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一位伟人说了这样一句富有诗意的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归根结底,世界是“你们”的。那么,“你们”是谁?
　　“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过去的60年,2万多个日子里,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乃至我们自己,一代一代的“你们”,同这个诞生在古老土地上的年轻共和国一道,在风雨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行。
　　
　　1949 :日出东方
　　口述:赵信毅整理:翁建平
　　赵信毅老爷爷今年79岁。60年前,他是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担负着特殊使命的地下共产党员。
　　
　　选择光明
　　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是在15岁,那时我在家乡嵊县读初中。一天傍晚来了一队新四军,一来马上向群众宣传新四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他们在我们村子里宿营,一点不打扰老百姓,只是借了一些门板睡在上面。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发现他们不见了。大概中午10点多,他们押了两三百号俘虏回来。原来,他们凌晨出发,徒步跋涉20多里地,消灭了一支作恶多端的伪军。那时我就觉得,哇,新四军真了不起!
　　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官员来接收。他们一来就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好些原来做汉奸的,摇身一变成了乡长保长,农民起来反对,反而被抓进牢里。市面上物价飞涨,1945年能买一头牛的钱,到了1948年只能买半盒火柴,老百姓日子非常难过。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
　　1948年秋季,我考进杭州师范学校,一进校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墙报上写倾向进步的文章。我的这个“亮相”很快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秘密战线
　　
　　1949年初,一个已是地下党员的老乡介绍我入党。当时地下党组织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除了这个老乡,我并不知道还有谁是共产党员。根据要求,我夹着一本书走到劳动路上,找一个拿报纸的人,上前问他“请问城隍山往哪里走”。几句暗号对上以后,确认他是杭州中学区委的负责同志后,我就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就这样,我实现了参加革命的心愿。
　　我的工作是在同学中发展进步势力。当时,学校里也有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我们原来的学生会主席被特务抓走了,几个反动学生控制了学生会。我们地下党针锋相对,在学生中组织了“五联级会”,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争取到了全校一半以上的学生,与学生会分庭抗礼。
　　临近解放前,国民党准备把学校、工厂和科研机构都搬走,把钱塘江大桥炸掉,妄想给共产党留下一座“空城”。组织要求我们保护城市,迎接解放。我们在杭师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学校。我们要坚守就必须准备充足的粮食,于是发动大家一袋一袋地把米背回来,并采购了一些咸菜。这时候,反动的学生会主席跳了出来,要求“分掉储备粮,各自逃难回家”。我们立刻进行了回击,没有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还组织了安全队,日夜巡逻站岗,防止特务抓人,防止国民党的败兵闯进学校。另外,我们还向老师借了一台收音机,每天收听解放区广播,然后把解放军解放南京江等最新战况用海报张贴出来,鼓舞同学们的士气。
　　后来我才知道，特务那里已经有了一张杭州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国民党原先打算“固守杭州”，如果他们能够守上一个月或半个月，就有时间腾出手来对付我们，像在重庆、上海发生的那样，屠杀一批进步分子了。幸亏解放军进军神速，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也救了我们。
　　搞地下工作，总要处处小心。那时有个社团叫团结进步社，跟游击队有联系。有一次他们在城隍山上开会，动员一些同学去参加游击队，我也受到了邀请。开完会后，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组织的意见是，这个社团太松散，很容易暴露，叫我以后不要去了。于是我跟他们割断了联系。杭州解放前夕，这个社团中有12个人被枪杀，原来里面混入了军统特务，对他们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假如当时特务在城隍山就动手，那么我也“悬”了。
　　1949年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5月10日晚上，在大华电影院召开会师大会，杭州地下党的同志都见面了，各种打扮的都有，有穿旗袍的，有穿西装的，还有老板模样的，哎呀，原来都是自己的同志、亲人啊。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大家隐蔽了这么多年，奋战了这么多年，终于会师了，终于解放了！
　　赵爷爷说，十几岁的年纪，人生的道路刚刚开始，他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1949，一条滚滚洪流冲开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而正因为有那么多激扬的青春汇入这股洪流之中，它才变得更加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