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州、县、市、省、镇及特区）职能虽然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提供诸如警务、消防、交通、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福利等重要公共服务。因管理不善以及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共同影响，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总体分配的关系，涉及出资提供公共服务、地方公共服务的国家补贴以及征税。
　　在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国防、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健，地方政府负责教育和执法；同时，贫困人口医疗保健由二者一同承担。配套基金由联邦政府按计划下拨至州以及地方政府，明确了二者的共同权责，但地方政府仅享有部分自由决断权。
　　某些职能交由中央政府来行使更好。国防便是很好的例子，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其它职能亦是如此。
　　而与守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官员不同，地方当局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辖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医疗与教育一样，其重要性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在一体适用的国家项目中，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往往难以得到体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地位存在极大变数。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收入中约有 60% 流向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分得 40% 。作为集权度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法国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获得了 80% 和 20% ；英国位居其中，为 75% 和 25% 。中国的集权度最低，分别为 30% 和 70% 。阿根廷最为均衡，二者各占 50% 。
　　多数国家历来就对政府集权有着激烈的争论，其宪法也有所体现。美国的《宪法》统一了最早的 13 块殖民地，其《第十修正案》又将未明文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利保留给了各州政府。即使在今天，人们依旧对是否进一步中央集权（如欧洲实行的超国家权威）及权力下放（苏格兰、魁北克或库尔德斯坦问题）存在巨大分歧。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债务（及随后的征税）、贷款，并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部分以向地方政府 “ 援助 ” 的形式存在（包括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 2000亿美元）。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私营经济及地方政府的影响是否会随之不断提高。
　　危机后， 财政危机的问题恶化。加州，正是长期不当财政政策与短期国家及全球经济危机相互作用而引发混乱的例子。过去几十年中，加州居民的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公共教育的 K-12 体系大行其道，教育体系一路领先，大家的进取之心前所未有。但是，加州的失业率（ 2009 年 11 月为 12.3% ）却位列全美第三。人们和企业为寻求更好发展一同出走加州，而加州的债券评级也已在全国垫底。
　　加州经济陷入困境，过多政府支出、严格监管以及冒险的高税率都难辞其咎。加州的最高个人所得税（资本收益也在其中）、营业税、公司税以及天然气税的税率与其他州相比，均处前列。
　　仅占加州人口 1% 的最高收入者竟在全州所得税中贡献了一半。因此，加州的资金（即随后的支出）在经济景气时水涨船高，却在萧条时轰然倒下，只得实行缩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州的累进税与支出政策引发了诸多不确定性，使其无法提供任何经费支持，甚至无法向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包括教育及医疗在内的基本公共服 务。
　　加州虽然大力增税并削减开支，但仍面对 200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其财政困境正是其他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先兆。解决当前的困境是当务之急，但要想在政府的集权和分权中再次取得平衡，合理的地方财政、税收及政治改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