跟随吴梅学的戏并不算多，但受益匪浅。他回忆当时学戏很苦，因为白天要演出，学戏只能在晚上，每晚往返30多里，回到家已是深夜一两点了，为省钱不坐洋车，全凭双脚。他满怀感激地说：“南北昆曲专家们认为我唱曲子的吞音吐字还合乎规范，有根有据，和吴先生的指点校正分不开的。”这里还有一段插曲，1918年12月下旬，韓世昌在京城首演《游园惊梦》，盛况空前。在开演前，韩世昌颇觉为难，这出戏他向吴梅、赵子敬都学过，唱到“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时，吴梅教他唱“迤”为“移”音，赵子敬教他唱“迤”为“拖”音。因此，韩世昌只好在吴梅面前唱“移”，在赵子敬面前唱“拖”。一次演出时，吴梅和赵子敬均前来观剧，据传，最终韩选择了唱“拖”，这惹得吴梅大怒，“孺子不可教也”，从此发誓不再给韩世昌教曲。
不过传言归传言，后来，韩世昌到南京演出，吴梅已转任中央大学教授，师徒相见，还曾在一起宴饮，谈及北京的前尘往事。
民国初年，京剧在北京风头甚健。梅兰芳等改革京剧，渐臻完善。梅于1917年11月在北京主演《木兰从军》，轰动一时，十分成功。梅兰芳本为男旦，角色偏是女扮男装，表演难度颇大，但他的表演分寸感恰到好处，备受赞赏——究其原因，实则受益于吴梅。据吴梅的弟子词曲家卢前《奢摩他室逸话》载：“梅兰芳演《四声猿》中《雌木兰》剧，即今所谓《木兰从军》者，先生实指导之。”
正是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期，吴梅成为现代曲学的奠基人，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巨擘”。钱锺书之父钱基博认为：“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随着吴梅在北京戏剧界、文化圈声名日隆，一些附庸风雅的军阀也慕名来求交往。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吴梅一概拒绝。
喜爱昆曲的皖系军阀徐树铮，1921年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非常仰慕吴梅，拟聘请他担任秘书长。秘书长，官虽不高，但在很多人看来，足以飞黄腾达。但吴梅对权贵敬而远之，他写了一首词《鹧鸪天·答徐又铮（树铮）》，表达心志，坦言谢绝。大意是：我像一只小小的蜗牛，有一个小小的房子。这寒舍低矮，即使出入屋檐都刮到帽子，那又怎样，我心中的天地，足够宽广。我在北大教书，薪水虽然不是非常丰厚，但足够我买几杯浊酒，几卷古籍。哪能让一个名士去伺候一个将军的起居？目前我如同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一样不受重视，但参加谱曲唱曲的雅集，我心里觉得特别自在。我这个人很懒，不愿意拉着达官贵人的衣襟往上爬。 事实上，徐树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位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一家大小皆癖好昆曲。他喜唱净角和贴旦的曲子，尤擅关公戏《单刀会》，一开口就声如洪钟。又能吹笛，兼通鼓板，虽然是戎马倥偬，但征战之余，依然不忘度曲。
徐树铮聘请吴梅，是一种礼遇，吴梅谢绝徐树铮，是一种佳话。而吴梅的谢绝，于徐树铮无碍，不减其对昆曲的雅兴。
【南京弦歌，秦淮河上笛声越】
1922年夏天过后，吴梅客居京师已五年，这位京华倦客，因为北京政坛多变，军阀混战，思乡情切，遂举家南归。在好友陈中凡的邀请下，执教于东南大学，在南京大石桥赁屋而居。1928年5月，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吴梅在东南大学执教时，发起词社，名为“潜社”，取“潜心学术”之意。弟子如唐圭璋、王季思、卢前、张世禄、段熙仲等，均云集于此。这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静水深流。这些弟子们日后皆成名成家，不夸张地说，现在戏曲研究界的学者，不是吴梅的弟子，就是吴梅的再传弟子。潜社前后存在了十余年，每月一雅集，在春秋佳日的下午，师生们便一同游览南京名胜。明故宫、鸡鸣寺、灵谷寺、玄武湖、扫叶楼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吴梅和弟子的身影。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是吴梅的“第二课堂”。
吴梅和潜社成员常聚餐之所，是秦淮河畔的万全酒家。学生回忆说：“先生即席订谱……极一时之乐；席散以后，先生酒意醺醺，往往由学生扶送回寓。”这酒家有一河厅，河厅有榜，榜上题有“停艇听笛”四字。酒楼之上，吴梅取长笛吹奏，声越云烟，余音袅袅。在秦淮河上画舫的游客，常常被吸引住，“停艇听笛”。
那时，秦淮河上有一只画舫名为“多丽”，大概因为“多丽”也是一个词牌名，故深得吴梅喜爱。他长期租用这只画舫，与朋友、学生同游秦淮河。学生王季思回忆，一次集会上，船一路摇到大中桥，吴师拿出洞箫，吹起一曲《九转弹词》来。到了桥畔，吴梅又取出清初某名家画的李香君小像，让大家各填一首词。“直到暮色苍茫，才移船秦淮水榭，从老万全酒家叫了两桌菜来聚餐，飞花行令，直到深夜才散”。
弟子唐圭璋深得吴梅的词曲真传。在他的记忆中，吴梅教书育人，细致认真，讲课从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每授一课，都有讲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梅《曲学通论》《词学通论》和《曲选》，都是他平日教学的讲稿。吴梅批改学生作业相当认真，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称他：“批改文卷极勤，又极严格，用朱笔正楷，一笔不苟，尝云‘设我子女之教师，不勤改习作，我必戚戚然，绝难满意’。”不仅如此，他在精神层面上也对学生时有鼓舞和激励，王季思曾谈道：“有一次，我向先生呈上了一篇习作，不久，先生将作业还给我，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批下这样一行字：‘自万里（赵万里）、雨庭（孙雨亭），维钊（陆维钊）之后，复得斯才，我心喜极。’我心里顿时一阵激动，我明白这是先生对后学者的鼓励。后来，我写了两个剧本《下西洋》《戏中戏》。先生进行了批改，并且加了一大段，连同他编选的教材，一起印发给学生。剧本署名：‘永嘉王起初稿，长洲吴梅点定。’先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宽宏大度地提携学生，于此可见矣。”
吴梅的板书也是他的一绝。写得纯熟、自然、匀称、秀美，和在方格纸上写的一样，一黑板笔记写完了，就是一件艺术品，学生甚至不忍心擦掉。
吴梅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和国学大师黄侃是国文系同事。两人从北京大学到中央大学，交往颇多。据说，一次黄侃见吴梅坐在沙发上养神，不无调侃地问：“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有“黄疯子”之称的黄侃曾经讽刺过曲学为小道。因为当时戏曲教育仍属末流，持这种观念的，当时不止是他——正是吴梅通过种种努力，将晚清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的词曲学“挽救”过来。在学校里，吴讲词曲，黄论训诂。二人上课，教室内外人头济济，这两门“绝学”，学生们都想一聆妙谛。课后，吴、黄二人互相调侃，黄称呼吴梅为“曲子相公”，吴称黄侃为“测字先生”。吴对黄解释说：“训诂者，训导古代文化，借古以推测未来”；黄则说：“相公者，为委曲进言，作人民宰相。”语皆幽默，妙趣横生。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北平、南京的高校南渡西迁，学者踏上风雨飘摇的长途。南京的风流烟消云散，在战争隆隆的炮声之中，吴梅避寇内地。
【曲终人散，一代宗师归道山】
“余以七月十二日避处香溪，八月初八日，挈家西迈，始居汉上，旋移湘潭”，吴梅在《避寇杂吟·序》中写道。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已是穿越三千里路云和月
山河破碎，举家南渡，蕴含着一代宗师多少悲苦和离愁。
七七事变爆发后，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吴梅密切地关注着战事的变化，他无心安坐书斋之中研究学术，也无心再记日记。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打响。16日，敌机在苏州投下炸弹。吴梅到苏州附近的木渎古镇避难，在弟子家的药铺中暂时躲避。此时，吴梅的三子吴翰青来信，请求父亲带着全家男女老少到湖南避難，吴梅决定举家南下。9月24日，几经辗转，一家十口人乘火车，换轮船，到达汉口。在汉口的街头，警报声再度响起，武汉面临着日寇的空袭。大片国土沦丧，吴梅此刻深切地感受到南宋词人金瓯残缺的悲凉。
这一年，吴梅53岁，心忧国难，再加上长途跋涉，让他诸病缠身。到达湘潭后，他暂时安定下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胡小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以及国文系的学生，都希望他能回到迁移之中的中央大学。可此时的吴梅喉咙生病，不能说话，唱不出婉转的昆曲，说不出高昂的话语，这对吴梅本人而言，是很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消沉，尽管听到多是战事不利的消息，仍每天整理《霜崖词录》《霜崖诗录》。
在湘潭住了九个月后，武汉告急，吴梅一家又迁往桂林。不久，桂林亦受到战争影响，每当紧急的空袭警报响起，吴梅一家只能互相搀扶，一路疾跑，钻进石洞躲避。在潮湿的石洞中，吴梅的病情加重，门生常任侠去探望他时，交谈已“喉哑不能成声，非附耳则不可辨”。即使这样，吴梅仍然争分夺秒，坚持把《霜崖诗录》四卷整理完毕，并誊写得一丝不苟。
1938年12月，吴梅应门生李一平之约，决定奔赴云南避难。12月上旬，他从桂林乘坐飞机至昆明。在昆明治病月余，又开始了一段旅途——目的地是四百多里外的大姚县李旗屯。那里山村民风淳朴，环境清幽，与动辄日寇飞机轰鸣的内地大城市相比，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但病魔的阴影并没有远去，吴梅抱病为弟子校订《楚凤烈》传奇并题《羽调四季花》一首，此后，便写下遗嘱，交代后事。而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气喘甚烈，某日的下午三时，与世长辞。
吴梅的弟子唐圭璋获悉噩耗，悲痛万分，他写了一篇《吴先生哀词》。国民政府也专门发了一个褒扬令，署名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中央大学，只有两位教授去世后得到了这样的褒扬令，一位是王伯沆，一位就是吴梅：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梅，持身耿介，志行高洁，早岁即精研音律，得其窔奥。时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为声乐。嗣膺各大学教席，著述不辍，于倚声之学多所阐发，匪独有功艺苑，抑且超轶前贤。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命令褒扬，并特给抚恤金三千元，以彰宿学而励来兹。此令。
1986年4月，吴梅的遗骨迁葬回苏州小王山，谢孝思先生题写了“吴梅先生之墓”的墓碑。小王山又名琴台山，高台之上，琴韵曲声，吴梅一定不会寂寞，他的好友吴湖帆、周瘦鹃亦长眠于此。
昆曲早在元朝末期（14世纪中叶）发源于苏州昆山一带，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曲学大师吴梅，终其一生，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昆曲艺术。闻听佳讯，他当含笑于九泉。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