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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注定是时间的小偷
从飞逝的岁月捞出一些碎片
从劳碌生存中寻得一点闲暇
所谓文化便是空隙的产物
而绘画根本就是悠闲的艺术
时间之所以有用
乃在于时间之不被利用
闲暇时间如同居室中之空隙
以画画来打发和度过的空余
是从人生狭窄处
获得精神自由的视野
和优游岁月的智慧的可能性
日记一样的小画儿们
能够说出开篇跨页上的关于“时间小偷”和“悠闲艺术”这一番言语的人，你懂的，大概会是怎样的一种。而假若一个有着诗性内在的艺术家，要他跟世上其他所有人一样，亲历种种预言、末世、互联网、资讯爆炸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感，感知这几年间仿佛业已 按下倒计时的生活，让支离的碎片成为生存的唯一可选的基本背景——那么他会怎样来写他的日记呢？
或许还有珍稀人类用本子记日记，更多普通人把发微博写微信当作日记，而艺术家叶永青则选择用随手绘制篇幅不大的小画，写就了他自2010年到2014年间的日记——这四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在繁杂世事之余，画出了百十来张清新小画，各自成篇却也互有关联。
上海龙门雅集于今年的3月8日至4月30日举办春季特展“时间的小偷·预言&碎片”叶永青2010-2014作品展，公开展示了艺术家在这些年完成的由110 幅小品组合而成的这件大作品。
叶永青依据创作时的灵感思维和情绪移转，以平面装置形式分板块呈现重组碎片后产生的分体、整体的戏剧叙事性，让一百多张小画儿们在龙门雅集的展厅中彼此映照、相互牵系，一段一段以雁过留痕的方式呈现了他本人在这四年创作岁月中的散装彩色“日记”。
“别人刷屏可以从微博微信看到以前的某天自己在干什么，而我看到每一幅画，也约略可以回想起当天的事由、情绪之类。”很擅长写字的叶永青貌似同样喜欢以画记录日子。我们追问说：“那几张全是粉红底色的画儿呢？”他笑了起来，“那一定是心情不错天气很好，哈哈。”用了色彩轻快的调性，叶永青把他个人时间里的碎片重新打捞起来，形成一种诗性的语言。
而那些色彩明显更加丰富靓丽的小画，正是被媒体誉为作品具有“素华之美”的叶永青先生在近几年试图尝试的某种变化。“好多作品都开始有颜色，我也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其实我内心在对所谓‘素华’的追求同时，一直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躲在小小角落里的‘色彩斑斓’，而这次正是更多去呈现我原来在小角落里实验的那些个东西。”
川美“云南两怪”到30年教龄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叶永青出生于昆明。当时的昆明还算一个较小的边陲城市，喜欢画画的孩子们是全然找不到什么可以多学多看的。根据叶永青的回忆，70年代初该城市里头唯一跟艺术有关的东西，就是市中心的邮局里面会卖一本刊物名曰《富春江画报》。每次画报一来，正在自学绘画的他必要去买一本。
“文革”后期，昆明市的东边有一块“工业学大庆”的广告牌，西边则是“农业学大寨”，市中心还有尊毛主席像，以及另一块“要解放台湾”的广告牌——这三块广告牌是当时城里跟艺术有关的所有线索。“昆明所有最有名的画家都在这三块广告牌上画画，大画家画核心部分的主席像，其他画家就按照等级来，而作为中学生的我已经站在第二排开始画画咯！”叶永青说到这里真的蛮骄傲的。
叶永青年少时英俊无敌，后来“叶帅”这个美誉度极高的两字被喊到如今艺术圈内人皆以此名称呼他。这位小帅哥早先就读于昆明第一中学，在学校拥有300号人的美术组领头当“孩子王”，每天出入无不前呼后拥。我们猜想，当时能够混到这么多“脑残粉”，必定跟他的画功和外貌脱不了干系。不过他并不满意于这个局面：“要学艺术的话，当时昆明仍然是个无望的小城，外面的世界你都不知道，我一直很想能够看看外面的东西。”
1977年恢复高考，叶永青去参加美院入学考试，但第一年他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到1978年他才考上了四川美院。“第一年我们都是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城里画画最好的那种，但是一下子落榜了，所有自信一下子都没了。”
到第二年他考进了四川美院油画专业，坐上火车进川，“那是我很少的出远门机会，我记得好清楚。坐在火车上，从昆明到贵阳的路程上，整个车厢里都是嗡嗡的声音，那是云南人说话很低沉很压抑的那种；然后火车向四川方向开着，整个声音就越来越尖利越高昂。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被一种非常陌生的声音和气味渐渐淹没了……”
在川美，他遇到了比他先一年考入该校的张晓刚，而这正是他在昆明学画时的好朋友。但两个来自昆明的学生，初时在川美的受挫感很强烈。张晓刚在叶永青还未入校时就跟他悲观地说道：“我们以前看过那些所有印刷品里画得都已经够好了吧，可我身边的同学随便哪个都比他们画得还好！”等到叶永青自己去到川美，他在开始上第一节课时，就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击毁了”，因为他从未经过学院派规范训练，无论画速写画风景都完完全全是个野路子和自然派。
另外还有一些挫败来自“外乡人”这件事。“大家听到你一发出云南口音，好像就变成形同陌路，所有的问题也来了，比如会问你们云南那边还骑大象么？后来所有的云南同学一起开会说大家不要再公开地说云南话了，应该全部改口说普通话。”奇特的是，叶永青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所以索性学四川话。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以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出现在四川学友面前。 等到上课开始画速写或是生活场景时，叶永青和张晓刚他们又显得很有能耐了，作业既生动又有味道，还会时常把速写搞成不完全像比如拉长或变形，跟周围常见的苏联式风格很不相同，于是同学们颁给了他们“云南两怪”的称号。这称号并不能消解他们的自卑感，所以两人发愤图强到连放假回昆明都要借个大石膏像和骷髅头背在身上，搭乘近30小时火车返乡后，立即去租个小房子在里面继续苦练写生基本功。这样勤奋的结局，是到后来每一次作业他们基本都能够拿高分。
提到学校生涯，叶永青如竹筒倒豆般，讲到了不少现如今声名赫赫的艺术家。但在他的有趣故事中，你会突然觉得，那些很著名很大咖很牛的艺术家们原来也曾经是名小小学生，时常傲娇忘形时常悲哀自苦又或者时常考试不及格。
1982年毕业后，叶永青留校当上了川美教师，至今已是32年教龄。2010年，他的个展“时间的穿行者——叶永青黄桷坪二十年”在重庆坦克仓库里举行时，他需要一个展柜放置文献类物品，结果校方居然派人扛来了一个玻璃柜子，而那正是将近三十年前放置《世界美术全集》的柜子，那时他们每天会坐在那个玻璃柜前，临摹一页书里马蒂斯或是高更的作品。这样的巧遇简直和“时间的穿行者”主题不谋而合。
叶永青回想起刚毕业时，和他一起留校的罗中立等五人中，有四人被派往国外或中央美院，只剩下最年少的他独自忙碌。川美是油画重镇，全国各种各样展览都等着四川美院参与，当时省内就有四川油画展、四川小油画展、四川小品油画展等，“那会儿我天天订箱子、做表格、登记、送画、包装，包括选画，像是在做主要的联系和组织工作，同时又像做助手，忙着输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当时特别痛苦，觉得这个不像我喜欢的工作。”其实叶永青留校后有过不少迷茫时刻，作为教师，他也更喜欢桀骜不驯的学生，但国内的学生多数都是乖乖仔，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渐渐地，叶永青觉得这并非他想要的生活。当时的理想就是去西双版纳，可以逃避眼前的生活，做一个像高更一样的画家。其实，他心目中的西双版纳和少数民族代表了一种内心压抑的释放，就跟现在的小资小清新们一说到西藏就两眼放光一样。而叶永青在1985年前后，还真的去了一趟西藏，但他的充满想象和构建的西藏作品与当时其他一些画家的西藏系列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90年代中期，叶永青在欧洲游学了挺长时间。在德国时，周末的宿舍人去楼空，孤独感空虚感席卷而来，那段时间成为叶永青写作最频繁的阶段。“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今天再看时甚至觉得许多东西挺陌生的，但就在这种抵抗或填充之中，写作的习惯慢慢延续下来。这几年我也会用手机的手写板每天稍微记一点东西，当然这种延续也是因为那几年我部分时间回归大理的返乡生活。”
而很爱写字的叶永青，居然之后能够把这种“书写性”带入他的绘画领域，也算奇思妙想。毕竟，中国传统绘画的书写性，要安家在源自西方的当代艺术中，属于“跨界”之举。而他开始用“书写性”绘画时，中国当代艺术回归传统精神的呼喊声并未像如今这样声浪高涨。
“书写性”的鸟是如何养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叶永青一直在寻求艺术观念性和绘画性的结合，试图把中国文人画对书写性的感觉，油画的笔触感觉，版画的印制感觉，涂鸦的随意感觉融合贯通。“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方式是将绘画变成写作式的，我喜欢书写性的，或者是叫歌唱性的绘画。”叶永青说。
当“新潮美术”将“乡土时期”有限的社会批判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批判时，叶永青偏离了乡土时期的写实主义风格，开始关注城市化问题，那时的他关注于城市边缘中彷徨、孤独、做着白日梦的个体，无所事事的小青年、精神逃奔者、惊惶的鸟和无处不在的鸟笼，成了游离于他画布中的主要形象，而当这些片断的图像出现在同一个画面时，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当代“涂鸦”风格便产生了，并在后来的“大招贴”系列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观众随处在作品中看到早已成熟的符号：读报版、公布栏、广告牌、丝绸裱过的专栏、红色的十字叉、中文、领袖像等，他把中国当代社会近二十年各种经典的、流行的、通用的、复制的、“总是正确”的图像、文字符号拼贴、并置在一起，画面是波普的历史的，荒诞也充满自嘲。
2000年左右，叶永青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他开始减少作品中的内容，抽取涂鸦作品中的局部和个别符号，并越来越多地选择运用“鸟”的元素：他先用铅笔自由地画在纸上，通过投影放大在画布上，在确定的迹印边界上填充，有时候，他也会悄悄地强调那些毛糙的细节，让其在填充之后显得图形更加毛糙——画“鸟”也成为艺术家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标志，并为他带来了新的声誉。
2010年12月11日，北京瀚海秋拍上，叶永青2001年创作的作品《鸟》以25万元落槌。
当时的《顶层》杂志官方微博发布之后，短短一周内被几乎所有知名社区网站转载，仅仅在新浪微博上就收获近万条评论。这件艺术作品在短时间内聚集了极高的网络关注度，成为中国网民对当代艺术的第一次全民围观。
他画的这只又呆又笨的鸟，与网友心目中的艺术品有巨大差异，在普遍将艺术视为高高在上的殿堂的审美定势中，这件如此简单、稚拙和表面看上去粗糙可笑的“丑”鸟，让大家觉得门槛太低。但叶永青却有自己的一番想法：“画鸟也是在画人，就像画家常画梅兰竹菊来表现人的品格一样，笨鸟、呆鸟令人发笑，惹人不悦，我们在嘲笑丑鸟的时候，何尝不是嘲笑傻傻的自己？”
“鸟”系列画面中传达出带着现代的破坏性和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矛盾关系，它承载了画家追求自由的理想和信念。一只孤零零的非传统造型的“鸟”，看似具象的形象实则抽象的图式，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调侃、戏谑着世态万象。“不断重复画鸟对我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对我候鸟般生活的记录。”他说。
“鸟”系列的市场价格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增长。截至2013年8月14日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数据来看，从2006年进入拍卖市场，叶永青的《鸟》系列就在当年卖到了19.8万元的最高价，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发展，其作品市场价位从十万攀升至百万，在艺术品市场繁荣的2011年还提升至103.5万元，同时也在国内各地遍地开花，在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唐地区、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以台湾为首的港澳台地区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从成交额来看，北京作为艺术品拍卖的重镇，是该系列作品流通和拍卖的主力区，上拍量、成交量、成交额均是最高，上拍23件，成交16件，成交额为540.29万元，位居第二的是上海，而在台湾地区，叶永青作品的发展势头也在上升。
龙门雅集画廊是叶永青作品在上海的唯一代理。2012年，龙门雅集曾为叶永青举办个展“雀神怪鸟”。据龙门雅集董事长李亚俐女士介绍：“90年代开始，就有一批台湾的藏家收藏叶永青，其中包括他当时在创作中的东西，也包括他80年代早中期的一些作品。从2011年至今，叶永青的作品价格平均上涨了20%，他的藏家群体广泛，分布在美国和亚洲各地，包括新加坡、台湾、上海、北京、印尼等等。”在李亚俐眼里，叶永青的画虽然看起来简单似涂鸦，但整个画面的细节和气韵十分迷人，他的《鸟》《山水》系列流通在外的并不多见，超过1米5的大件更是不多。“他的市场一直比较健康，价格也没有被蓄意炒高，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作品价格也没有暴跌。”
旁观的人 散淡的心
叶永青不停在大理和北京之间迁徙着，北京住上大半年，大理住上小半年，然后还去世界各地游走。这确实像他自己画的鸟，爱旅行，爱飞翔。
人们会诧异于为什么他不像很多同学同道们那样，一心一意固守在当代艺术中心的都城里，却常把自己放飞回花香鸟语的大理古城。但他自己想得很明白，他说这几年逐渐找到一种距离感，慢慢离开北京，慢慢离开大家眼里的中心、舞台或是所谓源泉之地。他认为回到母亲的家乡大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寻找归宿”，而是去寻回一个能产生童心或能量的场所。
在手写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恐怕又要向这间用了不到一年半的工作室告别了！在北京的十来年间，我已经换了四个工作室，实际上，目睹并经历一个个表面被视为繁荣兴盛的场域转眼变成废墟，才是艺术生态反复出演的真正现状和常态。对于独立的个体生存和创作而言，没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预案，不需要去捍卫已有的地盘和圈子，与其常怀希冀，不如总在路上。拿得起是因为心存热爱和肩有担当，放得下是为了轻松自由地走得更远！”
对于这种“中心说”，他进一步给我们解释说：“其实十年来在生活里，我都一不小心就坐在了各种‘中心’的旁边——每个时代最主流的话语和潮流，很可能就在我的身边发生了，或是我自己也产生过那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当参与者有时当见证者这样一个角色。而更多时候，我也会选择‘逃跑离开’，当旁观者，而常常通过这样的逃跑能够变成一名幸存者。
他说得没错。我们生而在世，时代往往如同大江大河奔腾向前，不由分说蛮横挟带着众生的一切。叶永青偏就愿意一不小心坐在这样很激烈的潮流大浪边上，仅仅当个观察者，他诗意地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会坐在音乐的边上，有时候坐在诗歌的边上，甚至偶尔还要坐在仁波切的边上。”
这个旁观者经常游走在世界各国。90年代中期他已经跑遍了欧美几乎所有地方。于是在90年代末期他萌发出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欧美的情形与体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叶永青就特别想去看看和中国在文化上比较接近的一些国家，比如没有美术馆画廊、没有公众艺术收藏、没有藏家及各种各样的艺术系统与制度，那么在这些国度里艺术的生存状态。“所以我后来用大量时间去跑亚洲这样相似的国家，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等，在一种没有艺术系统和艺术赞助的制度下面，艺术却依然以地下艺术状态生机勃勃地存在着。
而在大理时段里，他早晨经常去市场给自己买一束花，闲云野鹤的神仙日子过得优哉悠哉。不过这个云南人并非一味追求散淡悠闲，昆明的“创库”就是很好的证据。
1997年叶永青因为家庭关系回到云南，当时他想弄个自己工作室，但后来发现云南的艺术家很难被国内主流艺术圈关注，所以就慢慢产生改变环境的想法，让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环境和场域。
叶永青借鉴来源于英国的LOFT概念，在2001年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家LOFT艺术家创作仓库式工作基地，名曰“创库”，又称“上河空间”，既有艺术家在此安营扎寨建立工作室，又兼具展览、休闲、餐饮的多种功能。而正是有了叶永青等云南艺术家们在“创库”模式上所做的开创性努力，后来北京798、上海莫干山50号以及深圳、南京、重庆、成都等地类似昆明创库这样的LOFT工作基地才相继建立。因为这种模式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具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昆明创库也被世界著名人文刊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列入国际通用旅行手册，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国及云南最前沿的艺术文化社区。
2004年，叶永青想着过几年北京要举办奥运，而女儿叶甫纳也考上了中央美院，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带全家去北京，“我要去看看这场中国最伟大的演出，我要坐在那个地方在旁边当名观众。但真没想到了北京之后的那几年，还刚好看到了艺术市场井喷并一直到某种程度衰落的全过程。”
喜欢游走与旁观的叶永青，其实也很超爱喝酒。但自认能算“瘾”的，是他的拖延症。“许多人是强迫症，一定要设定自己必须达到的某种目标，而这个我没有，我是拖延症。”
现在这个散淡至极的人在旅行时，不看攻略不带相机，“无知无畏地就去了，到后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发现啥都没带，最后离开时也啥都不留下，就只是去了一趟而已。然后回来后又喜欢跟大家交流，说去了哪里遇到过谁怎样有意思等等。但这时比如张晓刚就会说，‘你说的事情没有证明！’但我不需要证明，我走过这个历程就可以了”。
从飞逝的岁月捞出一些碎片
从劳碌生存中寻得一点闲暇
所谓文化便是空隙的产物
而绘画根本就是悠闲的艺术
时间之所以有用
乃在于时间之不被利用
闲暇时间如同居室中之空隙
以画画来打发和度过的空余
是从人生狭窄处
获得精神自由的视野
和优游岁月的智慧的可能性
日记一样的小画儿们
能够说出开篇跨页上的关于“时间小偷”和“悠闲艺术”这一番言语的人，你懂的，大概会是怎样的一种。而假若一个有着诗性内在的艺术家，要他跟世上其他所有人一样，亲历种种预言、末世、互联网、资讯爆炸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感，感知这几年间仿佛业已 按下倒计时的生活，让支离的碎片成为生存的唯一可选的基本背景——那么他会怎样来写他的日记呢？
或许还有珍稀人类用本子记日记，更多普通人把发微博写微信当作日记，而艺术家叶永青则选择用随手绘制篇幅不大的小画，写就了他自2010年到2014年间的日记——这四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在繁杂世事之余，画出了百十来张清新小画，各自成篇却也互有关联。
上海龙门雅集于今年的3月8日至4月30日举办春季特展“时间的小偷·预言&碎片”叶永青2010-2014作品展，公开展示了艺术家在这些年完成的由110 幅小品组合而成的这件大作品。
叶永青依据创作时的灵感思维和情绪移转，以平面装置形式分板块呈现重组碎片后产生的分体、整体的戏剧叙事性，让一百多张小画儿们在龙门雅集的展厅中彼此映照、相互牵系，一段一段以雁过留痕的方式呈现了他本人在这四年创作岁月中的散装彩色“日记”。
“别人刷屏可以从微博微信看到以前的某天自己在干什么，而我看到每一幅画，也约略可以回想起当天的事由、情绪之类。”很擅长写字的叶永青貌似同样喜欢以画记录日子。我们追问说：“那几张全是粉红底色的画儿呢？”他笑了起来，“那一定是心情不错天气很好，哈哈。”用了色彩轻快的调性，叶永青把他个人时间里的碎片重新打捞起来，形成一种诗性的语言。
而那些色彩明显更加丰富靓丽的小画，正是被媒体誉为作品具有“素华之美”的叶永青先生在近几年试图尝试的某种变化。“好多作品都开始有颜色，我也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其实我内心在对所谓‘素华’的追求同时，一直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躲在小小角落里的‘色彩斑斓’，而这次正是更多去呈现我原来在小角落里实验的那些个东西。”
川美“云南两怪”到30年教龄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叶永青出生于昆明。当时的昆明还算一个较小的边陲城市，喜欢画画的孩子们是全然找不到什么可以多学多看的。根据叶永青的回忆，70年代初该城市里头唯一跟艺术有关的东西，就是市中心的邮局里面会卖一本刊物名曰《富春江画报》。每次画报一来，正在自学绘画的他必要去买一本。
“文革”后期，昆明市的东边有一块“工业学大庆”的广告牌，西边则是“农业学大寨”，市中心还有尊毛主席像，以及另一块“要解放台湾”的广告牌——这三块广告牌是当时城里跟艺术有关的所有线索。“昆明所有最有名的画家都在这三块广告牌上画画，大画家画核心部分的主席像，其他画家就按照等级来，而作为中学生的我已经站在第二排开始画画咯！”叶永青说到这里真的蛮骄傲的。
叶永青年少时英俊无敌，后来“叶帅”这个美誉度极高的两字被喊到如今艺术圈内人皆以此名称呼他。这位小帅哥早先就读于昆明第一中学，在学校拥有300号人的美术组领头当“孩子王”，每天出入无不前呼后拥。我们猜想，当时能够混到这么多“脑残粉”，必定跟他的画功和外貌脱不了干系。不过他并不满意于这个局面：“要学艺术的话，当时昆明仍然是个无望的小城，外面的世界你都不知道，我一直很想能够看看外面的东西。”
1977年恢复高考，叶永青去参加美院入学考试，但第一年他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到1978年他才考上了四川美院。“第一年我们都是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城里画画最好的那种，但是一下子落榜了，所有自信一下子都没了。”
到第二年他考进了四川美院油画专业，坐上火车进川，“那是我很少的出远门机会，我记得好清楚。坐在火车上，从昆明到贵阳的路程上，整个车厢里都是嗡嗡的声音，那是云南人说话很低沉很压抑的那种；然后火车向四川方向开着，整个声音就越来越尖利越高昂。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被一种非常陌生的声音和气味渐渐淹没了……”
在川美，他遇到了比他先一年考入该校的张晓刚，而这正是他在昆明学画时的好朋友。但两个来自昆明的学生，初时在川美的受挫感很强烈。张晓刚在叶永青还未入校时就跟他悲观地说道：“我们以前看过那些所有印刷品里画得都已经够好了吧，可我身边的同学随便哪个都比他们画得还好！”等到叶永青自己去到川美，他在开始上第一节课时，就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击毁了”，因为他从未经过学院派规范训练，无论画速写画风景都完完全全是个野路子和自然派。
另外还有一些挫败来自“外乡人”这件事。“大家听到你一发出云南口音，好像就变成形同陌路，所有的问题也来了，比如会问你们云南那边还骑大象么？后来所有的云南同学一起开会说大家不要再公开地说云南话了，应该全部改口说普通话。”奇特的是，叶永青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所以索性学四川话。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以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出现在四川学友面前。 等到上课开始画速写或是生活场景时，叶永青和张晓刚他们又显得很有能耐了，作业既生动又有味道，还会时常把速写搞成不完全像比如拉长或变形，跟周围常见的苏联式风格很不相同，于是同学们颁给了他们“云南两怪”的称号。这称号并不能消解他们的自卑感，所以两人发愤图强到连放假回昆明都要借个大石膏像和骷髅头背在身上，搭乘近30小时火车返乡后，立即去租个小房子在里面继续苦练写生基本功。这样勤奋的结局，是到后来每一次作业他们基本都能够拿高分。
提到学校生涯，叶永青如竹筒倒豆般，讲到了不少现如今声名赫赫的艺术家。但在他的有趣故事中，你会突然觉得，那些很著名很大咖很牛的艺术家们原来也曾经是名小小学生，时常傲娇忘形时常悲哀自苦又或者时常考试不及格。
1982年毕业后，叶永青留校当上了川美教师，至今已是32年教龄。2010年，他的个展“时间的穿行者——叶永青黄桷坪二十年”在重庆坦克仓库里举行时，他需要一个展柜放置文献类物品，结果校方居然派人扛来了一个玻璃柜子，而那正是将近三十年前放置《世界美术全集》的柜子，那时他们每天会坐在那个玻璃柜前，临摹一页书里马蒂斯或是高更的作品。这样的巧遇简直和“时间的穿行者”主题不谋而合。
叶永青回想起刚毕业时，和他一起留校的罗中立等五人中，有四人被派往国外或中央美院，只剩下最年少的他独自忙碌。川美是油画重镇，全国各种各样展览都等着四川美院参与，当时省内就有四川油画展、四川小油画展、四川小品油画展等，“那会儿我天天订箱子、做表格、登记、送画、包装，包括选画，像是在做主要的联系和组织工作，同时又像做助手，忙着输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当时特别痛苦，觉得这个不像我喜欢的工作。”其实叶永青留校后有过不少迷茫时刻，作为教师，他也更喜欢桀骜不驯的学生，但国内的学生多数都是乖乖仔，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渐渐地，叶永青觉得这并非他想要的生活。当时的理想就是去西双版纳，可以逃避眼前的生活，做一个像高更一样的画家。其实，他心目中的西双版纳和少数民族代表了一种内心压抑的释放，就跟现在的小资小清新们一说到西藏就两眼放光一样。而叶永青在1985年前后，还真的去了一趟西藏，但他的充满想象和构建的西藏作品与当时其他一些画家的西藏系列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90年代中期，叶永青在欧洲游学了挺长时间。在德国时，周末的宿舍人去楼空，孤独感空虚感席卷而来，那段时间成为叶永青写作最频繁的阶段。“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今天再看时甚至觉得许多东西挺陌生的，但就在这种抵抗或填充之中，写作的习惯慢慢延续下来。这几年我也会用手机的手写板每天稍微记一点东西，当然这种延续也是因为那几年我部分时间回归大理的返乡生活。”
而很爱写字的叶永青，居然之后能够把这种“书写性”带入他的绘画领域，也算奇思妙想。毕竟，中国传统绘画的书写性，要安家在源自西方的当代艺术中，属于“跨界”之举。而他开始用“书写性”绘画时，中国当代艺术回归传统精神的呼喊声并未像如今这样声浪高涨。
“书写性”的鸟是如何养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叶永青一直在寻求艺术观念性和绘画性的结合，试图把中国文人画对书写性的感觉，油画的笔触感觉，版画的印制感觉，涂鸦的随意感觉融合贯通。“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方式是将绘画变成写作式的，我喜欢书写性的，或者是叫歌唱性的绘画。”叶永青说。
当“新潮美术”将“乡土时期”有限的社会批判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批判时，叶永青偏离了乡土时期的写实主义风格，开始关注城市化问题，那时的他关注于城市边缘中彷徨、孤独、做着白日梦的个体，无所事事的小青年、精神逃奔者、惊惶的鸟和无处不在的鸟笼，成了游离于他画布中的主要形象，而当这些片断的图像出现在同一个画面时，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当代“涂鸦”风格便产生了，并在后来的“大招贴”系列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观众随处在作品中看到早已成熟的符号：读报版、公布栏、广告牌、丝绸裱过的专栏、红色的十字叉、中文、领袖像等，他把中国当代社会近二十年各种经典的、流行的、通用的、复制的、“总是正确”的图像、文字符号拼贴、并置在一起，画面是波普的历史的，荒诞也充满自嘲。
2000年左右，叶永青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他开始减少作品中的内容，抽取涂鸦作品中的局部和个别符号，并越来越多地选择运用“鸟”的元素：他先用铅笔自由地画在纸上，通过投影放大在画布上，在确定的迹印边界上填充，有时候，他也会悄悄地强调那些毛糙的细节，让其在填充之后显得图形更加毛糙——画“鸟”也成为艺术家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标志，并为他带来了新的声誉。
2010年12月11日，北京瀚海秋拍上，叶永青2001年创作的作品《鸟》以25万元落槌。
当时的《顶层》杂志官方微博发布之后，短短一周内被几乎所有知名社区网站转载，仅仅在新浪微博上就收获近万条评论。这件艺术作品在短时间内聚集了极高的网络关注度，成为中国网民对当代艺术的第一次全民围观。
他画的这只又呆又笨的鸟，与网友心目中的艺术品有巨大差异，在普遍将艺术视为高高在上的殿堂的审美定势中，这件如此简单、稚拙和表面看上去粗糙可笑的“丑”鸟，让大家觉得门槛太低。但叶永青却有自己的一番想法：“画鸟也是在画人，就像画家常画梅兰竹菊来表现人的品格一样，笨鸟、呆鸟令人发笑，惹人不悦，我们在嘲笑丑鸟的时候，何尝不是嘲笑傻傻的自己？”
“鸟”系列画面中传达出带着现代的破坏性和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矛盾关系，它承载了画家追求自由的理想和信念。一只孤零零的非传统造型的“鸟”，看似具象的形象实则抽象的图式，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调侃、戏谑着世态万象。“不断重复画鸟对我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对我候鸟般生活的记录。”他说。
“鸟”系列的市场价格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增长。截至2013年8月14日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数据来看，从2006年进入拍卖市场，叶永青的《鸟》系列就在当年卖到了19.8万元的最高价，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发展，其作品市场价位从十万攀升至百万，在艺术品市场繁荣的2011年还提升至103.5万元，同时也在国内各地遍地开花，在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唐地区、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以台湾为首的港澳台地区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从成交额来看，北京作为艺术品拍卖的重镇，是该系列作品流通和拍卖的主力区，上拍量、成交量、成交额均是最高，上拍23件，成交16件，成交额为540.29万元，位居第二的是上海，而在台湾地区，叶永青作品的发展势头也在上升。
龙门雅集画廊是叶永青作品在上海的唯一代理。2012年，龙门雅集曾为叶永青举办个展“雀神怪鸟”。据龙门雅集董事长李亚俐女士介绍：“90年代开始，就有一批台湾的藏家收藏叶永青，其中包括他当时在创作中的东西，也包括他80年代早中期的一些作品。从2011年至今，叶永青的作品价格平均上涨了20%，他的藏家群体广泛，分布在美国和亚洲各地，包括新加坡、台湾、上海、北京、印尼等等。”在李亚俐眼里，叶永青的画虽然看起来简单似涂鸦，但整个画面的细节和气韵十分迷人，他的《鸟》《山水》系列流通在外的并不多见，超过1米5的大件更是不多。“他的市场一直比较健康，价格也没有被蓄意炒高，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作品价格也没有暴跌。”
旁观的人 散淡的心
叶永青不停在大理和北京之间迁徙着，北京住上大半年，大理住上小半年，然后还去世界各地游走。这确实像他自己画的鸟，爱旅行，爱飞翔。
人们会诧异于为什么他不像很多同学同道们那样，一心一意固守在当代艺术中心的都城里，却常把自己放飞回花香鸟语的大理古城。但他自己想得很明白，他说这几年逐渐找到一种距离感，慢慢离开北京，慢慢离开大家眼里的中心、舞台或是所谓源泉之地。他认为回到母亲的家乡大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寻找归宿”，而是去寻回一个能产生童心或能量的场所。
在手写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恐怕又要向这间用了不到一年半的工作室告别了！在北京的十来年间，我已经换了四个工作室，实际上，目睹并经历一个个表面被视为繁荣兴盛的场域转眼变成废墟，才是艺术生态反复出演的真正现状和常态。对于独立的个体生存和创作而言，没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预案，不需要去捍卫已有的地盘和圈子，与其常怀希冀，不如总在路上。拿得起是因为心存热爱和肩有担当，放得下是为了轻松自由地走得更远！”
对于这种“中心说”，他进一步给我们解释说：“其实十年来在生活里，我都一不小心就坐在了各种‘中心’的旁边——每个时代最主流的话语和潮流，很可能就在我的身边发生了，或是我自己也产生过那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当参与者有时当见证者这样一个角色。而更多时候，我也会选择‘逃跑离开’，当旁观者，而常常通过这样的逃跑能够变成一名幸存者。
他说得没错。我们生而在世，时代往往如同大江大河奔腾向前，不由分说蛮横挟带着众生的一切。叶永青偏就愿意一不小心坐在这样很激烈的潮流大浪边上，仅仅当个观察者，他诗意地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会坐在音乐的边上，有时候坐在诗歌的边上，甚至偶尔还要坐在仁波切的边上。”
这个旁观者经常游走在世界各国。90年代中期他已经跑遍了欧美几乎所有地方。于是在90年代末期他萌发出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欧美的情形与体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叶永青就特别想去看看和中国在文化上比较接近的一些国家，比如没有美术馆画廊、没有公众艺术收藏、没有藏家及各种各样的艺术系统与制度，那么在这些国度里艺术的生存状态。“所以我后来用大量时间去跑亚洲这样相似的国家，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等，在一种没有艺术系统和艺术赞助的制度下面，艺术却依然以地下艺术状态生机勃勃地存在着。
而在大理时段里，他早晨经常去市场给自己买一束花，闲云野鹤的神仙日子过得优哉悠哉。不过这个云南人并非一味追求散淡悠闲，昆明的“创库”就是很好的证据。
1997年叶永青因为家庭关系回到云南，当时他想弄个自己工作室，但后来发现云南的艺术家很难被国内主流艺术圈关注，所以就慢慢产生改变环境的想法，让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环境和场域。
叶永青借鉴来源于英国的LOFT概念，在2001年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家LOFT艺术家创作仓库式工作基地，名曰“创库”，又称“上河空间”，既有艺术家在此安营扎寨建立工作室，又兼具展览、休闲、餐饮的多种功能。而正是有了叶永青等云南艺术家们在“创库”模式上所做的开创性努力，后来北京798、上海莫干山50号以及深圳、南京、重庆、成都等地类似昆明创库这样的LOFT工作基地才相继建立。因为这种模式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具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昆明创库也被世界著名人文刊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列入国际通用旅行手册，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国及云南最前沿的艺术文化社区。
2004年，叶永青想着过几年北京要举办奥运，而女儿叶甫纳也考上了中央美院，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带全家去北京，“我要去看看这场中国最伟大的演出，我要坐在那个地方在旁边当名观众。但真没想到了北京之后的那几年，还刚好看到了艺术市场井喷并一直到某种程度衰落的全过程。”
喜欢游走与旁观的叶永青，其实也很超爱喝酒。但自认能算“瘾”的，是他的拖延症。“许多人是强迫症，一定要设定自己必须达到的某种目标，而这个我没有，我是拖延症。”
现在这个散淡至极的人在旅行时，不看攻略不带相机，“无知无畏地就去了，到后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发现啥都没带，最后离开时也啥都不留下，就只是去了一趟而已。然后回来后又喜欢跟大家交流，说去了哪里遇到过谁怎样有意思等等。但这时比如张晓刚就会说，‘你说的事情没有证明！’但我不需要证明，我走过这个历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