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特朗普是这场全球性的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进行反抗的政治总代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会发动一场反对全世界的贸易战:其实质是反对全球化。
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们知道,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策,至少有四个人对白宫主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亡于中国:美国是如何丧失制造业根基的》一书作者、总统贸易事务顾问彼特·纳瓦罗、声称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幕僚史蒂夫·班农、《华尔街日报》前常驻中国记者、现任总统东亚事务特别助理的马修·波廷格,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争议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的地缘战略专家让·T.米尔斯海默,一名著名的“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
在米尔斯海默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一书中文版的前言里,米尔斯海默写下了这样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据我观察,很少有中国学者对这个断言进行过研究和评论。为什么以色列游说集团能够使美国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会有利于中国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美国因以色列的关系而深陷中东的话,就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真的吗?还是另有一些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判断,这位已经多次被攻击为“反犹”的学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这本书出版十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上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这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共识。
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昔日的盟国似乎正在变成“对手”,而昔日的敌人,却在试图握手交谈……意识形态对立正在削弱、国家利益冲突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甚至开始出现“大萧条”等字眼……“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这个转折的起点,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掀起了一场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最近进入了加速期: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一场“贸易战”: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而是针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几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贸易战。
这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正在推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之际,中国也曾面对一个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国际格局。当时美国与今天一样,选出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执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强硬政策,对内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对外针对苏联推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出现了一位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以“亲西方”为特征的“缓和”政策;对内全面展开所谓“改革和公开性”的重大变局、对外则力主苏联要与美国以及西方全面缓和。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在经济上迅速扩大与美国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则改善和恢复了与苏联这个北方巨人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赢得了几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会出现类似的重復。今天的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非洲、中东等地区,几乎都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选择。而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使全世界都被逼着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甚至可能是民粹主义)国家,在经贸领域正在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怎么办?从现在到特朗普本届执政剩下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和“特朗普效应”,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设计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
要寻求这一历史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点: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如果美国似乎有且不止仅仅有一个“敌人”,那么,中国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中国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又是何许人也?
“……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我相信,我只须引用这句名言的半句,读者们也一定知道它的出处和它对于整个西方外交的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和邱吉尔的名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利益出发来看,我们似乎并没有将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事实上,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起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分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命运”。
问题是,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敌人”?特别是“最主要的敌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处理特朗普强加给中国的贸易战、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中美之间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国蓄意“制造”出来的问题)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当然代表着美国;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最近美国《外交》杂志对34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咨询,认同和反对“中美国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国专家恰好对半。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从美国国家角度出发,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显然,作为美国国家领袖,特朗普也肯定会将中国视为“敌人”。这是无疑的。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眼中还有哪些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其中占一个多大的比重?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将中国视为他个人的“最主要的敌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任何事务,当我们把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情况重新审势一下的话,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总统,特朗普既是美国整体利益的代表,但他也是“共和党总统”,因此特朗普当然也是美国部分集团利益的一个代言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这是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总统采取的政策应该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必须符合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然而问题是,两者有时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今天,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最主要的敌人”。
特朗普在发动“世界贸易大战”时的目标是非常简单的:凡与美国存在着贸易顺差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其他关系的国家,都是美国的贸易战对象。以贸易划线,与冷战时期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在批评美国和西方不应用冷战思维来对付中国时,我们其实也不应以冷战思维来研判对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而其他领域的对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宗教的对立、族群的对立、跨国公司利益之间的对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对立等等。要知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仅仅七十年而已。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早在1840年时就已经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苏联解体以后,早已在意识形态上成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同样,在西方内部,我们也不应仅仅从意识形态出发,就将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当然,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划线,确实可以笼统地说,西方是一个整体;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同盟关系”。而我们则是一个与整个西方意识形态都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社会主义前面冠有“中国特色”几个字,但我们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整个西方都会以中国为敌。
如果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意识形态分野压倒其他一切利益的世界,那么这种分析从整体上显然成立的。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世界早已变得非常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宗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资源、领土、市场、劳动力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早已变成一个利益和矛盾都具有多重性、交错性和易变性的世界。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超越国界的利益链。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甚至就僅从西方内部——主要是指欧美等发达国家——来看,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力雄厚、跨越国界,从某种意义上操纵着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立场和利益关系也是不同的,存在着相当大的分野。仅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眼中的中国,与他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眼中的中国,是否完全一致?从我们国内对“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谁上台对中国更有利”的争论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界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但也绝对存在着截然不同之处。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在我们可以确认西方一定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敌人”的一种委婉说法——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来看一看西方内部是否存在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利益分歧,以至于会使特朗普将某些力量、利益集团或国家视为比中国更重要、更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毕竟,世界上发生过的两次全球性大战,都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利益带来的冲突;且都是在西方内部自己打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本人之言行、政策和战略方针进行深入的分析。
全球化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不深入细究特朗普的思维和他的推特、他的演讲、他的答记者问、他的私下言论,以及他不断在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签署的各种法案、条例……我们是无法认清特朗普究竟在想什么的。从目前看,国际学术界和外交界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偷懒”做法,就是在我们找不到特朗普思维逻辑的时候,便简单地说“特朗普多变、善变、易变”;然后一言以蔽之道无法预测—个“多变、善变、易变”的总统。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起美国很多其他各届总统,特朗普实际上是大致言行一致的商人。从他说的,到他做的,其实他都已经有言在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听、来理解、来解读。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特朗普是怎么来“论及”他的“敌人”的。
在“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的峰会)之前,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