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转型升级、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与行业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一些企业由于多方面原因，出现了经营困难，就业紧张的情况，这造成社会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龄化挑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又出现了，对此进行正面回应很有必要。

制造业的竞争力升级决定了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在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在最初发展制造业的时候，它可以靠着劳动力便宜，来获得比较优势，而當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失去这种比较优势，从而陷入停滞。
　　由于中国制造业在早期的“代工、贴牌”时代，劳动力价格优势十分明显，而近几年人工费上涨很快，很多人就想当然认为中国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
　　对于制造业而言，竞争力绝不仅仅来源于劳动力的便宜，技术升级、价值升级、效率升级与产业环境升级，都是一个国家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价值升级已经开始而且速度很快。像中国的高铁、核电、5G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依靠劳动力的便宜，而是以核心技术的领先作为主要竞争力。诸如华为、格力、吉利、徐工、三一等企业早已在国际市场打响了名号。中国民营制造业正在由“贴牌时代”进入“自主品牌”“国际品牌”时代。
　　随着互联网国际营销网络与商业体系的建立，像阿里这样领先全球的中国电商，正在成为中国自主品牌国际化的加速器。天猫国际已经将上千个国产小品牌推向了国际市场，让它们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国品牌。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勤奋与高等教育扩招的结合，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更有效率的劳动者。如果说在加入WTO初期，中国制造靠的是农民工的便宜，那么现在，中国制造的中坚劳动者正逐渐成为普遍具有高等学历的大学生。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大环境尤其是发展模式的支撑。一些非洲国家、亚洲国家虽然人力便宜，但或者文盲率太高，或者国家软弱无力无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能源、交通与土地。
　　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把劳动力价格、自然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方面，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与发展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道路、港口、工业园区，有完整健全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竞争力最根本的保障。
　　毛泽东时代的电站、当今时代的高铁，都曾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超前的基建，但现在想想，恰恰是这些超前的基建，决定了中国制造的提升空间。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对于数字经济、5G技术、人工智能的持续大投入，与电站、高铁其实都是同样的发展逻辑，那就是为拓展未来的上限而不是为保住眼前的下限而投资。

广阔疆域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在2010年中国社会迎来老龄化拐点之后，中国社会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曾经快速增长的日本社会一样，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带来的消费总需求下行。
　　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社会是在城市化晚期迎来的老龄化。这意味着，基建的需求、城市的发展已经基本停滞，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几乎无法被新的需求所对冲。反观中国社会，情况大为不同。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尚处于中前期，总体城市化率在40%～50%之间。这意味着中国仍存在着巨大的硬需求。以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化初期，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城市要变得更绿色、更方便、更智慧、更友好，是城市化发展到中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坦率来说，除了北上广深等发达一线城市外，相当多数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还有大量的基础功能需要补课，更别说曾经在改革初期长期缺乏投资的广大农村地区。无论是大城市里的社区改造、加装老人电梯，还是偏远农村从交通到网络的五通工程，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广阔天地仍然大有作为，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到老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消费虽然面临老龄化的减法，但也有很多做加法的空间。且不说，老龄化社会到来对于养老、医疗、文娱等方面快速上涨的需求，仅就年轻人而言，人口结构的下降也并不一定带来消费的下行。
　　中国的电子商务、新零售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由于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被压抑的需求快速被释放出来。市场下沉有农村淘宝，消费升级有盒马鲜生。基于量的消费模式，有农村市场上量的增长;基于质的消费模式，则有越来越多的进入准一线的城市作为重要支撑。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和欧洲、日本不同，老龄化带来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减法问题，而是一个腾笼换鸟的乘法问题。

目前全球化的波动阻碍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

　　尽管近年来，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浪潮兴起，全球化也的确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对中国全球化过程当中决定性的内因产生影响。这个内因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最核心的独特性。
　　尽管中国在全球化的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与部分出口导向型国家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工业体系健全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内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冲全球化的波动，也意味着中国在面对“转型”与“危机”的惊涛骇浪时，有着足够分量的压舱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艰苦奋斗打造的骨架，改革开放40年踏踏实实长出来的血肉，这是中国有信心面对挑战的依靠，也是中国不惧怕讹诈的底气。
　　另一方面，随着内需的不断扩大，这种巨大的规模优势，让中国越来越不同于依附国际市场的出口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近十年以来，全世界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为什么像阿里、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后发先至？除了中国人的勤奋、聪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规模。
　　在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无法找到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使用同一种符号的地方，一旦这种符号体系成为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基础，它所释放出的能量是欧洲这种国家林立、几十种语言共存的区域所无法相比的。事实上，这也是只有在中国、美国这样的规模大国，才可能出现数字经济巨头阿里、亚马逊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一旦这种规模效应随着“一带一路”扩散而出，中国的内需就会成为世界的需求。在达沃斯上，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为世界所公认。在今天，中国人对于乳胶枕头的需求，可以让泰国农民的年收入翻一倍。一个城市对于某一款网红产品的需求，可以救活西班牙、智利、马来西亚的一座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规模甚至比技术更加重要，因为是规模选择了技术。
　　（摘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