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大体分工如下：财政政策稳增长发挥托底功能，货币政策促发展寻找经济新引擎。
　　应该说，这种政策定位大体发挥了预期作用，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的政策功能也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弊大于利的苗头。
　　具体而言，偏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弥补投资缺口的同时，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不断凸显。考虑到我国就业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部门，长此以往对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引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祭出了定向降准精准投贷等法宝，但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没有完全理顺，货币投放总体而言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大水漫灌之势，反而在继续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在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的情势下，无疑更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并提升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提醒人们需要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通过进一步厘清政策的目标和定位来厘定下一阶段财政货币政策的功能和角色。
　　谈到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定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无疑是重中之重。不过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与具体的GDP数字的增长相比，人们更关注就业和收入的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人们也日益意识到旧有的以GDP增长倒推就业的估算模型与现实已不再若合符节。因此，适当增加GDP增长目标弹性，把财政货币政策的重点从保GDP进而隔山打牛保就业，直接转移到促进就业和提升收入水平上来。
　　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创造更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宏观大环境。近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市场无疑比计划更能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稳增长保就业的作用。比如若没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和其他移动互联商业新模式的出现，中国的消费增长引擎不可能如此强劲，也不能容纳如此多的就业。而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在沿海世界工厂地带迎来阶段性倒闭潮，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局面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维持必将面临严峻压力。
　　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等新引擎的出现，并不是政府刻意规划的结果，无论产业政策、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相关产业都没有享受优惠倾斜政策。事实上，这些产业领域的从业者们从各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渠道相当畅通。
　　当然，之前各级政府对各种IT和电信以及高速公路、港口码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这些产业的勃兴功不可没。这也充分表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应该如何发挥协同效应。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前提恰恰是政府之手不能越俎代庖，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两只手作用的发挥都会大打折扣，还会相互抵消，甚至会进入互害模式。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充分表明为保增长实行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恶果，而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降低了人们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欲。
　　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保持政策定力非常重要。过于追求保增长有时会用力过猛，不仅矫枉过正，还会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而有时也会为短痛放弃长痛，为当下的苟安放弃必须的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应以为发挥市场作用留出充分空间为主基调，在稳住经济大局，避免发生颠覆性失误的前提下，保持定力咬紧牙关，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优胜劣汰出清泡沫的功能，实现调整结构和觅得增长新引擎新动能的目标。
　　为此，财政政策可能应更多着力于应对因去产能而引发的新的下岗分流压力，夯实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此外，财政政策还应通过着眼于刺激消费需求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更多在于防范风险和有序去杠杆，应通过必要的压力测试来把握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并设计必要的流动性供给工具和手段，来应对因去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压力的局部释放引发的流动性危机，避免大规模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在诸如地方债置换、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处置等问题上加强沟通和配合，以期取得政策效用倍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