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顾与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历史经验，以全新思维洞察新世纪文学新格局与新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2006年11月2日至5日在成都召开主题为“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4届学术年会，会议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150余篇，大会围绕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与重要作家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经验、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内涵及理论意义、新世纪文学的现状考察等诸多前沿问题，举行了六场大会报告和多场小组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和“底层文学”关注两个方面的探讨构成了会议的亮点。
　　
　　一、新时期、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
　　
　　会议就新世纪文学概念、命名的合法性、时间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丰富和热烈的探讨。雷达就新世纪文学发生的历史条件、新世纪文学创作上的变化和新世纪文学的文体特征三个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创作上主要发生了关于乡土叙事、极限化的人性书写、历史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倾向、召回政治视角等四个方面的变化。程光炜针对新时期文学划界发言，他提出新世纪文学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现代性概念的引入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张未民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的发言中认为“新世纪文学”是一种命名但不仅仅是一种命名，更准确来说是一种建构，文学新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话语权的演变。
　　针对上述学者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的认同和提倡，一些学者则表示了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质疑。金汉认为“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每百年一次，和文学没有直接关系，文学史的阶段划分不能按社会时间来命名。周晓风认为当前文艺运作的机制等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新时期文学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当下的文学可以称之为“走向新世纪的文学”i郝明工也认为文学命名应该在历史过去之后。高旭国、子张、孙德喜、姚楠、向成国、夏冠洲等也相继表达了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谨慎态度，倾向于对“新世纪文学”临时性过渡性意义的认同。
　　也有一些学者站在了更为中性化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於可训首先赞成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认为“新世纪文学”在此不是一个自然时间的划分，而是在于表明一种文学“新质”的诞生，但这种“新质”尚未发展完善，因此新世纪文学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吴义勤认为“新世纪文学”概念的讨论，焦点应放在呼吁大家进入当下文坛上。诗人柏桦也谈了他对“新世纪文学”这一名称偏重思想性的认识。
　　二、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内在精神与学科建设
　　除了命名之争，代表们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内在精神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杨匡汉首先作了题为“新世纪文学：学科意识与‘边界’问题”的发言，认为新世纪六年来的文学也存在“边界”问题，“边界”是需要“守”的，“边界”既意味着“坚守”也意味着“宽容”等方面。孟繁华对杨匡汉的问题意识表示赞赏，认为特别是其对当代“边界”问题的提出很尖锐，是一种宏大视野的思考。张清华对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的变迁进行反思，认为当下综合性标准的运用主要是由于对现代性概念的泛化理解所造成。孟繁华认为，处在边缘文化状态的当下文学和其中的“超稳定文化”因素自产生后一直较为固定，小说从文化边缘地带和地域性知识中获取灵感和想象的现象普遍发生。顾骧作了题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问题”的发言，认为新时期文学应以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为起点。曹万生指出“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混用现象，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逻辑起点。高玉作了题为“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阶段”的发言。
　　包明德以茅盾文学奖为例谈到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构主要要解决三个悖论：一是多元文化与经典的悖论；二是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悖论；三是道德眼光与历史意识的悖论。吴义勤也认为，新时期以来经典作品一直没有出现，他认为当代命名经典的价值比后人的命名更为重要。宋炳辉区分了广义的文学生态和狭义的文学生态之不同，继而提出应在广义的文学生态中建构经典。
　　学者们对当下文学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白烨首先作了题为“当下文坛的分化与重组”的发言，认为新世纪文坛出现一分为三的现象，他提醒现有文学现象已超出我们原有的文学经验。唐小林则认为我们用以启蒙的手段和内容在新的历史语境面前已经不堪重负，因而探讨“新世纪，文学拿什么来启蒙”的问题。谭光辉对新世纪文学家的“失约与失信”引发的文学面临着公众讨伐的危机表示担忧。谢有顺尖锐指出“个人化写作”呈泛滥之态，缺乏精神的维度，因此要“重申灵魂叙事”。崔志远也认为新世纪文学应强化精神维度。方伟、王春荣、汪树东等也参与讨论。对于新世纪文学中的大众传媒因素、消费文化因素，栗丹、李红秀、江冰等也进行了探讨，郭宝亮提醒警惕当下文学中“猎奇化”倾向。
　　三、新世纪底层文学与地域文学讨论
　　对底层文学的关注形成了会议的另一热点，讨论主要围绕“底层”的概念界定、底层文学的创作现状、底层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张未民指出“新世纪文学”的关注视角已扩大到了底层文学和80后写作，下一步还将关注社会写作，尤其是介入型社会写作。他提出，不仅要重绘中国文学历史地图，也要重绘中国文学现实地图。王光东提出，文学对现实的介入能力不如从前，但从本次会议代表关于底层叙事的讨论，可以看到文学和现实关系的变化。
　　陈福民认为“底层文学”的来源是社会文化转型积淀出来的问题，他针对“底层文学”概念的混淆不清、“底层文学”与历史关联中的框架性缺失、“底层文学”的道德期待与限度进行分析。毕光明具体分析了“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两种“底层”叙事写作姿态，颜敏梳理了“底层文学”的概念，认为“底层”本身是分裂的，徐德明分析了“乡下人进城”小说。
　　会议代表围绕底层写作中的苦难、知识分子责任等话题展开热烈和深入的讨论。白浩指出，底层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面对苦难，要有赴难意识，刘荣林认为苦难和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白浩则认为苦难不能被合法化，并提出“外在的暧昧”和“内在自愿的暖昧”的区别。贺绍俊认为此话题的实质是文学能干什么的问题，文学应该承担精神价值的传承。毕光明指出作为知识分子，可以直接毫不暖昧地挑明、指责体制问题，而作为文学家，可能更欣赏暖昧的表现，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与文学评论者身份的混乱和分裂。钟秋强调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应该体现社会良知，也谈到云南作家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及对底层人民苦难的描写。刘复生认为底层写作的产生机制与知识分子本身命运变化带来的不满和纯文学危机有关。关于当代文学中底层叙事外延的界定问题，魏兰、钟秋、叶从容等进行了讨论。韩国仁川大学曹慧英对贾樟柯电影中对边缘人物的怜悯和关注意识给予很高评价。刘荣林作了“现、 当代农民小说史‘猜想…的发言，贺绍俊、钟秋等对此表现出兴趣。
　　对于地域文学的讨论，贺绍俊论述了宁夏的文学意义，认为往大了说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往文学方面说，则是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白浩认为在全球范围中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后殖民危险，而国内西部文学同样面临这样的后殖民危机。李平将东部文学与以宁夏文学为代表的西部文学进行对比，也对宁夏文学中的“享受苦难”意识表示了异议。彭金山认为西部文学有多民族色彩、西部风情、内涵厚重三个特点。夏冠洲介绍了关于“新疆多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涂鸿谈到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情结问题，刘永丽作了题为“上海怀旧：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的发言。
　　四、新世纪各体文学研究
　　吴思敬对中国现代诗在2l世纪的转型进行了细致论述，认为中国新诗一向有关注底层、关注平民的传统，而新世纪诗歌保持了这种传统。罗振亚作了题为一个人化写作“90年代先锋诗界的优卓选择”的发言，分析了“个人化写作”的几种理解角度。孙基林认为将叙事性看成90年代诗歌出现的新特征可能是一个盲点，梁彦玲则从太阳意象系列来看海子诗特征。
　　对小说的研讨中，朱水涌认为当下创作的繁复和杂乱是“现代性”概念在中国传播受挫的表现，刘川鄂对新历史主义解构革命历史小说的途径及其限度作了发言。对于具体的小说作品，苏琼对王安忆《长恨歌》进行了批评，金汉则提出质疑，李永东、张中宇、朱水涌等均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解读。陈红旗、陈颖、万国庆、颜水生、周雪花等分析了一些热点作家作品。单元对女性文学的命名提出的质疑引起了争论，安然、於可训等参与讨论。邓利剖析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衍变轨迹，谭湘介绍了成立于1995年的女性文学委员会的情况。郭力、禹建湘、王琳等分别表达了自己对女性文学的思考。
　　对新时期戏剧文学，张健认为主旋律话剧、通俗话剧和先锋话剧“三元一体”的话剧生态格局已经成型，他还论及了“先锋话剧”的三个阶段以及新时期话剧的世俗化特征。章罗生对纪实文学，安然对幽默散文，赵树勤、李玫对生态文学分别进行了思考。与会代表还对反腐小说、哲思文学进行探讨。
　　年会期间，还举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0届优秀成果表彰奖”颁奖活动，以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并决定下届年会由山东师大承办。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