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尊重一下中文吗？”

　　导演陈哲艺的儿子17个月大，他在家的每一个晚上，都会给儿子念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家人住在伦敦，出了家门，满耳都是英语。
　　198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陳哲艺从小被多语言声道环绕。爸爸用闽南语、妈妈用粤语和各自的亲戚讲电话，阿嬷（奶奶）和他讲华语，但家庭的官方语言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一致，从小到大，他没在家看见过一份中文报纸。
　　最近十年，陈哲艺受的冲击愈发强烈。太多黄皮肤的新加坡人不会讲华语，不懂方言，老人为和晚辈沟通苦学英语，这让他无法接受。“在身份认同上，他可能骨子里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外。”
　　新加坡地狭物稀，举国优势除了热带阳光就是人力资源。讲英语是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条件，华语难获实用主义者青睐。陈哲艺记得，中学华文考试有两道作文题：一是写私函或公函，十几岁的人统统严肃练习：“本公司需要××××，敬请××××，万分感谢。”二是描写、记叙、议论文三选一，老师提倡、学生也爱套路化、易拿分的议论文。“新加坡社会就是这样，它是一种功利或者说是很市侩的社会。”陈哲艺说。
　　“可以尊重一下中文吗？”电影《热带雨》（2019）里，借华文教师阿玲之口，陈哲艺道出心中愤懑。
　　马来西亚人阿玲性格温良，是新加坡一所中学的华文教师，英语水平有限。她讲华语，校长和同事都同她讲英语。她给华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补课，除了伟伦以外，所有人明目张胆逃课。语言习惯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文化在新加坡人心中的高下之分。
　　陈哲艺在《热带雨》中设置了如此鲜明的冲突，但电影能为振兴华语起到多少作用很难讲，至少饰演伟伦的许家乐还是顽强地用英语对抗他的华语攻势。许家乐10岁那年出现在陈哲艺的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2013）的选角现场，是唯一一个试戏拍戏都懒得拿剧本的小孩，因为懒散下的天真被导演看中。五年后，许家乐要在《热带雨》里讲华语了，看的还是英文剧本。陈哲艺说，如果给许家乐中文剧本，“他可能都不翻译，就从旁边抓个人问，这段什么意思？”
　　演完《热带雨》，许家乐有了戏瘾，说要当演员。陈哲艺取笑：中文那么差，做什么演员？给你剧本也看不懂，其他导演的戏能拍吗？许家乐听了，依然故我。许家乐就像每一个00世代的新加坡小孩，只会英语，喜欢好莱坞大片，世界观由漫威和《冰雪奇缘》塑造，是新加坡院线的主流观众。去年冬天《热带雨》在新加坡上映，票房不敌在全球口碑平庸的《星球大战9》。
　　往前二十年，陈哲艺们在中学也会学《西游记》《阿Q正传》《背影》，但童年回忆是香港僵尸片、成龙动作片、布鲁斯·威利斯、施瓦辛格，还有《Secret Seven》这类英国少年探险文学。再往前二十年，陈哲艺们的父母辈乡情更浓，同时视《星球大战》为毕生情怀。
　　陈哲艺不知道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心态如何，但他自己仿佛处于愈来愈深的文化裂缝中。
　　小学时，每逢周末，新加坡人出去喝下午茶逛街，电视上会放低收视率的文艺片垫时间，其中一些是华语片，陈哲艺喜欢窝在家看。有个人的片子里总有华人讲英语，和他的情况有点类似;还有个导演的作品里总有同一个女演员，在黄土地，在深宅大院;新加坡没有郊区也没有农民，电影里“咚咚锵”的锣声和高亢的唢呐声，让他感到新鲜。1999年他考上新加坡的电影学校，才知道，自己经常看的女演员是巩俐。
　　“我很担心新加坡华人断了根。无法扎根的社会怎么凝聚在一起？人没有存在感就没有意义。一个国家迈向前方，要往前看，必须知道自己的背景和过去。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其实也没有未来。”陈哲艺感叹。《热带雨》的制片人黄文鸿曾在采访中说，“如果不让下一代去学（华语），到某个地方就断层了。你突然回头望一下，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热带雨》里悬挂的书法作品、电视中不断播放的胡金铨电影、伟伦房间的成龙海报……诸多华人文化元素，似乎昭示了某种身份认同焦虑。
　　在《热带雨》里，阿玲从头至尾都面临身份认同问题。她与丈夫不睦，在学校被文化隔绝。她迟迟没加入新加坡国籍。在艳阳高照的新加坡，一个镜次（take）消耗的水要花近500美金，但电影中七成场景都是雨中戏，剧组制造了滂沱的、细密的雨，渲染阿玲的哀伤。
　　直到阿玲经历了和伟伦短暂的恋情、和丈夫离了婚、暂停工作、回到马来西亚的乡下，雨才停下。对着晴好的天，阿玲和妈妈絮絮地讲着闽南语，第一次绽放微笑。
　　2019年，《热带雨》被提名金马奖六个奖项，饰演阿玲的马来西亚女演员杨雁雁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陈哲艺你到底在干嘛？”

　　2019年《热带雨》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前，陈哲艺在电影圈消失了将近六年。
　　2013年，经过四轮票选，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打败了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贾樟柯的《天注定》、蔡明亮的《郊游》和杜琪峰的《毒战》，成为第50届金马影展最佳影片。《爸妈不在家》共获得六项提名，陈哲艺本人还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奖。
　　“起步这么高，接下来会很难。”那年的评审团主席李安提醒他。
　　“《爸妈不在家》的题材、人物都很讨喜，”陈哲艺承认。这部电影讲述了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一个小男孩和菲佣的情谊，在金马影展前还获得了为新导演而设的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导演阿涅斯·瓦尔达为陈哲艺颁奖时说，“导演具有细腻的情感与过人的洞察力，他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令人关心和动容的重要主题：童年、移民、阶级关系与经济危机。”
　　很多人期待陈哲艺拍一部升级版的《爸妈不在家》，强化他的导演风格;大制作邀约亦蜂拥而至。但他当时只着迷于一个中年女人的重重危机。 　　写《热带雨》的剧本，陈哲艺花了将近三年。去年夏天，他应邀去西宁FIRST青年影展做评委，评委会主席刁亦男说，自己创作时，每天早上在书桌写几个小时，到中午吃饭，吃完再继续写。“我真的不行。”陈哲艺说，三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愣、思索和焦虑。淋浴喷头滴水，他会盯着看半小时，直到妻子催促的声音打断思绪。
　　采访前一天，陈哲艺参加FIRST举办的活动。业界朋友说，拍电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他忍不住问，真的吗？他觉得电影像世界上最深、最痛苦又戒不掉的毒瘾。又有业界朋友说，希望小孩也进电影圈，拍电影是可以赚钱的。他说，他已经很痛苦了，不想小孩也这么苦。
　　阿玲的处境由陈哲艺把女性朋友的生活危机和他对女性的观察层层叠加而来;《爸妈不在家》里小孩和菲佣的情感更来自他真实的童年记忆。“我是用我的情感跟灵魂拍电影的，基本上就把我的心拔出来给你看。”
　　《热带雨》中的师生恋并非先行设计的耸动主题，而是陈哲艺长期潜入阿玲和伟伦内心生活后体验到的必然结果：青春期的伟伦缺乏父母陪伴，只在阿玲那里觅得家人般的慰藉;阿玲也视伟伦为庸碌中年的浮木。他们不受控地走到一起，又自行给出分手的结局。

　　到了片场，整部电影已经在陈哲艺脑海里精准成型。他长了一张好脾气的脸， 笑起来眼睛弯弯——但所有剧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他的严苛。杨雁雁和他争执，他驳回去：你不要跟我说你多了解这个人物，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因为我跟他们一起活了三年。最后一场戏，杨雁雁只有两句台词，但需要和运镜完美契合，传递情绪。拍了10条，不行，吃午饭。拍到15条，还是不行，陈哲艺哭了。
　　“你的企图心、野心一直增加。你其实一直在追寻的是你追不到的东西。拍不到要的东西，我会痛，它不是焦虑，是一种失落、失望，大过我的片子会有怎样的成就。电影是永恒的，你永远会看到自己的错误，最好的或最不好的自己。”陈哲艺拧住了眉头，在北京的冬日阳光中眯起眼睛。
　　他开玩笑似的说佩服自己的执着，但有时候也蛮气自己。一个画面会时不时冲进他的脑子里：和资方开会，他一口气拍出十个idea，“你看你想拍什么？我就拍给你。”对着虚空模仿完，他的视线又转回来，“我希望我是那样的人，就不用那么苦了，你知道吗？”
　　2010年，他受机构委托拍一部微电影《回家过年》。他放入了自己的野心：要在十几分钟内讲一个从1960年代到2010年代的文化变迁故事，因为“太完美主义”，电影超支了。委托方拒绝扩大预算，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轮，欠下10万人民币的债。
　　2011年，他过了最难的春节。年三十吃完团圆饭，妈妈到他房间问，需要红包纸吗？在新加坡，过年时已婚人士要给小朋友和未婚的晚辈发红包，每年支出可能超过1万人民币。哦，明天要发红包了，他才想起来。他跑出家门，把银行卡插进提款机，看到余额是120块新币（约合人民币500元）。他走回家，闷在被子里哭了几小时。
　　陈哲艺是个有点迷信的人，学生时期考试前会到观音庙上香，后来每次拍片前也是。2004年，20岁的他拍出第一部短片《G-23》，去了三十多个影展，拿了5个奖。服兵役的7天年假里，他拍了缅怀去世奶奶的短片《阿嬷》，创造了新加坡影人第一次戛纳拿奖的历史，那时他23岁。2008年，他交出第三部短片《雾》，又入围柏林电影节，写剧本只花了他一个下午的时间。本科时比陈哲艺高一级的师兄巫俊锋多年来会和他互相“坦率地批判彼此的作品”，但巫第一次看了《雾》就赞叹不已。

　　“都蠻顺利的，一直感觉上面一个声音跟你说，虽然很艰难，你还是可以继续走。我真的是感激老天爷。”陈哲艺说。
　　直到《回家过年》。他忍不住问自己：“陈哲艺你到底在干嘛？人家拍电影是赚钱，你上了两次电影学院，去了戛纳柏林，但为什么还什么都没有，欠一屁股债？”他给还在英国读博的妻子打电话说，至少要拍出一部属于他的剧情长片，如果不成功，就考公务员好了。新加坡公务员待遇好，“而且我很适合做公务员，做PowerPoint非常厉害，也很会写报告、写公文。”他笑着说。
　　老天爷这次眷顾了他。《爸妈不在家》上映期长达半年，拿到2013年度新加坡本土票房第三名，成为新加坡影史上商业最成功的文艺片。“我可能有两三下的功夫吧？”

“我好像永远是在圈外的”

　　1月6日，我在北京东五环的一个园区第一次见到陈哲艺。《热带雨》被评选为第五届迷影精神赏十部年度推荐佳作之一;那是民间迷影人发起的独立电影奖，由影评人、策展人投票评选。
　　陈哲艺双手抱住导演贾樟柯递过去的奖牌，说：“谢谢贾导的平遥电影展。”《热带雨》去年在平遥亚洲首映，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最后他说，“新加坡是很小的国家，谢谢所有影评人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加坡的电影。”十位获奖的青年导演里，只有他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
　　颁奖礼的尾声，由电影从业者、学者、影评人等149位评委评选了最近20年20部最佳华语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又是唯一上榜的新加坡电影。 　　“在世界影坛，你国家的电影可能不是最有知名度，或者大家觉得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华人电影，第五代了张艺谋了，然后新浪潮了台湾了，还有杜琪峰成龙周星驰了，永远都会讨论到的是这些，没有人会讨论新加坡、马来西亚。我觉得我好像永远是在圈外、在讨论范围外的。”两天后，陈哲艺坦白地说。
　　2019年，连上《热带雨》，新加坡院线放映的本土电影共有6部——包括了英语华语马来语，“好年份”可能会有10到12部本土电影。这已经是1998年辅助电影创作的新加坡电影委员会成立后，新加坡电影业渐渐发展的成果。对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电影文化不如高收益的金融业重要。1970年代初香港邵氏的马来西亚电影公司和国泰电影公司退出新加坡后，有整整20年，这个小岛几乎没有产出电影，而写进华语电影史的诸多名导正是成长、起飞于这一时期。读大学时，陈哲艺每周上一节亚洲电影史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是课程里最不重要的一小块。陈哲艺的制片人黄文鸿记得，2007年，《阿嬷》在戛纳获主竞赛单元短片特别荣誉奖时，新加坡官方代表已经退场。“当时新加坡没有一个人关注他。”黄文鸿在采访里说过。
　　好像怎么都摆脱不了尴尬境地：坚持讲华语、拍电影，在新加坡处于文化边缘;作为新加坡导演，在华语电影圈又是边缘。
　　“所以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看、去讨论、去写我的电影，我永远都是感激的。”他在朋友圈分享过中国自媒体的采访，“原来中国的记者还比很多新加坡人更了解我……”他写道。
　　十四五岁，陈哲艺就立下拍电影的志向，买了一堆电影书，研究斯皮尔伯格、索德伯格成为大导的路径：第一，必须上电影学校，接受科班训练;第二，必须拍短片;第三，必须拍“杰出的毕业作品，去很多影展，让人家知道你有可能拍长片”。
　　那是1999年，陈哲艺上雅虎搜索“世界排名前十电影学院”，给它们逐个发邮件：“敬爱的××××，我是来自新加坡的中学生陈哲艺，请问怎么考进你们学校？”对方也发来精美的校刊，他才知道，出国读本科需要至少20万美金，在新加坡，这笔钱可以买一套房。“万一我没有才华怎么办？不可能要求我父母供我读电影。”
　　他只好把目光放在国内，发现新加坡居然有一家电影学院——确切地说，是设在义安理工学院下的电影传播系，专业名称是“Film，Sound and Video”。这里的老师以技术而非美学的理念教授电影，“不是要（我们）懂得去创作一部伟大的电影作品。”他们那届100个同学，留在业界的不到20位，主流毕业去向是“PR，Advertising，Marketing”，还有人做空少、卖房或卖保险。
　　陈哲艺拿出攒了多年的红包，在某地铁站旁的麦当劳门口递给卖家八百块新币，换来一部二手卡带摄影机。他拍了中学毕业季的校园生活，剪成47分钟的紀录片处女作，不知道怎么刻到碟里，在毕业当天和一个同学打车把家里笨重的台式机搬到学校，放给所有人看。靠着这部作品，他进了电影之门。

　　在学院里，巫俊锋就听说“陈哲艺是学弟当中最有潜能的导演”。他们各自的第一部短片同一时间分别在首尔的两个电影节参展，二人在那里相识，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当初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对电影梦想很坚决的人。我们当时是希望新加坡电影能够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我想我们到了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个目标。”巫俊锋说。
　　十来年后，陈哲艺的长片处女作写进了新加坡电影史。时任总理李显龙在脸书上发表贺词：“整个新加坡都在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功欢欣鼓舞。希望这些成就能够激励你们以及其他新加坡本地的电影从业者，制作出更好的电影。”发现电影文化输出的功效后，新加坡政府为本土电影人免除了电影上映后需归还辅助金的规定。
　　巫俊锋2011年凭电影《沙城》入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这是第一次有新加坡长片打入世界级电影节。“真的很不容易，”巫俊锋回忆，“当时本地人看待偏文艺片的作品偏见很大。就连政府的辅助金也一直要知道电影的票房预计后才会对我们的案子有信心。不过十年后，因为几位电影人在许多国际电影节的表现都很好，为新加坡争了一点光，所以官方也比较愿意接受和欣赏我们的作品。”
　　在陈哲艺眼里，《沙城》是“新加坡新浪潮”的肇始。两年后，有了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接着，陈敬音的《大笨象》（2017）获得圣丹斯世界电影单元剧情片编剧奖，杨修华的《幻土》（2018）摘得洛迦诺金豹奖。陈哲艺预测，以后新加坡新浪潮会成为和台湾新浪潮一样的现象，“现在大家可能没有觉得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多年后，电影学者会回去，慢慢会有人研究它，发现它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2014年，陈哲艺和黄文鸿成立了长景路电影工作室，帮助东南亚新导演找钱、改剧本、找演员。代表新加坡参选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大笨象》就是他监制的作品之一。他会写二十几页的修改意见，深夜和导演开几个小时的会，在片场指导分镜;艺术家不懂宣传，他也要帮忙;上中文节目，他有时还负责翻译。“在新加坡拍电影，太难了。”他看到有才华的中国新导演可以在FIRST或平遥影展崭露头角，有“青葱计划”这类平台扶持，被影评人群体关注，很是羡慕。
　　“身为会说华语的新加坡华人，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覆盖世界各地的华人观众。但到目前为止，本地观众对我们影片的兴趣还是非常的欠缺。我们必须通过不同的管道不断地培养观众的兴趣。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巫俊锋说。从第一部短片《Un retrato de familia》（2004）开始，他就常和国际班底合作，“因为新加坡市场太小，许多电影人都会往外发展，这是蛮普遍的现象。”
　　但看着中国导演们免不了要在意资方、重用明星、担心票房、拍两版结尾，陈哲艺又感叹辛苦。“至少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完成我的作品。我们不属于两岸三地，也不用迎合大中华区的观众，不用想拍一个可以进军大陆市场的电影。因为没有包袱，所以很多时候都比较干脆。”
　　他性格天真直爽，到了有点口无遮拦的地步。英国本土的同学、来自中国的妻子、各国影展遇见的记者，都提醒过他，可以委婉一点。在FIRST影展做评委，他力挺《春江水暖》，采访时又和我说：“它的档次和级别真的高出其他电影很多。”答记者问，他说自己不喜欢诺兰，“他的人和情感都是用音乐挤出来的。”“如果你是在英国工作的一个电影人，应该不会敢去批评诺兰，他太多粉丝了。”他后来想到这点。
　　“我永远都是站在边上。在边上看自己国家、看别人国家，很多时候你可能看得比其他人还清楚。”如果处在不那么边缘的位置，他想象自己可能不用突破、不用颠覆，有安于现状的危险。“所以其实处在一种边缘也挺好的。”
　　迷影精神赏的获奖名单由电影自媒体公布后，陈哲艺去刷了刷微博。在评论区里，他看到A说，但这些都是小众的文艺片啊。B回复，所以希望这些文艺片会通过这个方式被看到啊。A又回，但文艺片永远只是小众的，不会被大多数人看到啊。“所以我还是有一个不确定，我的电影会不会被珍惜？”陈哲艺愣神几秒钟，又绕回自己身上，“我还不确定，但是至少我会珍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