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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注册心理咨询师。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代表作《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近日，其与抗击病毒相关的小说《花冠病毒》再版。
“救护车扯着裂帛般的鸣笛飞驰而过，所向披靡。其实是虚张声势，根本没有必要。街上空无一人，商铺大门紧闭，食坊没有一点热乎气，既没有食客，也没有厨师。只有盛开的花朵和甜美的香气依然开放与游荡，生机盎然地装点着冷寂的城市。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选择龟缩在家里，此刻封闭自己是最大的安全。”9年前，作家毕淑敏在键盘上敲下这些字时，曾想过这一幕或许会在未来的某天发生，但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
“我以为今生都不会看到这种情形。”电话那头，毕淑敏缓缓地说道，声音温柔但有力。她记得，第一次知晓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是在电视上，身在北京的她顿感心绪不宁，开始每日关注新闻。“中间一直说‘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后来几天突然不报了，我想可能就是普通肺炎吧。”但她仍没完全放松下来，给远在湖北的朋友打电话问好，竟一派太平。
之后的日子，毕淑敏足不出户，每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写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生活规律而宁静，但她的心一直悬着。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武汉新冠肺炎“人传人”，且有医护人员感染，那一刻，她觉得天塌地陷，第一个念头是“魔盒打开了”——病毒，它又来了！
未经审视的资料，是不值得写的
病毒，一下子把毕淑敏的记忆拉回到9年前。当时，她正在写的是《花冠病毒》，一部与抗击病毒有关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燕市，突然暴发了一种名为“花冠病毒”的新型瘟疫，整个城市运转停滞。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抗击病毒一线的采访团成员。在采访过程中，她亲眼目睹感染发展不断失控，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
9年后，当书中众多情节在现实中“真实”上演时，《花冠病毒》以“预言书”的形式再次回到读者面前。“若说预言，非我本意。当时为什么写《花冠病毒》？就是害怕病毒卷土重来。上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野生动物是病毒中间宿主，但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重蹈覆辙。”毕淑敏说，关于病毒，人类至今未摸清它的规律，“不能把它的某一次消失，当成永远的胜利”。
《花冠病毒》是毕淑敏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源自她2003年的经历。那年春天，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个词——非典。毕淑敏写了一篇《假如我得了非典》，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在那篇文章中，她称微小的病毒之于人体是“一滴水向整个太平洋宣战” ，“然而这滴邪恶而沸腾的水，在春天的早晨燃起恐怖的荒火”。
当时的北京街道上也是空荡荡的，电视里滚动播放着抗击疫情的新闻。毕淑敏和母亲一直待在家中，除了偶尔出诊——一年前，读完心理学博士的她在北京西四环开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一天，她在家中突然接到中国作协的电话，邀请她加入采访团赴抗击非典第一线去采访，理由是她有着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之后，和《花冠病毒》的女主角罗纬芝一样，在母亲的支持下，她成了采访团的一员。
毕淑敏之前当过20多年医生，胆子要比一般人大些。但真正进入非常状态，内心依然恐惧。“每天进出医院，总觉得空气中弥漫着病毒的味道。一半出自惊惧敏感，一半是消毒液无处不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她跟着采访团，从接治重症病人较多的佑安医院、朝阳医院、小汤山医院，到北京疾控中心、基层防疫站，再到研究最前沿药物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此外，她还专门去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在外交部，她意外遇到“外交部（工作人员）大团圆”，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告诉她“因为所有要到中国的团都不来了”;在国家气象局，她采访专家，了解病毒的出现是否与气候相关……
毕淑敏最深刻的记忆是一名确诊罹患非典的小护士。当时为防止病毒粪口传播，病人的排泄物不能直接入马桶。所以，病人需先排在便盆里，再撒上消毒粉，由護士用搅拌棍手动搅拌消毒，既肮脏又危险。后来，小护士被感染，当时她最焦虑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给父母打电话。因为经常喘不上气，她每次都先拼命吸氧，直到积蓄一点可以不用氧气讲话的力量时才拨通电话，向父母报平安，急匆匆说一句“我现在特别忙，正在抢救病人”，便立即放下电话。最终，小护士活了过来，之后她说：“我血液里现在有非常强的抗毒血清，医院任何时候通知我，我都会站出来用这个血清救助别人。”
“我相信，内在的精神不倒，是在绝境中支持人们走出去的强大力量。”毕淑敏说。她记得医护人员曾和她说过，他们每天都会一起讨论一个相同的问题：病房里，谁会活下来？“他们对我说，在同等条件下，同样病危、同样年龄、包括几乎相似的基础病情况下，那些对生命抱有积极看法、人际关系良好、努力接受治疗、绝不轻易言败的病患，活下来的几率更大。”
2011年，非典过去8年后，她开始动笔写《花冠病毒》。第二年，小说出版，书中对病毒的描写和那些疫情下的故事，形象而真实，以至于不少读者表示“不敢在夜里读”。
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在《花冠病毒》中，毕淑敏的笔下有为病毒而战的理想主义者：首席病理解剖学专家于增风以身试毒;化学博士李元研发出锗元素，几经磨难，最终成为治疗病毒感染的解药。也有人性的幽暗之处：采访团一名记者将病毒资料和罗纬芝的血清卖给外国机构;李元的同门师弟为将锗元素用于治疗，不惜将病毒传给市长的孙子……
“我始终迷恋于人的生理的相似性和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竭愿力求精准地解剖和描绘这些差异。”毕淑敏说，《花冠病毒》几乎渗透了她此前所有人生的积累——从西藏阿里雪山的女兵，到北京工厂医务所的所长，再到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师。
毕淑敏生于军人家庭，父亲当年参军到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后又加入第一野战军，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跟随王震将军，一路打到了新疆的伊宁，毕淑敏就出生在那里。后来，父亲接到调令，一家人随调北京。1969年，不到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一路向西，来到乌鲁木齐。之后，又和另外4名女兵一道，钻进装满大米的卡车，经过12天的颠簸，抵达西藏阿里，成为高原部队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
在高原上，毕淑敏学会生炉子、固定被冻豁口的嘴唇、打枪……她原本想做通信兵，最终服从命令成了一名卫生员。1973年，她被派到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学成归来，她先后担任助理军医、军医。后来，她在阿里结婚、生子，直到1980年，她转业回京，在一家工厂医务所工作，担任内科主治医师和所长。
那时候，毕淑敏每天的生活充实忙碌，给人看病、操持家务、抚育孩子。有时和同学聚会，大家都喜欢跟她打听阿里和发生在阿里的故事。终于，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在那间充满药味的屋子里，她在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的桌子上，铺开一张纸，开始写作，处女作《昆仑殇》由此诞生。
这篇小说算是毕淑敏对过去军旅生活的回顾。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1987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文学杂志《昆仑》发表了这篇小说，不久便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毕淑敏自此步入文坛，那一年，她35岁。
第二年，毕淑敏开始了“背着药包上学堂”的生活——她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的一员。同班同学有余华、莫言、刘震云、严歌苓、迟子建等。毕淑敏每天上完文学课就急匆匆离开，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回到医务所，“像一架机器一样，处理着一位所长应当承担的事务”。 “那些课堂上关于文学的种种清谈，已像神秘遥远的童话。”
但医院的生活，源源不断地给她的写作输送灵感。有一次，一个患癌症的女人濒临死亡，毕淑敏守在旁边为她输液。她不停地说话，常常上气不接下气，依然说个不停，讲她的秘密，讲她的向往，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在输液架下葡萄糖液极轻微的溅落声中，毕淑敏的脑海里编织出《女人之约》的故事。一个厂里最美丽的女工人，和很多男人相好，没了好名声被人瞧不起。当厂里遇到三角债时，她和女厂长约定：若讨回债来，女厂长代表厂里向她鞠个躬。最终，债要回来了，女工人生命垂危，女厂长拒绝履行承诺。
畢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
那是1994年，《北京文学》召集京内作家，在地下室紧急讨论改变文学现状之问题。会上，有人指出作家不体验生活已成习惯，非扭转不可。毕淑敏选择到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生活。她走入快要离世的老人的房间，和他们谈心。有一次，一位老人离世，刚刚从病床上抬去太平间，毕淑敏便躺了上去，发现床边的墙上有一个石灰突起，“我拿手去摸了，它很光滑。临终的人力量有限，曾多次抚摸过那块地方。”那一刻，她深切体会到死亡就是生命的一个句号，“我们该把它的过程演绎得足够丰富”。
《预约死亡》发表后，引起轰动。“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作家王蒙评价说，他称毕淑敏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热情和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
很长一段时间，毕淑敏一手拿听诊器，一手写作。后来，她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最终选择听从内心，弃医从文。
“我大概是一个念念不忘旧情的人。写作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写到医院，会不可摆脱地用一个医生的眼光审视世界。”毕淑敏说。她写《红处方》，描绘戒毒医院里戒毒患者的众生相，表现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写《拯救乳房》，讲一群得了乳腺癌做过手术、心理不健康的人背后的故事;写《女心理师》，以女心理师贺顿的成长经历，探讨当代人的心理困惑及救赎突围之路。 “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矢志不渝地贯穿着对生命的热爱，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毕淑敏说。
心灵的摆渡人
非典发生时，毕淑敏在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当时，她走上心理学道路完全是偶然。
1998年，毕淑敏的一个朋友摔断了腰椎骨，打了石膏裤，需瘫躺在床3个月。为了帮朋友消除寂寞，她每周都给对方打电话，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有一次，朋友随口说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将到北师大带学生……毕淑敏就问：你说我能试一试吗？后来，她果真报了名，跟着林教授一学就是4年，修完心理学博士课程。
2002年，毕淑敏开了心理咨询中心。来访者络绎不绝，很快就名声在外。毕淑敏被称为“北京最贵的心理咨询师”——每50分钟800元，但很多人依然专门排她的号，有对夫妇从春天排到秋天，一直没预约上。
“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毕淑敏说。
一个女孩戴着口罩坐在毕淑敏面前。她是一名公司职员，非典发生时很多同事逃离北京，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无处可去，“所有的科学知识我都知道了，可我还是害怕”;一个13岁的女中学生，抱着一堆小山似的硬币来咨询，在咨询室里，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请你帮助我——除掉我妈的朋友！”一名公务员，马上就要升任高官，但他一到会场，就会语无伦次……
咨询室里，人来人往，每个人的挣扎和困惑都是如此不同，即便表面上看起来极其相似的问题，背后所潜藏的原因和思绪的起伏也会存在巨大差异。“心理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当事者探索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不但给眼前的问题找到比较好的出口，而且以后即使风浪再大，他/她都有能力自己去迎接。”
2004年，因为来咨询的人太多，她关闭了“毕淑敏心理咨詢中心”。“波涛中伸出很多双求救的手，可你只有一条小船，不知该先拉住谁。”想了许久，毕淑敏找到另一种方式去做心灵的摆渡人，“以文字为舟，传递一种友爱和成长的信念”。
无论医生、作家，还是心理咨询师，对毕淑敏来说，只是身份转变，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在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研究人，不同的是用了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近10年来，毕淑敏一边写作，一边漫游世界。从2008年坐着邮轮环球航行开始，至今她走过8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非洲、美洲、南北极等地。“在有限的旅程中，我希望过得更快乐一点。等到我们不得不承受苦难和悲伤时，就会有更多的心理能量来支援。”
新冠肺炎到来的这些日子，毕淑敏百感交集，但基本保持冷静从容。后来口罩不够用，她专门在网上买来熔喷无纺布的边角料，自力更生做口罩。有时闲下来，她会想起2003年非典时的一幕：作为采访团的一员，她去旁听北京政府防疫会议，常常一听就听到深夜。凌晨散会后，她走在长安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很孤独冷寂的感觉。平日里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容易让人产生人类非常强大的错觉。瘟疫袭来，你会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不堪一击。”
8年前，在《花冠病毒》的封底，毕淑敏问道：人类与病毒的血战还在继续，命运将把他们带向哪里？如今，随着病毒卷土重来，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毕淑敏依然坚信心理能量，“特效药还未出现，我们只能咬紧牙渡难关。沼泽处，你的心智要成为纤夫。精神明朗坚定，情绪安稳平和，助家国度过危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