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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小说《蛙》围绕“蛙”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近六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的演变发展.同时，以独特的人物视角，塑造了姑姑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在特定历史时期，年青的姑姑以科学接生法享誉高密东北乡，被誉为“活菩萨”;中年时却因偏激推行计划生育而被唾骂为“活阎王”;年迈时自我觉醒而饱受良心的痛苦折磨。透过莫言对命运多舛的“姑姑”的人物塑造，我看到粗暴行为下的姑姑有一份慈悲的胸怀，她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独自背负骂名，是一位承担了时代苦难的“神”;我也看到《蛙》从深层次阐释了伦理、道德以及法律通过权力规训对人性的异化。
姑姑身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她根正苗红，早在幼年时期，姑姑就被侵华日军抓进平度城里，有着与日本司令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这种经历使得人们都对她敬重三分。再加上她天生的豪爽性格，使得她在村子里成为某种权威式的铁腕人物。17岁，她在乡里推广新法接生，淘汰了老娘婆愚昧落后的接生方法，她曾经给无数小孩接生，在鬼门关上抢救过许多妇婴的生命，在很多人的眼里，姑姑就是送子观音，是转世的“活菩萨”。
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计划生育和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传统伦理相悖，因此姑姑只能通过强硬的手段来控制百姓的生育权。小说着力刻画了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过程中的“活阎王”形象。她宣称：“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并始终固守着“决不让一个漏网”的原则，不放过任何一个无计划怀孕的妇女，甚至大义灭亲。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与抵制“人流”“结扎”的乡民们开展了一场近似于战争的殊死较量。这给她后来的悲剧命运和人生遭际埋下了祸根。
为了计生工作，在莫言的笔下，姑姑已完全被妖魔化了，她挖空心思设计“土政策”，甚至“把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如小说中写到的，在围堵张拳老婆的过程中，姑姑不仅让秦河放慢行船速度，还有心调侃：“你看看，她凫得多好呀，她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啊！”姑姑快意的调侃折射出她最终从一个治病救人的医者沦为一个潜在的杀人者。姑姑对事业的坚定与狂热使她犹如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刻都停不下来。即使遭受乡民的谩骂甚至殴打，她都凛然应对，显现了一个对工作极端热忱而又冷酷无情的农村基层执法女干部形象。小说中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对那些计划生育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在这些完全政治化的说辞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动员和实施模式，也看到了这种政治化的动员模式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姑姑略带夸张而又极具真实意味的手势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的工具，“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在政治伦理的规训下，姑姑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终极信仰去追求，当她以近乎疯狂的意志去执行国家权力话语时，丧失的恰恰是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之心。因此，姑姑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她不仅呈现了历史政治在个体生命中打下的烙印，更重要的是她体现了政治话语裹挟下人性的畸变。
姑姑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妇产科事业。然而，晚年的姑姑内心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懊悔中，只能通过泥塑婴儿来赎罪，完成自我解脱。
虽然姑姑在其执行过程存在“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以及强行堕胎等有违人道的做法。但若无她，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无从落地，无法执行。是她“用超人一般的狠劲和凶残，成功遏止了东北乡的人口增长”，避免了人口增长的无序状态。年轻时不遗余力地执行计划生育，老来却又因为计划生育而负罪前行。在特定历史时期，她伤害了别人，自身也受到了伤害。她忍辱负重，独自背负着那个时代的痛苦，为了社会的发展，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我看到的是，在粗暴与野蛮行为下，姑姑怀有一份慈悲胸怀。如果说迎接新生工作中的姑姑是“送子观音”，那么执行计生工作中的姑姑乃是一位不顾世俗眼神、勇于承担时代罪恶与苦难的“神”。可见，姑姑这一形象不仅承载了莫言对生命政治的思考，也集中体现了作家人性探索的力度与深度。
姑姑的形象丰富而复杂，具有深刻的寓意。通过“必要恶”的视角，我们在“罪人”与“忏悔者”之外，可以看出姑姑是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忍辱负重地背负着特定时代苦难的女性形象。粗暴的行为难掩她慈悲的胸怀，如莫言所言的“姑姑是我心中的神”，一位勇于承担时代罪恶与苦难的“神”，更能涵括姑姑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得姑姑形象的神髓，也更能体现小说主题的深刻性。
特殊的身世和特殊的年代造就了姑姑对事业的坚定与忠诚，被乡民奉为“送子观音”、转世的“活菩萨”，但也因偏激推行计划生育，被乡民唾骂为“活阎王”。晚年的姑姑潜心忏悔，这是姑姑传奇人生的一种自我觉醒。姑姑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坎坷的命运贯穿始终。但不管怎样，姑姑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守与拥护始终没有动摇。相反，她在晚年通过对自己深处的矛盾與纠结、革命与人性冲突的深刻反思后，在救赎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实现了人性的回归。而这种自我的觉醒与人性的回归，莫言却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承载了莫言对历史、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反思，表现了人性、生命、情感等在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矛盾下的冲突与畸变，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作者简介
翟静萍（1996.10—），女，广东河源，本科，汉语言文学（师范）2016级04班。
姑姑身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她根正苗红，早在幼年时期，姑姑就被侵华日军抓进平度城里，有着与日本司令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这种经历使得人们都对她敬重三分。再加上她天生的豪爽性格，使得她在村子里成为某种权威式的铁腕人物。17岁，她在乡里推广新法接生，淘汰了老娘婆愚昧落后的接生方法，她曾经给无数小孩接生，在鬼门关上抢救过许多妇婴的生命，在很多人的眼里，姑姑就是送子观音，是转世的“活菩萨”。
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由于计划生育和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传统伦理相悖，因此姑姑只能通过强硬的手段来控制百姓的生育权。小说着力刻画了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过程中的“活阎王”形象。她宣称：“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并始终固守着“决不让一个漏网”的原则，不放过任何一个无计划怀孕的妇女，甚至大义灭亲。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与抵制“人流”“结扎”的乡民们开展了一场近似于战争的殊死较量。这给她后来的悲剧命运和人生遭际埋下了祸根。
为了计生工作，在莫言的笔下，姑姑已完全被妖魔化了，她挖空心思设计“土政策”，甚至“把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如小说中写到的，在围堵张拳老婆的过程中，姑姑不仅让秦河放慢行船速度，还有心调侃：“你看看，她凫得多好呀，她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啊！”姑姑快意的调侃折射出她最终从一个治病救人的医者沦为一个潜在的杀人者。姑姑对事业的坚定与狂热使她犹如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刻都停不下来。即使遭受乡民的谩骂甚至殴打，她都凛然应对，显现了一个对工作极端热忱而又冷酷无情的农村基层执法女干部形象。小说中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对那些计划生育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在这些完全政治化的说辞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动员和实施模式，也看到了这种政治化的动员模式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姑姑略带夸张而又极具真实意味的手势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的工具，“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在政治伦理的规训下，姑姑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终极信仰去追求，当她以近乎疯狂的意志去执行国家权力话语时，丧失的恰恰是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之心。因此，姑姑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她不仅呈现了历史政治在个体生命中打下的烙印，更重要的是她体现了政治话语裹挟下人性的畸变。
姑姑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妇产科事业。然而，晚年的姑姑内心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懊悔中，只能通过泥塑婴儿来赎罪，完成自我解脱。
虽然姑姑在其执行过程存在“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以及强行堕胎等有违人道的做法。但若无她，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无从落地，无法执行。是她“用超人一般的狠劲和凶残，成功遏止了东北乡的人口增长”，避免了人口增长的无序状态。年轻时不遗余力地执行计划生育，老来却又因为计划生育而负罪前行。在特定历史时期，她伤害了别人，自身也受到了伤害。她忍辱负重，独自背负着那个时代的痛苦，为了社会的发展，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我看到的是，在粗暴与野蛮行为下，姑姑怀有一份慈悲胸怀。如果说迎接新生工作中的姑姑是“送子观音”，那么执行计生工作中的姑姑乃是一位不顾世俗眼神、勇于承担时代罪恶与苦难的“神”。可见，姑姑这一形象不仅承载了莫言对生命政治的思考，也集中体现了作家人性探索的力度与深度。
姑姑的形象丰富而复杂，具有深刻的寓意。通过“必要恶”的视角，我们在“罪人”与“忏悔者”之外，可以看出姑姑是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忍辱负重地背负着特定时代苦难的女性形象。粗暴的行为难掩她慈悲的胸怀，如莫言所言的“姑姑是我心中的神”，一位勇于承担时代罪恶与苦难的“神”，更能涵括姑姑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得姑姑形象的神髓，也更能体现小说主题的深刻性。
特殊的身世和特殊的年代造就了姑姑对事业的坚定与忠诚，被乡民奉为“送子观音”、转世的“活菩萨”，但也因偏激推行计划生育，被乡民唾骂为“活阎王”。晚年的姑姑潜心忏悔，这是姑姑传奇人生的一种自我觉醒。姑姑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坎坷的命运贯穿始终。但不管怎样，姑姑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守与拥护始终没有动摇。相反，她在晚年通过对自己深处的矛盾與纠结、革命与人性冲突的深刻反思后，在救赎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实现了人性的回归。而这种自我的觉醒与人性的回归，莫言却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承载了莫言对历史、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反思，表现了人性、生命、情感等在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矛盾下的冲突与畸变，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作者简介
翟静萍（1996.10—），女，广东河源，本科，汉语言文学（师范）2016级04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