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公映了，得力于中国电影不分等级的制度，据说为了照顾少年儿童观众，剪掉了20分钟的血腥暴力镜头。
　　这样一剪，就增加了电影的“客观中立性”——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历史铁证”消失了，相反，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的太鼓祭祀，一不血腥，二不暴力，充满了“文化深度”，居然还一刀不必删剪，加强了日军的威武形象。尤其是几个仰拍角度，把站在平台上击鼓的日本武士，在阳光之下，显出十足的阳刚味，真是一支“威武之师”。《南京!南京!》最后这几个日军击鼓的体育项目，不只教人误以为是日本大导演市川昆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运动员出场阵容的风格，叫人一揉眼睛，还差点以为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的莱妮·里芬施塔尔歌颂日耳曼民族的大手笔。
　　《南京!南京!》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好戏，要点就在这里。观众一心以为，会看到的是日军在南京屠城一个月的足本，引证“死难者30万”的官方数字。可是导演着墨在“慰安妇”的主体戏，而且还时时强调，日军杀人有“政策”，要把军人和平民“严格分开”。编导忠于史实，让观众看到，原来慰安妇也有日本女人，其中的一个，名叫小百合，还害得多情种子，日军主人公角川苦苦相思了一回，浪漫之情，尤为动人。
　　实际上，《南京!南京!》的主人公，不是高圆圆演的姜老师，不是刘烨演的英勇就义的国军，更不是范伟饰演的胖翻译唐天祥，而是面目清秀的日军角川。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角川在行伍途上，坐在路边，抬头凝望着青灰的天空。导演抢先向观众提出了角川的“视点”，片中许多情节，包括最后枪杀姜老师，皆以日本人角川的视点出之。电影角色的视点，众所周知，也是一种话语权。中国的战争电影，从《平原游击队》开始，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李向阳之类的我方英雄手上，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的观点，也充分“包容”了一下，不但照顾了中日关系，还确保影片能突破框条，解放思想，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系列一座新世代的里程碑。
　　除了角川，另一个日本军官伊田，虽然杀人如麻，也有“人情味”的一面：他进了城，逗着中国的小孩玩，给他们糖吃，带他们一起上街，这个场面，叫人想起姜文的《鬼子来了》。伊田的名言，是“活着比死更难受”这句话，为中国人的老话“好死不如歹活”提供了某种哲理上的“互补性”，也许受了这句话的感召，唐天祥明明有机会逃生的，由于日军“只能活一个”的规矩，他与一个不知名的老乡毅然交换了身份，自己赴死了。殉难之前，伊田给他点烟，勉励他“一路走好”，然后，唐天祥笑着说：“你知道吗?我老婆又怀孕了!”这句含蓄又辛酸的话，比从前看抗日英烈的标准台词“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尽的”之类。有了艺术上的提高。看了《南京!南京!》，我们才会为中国电影在艺术之路上的迈步而可喜，又为这一迈步，毕竟耽误了许多年而惋惜。
　　由于影片的多个片段，有这种可疑而可堪玩味的“思想灰色地带”，不知道《中国不高兴》的知识愤青一族，对于一些貌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场面，作何诠释，有何感想?《南京!南京!》的最大看点，正是其整体的“客观持平”，而且因中国电影缺乏分级制，是官方的剪刀协助达到了“持平”。相比之下，李安的《色戒》，女主角王佳芝，何尝不是像角川一样，在残酷的战争之前，因为性爱爽了一把，而对各自的民族使命感产生了动摇，为什么王佳芝的形象，与传统抗战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不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反而角川这个日军角色，相当正面，与老演员方化扮演的“日本鬼子松井”之流，大相径庭，就没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不免让人略有纳闷之感。
　　无论如何，《南京!南京!》是一出好戏，好在不太“中国”，好在整个调子上，跟60年代的李向阳们，在形式上分道扬镳，艺术创作就是这回事，在黑白之间，灰色更引人入胜；在阴暗和光明之间，还有许多艳丽的色彩，《南京!南京!》描写的人性色彩很丰富，虽然是黑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