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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主义和思潮竞相涌入。在一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市场万能论”愈演愈烈。当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风光不再，黯然失色。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对其进行深刻剖析和理性审视，仍然十分重要。
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起源于经济领域，迅速推行于政治领域，并泛滥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热捧，并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流传于世界各地。
从经济层面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三化”。一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是私有化的拥趸，极力宣扬“私有产权”的永恒合理。他们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最适合人的自利本性，是最明晰的产权，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二是市场化。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适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受外来阻碍，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求，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对此，著名社会学家波兰尼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三是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甚至任何的政府干预，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和个体的自我行为，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
从政治层面看，新自由主义一是极力反对社会主义，极端推崇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含有集体意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集权主义”。哈耶克认为，如果抛弃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一样，走上“通往奴役之路”。二是极力反对公有。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体自由。三是反对国家干预，宣扬“政府失灵论”，主张取消或放松政府对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管制，把企业和个人从政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的经济社会活动主体。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强调，政府只能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过多干涉人们自由的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诞生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形态，它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从意识形态上看，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重要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所谓的左派、右派和“中间道路”之分，但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利益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来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控制发展中国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目的是把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之中，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全球灾难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虽然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了其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国家所谓的“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亦非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救世良方”，更非“通向美好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给东西方国家带来的不是曾经的浪漫幻想，而是各种各样的沉重灾难。
虽然导致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很多，但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也是其扩展、深化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指出的，“危机的元凶”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10美元，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却从40：1扩大到357：1。2005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69，创近四十年最高纪录。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新自由主义泛滥直接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近乎停滞、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景象，罢工、游行、骚乱等社会风潮不断涌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改革，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国企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这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1989年俄罗斯GDP是中国的2倍，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至少1万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经济损失总数的25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1999年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2%，全国人均寿命大大缩短。东欧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数月经济便陷入了困顿：债台高筑、外资撤离、本币大幅贬值、失业率急速上升。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鼓动下，先后发生“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国家政局混乱不堪，经济增长趋于停滞。 新自由主义实践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也使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问题和矛盾也充分暴露。两极分化日益突出，失业率攀升，贫困人口增加，资本外逃，国民经济脆弱性增加。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拉美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持续的经济低迷、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导致20世纪9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了影响，泰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实行新自由主义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又迅速发展为亚洲金融危机。
总之，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各地的逐步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倍增、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非常广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逐渐恶化，生活在边缘的人在经受经济停滞的折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从最终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有可能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并不是福音，而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所谓的“现代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没有提高效率，也没有实现公平，仍然不过是以世界多数人的贫困和不发展为条件，去实现少数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而已。新自由主义既非拯救世界的美好制度，更非西方国家自诩的“历史的终结”。
现在，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在真理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方面与西方垄断资本是根本对立的。即便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也开始深刻反思和强烈要求改善新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其血肉和骨髓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高呼“自由主义终结了”，并提出要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资本主义”。日本前首相鸠山指出，美式自由主义，造成了日本贫富悬殊。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和索罗斯等金融家也都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使新自由主义声名狼藉之时，也充分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倘若不根据本国国情调整、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继续实施新自由主义的话，那带来的必将是更大的灾难。
警惕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
虽然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蓬头垢面、颇为狼狈，国际社会也纷纷予以抵制，但幻想其就此销声匿迹显然不切实际，它依然被垄断资产阶级信奉，仍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占据一席之地，在我国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尤其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在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他们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认为只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可以解决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提出的各种挑战作出积极回应，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必须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战胜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分清理论是非，增强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基本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改革理所当然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允许新自由主义干扰改革。
其次，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调节经济的积极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下，消除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弊端。更好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实现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和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之间的有机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近年来，一些人一直在鼓噪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他们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实际上，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当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尊重国情、尊重人民意愿、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当然，关于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提高政府效率以及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等观点主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在于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误导，从而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起源于经济领域，迅速推行于政治领域，并泛滥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热捧，并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流传于世界各地。
从经济层面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三化”。一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是私有化的拥趸，极力宣扬“私有产权”的永恒合理。他们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最适合人的自利本性，是最明晰的产权，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二是市场化。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适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受外来阻碍，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求，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对此，著名社会学家波兰尼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三是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甚至任何的政府干预，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和个体的自我行为，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
从政治层面看，新自由主义一是极力反对社会主义，极端推崇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含有集体意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集权主义”。哈耶克认为，如果抛弃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一样，走上“通往奴役之路”。二是极力反对公有。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体自由。三是反对国家干预，宣扬“政府失灵论”，主张取消或放松政府对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管制，把企业和个人从政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的经济社会活动主体。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强调，政府只能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过多干涉人们自由的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诞生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形态，它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从意识形态上看，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重要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所谓的左派、右派和“中间道路”之分，但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利益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就其实质来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控制发展中国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目的是把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之中，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全球灾难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虽然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了其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国家所谓的“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亦非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救世良方”，更非“通向美好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给东西方国家带来的不是曾经的浪漫幻想，而是各种各样的沉重灾难。
虽然导致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很多，但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也是其扩展、深化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指出的，“危机的元凶”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10美元，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却从40：1扩大到357：1。2005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69，创近四十年最高纪录。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新自由主义泛滥直接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近乎停滞、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景象，罢工、游行、骚乱等社会风潮不断涌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改革，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国企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这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1989年俄罗斯GDP是中国的2倍，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至少1万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经济损失总数的25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1999年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2%，全国人均寿命大大缩短。东欧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数月经济便陷入了困顿：债台高筑、外资撤离、本币大幅贬值、失业率急速上升。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鼓动下，先后发生“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国家政局混乱不堪，经济增长趋于停滞。 新自由主义实践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也使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问题和矛盾也充分暴露。两极分化日益突出，失业率攀升，贫困人口增加，资本外逃，国民经济脆弱性增加。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拉美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持续的经济低迷、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导致20世纪9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了影响，泰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实行新自由主义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又迅速发展为亚洲金融危机。
总之，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各地的逐步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倍增、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非常广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逐渐恶化，生活在边缘的人在经受经济停滞的折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从最终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有可能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并不是福音，而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所谓的“现代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没有提高效率，也没有实现公平，仍然不过是以世界多数人的贫困和不发展为条件，去实现少数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而已。新自由主义既非拯救世界的美好制度，更非西方国家自诩的“历史的终结”。
现在，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在真理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方面与西方垄断资本是根本对立的。即便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也开始深刻反思和强烈要求改善新自由主义已经深入其血肉和骨髓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高呼“自由主义终结了”，并提出要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资本主义”。日本前首相鸠山指出，美式自由主义，造成了日本贫富悬殊。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和索罗斯等金融家也都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使新自由主义声名狼藉之时，也充分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倘若不根据本国国情调整、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继续实施新自由主义的话，那带来的必将是更大的灾难。
警惕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
虽然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蓬头垢面、颇为狼狈，国际社会也纷纷予以抵制，但幻想其就此销声匿迹显然不切实际，它依然被垄断资产阶级信奉，仍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占据一席之地，在我国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尤其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在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他们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认为只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可以解决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提出的各种挑战作出积极回应，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必须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战胜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分清理论是非，增强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基本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改革理所当然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允许新自由主义干扰改革。
其次，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调节经济的积极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下，消除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弊端。更好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实现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和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之间的有机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近年来，一些人一直在鼓噪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他们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实际上，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当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尊重国情、尊重人民意愿、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当然，关于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提高政府效率以及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等观点主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在于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误导，从而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