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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汉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产生了多对父子汉学家。研究清末社会运动的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儿子是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李约翰，以研究清末对外关系著名。传教士富善编撰多种语言学著作，儿子富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与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传记词典》。传教士芳泰瑞（CourtenayHughes Fennel）编撰的汉语字典曾流行一时，儿子芳亨利是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主要撰写者。孙中山的好友林白克（Paul MyronLinebarger），其子林白乐是著名心理战专家和民国政治制度学者。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著有双语教科书，赛珍珠是第一个在中国写作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她的前夫卜凯则是世界级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在这些父子汉学家当中，卫三畏和卫斐列可以算名声最响、成就最高的父子汉学家。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位汉学大家，也是美国汉学史上极少数几个未读过大学而成为汉学教授的天才学者之一（其他还有拉铁摩尔、洛克等人）。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谐音，且富有儒学内涵，源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卫三畏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印刷出版并参与主编《中国丛报》，是“丛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二是编写了《拾级大成》、《英华韵府蠡窥》、《英华分韵撮要》和《汉英韵府》等英汉双语教科书和双语词典，他的语言学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语言学著作的水平。三是撰写了汉学巨著《中国总论》，此书是美国汉学史的开山之作，成为美国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1832年10月，卫三畏从伦塞勒技术学院肄业，在父亲的印刷公司实习半年之后，启程前往中国协助裨治文编印《中国丛报》，次年10月抵达广州，住入广州城外外国人聚集的“十三行”工厂区。当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只有三四人，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和基督教义宣传材料的印刷出版事务。最初两三年，他工作之余就是学汉语。卫三畏颇有语言天分，他手下有六七个工人，分别讲葡萄牙语、日本语和广东话，他管理这些工人游刃有余。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多种语言。因此，1837年7月，当传教士组织试图通过护送在海难中救起的七名日本人回国而打开日本的传教与贸易大门时，卫三畏参与了这次远征，他可以用夹杂着汉语的日语和日本人交流。他们在日本沿海城镇逗留了五十六天，最初受到款待，当他们试图深入内地时，被日本人武力赶走，但他们救起的七名日本人，“成为基督教在日本的第一批成果”。卫三畏曾把宗教材料译成日文，但没能出版。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为驱逐驻“十三行”的英国军队，放火焚烧工厂区，书稿与印刷厂在大火中烧毁。
1844年，卫三畏在中国从事宗教服务超过十年，按规定他可以回美国休假一次。在纽约，他成功地说服当地教堂，把即将从德国寄来的一套中文字模给他使用，但教堂没有财力支付字模的经费：卫三畏便在家乡附近教堂演讲，介绍中国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短短半年时间，演讲一百多次。讲演的收入不高，但聚沙成塔，纽约教堂出资补足欠缺，支付了购买印刷设备的费用。多次演讲促使他将多年来积累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化，卫三畏一年半杜门不出，写出了《中国总论》一书。最初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在他的商人朋友尼耶承诺不让出版商承担任何经济损失的前提下，图书才得以出版。尼耶还承担了他回美国休假的旅费，因此，卫三畏在1848年版的著作内封写下了这样的致辞：“谨献给中国广州的吉登·尼耶：一份表达作者的尊重和友谊的证明。”
有关中国的成功讲演和《中国总论》出版，使卫三畏在学术圈子里赢得了声誉，他被新成立不久的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民族学会选为会员。1848年初夏，紐约联合文法学院授予卫三畏荣誉法律博士学位。
1848年9月，卫三畏带着新婚妻子从纽约回到广州。裨治文已经于1847年6月前往上海主持中文《圣经》的翻译修订工作，卫三畏立即接手《中国丛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全部事宜，直到1851年杂志停刊。此后，卫三畏转入美国外交界，历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副使和临时代办。他在任外交官时，曾于1860年向国务卿提交一份提案，用中美《天津条约》谈判中商定的中国赔付美国侨民损失的部分返还款，创办一所美华学院（American-ChineseCollege），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式教育以及培养美国的外交、商务人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支持这个提案，它可能得到了林肯总统的批准，但因国会未通过而中止。1885年，国会批准将这笔余额及其利息共四十五万三千四百美元返还中国。但这个提案，成为四十多年后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退还部分创办清华学校的先声。1876年，卫三畏在中国工作四十三年后退休回美。1878年，被耶鲁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卫三畏感到，《中国总论》出版三十五年来，中国的进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还要大。于是，在儿子卫斐列的协助下，他对此书做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问世，卫三畏于1884年2月去世。
卫三畏并不是第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在他之前，美国第一任驻华领事山茂召、探险家雷雅德、商人凡伯兰、外交官罗伯子、海军医生罗森伯格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对中国有所描述，但都不是专门的研究。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始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836年，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爵士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出版，这是一部当时最有分量和社会影响的专著。德庇时于1876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称作“第一位汉学权威”。对比卫三畏与德庇时的著作，就会发现卫三畏对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的突破。譬如，两本书中都有描述中国地理地貌的专章，德庇时的书对中国内陆及四邻的介绍，大多浮光掠影，很多是二手信息。《中国总论》对中国版图及各省市的介绍则清晰具体，涉及各省市的地质地貌概况、各级行政建制、气候降雨、物产矿藏、人口民风以及地标类建筑的历史沿革。总体描述与具体事例、统计数据有机地合为一体，近似于中国地方志、省志卷的写法，让人对中国的概况一目了然。 《中国总论》在其考证分析过程中，广泛汲取了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对欧洲汉学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中国总论》改变了欧洲汉学重考据、重文化分析的传统，在调查方法和研究风格上确立了重现实、重历史联系的发展路向。卫三畏研究古代典籍，不重诠释训诂，而是通过对思想内涵的分析加深理解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性格。他发掘《周易》、《尚书》的文化内蕴，向读者证明，古代文化的精髓对铸造民族性格有独特的价值。分析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他从长达一百八十二卷的《广东通志》中选取历代气象资料，验证沿海地带地理与气候的自然历史成因。阐述北京古城建筑的特点，他不仅详细描述北京九城的格局、各大殿堂的方位间距和建筑风格，而且对北京的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如辽代937年北京大规模建筑修建、金朝1151年城区的全面修建、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明永乐帝1421年迁都北京等历史事件都作了详细的交代，揭示历史上皇权的建立、变更与北京建筑风格形成的关系。
与同时代其他西方学者的类似著作相比，《中国总论》在观察的广度与认识的深度上跨进了一大步。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按章节所确定的主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社会观察和叙写，把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宗教信仰、行为特征、文化传统，以及这个泱泱大国的地形地貌、物产分布、人口比例、生产方式，如同立体拼图一般展示给英语读者。该书超越欧洲前辈之处，不仅在于内容的博大，还在于有逻辑分层次地深入发掘历史真相、探求问题实质，用丰富的史实数据支撑他的论述，使读者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或现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中国总论》是一本中国社会实录，作者在近距离观察和调查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的工业生产、经济生活和政治法律现状，以此匡正此前一些西方著述对中国状况的误传或歪曲，为英语读者展示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它以实际事例或数据说话：“四川省盛产生丝、盐、鸦片、麝香、巴豆、油、龙胆、大黄、茶叶、煤、粗锌、铜、铁和昆虫蜡，这些产品不仅运往其他地区而且出口国外。”“在广州注册的织布工人和刺绣工人有五万人，还有七千个理发师和四千二百个鞋匠。”他还具体描述了北京郊区的煤炭开采方式及零售价格，四川的黄金产地和云南的白银矿藏，从这些具体记述，可窥清代中国实业发展状况之一斑。
《中国总论》对中国的描述并未止于实录，而是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关于教育，“公元前1200年的《礼记》中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设立学校乃至大学，但教育的动力是做官和荣耀，规定只能学习经典和历史，重在心智训练与净化爱心，在形成与巩固民族性格方面作用非凡。但学生头脑里没有装入实用的科技知识，利用权力和行贿也可以获得学位，广州人用八千两银子可以买到一个举人的学衔”。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种植小块土地，他们不是农场主而是园子的主人……他们的农具少且简单，现代所用与几百年前或许相同”。中国人“除了那些明显的和即刻有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科学没有价值”。所以，“中国的科学，不论是数学的、物理学的、还是生物学的，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中国总论》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时，既批评了朝廷面对八国联军武力威胁进京谈判时一再犹豫的鸵鸟心态，也批判了列强的野蛮行为，并引摘英国厄尔金勋爵的信件作证：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行动。《中国总论》客观地叙写了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的前因后果，认为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傲慢与鲁莽，是导致二十名外国人被杀、法国领事馆和教堂被毁的直接原因。《中国总论》详细记述晚清时期所发生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表达作者鲜明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清政府是怎样一次次被野蠻的外力打破顽固保守的外壳，痛苦地加入与世界交流的过程。
《中国总论》的作者坦诚地向读者提供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有些见解相当深刻，可以引领读者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中国总论》告诉美国同胞，“汉人子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不论是有关他们的古老、人口、政府，还是他们的文学，所有相关的描述，值得人类第一智慧的学生去从事研究和尊重”。他称赞广州的市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管理得很好的清洁的城市。《中国总论》为武则天“正名”，“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被本土历史学家强加给她的东西弄坏了名声……她懂得提供人民所想要的东西”。该书从历史的进步性角度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党派和平地为最高权威争斗，各方都依赖于据理力争和陈述事实而求胜”。作者对某些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刻性，有时只需要短短几句话就可以表现出来，古代“蒙古人和满洲人，匈奴和鞑鞑都看不起爱吹牛的中国军队，轻易地战败他们，但随即在和平时期被中国人所征服”。
《中国总论》以“古典文学”和“雅文学”为题，分别介绍经、史、子、集部所收的经典著作，借此表达他对中国文学的见解。他选译了《诗经》、《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作者可能是最早把“聊斋”故事译成英文的人。作者第一次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屈原和他的《离骚》，介绍了唐宋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从卫三畏所选译的短篇小说及对长篇章回小说的评价看，他整体上对中国小说评价不高，他在批评了一般小说“逾越礼度”、“导致道德低下”的缺陷之后，给予《红楼梦》以最高的评价，“《红楼梦》作为最流行的小说，却毫无此类问题和缺陷”。
《中国总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评价，有一些曲解与偏差。作者认为，汉语“因其厌烦的重复与无法令人满足的理论而使人疲倦，这影响了科学几个世纪停滞不前”。他解释中国闭关自守的原因，是“中国人有一种不正确且危险的固定观念，导致他们误解外国人的所有行动……认为前来贸易的人诡计多端、贪得无厌、拒不服从，因此尽可能地拒他们于中国人之外”。卫三畏真诚地相信，中国文明低于基督教文明，但高于其他非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引进，将有助于中国文明按照西式标准提升。他的相关论述，集中表现为一个“儒学加耶教”的文化拯救模式，虔诚的宗教献身精神，既是他从事“拯救”事业的动力，也是他对某些事物产生偏见的根源。 《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不论从观察的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和当时欧洲出版的所有同类著作，及时地向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清代晚期中国社会的全景视图，让美国读者对真实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现实问题有一个比较深透的了解。在治学方法上，它开创了美国汉学重实证、重历史联系的研究传统，对所有涉及的问题作穷尽的发掘，借助多方面资料数据进行历史对比，以剖析问题的实质并了解其来龙去脉。卫三畏的学术道路，照亮了美国汉学研究专业化、精细化发展的前景。
卫三畏是耶鲁大学第一任中国语言文化教授，实际上没有授过课，因为没有学生注册。他的儿子卫斐列，作为耶鲁大学的东方史教授，却培养出美国早期汉学博士赖德烈。卫斐列出生于澳门，少年时代在北京生活，1867年被父亲送回美国读书，187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卫斐列毕业后担任耶鲁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1893年至1925年在耶鲁大学教授现代东方史。赖德烈在所写关于卫斐列的传记中回忆，“他忽略美国多数大学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包括中亚、印度和远东历史，但他大多数时间，主要讲的是中国”。卫斐列支持青年学生前往中国从事文化传教服务，他于1901年到1928年之间，担任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执委会主席。雅礼协会是耶鲁大学海外传教会于1901年成立的旨在促进中国教育事业与中美相互了解的非营利组织。是1890年前后盛行的“青年学生志愿者海外服务运动”的组成部分。1906年，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雅礼学堂：1910年，建立湘雅护理学校，后来发展成湘雅医学院。毛泽东曾经当过湘雅护理学校校刊《新湖南》的编辑，他还借雅礼协会的三间房子在湘雅护理学校门口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
作为一个早期汉学家，卫斐列在其涉及的领域中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除了帮助父亲修订《中国总论》这部汉学巨著之外，还撰写了《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蒲安臣和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最佳汉学著作百种》、《中國历史：“中国总论”中的一个历史章节》和《耶鲁七九届历史》等著作。《耶鲁七九届历史》一书，描述他所执教三十年的耶鲁校园生活和一百三十七名七九届学生的个人简历，文字之间充满对耶鲁生活、对曾经的同事和自己教过的学生的真挚感情。《最佳汉学著作百种》编写于1921年，搜集了上百种当时所能见到美英学者论述中国的著作，按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宗教诸项分类编目，为人们了解二十世纪初欧美汉学成果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索引。《蒲安臣和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是一份中国早期外交事务的文献，以专著的形式把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社会影响作了全面的交代，详细描写了蒲安臣的整个外交生涯及其性格、思想对其事业的影响，带有蒲安臣传记的特点。《中国历史》是卫斐列与父亲的合著，可以看作是《中国总论》的续篇。针对“欧美国家普遍的日益觉醒的对亚洲事务的兴趣，根据读者的迫切需求，作者从《中国总论》中抽出一些历史章节，增补‘总论’出版后十多年间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编成此书”。全书共七章，分别讨论中西关系史、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俄国势力渗透、左宗棠平定新疆等重大历史事件，论述了清王朝的制度管理以及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思考：“一方面，政治上懦弱僵滞昏聩无能的政府，从未严肃考虑过未来的保障。”“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已经有了各种觉醒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旧政权，渴望介入在使用现代设备与现代条件下工业生活的利益。”
卫斐列为父亲卫三畏写的传记《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是其代表作。这本书有几个特征：首先，虽然记述卫三畏的生平，但全书主体部分记述他作为一名汉学家在中国的四十三年生活和学术活动。其次，该书采用述而不作和论必有据的写法，体现了作者的客观求实态度。卫斐列对父亲了解甚深，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认识为父亲做传，但全书却以父亲的简历为经，以父亲和别人的几百封书信为纬，几乎所有的细节或史实，包括父亲与祖父的关系、印制《中国丛报》的细节、陪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冒险访问日本，都以原始书信内容为据，并加以其他史料考证，极少带有主观色彩的评述。再次，此书虽然是卫三畏个人的传记，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一个汉学家生平活动展开的中美关系史。结合卫三畏生平事迹介绍，书中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美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譬如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概况，其中对冲突、谈判、各国使节交往、外国军官的行为，恭亲王、耆英及皇帝对外国人的不同态度，都有详细的记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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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位汉学大家，也是美国汉学史上极少数几个未读过大学而成为汉学教授的天才学者之一（其他还有拉铁摩尔、洛克等人）。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谐音，且富有儒学内涵，源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卫三畏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印刷出版并参与主编《中国丛报》，是“丛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二是编写了《拾级大成》、《英华韵府蠡窥》、《英华分韵撮要》和《汉英韵府》等英汉双语教科书和双语词典，他的语言学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语言学著作的水平。三是撰写了汉学巨著《中国总论》，此书是美国汉学史的开山之作，成为美国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1832年10月，卫三畏从伦塞勒技术学院肄业，在父亲的印刷公司实习半年之后，启程前往中国协助裨治文编印《中国丛报》，次年10月抵达广州，住入广州城外外国人聚集的“十三行”工厂区。当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只有三四人，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和基督教义宣传材料的印刷出版事务。最初两三年，他工作之余就是学汉语。卫三畏颇有语言天分，他手下有六七个工人，分别讲葡萄牙语、日本语和广东话，他管理这些工人游刃有余。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多种语言。因此，1837年7月，当传教士组织试图通过护送在海难中救起的七名日本人回国而打开日本的传教与贸易大门时，卫三畏参与了这次远征，他可以用夹杂着汉语的日语和日本人交流。他们在日本沿海城镇逗留了五十六天，最初受到款待，当他们试图深入内地时，被日本人武力赶走，但他们救起的七名日本人，“成为基督教在日本的第一批成果”。卫三畏曾把宗教材料译成日文，但没能出版。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为驱逐驻“十三行”的英国军队，放火焚烧工厂区，书稿与印刷厂在大火中烧毁。
1844年，卫三畏在中国从事宗教服务超过十年，按规定他可以回美国休假一次。在纽约，他成功地说服当地教堂，把即将从德国寄来的一套中文字模给他使用，但教堂没有财力支付字模的经费：卫三畏便在家乡附近教堂演讲，介绍中国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短短半年时间，演讲一百多次。讲演的收入不高，但聚沙成塔，纽约教堂出资补足欠缺，支付了购买印刷设备的费用。多次演讲促使他将多年来积累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化，卫三畏一年半杜门不出，写出了《中国总论》一书。最初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在他的商人朋友尼耶承诺不让出版商承担任何经济损失的前提下，图书才得以出版。尼耶还承担了他回美国休假的旅费，因此，卫三畏在1848年版的著作内封写下了这样的致辞：“谨献给中国广州的吉登·尼耶：一份表达作者的尊重和友谊的证明。”
有关中国的成功讲演和《中国总论》出版，使卫三畏在学术圈子里赢得了声誉，他被新成立不久的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民族学会选为会员。1848年初夏，紐约联合文法学院授予卫三畏荣誉法律博士学位。
1848年9月，卫三畏带着新婚妻子从纽约回到广州。裨治文已经于1847年6月前往上海主持中文《圣经》的翻译修订工作，卫三畏立即接手《中国丛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全部事宜，直到1851年杂志停刊。此后，卫三畏转入美国外交界，历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副使和临时代办。他在任外交官时，曾于1860年向国务卿提交一份提案，用中美《天津条约》谈判中商定的中国赔付美国侨民损失的部分返还款，创办一所美华学院（American-ChineseCollege），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式教育以及培养美国的外交、商务人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支持这个提案，它可能得到了林肯总统的批准，但因国会未通过而中止。1885年，国会批准将这笔余额及其利息共四十五万三千四百美元返还中国。但这个提案，成为四十多年后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退还部分创办清华学校的先声。1876年，卫三畏在中国工作四十三年后退休回美。1878年，被耶鲁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卫三畏感到，《中国总论》出版三十五年来，中国的进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还要大。于是，在儿子卫斐列的协助下，他对此书做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问世，卫三畏于1884年2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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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并不是第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在他之前，美国第一任驻华领事山茂召、探险家雷雅德、商人凡伯兰、外交官罗伯子、海军医生罗森伯格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对中国有所描述，但都不是专门的研究。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始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836年，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爵士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出版，这是一部当时最有分量和社会影响的专著。德庇时于1876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称作“第一位汉学权威”。对比卫三畏与德庇时的著作，就会发现卫三畏对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的突破。譬如，两本书中都有描述中国地理地貌的专章，德庇时的书对中国内陆及四邻的介绍，大多浮光掠影，很多是二手信息。《中国总论》对中国版图及各省市的介绍则清晰具体，涉及各省市的地质地貌概况、各级行政建制、气候降雨、物产矿藏、人口民风以及地标类建筑的历史沿革。总体描述与具体事例、统计数据有机地合为一体，近似于中国地方志、省志卷的写法，让人对中国的概况一目了然。 《中国总论》在其考证分析过程中，广泛汲取了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对欧洲汉学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中国总论》改变了欧洲汉学重考据、重文化分析的传统，在调查方法和研究风格上确立了重现实、重历史联系的发展路向。卫三畏研究古代典籍，不重诠释训诂，而是通过对思想内涵的分析加深理解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性格。他发掘《周易》、《尚书》的文化内蕴，向读者证明，古代文化的精髓对铸造民族性格有独特的价值。分析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他从长达一百八十二卷的《广东通志》中选取历代气象资料，验证沿海地带地理与气候的自然历史成因。阐述北京古城建筑的特点，他不仅详细描述北京九城的格局、各大殿堂的方位间距和建筑风格，而且对北京的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如辽代937年北京大规模建筑修建、金朝1151年城区的全面修建、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明永乐帝1421年迁都北京等历史事件都作了详细的交代，揭示历史上皇权的建立、变更与北京建筑风格形成的关系。
与同时代其他西方学者的类似著作相比，《中国总论》在观察的广度与认识的深度上跨进了一大步。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按章节所确定的主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社会观察和叙写，把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宗教信仰、行为特征、文化传统，以及这个泱泱大国的地形地貌、物产分布、人口比例、生产方式，如同立体拼图一般展示给英语读者。该书超越欧洲前辈之处，不仅在于内容的博大，还在于有逻辑分层次地深入发掘历史真相、探求问题实质，用丰富的史实数据支撑他的论述，使读者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或现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中国总论》是一本中国社会实录，作者在近距离观察和调查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的工业生产、经济生活和政治法律现状，以此匡正此前一些西方著述对中国状况的误传或歪曲，为英语读者展示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它以实际事例或数据说话：“四川省盛产生丝、盐、鸦片、麝香、巴豆、油、龙胆、大黄、茶叶、煤、粗锌、铜、铁和昆虫蜡，这些产品不仅运往其他地区而且出口国外。”“在广州注册的织布工人和刺绣工人有五万人，还有七千个理发师和四千二百个鞋匠。”他还具体描述了北京郊区的煤炭开采方式及零售价格，四川的黄金产地和云南的白银矿藏，从这些具体记述，可窥清代中国实业发展状况之一斑。
《中国总论》对中国的描述并未止于实录，而是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关于教育，“公元前1200年的《礼记》中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设立学校乃至大学，但教育的动力是做官和荣耀，规定只能学习经典和历史，重在心智训练与净化爱心，在形成与巩固民族性格方面作用非凡。但学生头脑里没有装入实用的科技知识，利用权力和行贿也可以获得学位，广州人用八千两银子可以买到一个举人的学衔”。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种植小块土地，他们不是农场主而是园子的主人……他们的农具少且简单，现代所用与几百年前或许相同”。中国人“除了那些明显的和即刻有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科学没有价值”。所以，“中国的科学，不论是数学的、物理学的、还是生物学的，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中国总论》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时，既批评了朝廷面对八国联军武力威胁进京谈判时一再犹豫的鸵鸟心态，也批判了列强的野蛮行为，并引摘英国厄尔金勋爵的信件作证：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行动。《中国总论》客观地叙写了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的前因后果，认为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傲慢与鲁莽，是导致二十名外国人被杀、法国领事馆和教堂被毁的直接原因。《中国总论》详细记述晚清时期所发生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表达作者鲜明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清政府是怎样一次次被野蠻的外力打破顽固保守的外壳，痛苦地加入与世界交流的过程。
《中国总论》的作者坦诚地向读者提供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有些见解相当深刻，可以引领读者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中国总论》告诉美国同胞，“汉人子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不论是有关他们的古老、人口、政府，还是他们的文学，所有相关的描述，值得人类第一智慧的学生去从事研究和尊重”。他称赞广州的市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管理得很好的清洁的城市。《中国总论》为武则天“正名”，“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被本土历史学家强加给她的东西弄坏了名声……她懂得提供人民所想要的东西”。该书从历史的进步性角度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党派和平地为最高权威争斗，各方都依赖于据理力争和陈述事实而求胜”。作者对某些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刻性，有时只需要短短几句话就可以表现出来，古代“蒙古人和满洲人，匈奴和鞑鞑都看不起爱吹牛的中国军队，轻易地战败他们，但随即在和平时期被中国人所征服”。
《中国总论》以“古典文学”和“雅文学”为题，分别介绍经、史、子、集部所收的经典著作，借此表达他对中国文学的见解。他选译了《诗经》、《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作者可能是最早把“聊斋”故事译成英文的人。作者第一次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屈原和他的《离骚》，介绍了唐宋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从卫三畏所选译的短篇小说及对长篇章回小说的评价看，他整体上对中国小说评价不高，他在批评了一般小说“逾越礼度”、“导致道德低下”的缺陷之后，给予《红楼梦》以最高的评价，“《红楼梦》作为最流行的小说，却毫无此类问题和缺陷”。
《中国总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评价，有一些曲解与偏差。作者认为，汉语“因其厌烦的重复与无法令人满足的理论而使人疲倦，这影响了科学几个世纪停滞不前”。他解释中国闭关自守的原因，是“中国人有一种不正确且危险的固定观念，导致他们误解外国人的所有行动……认为前来贸易的人诡计多端、贪得无厌、拒不服从，因此尽可能地拒他们于中国人之外”。卫三畏真诚地相信，中国文明低于基督教文明，但高于其他非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引进，将有助于中国文明按照西式标准提升。他的相关论述，集中表现为一个“儒学加耶教”的文化拯救模式，虔诚的宗教献身精神，既是他从事“拯救”事业的动力，也是他对某些事物产生偏见的根源。 《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不论从观察的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和当时欧洲出版的所有同类著作，及时地向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清代晚期中国社会的全景视图，让美国读者对真实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现实问题有一个比较深透的了解。在治学方法上，它开创了美国汉学重实证、重历史联系的研究传统，对所有涉及的问题作穷尽的发掘，借助多方面资料数据进行历史对比，以剖析问题的实质并了解其来龙去脉。卫三畏的学术道路，照亮了美国汉学研究专业化、精细化发展的前景。
三
卫三畏是耶鲁大学第一任中国语言文化教授，实际上没有授过课，因为没有学生注册。他的儿子卫斐列，作为耶鲁大学的东方史教授，却培养出美国早期汉学博士赖德烈。卫斐列出生于澳门，少年时代在北京生活，1867年被父亲送回美国读书，187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卫斐列毕业后担任耶鲁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1893年至1925年在耶鲁大学教授现代东方史。赖德烈在所写关于卫斐列的传记中回忆，“他忽略美国多数大学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包括中亚、印度和远东历史，但他大多数时间，主要讲的是中国”。卫斐列支持青年学生前往中国从事文化传教服务，他于1901年到1928年之间，担任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执委会主席。雅礼协会是耶鲁大学海外传教会于1901年成立的旨在促进中国教育事业与中美相互了解的非营利组织。是1890年前后盛行的“青年学生志愿者海外服务运动”的组成部分。1906年，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雅礼学堂：1910年，建立湘雅护理学校，后来发展成湘雅医学院。毛泽东曾经当过湘雅护理学校校刊《新湖南》的编辑，他还借雅礼协会的三间房子在湘雅护理学校门口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
作为一个早期汉学家，卫斐列在其涉及的领域中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除了帮助父亲修订《中国总论》这部汉学巨著之外，还撰写了《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蒲安臣和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最佳汉学著作百种》、《中國历史：“中国总论”中的一个历史章节》和《耶鲁七九届历史》等著作。《耶鲁七九届历史》一书，描述他所执教三十年的耶鲁校园生活和一百三十七名七九届学生的个人简历，文字之间充满对耶鲁生活、对曾经的同事和自己教过的学生的真挚感情。《最佳汉学著作百种》编写于1921年，搜集了上百种当时所能见到美英学者论述中国的著作，按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宗教诸项分类编目，为人们了解二十世纪初欧美汉学成果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索引。《蒲安臣和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是一份中国早期外交事务的文献，以专著的形式把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社会影响作了全面的交代，详细描写了蒲安臣的整个外交生涯及其性格、思想对其事业的影响，带有蒲安臣传记的特点。《中国历史》是卫斐列与父亲的合著，可以看作是《中国总论》的续篇。针对“欧美国家普遍的日益觉醒的对亚洲事务的兴趣，根据读者的迫切需求，作者从《中国总论》中抽出一些历史章节，增补‘总论’出版后十多年间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编成此书”。全书共七章，分别讨论中西关系史、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俄国势力渗透、左宗棠平定新疆等重大历史事件，论述了清王朝的制度管理以及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思考：“一方面，政治上懦弱僵滞昏聩无能的政府，从未严肃考虑过未来的保障。”“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已经有了各种觉醒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旧政权，渴望介入在使用现代设备与现代条件下工业生活的利益。”
卫斐列为父亲卫三畏写的传记《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是其代表作。这本书有几个特征：首先，虽然记述卫三畏的生平，但全书主体部分记述他作为一名汉学家在中国的四十三年生活和学术活动。其次，该书采用述而不作和论必有据的写法，体现了作者的客观求实态度。卫斐列对父亲了解甚深，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认识为父亲做传，但全书却以父亲的简历为经，以父亲和别人的几百封书信为纬，几乎所有的细节或史实，包括父亲与祖父的关系、印制《中国丛报》的细节、陪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冒险访问日本，都以原始书信内容为据，并加以其他史料考证，极少带有主观色彩的评述。再次，此书虽然是卫三畏个人的传记，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一个汉学家生平活动展开的中美关系史。结合卫三畏生平事迹介绍，书中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美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譬如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概况，其中对冲突、谈判、各国使节交往、外国军官的行为，恭亲王、耆英及皇帝对外国人的不同态度，都有详细的记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