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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天空一颗巨星陨落，2008年6月16日15时，音乐大师时乐濛与世长辞。
2008年灯节音乐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老来了——”中国音协的一些老同志蜂拥而上，围着时老和他老伴王利军老师问长问短。前些年见到时老向他问好时，他总是笑着说：“好着呢，每个零件都正常运转。”这回见到时老，他改口说：“两个轮子代替了两条腿”，大家哈哈一笑！时老端坐在轮椅上，脸上依然泛着一丝红润。一个幽默风趣的“小老头”，93岁高龄的老革命，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社会活动家。这就是我们的时老！
1979年11月，在中国音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时乐濛被选为副主席，分管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歌曲》月刊主编。这次他确是受命于“危难”之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音乐文化的大变革处在阵痛的襁褓之中。人们冲破“四人帮”对音乐文化的思想禁锢，几个样板戏，几首语录歌，再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时，良莠不齐的港台流行歌曲“乘虚而入”，风靡大陆，30年代的“时代曲”也时而泛起。许多年轻人备感新鲜，根本不管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只以欣赏为快；而一些过来人则怒火冲天，痛心疾首，怒斥“商女不知亡国恨”，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
时乐濛清醒地看到，要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提高群众对音乐的欣赏水平，再用“打棍子”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只能从容面对，宽容对待，顺应时代潮流，千方百计引导青年人区分良莠，增强他们对一些庸俗、低下、不健康作品的免疫力。而更重要的是要调动我们的音乐家，鼓励他们对创作富有中国特色的抒情歌曲，进行大胆探索。以好作品来感染人，陶治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放思想”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中青年音乐家，他们施展才华，写出了一首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却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如说什么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是“小资味”的不健康情调；张丕基的《乡恋》，同样被贬为颓废的靡靡之音；李谷一借鉴我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气口唱法，用轻声和气声演绎，竟被斥为格调低俗的模仿……乐濛同志听了这些只是淡然一笑：“有成千上万人喜欢这些歌，群众该不会是阿斗吧！”他认为有争议是正常的，不是件坏事。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一些人早已习惯用教育功能作为考量歌曲的唯一标准，而大大忽视了歌曲的愉悦，特别是审美功能。每当这些年轻音乐家受到不公正对待，思想上受到打击和压抑时，他总是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要相信群众是有鉴别能力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条路没有错”。
音乐界的同仁也一直在探寻着，这条路该怎么走？于是，由《歌曲》编辑部发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经过周密策划，于1980年悄然展开，并一炮打响，旗开得胜。经数十万听众投票遴选出15首优秀歌曲。编印成的小册子一百多万份，短期内一售而空。成麻袋的读者来信，随信夹寄的买歌本的零钱，还有邮票，不得不动用中央电台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帮忙清点。此次活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是空前的，评选出了《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15首歌曲。15首歌曲的推出在全社会激起了热烈反响，久唱不衰，有的至今还在各种场合传唱，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新鲜，旋律优美，时代感强，颇富民族性，且风格多样，是作曲家在新时期开始探索和寻求具有中国特色歌曲语汇和技法表现手段的丰硕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乐濛同志功不可没。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音乐形成了以通俗音乐、新潮音乐和严肃音乐为格局的“三足鼎立”的多元并存的局面，有人形象地把前两类音乐称之为“两个冲击波”。乐濛同志领导的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开拓前行的。
人民大众需要严肃音乐，也更渴望有多种风格的音乐，如轻音乐、通俗音乐等等。1989年，时老支持王酩等人创办了中国轻音乐学会并任学会主席。对待年轻人，时老几十年来一直给予满腔热忱地扶植。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王世光、张丕基、郭成志、付林、姚明、温中甲、徐沛东、刘青、王佑贵……数不胜数，当年这批中青年作曲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羽翼下沐浴阳光。许多词作家、歌唱家也不例外。毫不夸张地说：音乐界老老少少都是时老的朋友。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赢得了今日中国的辉煌，也赢来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大繁荣局面。时老在推动当代中国音乐的传承和创新的进程中辛勤耕耘，特别是对通俗音乐的健康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2008年灯节音乐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老来了——”中国音协的一些老同志蜂拥而上，围着时老和他老伴王利军老师问长问短。前些年见到时老向他问好时，他总是笑着说：“好着呢，每个零件都正常运转。”这回见到时老，他改口说：“两个轮子代替了两条腿”，大家哈哈一笑！时老端坐在轮椅上，脸上依然泛着一丝红润。一个幽默风趣的“小老头”，93岁高龄的老革命，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社会活动家。这就是我们的时老！
1979年11月，在中国音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时乐濛被选为副主席，分管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歌曲》月刊主编。这次他确是受命于“危难”之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音乐文化的大变革处在阵痛的襁褓之中。人们冲破“四人帮”对音乐文化的思想禁锢，几个样板戏，几首语录歌，再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时，良莠不齐的港台流行歌曲“乘虚而入”，风靡大陆，30年代的“时代曲”也时而泛起。许多年轻人备感新鲜，根本不管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只以欣赏为快；而一些过来人则怒火冲天，痛心疾首，怒斥“商女不知亡国恨”，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
时乐濛清醒地看到，要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提高群众对音乐的欣赏水平，再用“打棍子”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只能从容面对，宽容对待，顺应时代潮流，千方百计引导青年人区分良莠，增强他们对一些庸俗、低下、不健康作品的免疫力。而更重要的是要调动我们的音乐家，鼓励他们对创作富有中国特色的抒情歌曲，进行大胆探索。以好作品来感染人，陶治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放思想”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中青年音乐家，他们施展才华，写出了一首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却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如说什么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是“小资味”的不健康情调；张丕基的《乡恋》，同样被贬为颓废的靡靡之音；李谷一借鉴我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气口唱法，用轻声和气声演绎，竟被斥为格调低俗的模仿……乐濛同志听了这些只是淡然一笑：“有成千上万人喜欢这些歌，群众该不会是阿斗吧！”他认为有争议是正常的，不是件坏事。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一些人早已习惯用教育功能作为考量歌曲的唯一标准，而大大忽视了歌曲的愉悦，特别是审美功能。每当这些年轻音乐家受到不公正对待，思想上受到打击和压抑时，他总是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要相信群众是有鉴别能力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条路没有错”。
音乐界的同仁也一直在探寻着，这条路该怎么走？于是，由《歌曲》编辑部发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经过周密策划，于1980年悄然展开，并一炮打响，旗开得胜。经数十万听众投票遴选出15首优秀歌曲。编印成的小册子一百多万份，短期内一售而空。成麻袋的读者来信，随信夹寄的买歌本的零钱，还有邮票，不得不动用中央电台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帮忙清点。此次活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是空前的，评选出了《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15首歌曲。15首歌曲的推出在全社会激起了热烈反响，久唱不衰，有的至今还在各种场合传唱，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新鲜，旋律优美，时代感强，颇富民族性，且风格多样，是作曲家在新时期开始探索和寻求具有中国特色歌曲语汇和技法表现手段的丰硕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乐濛同志功不可没。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音乐形成了以通俗音乐、新潮音乐和严肃音乐为格局的“三足鼎立”的多元并存的局面，有人形象地把前两类音乐称之为“两个冲击波”。乐濛同志领导的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开拓前行的。
人民大众需要严肃音乐，也更渴望有多种风格的音乐，如轻音乐、通俗音乐等等。1989年，时老支持王酩等人创办了中国轻音乐学会并任学会主席。对待年轻人，时老几十年来一直给予满腔热忱地扶植。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王世光、张丕基、郭成志、付林、姚明、温中甲、徐沛东、刘青、王佑贵……数不胜数，当年这批中青年作曲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羽翼下沐浴阳光。许多词作家、歌唱家也不例外。毫不夸张地说：音乐界老老少少都是时老的朋友。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赢得了今日中国的辉煌，也赢来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大繁荣局面。时老在推动当代中国音乐的传承和创新的进程中辛勤耕耘，特别是对通俗音乐的健康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