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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一八八八至一九七六）一九五九年春天的夏墟调查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文化的序幕。从此，夏文化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命题。同时，夏考古学术史本身的书写，也如王朝传说史迹一样，存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张力。
夏文化如何成为现当代考古学探索的课题？今天的学术史普遍认为，中科院考古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夏文化探索由夏鼐总体规划、徐旭生具体执行。这个说法不但得到诸多亲历者回忆录的支持，而且存在于《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这种纲领性文件之中。其兼顾豫西与晋西南的整体性布局，与日后夏文化研究的发展前后呼应，因此具说服力。然而，根据当时在考古所从事秘书工作的王世民回忆并查核档案资料，一九五六年四月印发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并未提及夏文化问题，史前时代以后的项目从殷代开始。众所周知，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未曾确定，即没有被正式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通过对比徐旭生、夏鼐等人的日记，以及夏文化研究参与者的回忆，可以看出考古探索夏文明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研院”史语所和“北研院”（以及北大国学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考古所这个新的学术体系中互相适应与妥协的结果，并非出自一个经过整体规划的、浑然一体的学术课题，而这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对塑造当代中国考古学思想影响深远。
一九四九年之后，曾经分属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的诸多考古学家在新成立的中科院考古所成为同事。五十年代后期的正副所长尹达和夏鼐都出白深受傅斯年和李济影响的史语所，根据杜正胜的概括：“我所传承的学风讲求‘无征不信’，自疑古学派以下，殷商有甲骨卜辞可资证实，故殷商史可以研究，至于商之前的夏，谨慎的学者是存而不论的。”而来自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比两位所长年长一代，并有显著不同的历史观和学术背景。徐旭生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期间留法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并成为二十年代以北大哲学系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的考古学知识来自以沙畹华北考察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并在二十年代中瑞西北考察与三十年代的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调查中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虽然其专业化程度无法与梁思永、夏鼐等受过英美考古学训练的史语所学者相比，但是，徐旭生这种有多元论色彩的思想家不像机械唯物论者那么僵硬地看待科学与社会——他认为在史前与历史之间并非截然分野，三代之间也不是线性的历史，在传说时代的中国存在多元文化传统的绵延与交融。因此，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他对先秦历史与宗教传统进行史料学与社会学的梳理，回应当时盛行的疑古传统。代际与学术传统的差异可以让我们理解史语所与北研院在研究旨趣上的区别，后者的哲学背景、对传说与古史的态度，以及专业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更接近金石学家——而正是这种关怀使从哲学家改行的徐旭生在唯物史学的大背景下对探索夏文化念念不忘。
徐旭生的日记显示他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为考察做文献准备，与再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及与尹达一起协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准备工作交叉进行。当时作为所领导的尹达和夏鼐并不完全赞同徐的古史研究方法。夏鼐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的日记中提到他们讨论“中国原始社会史”提纲问题时，“涉及传说时代，徐旭老与尹达同志抬杠起来”。夏鼐也曾当着徐旭生的面在考古所会议上指出：“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据王世民回忆）这些都与李济的态度一脉相承。然而，夏鼐对年长二十几岁、具有西北考察传奇经历并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徐旭老”颇为敬重。因此，徐的田野计划始终得到所领导的行政支持。徐旭生日记中频繁出现为夏墟考察准备工作与尹达沟通的记录。《夏鼐日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也有“徐旭生先生谈关于调查豫西颍水流域及晋南西部，以探索夏墟的工作计划”的记录。
徐旭生视三代文明为时空特征不同的早期政权，以传说地理作为考古调查的线索。他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将洛阳平原及颍河上游河谷登封、禹县，汾水下游视为夏墟调查的两个重点。这两个区域正处于三十年代史语所工作的殷商故地（河内）和北研院工作的周秦故地（关中）之间。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徐旭生草成夏墟考察计划交给年度学术秘书石兴邦。一九五九年考古所的年度计划并未列入夏文化問题，但在上半年的田野工作报表中提及徐旭生率河南调查队“勘查古史传说中的夏代文化遗迹”。一九六二年写成的《徐旭生自传》中有一九五八年“党政方面对夏文化均很重视，责成科学院计划探索。我个人的兴致也重新奋发”的说法，我们尚不知这种重视来自哪里。在原定四月一日出发当日，尹达所长接到紧要任务：“陈毅副总理向科学院要关于轩辕及蚩尤的材料，院方把任务分配给历史所及本所，商酌让我来搜集，我答应搜集西汉以前材料。”为此出发时间推迟了半个月。这些记录说明当时考古所一面在向社会进化论为主导的考古科学发展，一面需要面对来自院外的文化兴趣。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徐旭生率队出发，在郑州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交接后，到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参观了当时认为属于早商物质文化的东干沟陶片，并与下放洛阳郊区的所中同事见面：“今日星期，在十里铺劳动大锻炼的同志都进城来谈，后梦家也来谈……晚与同志谈夏虚考查问题。谈后只有陈公柔同志说几句话，别人都不肯发言，相当失败。”徐在这种挫折感中带队出发，奔赴嵩山南麓的登封考察。从在登封的考察日记来看，他是以传说地理中的“禹居阳城”和“周公测影台”为坐标，在附近寻找龙山到殷商之间的遗物，作为考察夏文化的考古学线索。二十五日在周公测影台附近获悉发现石锛，徐即指出：“此为夏墟很重要的线索。”二十七日在五渡河入颍水处发现八方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丰富并可能连成一片，徐旭生认为：“如此那区域就更广泛，必系当日一都会。大家均大喜过望，以为禹都的阳城已有眉目！”随后在附近进行了四天的调查与钻探，这个发现成为日后王城岗龙山遗址夏文化考古的发端。 一九七五年开始，曾任河南省文物队副队长的安金槐主导重启河南省的夏文化探索，在传说“禹都阳城”的告成镇开始调查发掘，并发现王城岗龙山中晚期城址。安金槐根据文献和出土战国“阳城”陶文，提出王城岗为夏代早期阳城遗址。不同学术传统与探索轨迹的交织与张力在安金槐发起的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达到高峰。赵芝荃和安金槐承袭了徐旭生的二里头西毫说，并认为夏商之变可能发生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邹衡则在这次以夏文化发现为题的会议上对徐旭生、许顺湛、赵芝荃、安金槐所陆续搭建起来的解释体系提出了系统的挑战与拓展，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段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则为早商之毫，而且把王城岗为代表的龙山时代遗存排除在夏代之外。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夏鼐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认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五年后，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重申：“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
这种态度与夏鼐在五六十年代反复强调的考古学文化定名以物质文化为主体、慎用族名的原则一致，体现出史语所传统的特征。同时，台大历史教育中也由于“中研院”与“北研院”两个史学传统的并存而存在张力，而代表北研院史学传统的是李宗侗（玄伯）。据张光直回忆：“李济之先生在课堂上也并没有谈到夏代的问题。他的观念是如果没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安阳小屯以前的古史他是不讨论的。他当时教课的范围与李玄伯先生分得很清楚。考古他教，古史李玄伯先生教。”李济认可的两位大陆考古学家尹达与梁思永也都是史语所故旧。虽然梁思永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中的判断已经涉及夏商时代的物质文化转折，但依然坚持考古学的独立性，不做文献学阐发：“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其余不是从龙山文化承继来的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因此，李济对豫西调查报告的评价不高：“一九五九年，有一位河南的老考古学者发表了他调查所谓‘夏墟’遗址的简略报告……这一简略的报告，虽不能证实彩陶文化代表夏文化之假说，但却可以加强这一假说可能性的力量。”李济当然知道曾被傅斯年称为“天下之君子也”的徐旭生是李宗侗留学巴黎时代的好友和北研院同事。李济与李宗侗共同的学生张光直兼容与拓展了这两个学术传统，并与欧美考古人类学相结合，所以他既保持了史语所注重考古独立性的态度，又体现出对多元互动与古史传说的浓厚兴趣。
夏墟考察之后的六十年间，围绕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学术辩论未曾中断。由于主要参与者在口述回忆中把夏鼐在王城岗会议之后形成的学术认识投射到五十年代后期，成为指导徐旭生发现与研究二里头的思想，导致考古探索夏文明学术史与二里头发现史出现层叠书就的现象。又由于一九九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部分欧美汉学家对二里头与夏文化关系的质疑，使得关于夏文化考古的学术辩论呈现为中西之别。其实，质疑者的观点与贾峨、夏鼐、安志敏等学者先后提出的问题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很难把关于夏文化的学术争议当成一个中西学界之间的对立。只是从当今的考古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字的出现并非早期国家起源的必要前提。
有关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学术辩论从一开始就发生在知识背景高度国际化的中国考古学学者之间——中（社）科院考古所内并存的北研院和史语所两个学术传统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前者侧重文献与考古之间的疏通整合，后者强调考古学科内在的方法与逻辑。这两个传统在现代史学思想中的重合之处是实证史学。来自史语所传统的尹达、夏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唯物史学与社会进化论，推动考古科学的专业化。如果我们认为夏鼐五十年代就在制订考古探索夏文化的计划，就不能解释他七十年代表现出来的对夏文化考古的谨慎态度。现在的证据显示，夏鼐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不存在角色转换。他在夏文化问题上趋于保守，并不是激进派，尤其是反对把考古学文化与国族对应。
徐旭生夏墟考察所体现出的金石学旨趣与史利曼式的情怀，正是尹达、夏鼐所倡导的唯物史学与考古科学试图扬弃的做法。这种差异既体现出双方的代际差别，又来自史语所与北研院之间在科学哲学方面的不同。如果说深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的傅斯年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么疏通则是北研院史学的特点——徐旭生、李宗侗、张光直关注古史传说与考古人类学的结合，这与涂尔干和葛兰言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影响有关。如果完全坚持史語所“无征不信”的态度，徐旭生就不会在七十多岁去考察夏墟，并以一月之余的考察收获影响日后六十年的学术走向。此后，新观点的提出、新遗址的发现、新测年成果的问世交错发生，参与夏文化辩论的学者仿佛身处一个棋子数目和游戏规则不停变化的棋局之中，不断调整格局，完善自己的解释体系。然而，这些学术讨论始终没有离开徐旭生所建立的核心叙事体系。
夏文化如何成为现当代考古学探索的课题？今天的学术史普遍认为，中科院考古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夏文化探索由夏鼐总体规划、徐旭生具体执行。这个说法不但得到诸多亲历者回忆录的支持，而且存在于《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这种纲领性文件之中。其兼顾豫西与晋西南的整体性布局，与日后夏文化研究的发展前后呼应，因此具说服力。然而，根据当时在考古所从事秘书工作的王世民回忆并查核档案资料，一九五六年四月印发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并未提及夏文化问题，史前时代以后的项目从殷代开始。众所周知，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未曾确定，即没有被正式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通过对比徐旭生、夏鼐等人的日记，以及夏文化研究参与者的回忆，可以看出考古探索夏文明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研院”史语所和“北研院”（以及北大国学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考古所这个新的学术体系中互相适应与妥协的结果，并非出自一个经过整体规划的、浑然一体的学术课题，而这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对塑造当代中国考古学思想影响深远。
一九四九年之后，曾经分属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的诸多考古学家在新成立的中科院考古所成为同事。五十年代后期的正副所长尹达和夏鼐都出白深受傅斯年和李济影响的史语所，根据杜正胜的概括：“我所传承的学风讲求‘无征不信’，自疑古学派以下，殷商有甲骨卜辞可资证实，故殷商史可以研究，至于商之前的夏，谨慎的学者是存而不论的。”而来自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比两位所长年长一代，并有显著不同的历史观和学术背景。徐旭生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期间留法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并成为二十年代以北大哲学系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的考古学知识来自以沙畹华北考察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并在二十年代中瑞西北考察与三十年代的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调查中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虽然其专业化程度无法与梁思永、夏鼐等受过英美考古学训练的史语所学者相比，但是，徐旭生这种有多元论色彩的思想家不像机械唯物论者那么僵硬地看待科学与社会——他认为在史前与历史之间并非截然分野，三代之间也不是线性的历史，在传说时代的中国存在多元文化传统的绵延与交融。因此，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他对先秦历史与宗教传统进行史料学与社会学的梳理，回应当时盛行的疑古传统。代际与学术传统的差异可以让我们理解史语所与北研院在研究旨趣上的区别，后者的哲学背景、对传说与古史的态度，以及专业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更接近金石学家——而正是这种关怀使从哲学家改行的徐旭生在唯物史学的大背景下对探索夏文化念念不忘。
徐旭生的日记显示他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为考察做文献准备，与再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及与尹达一起协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准备工作交叉进行。当时作为所领导的尹达和夏鼐并不完全赞同徐的古史研究方法。夏鼐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的日记中提到他们讨论“中国原始社会史”提纲问题时，“涉及传说时代，徐旭老与尹达同志抬杠起来”。夏鼐也曾当着徐旭生的面在考古所会议上指出：“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据王世民回忆）这些都与李济的态度一脉相承。然而，夏鼐对年长二十几岁、具有西北考察传奇经历并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徐旭老”颇为敬重。因此，徐的田野计划始终得到所领导的行政支持。徐旭生日记中频繁出现为夏墟考察准备工作与尹达沟通的记录。《夏鼐日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也有“徐旭生先生谈关于调查豫西颍水流域及晋南西部，以探索夏墟的工作计划”的记录。
徐旭生视三代文明为时空特征不同的早期政权，以传说地理作为考古调查的线索。他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将洛阳平原及颍河上游河谷登封、禹县，汾水下游视为夏墟调查的两个重点。这两个区域正处于三十年代史语所工作的殷商故地（河内）和北研院工作的周秦故地（关中）之间。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徐旭生草成夏墟考察计划交给年度学术秘书石兴邦。一九五九年考古所的年度计划并未列入夏文化問题，但在上半年的田野工作报表中提及徐旭生率河南调查队“勘查古史传说中的夏代文化遗迹”。一九六二年写成的《徐旭生自传》中有一九五八年“党政方面对夏文化均很重视，责成科学院计划探索。我个人的兴致也重新奋发”的说法，我们尚不知这种重视来自哪里。在原定四月一日出发当日，尹达所长接到紧要任务：“陈毅副总理向科学院要关于轩辕及蚩尤的材料，院方把任务分配给历史所及本所，商酌让我来搜集，我答应搜集西汉以前材料。”为此出发时间推迟了半个月。这些记录说明当时考古所一面在向社会进化论为主导的考古科学发展，一面需要面对来自院外的文化兴趣。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徐旭生率队出发，在郑州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交接后，到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参观了当时认为属于早商物质文化的东干沟陶片，并与下放洛阳郊区的所中同事见面：“今日星期，在十里铺劳动大锻炼的同志都进城来谈，后梦家也来谈……晚与同志谈夏虚考查问题。谈后只有陈公柔同志说几句话，别人都不肯发言，相当失败。”徐在这种挫折感中带队出发，奔赴嵩山南麓的登封考察。从在登封的考察日记来看，他是以传说地理中的“禹居阳城”和“周公测影台”为坐标，在附近寻找龙山到殷商之间的遗物，作为考察夏文化的考古学线索。二十五日在周公测影台附近获悉发现石锛，徐即指出：“此为夏墟很重要的线索。”二十七日在五渡河入颍水处发现八方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丰富并可能连成一片，徐旭生认为：“如此那区域就更广泛，必系当日一都会。大家均大喜过望，以为禹都的阳城已有眉目！”随后在附近进行了四天的调查与钻探，这个发现成为日后王城岗龙山遗址夏文化考古的发端。 一九七五年开始，曾任河南省文物队副队长的安金槐主导重启河南省的夏文化探索，在传说“禹都阳城”的告成镇开始调查发掘，并发现王城岗龙山中晚期城址。安金槐根据文献和出土战国“阳城”陶文，提出王城岗为夏代早期阳城遗址。不同学术传统与探索轨迹的交织与张力在安金槐发起的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达到高峰。赵芝荃和安金槐承袭了徐旭生的二里头西毫说，并认为夏商之变可能发生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邹衡则在这次以夏文化发现为题的会议上对徐旭生、许顺湛、赵芝荃、安金槐所陆续搭建起来的解释体系提出了系统的挑战与拓展，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段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则为早商之毫，而且把王城岗为代表的龙山时代遗存排除在夏代之外。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夏鼐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认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五年后，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重申：“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
这种态度与夏鼐在五六十年代反复强调的考古学文化定名以物质文化为主体、慎用族名的原则一致，体现出史语所传统的特征。同时，台大历史教育中也由于“中研院”与“北研院”两个史学传统的并存而存在张力，而代表北研院史学传统的是李宗侗（玄伯）。据张光直回忆：“李济之先生在课堂上也并没有谈到夏代的问题。他的观念是如果没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安阳小屯以前的古史他是不讨论的。他当时教课的范围与李玄伯先生分得很清楚。考古他教，古史李玄伯先生教。”李济认可的两位大陆考古学家尹达与梁思永也都是史语所故旧。虽然梁思永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中的判断已经涉及夏商时代的物质文化转折，但依然坚持考古学的独立性，不做文献学阐发：“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其余不是从龙山文化承继来的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因此，李济对豫西调查报告的评价不高：“一九五九年，有一位河南的老考古学者发表了他调查所谓‘夏墟’遗址的简略报告……这一简略的报告，虽不能证实彩陶文化代表夏文化之假说，但却可以加强这一假说可能性的力量。”李济当然知道曾被傅斯年称为“天下之君子也”的徐旭生是李宗侗留学巴黎时代的好友和北研院同事。李济与李宗侗共同的学生张光直兼容与拓展了这两个学术传统，并与欧美考古人类学相结合，所以他既保持了史语所注重考古独立性的态度，又体现出对多元互动与古史传说的浓厚兴趣。
夏墟考察之后的六十年间，围绕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学术辩论未曾中断。由于主要参与者在口述回忆中把夏鼐在王城岗会议之后形成的学术认识投射到五十年代后期，成为指导徐旭生发现与研究二里头的思想，导致考古探索夏文明学术史与二里头发现史出现层叠书就的现象。又由于一九九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部分欧美汉学家对二里头与夏文化关系的质疑，使得关于夏文化考古的学术辩论呈现为中西之别。其实，质疑者的观点与贾峨、夏鼐、安志敏等学者先后提出的问题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很难把关于夏文化的学术争议当成一个中西学界之间的对立。只是从当今的考古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字的出现并非早期国家起源的必要前提。
有关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学术辩论从一开始就发生在知识背景高度国际化的中国考古学学者之间——中（社）科院考古所内并存的北研院和史语所两个学术传统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前者侧重文献与考古之间的疏通整合，后者强调考古学科内在的方法与逻辑。这两个传统在现代史学思想中的重合之处是实证史学。来自史语所传统的尹达、夏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唯物史学与社会进化论，推动考古科学的专业化。如果我们认为夏鼐五十年代就在制订考古探索夏文化的计划，就不能解释他七十年代表现出来的对夏文化考古的谨慎态度。现在的证据显示，夏鼐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不存在角色转换。他在夏文化问题上趋于保守，并不是激进派，尤其是反对把考古学文化与国族对应。
徐旭生夏墟考察所体现出的金石学旨趣与史利曼式的情怀，正是尹达、夏鼐所倡导的唯物史学与考古科学试图扬弃的做法。这种差异既体现出双方的代际差别，又来自史语所与北研院之间在科学哲学方面的不同。如果说深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的傅斯年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么疏通则是北研院史学的特点——徐旭生、李宗侗、张光直关注古史传说与考古人类学的结合，这与涂尔干和葛兰言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影响有关。如果完全坚持史語所“无征不信”的态度，徐旭生就不会在七十多岁去考察夏墟，并以一月之余的考察收获影响日后六十年的学术走向。此后，新观点的提出、新遗址的发现、新测年成果的问世交错发生，参与夏文化辩论的学者仿佛身处一个棋子数目和游戏规则不停变化的棋局之中，不断调整格局，完善自己的解释体系。然而，这些学术讨论始终没有离开徐旭生所建立的核心叙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