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头”是容易的，腐败是容易的
　　
　　■但非
　　
　　看多了各种贪官的忏悔书，在审丑疲劳过后，如今这张新冒出来的“犯罪公安局长忏悔书”，还是值得一看的。2005年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为此做了个专题，说的是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因受贿，于11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在邵建伟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前，他禁不住流下了愧疚、悔恨的泪水，他真诚地向组织请求，做‘反面教员’来教育大家，警示大家”；“从拒收100元感谢费到敛财480余万元，邵建伟在其忏悔书中讲述了其堕落轨迹和心路历程”。
　　邵建伟案主要特征被概括为：是案情重大复杂、案发时间长、涉案人员多、涉及金额巨大的案件，是涉及滥用职权、执法犯法等严重司法腐败问题的案件；是卖官买官问题非常严重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等等。邵在忏悔书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时间长了，入了党，担任领导了，手中权力也大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也多了，我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我还要常常面临一席酒宴，一次旅游，一件物品，一叠人民币的物质诱惑”；“面对蜕变的思想压力和物质压力，在我身上生物人性与党员党性一度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生物人性，战胜了党员党性，低层次的人生思想精神层面战胜了高层次的人生思想精神层面”；“我开始处心积虑地追求权力”……
　　对此，有专家老生常谈地说“几乎所有贪官的犯罪活动都是围绕着‘权’字做文章”。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邵在忏悔书中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每当我收到一件比较好、比较名贵的物品时，我总是先想着送给领导，而不是留给自己用”；“贿赂关键领导，大数额送钱，用钱买官，以钱换权……”这一切其实也是老套套，而大多贪官的忏悔书也只“反思”到这里为止。邵的忏悔书，比较有特色的是“四阶段说”，而更有价值的则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四阶段说”看到堕落和犯罪其实恰恰是“无阶段”的。
　　邵的忏悔书思路清晰，概括能力很强，他说在接受钱物的过程中，自己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全部拒绝；第二个阶段，收了心不安，不收心不甘；第三个阶段，收了放心，不收安心；第四个阶段，担心被查处。从个人的心理感受来做这样的四阶段概括是不错的，有专家就此分析说，“他经历了几个阶段，总体上有明显的积累和升级过程”，他的变化“在犯罪心理学上特别典型”。但是，我们要看到，真正的堕落积累和犯罪历程并不是一个个“阶段”的清晰叠加，并不真的那么“复杂”那么“累人”，而是一个简单而容易的过程。
　　哲学上有个著名的“秃头论证”理论，它含有这样的问题：少一根头发能否造成一个秃头？回答说不能。再少一根怎么样？回答说还是不能。这个问题一直重复下去，到后来，回答却是已成为秃头了，而这在一开始是遭到否定的。如果把“敛财百万”看成是腐败的“秃头”，那么，变成这样的“秃头”就是掉一根根头发的累加，“掉一根根头发”是从“掉一根头发”开始的，而“掉一根头发”是那么的容易，同样“掉一根根头发”也是那么的容易，所以，“秃头”是容易的，腐败是容易的。邵建伟也曾立志当好警察，当月薪48元时，面对100元的感谢款，他选择的是拒绝；就算收了那100元，那也是简单容易的，不过是像掉了1根头发。所以，“秃头论证”理论无情地告诉我们：从拒收百元到敛财百万，是极其简单的，是极其容易的，简单容易得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蜕变是容易的，滥权是容易的，贪污是容易的，受贿是容易的，堕落是容易的，犯罪是容易的；与这样的“容易的”相比，自制是困难的，坚守是困难的，监督是困难的，制约是困难的，发现是困难的，查办是困难的。透过邵建伟忏悔书中的“四阶段说”，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看：贪官堕落犯罪确是“无阶段”，时刻能做，容易；教育监督查处倒是“有阶段”，想要收效，很难。“掉一根根头发”的“土壤”以及“催化剂”当然是“权力”，“土壤”越肥、“催化剂”越强，“头发”就掉得越多越快，防止“掉发”则越来越难。
　　邵在忏悔书中提到陈毅那首名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在没有开始“掉头发”之前，他把它“摘抄在日记本上并背诵下来”，如今邵建伟堕落的经历告诉我们：这首名诗的警示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掉发”太容易了，“伸手”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