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盗墓笔记》作为新兴的网络盗墓小说的代表作品，盛极一时，这种流行文化，从表面上看是快餐文化中的新生事物，然而深究其本质却不难发现，它在素材、人物形象和细节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是在新时代下对传统文化的重构。
【关键词】：《盗墓笔记》；新时代：重构
一、素材源头——古代神话传说和小说
中国古代神话绚丽多姿的想象和对超自然力量英雄妖怪的描述极为精彩，這为《盗墓笔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例如《山海经》、《拾遗记》《易经》所记载的动物、人物等常被各种盗墓小说引入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盗墓笔记》中提到的西王母娘娘，是神话传说一个演变发展了的形象。《山海经》中是这样描写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样看来西王母是个掌管刑罚的狞厉的怪神。但到了《穆天子传》：周穆王坐了他的八匹骏马拉的车子到弁山区见了西王母，西王母和他诗歌唱达，这时西王母竟俨然一个气象雍穆的人王。稍后《淮南子》里便有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话，西王母更从凶神一变而为吉神。到托名班固作的《汉武故事》，西王母已经被望文生义，变作了西方的一个“王母”。而《盗墓笔记》叙述的西王母娘娘就是一个令众人神魂颠倒的美丽女人，而非最初始意义“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怪神。
而且，盗墓题材的文学作品古而有之，只不过依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盗墓并非高尚行为，为世人所不齿，在古代文学中很少被书写，但翻阅古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有关盗墓故事的蛛丝马迹。例如：与古代正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相适应，《西京杂记·广川王发古冢》、《异苑》卷七之“王士燮墓”、《博异志·杨知春》、《录异记》卷八“武相公墓”、《稽神录》佚文《张绍军卒》叙述了因盗墓而报应不爽，表达了作者善恶有报的价值观、是非观；《独异志》卷《曹操凶残》、《李婆墓》中描述乱世盗墓猖獗的现象，对盗墓背德行为进行抨击，认为盗墓是对伦理价值的蔑视或颠覆；《玉堂闲话·发冢盗》、《避暑录话》之“内府尚古器”中写了因盗墓而引发吏治问题，通过对吏治的抨击表达作者对百姓民生的关怀。古代众多盗墓故事在采集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作者利用神奇诡异的情节吸引读者，更多的旨在抨击盗墓或因盗墓带来的社会现象，表达作者正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而与盗墓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盗墓笔记》不再追求内容的深度，不再注重对现实的影射、批判、讽喻、对民众的教化等功能，更多的是注重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重视创作者和读者个性心理补偿和白日梦的满足。作者经常通过一个人物讲述或插叙引起巨大的悬念，然后让第二人物出场解开谜团，使小说悬念环环相扣，紧密相连。
二、细节元素——对传统巫文化的改造
《盗墓笔记》所描写的故事都是以墓穴为背景的，内容是杜撰的，虚幻的。但是这种杜撰的依据是墓葬文化以及民间习俗、民间传说这些 “巫文化”。
《盗墓笔记》沿用了以往寻宝探险故事的模式，主人公吴邪和同伴各有神通，通过层层关卡，要么找到宝藏，要么逃出生天，这个模式被一再利用，一次冒险就是一次盗墓，每座墓都不相同，从墓葬形式，盗墓主人身世，墓葬来历，到墓葬中的灵异鬼怪、奇巧机关都是作者拿来做文章的好材料。墓葬文化与巫文化紧密相连，而巫文化天生带有神秘性，总是挑起人的好奇心，又由于它的含混与模糊给人留下无限演绎生发的空间，所以巫术故事总能吸引大众的神经，并且人类血液中继承的巫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中国民间一直以来对巫术文化的崇拜都令巫术故事在人们眼中有几分可信性。南派三叔创造性地将葬仪文化巫术等写入小说中，虽然很多都是杜撰，但是作为一部通俗读物，它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巫术传说并无史实可考，所以能够被作者演绎的部分很多，仅仅是一个小的巫蛊物件就能被演绎出一段离奇的故事。而作者掌握民间传说和巫文化就能很好地继续演绎故事，读者也往往被巫文化的庞杂和神秘吸引。南派三叔充分继承和演绎了传统的巫文化，首先他在《七星鲁王宫》中设置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争夺器物——鬼玺，南派三叔将鲁国公和鲁殇王搬出来，给“鬼玺”贴上历史的标签煞有介事，看起来有史可考，但是这却正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鲁国公是真，鲁殇王和鬼玺却是假，真真假假，往往叫人信以为真，这“鬼玺”沾上鲁国公的威名便也带了灵气，拥有 “鬼玺”也就能像当年的鲁殇王一样调动阴兵，鲁殇王的力量也会作用在之后的持有者身上，作者天然地利用了弗莱泽所述“接触率”的原理来赋予这个器物以神力。
《盗墓笔记》中像以上提到的这种作者杜撰的巫术还很多，他将现实的历史和巫术传说杂糅，以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很多说法都被读者信以为真，又将民间巫术复杂化，赋予巫术故事更复杂的情节，致使巫术故事更引人入胜。
三、人物形象——对武侠世界的回归
《盗墓笔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是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传承，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武侠小说往往通过记述一些身怀绝技的侠士形象和见义勇为的侠义故事来表达诉求和愿望。《盗墓笔记》的三位主人公虽是“盗墓贼”，但他们也具有着传统意义的侠义精神。例如张起灵、胖子、潘子等个个都身手不凡，各怀绝技，在盗墓时凭借自己出色的身手化险为夷，完成既定的目标。并且作者赋予他们以强烈的正义感，潘子思想敏锐且富有同情心，在危难之时能为他人考虑；胖子爱财但也不失气节，能够始终坚守“盗亦有道”的行事原则，而且珍视友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盗墓贼”。他们身上的这些“侠与义”与武侠世界中的侠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群人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有一个武侠梦，表现为和现代社会游戏规则的割裂和不合作。但这种意气用事，往往会受到传统社会道德的谴责，或者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根植于人类童年时代的幻想，只能通过英雄故事来满足。那种两肋插刀的英雄豪气，奋不顾身赤忱义气，怒发冲冠的孤身胆气，恰好是现代文明社会所最缺乏的。小说对于侠肝义胆的幻想和描写，成为缓解现实社会冷漠的麻醉剂，也成为温暖现代人心的最后一片净土，以减轻现代人内心的空虚和孤独感。
另外，传统武侠小说里对于兵器的想象尤其吸引读者，武侠小说中一个兵器属于一个侠士，而且兵器的用途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而兵器与侠士合而为一形成一个独立的美学符号。在《盗墓笔记》中也有类似的兵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起灵的黑金古刀。这些神奇兵器为《盗墓笔记》渲染上一层浓厚的武侠色彩。
四、结语
以《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文学"所涉猎的远古的文明、失落的宝藏、神秘莫测的古墓，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以戏说的身份重归公众视野，它虽然是新兴的文学类型，但在本质上却是小说本体的“返祖"现象，它有非常深的文化和文学渊源，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小说、巫文化和武侠小说共同催生的新的小说类别。
参考文献：
[1]韩云波.论2007年奇幻文学[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06）.
[2]许楠.浅析《盗墓笔记》对英雄情结的满足与解构[J].青年文学家，2015（20）：18-19.
【关键词】：《盗墓笔记》；新时代：重构
一、素材源头——古代神话传说和小说
中国古代神话绚丽多姿的想象和对超自然力量英雄妖怪的描述极为精彩，這为《盗墓笔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例如《山海经》、《拾遗记》《易经》所记载的动物、人物等常被各种盗墓小说引入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盗墓笔记》中提到的西王母娘娘，是神话传说一个演变发展了的形象。《山海经》中是这样描写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样看来西王母是个掌管刑罚的狞厉的怪神。但到了《穆天子传》：周穆王坐了他的八匹骏马拉的车子到弁山区见了西王母，西王母和他诗歌唱达，这时西王母竟俨然一个气象雍穆的人王。稍后《淮南子》里便有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话，西王母更从凶神一变而为吉神。到托名班固作的《汉武故事》，西王母已经被望文生义，变作了西方的一个“王母”。而《盗墓笔记》叙述的西王母娘娘就是一个令众人神魂颠倒的美丽女人，而非最初始意义“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怪神。
而且，盗墓题材的文学作品古而有之，只不过依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盗墓并非高尚行为，为世人所不齿，在古代文学中很少被书写，但翻阅古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有关盗墓故事的蛛丝马迹。例如：与古代正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相适应，《西京杂记·广川王发古冢》、《异苑》卷七之“王士燮墓”、《博异志·杨知春》、《录异记》卷八“武相公墓”、《稽神录》佚文《张绍军卒》叙述了因盗墓而报应不爽，表达了作者善恶有报的价值观、是非观；《独异志》卷《曹操凶残》、《李婆墓》中描述乱世盗墓猖獗的现象，对盗墓背德行为进行抨击，认为盗墓是对伦理价值的蔑视或颠覆；《玉堂闲话·发冢盗》、《避暑录话》之“内府尚古器”中写了因盗墓而引发吏治问题，通过对吏治的抨击表达作者对百姓民生的关怀。古代众多盗墓故事在采集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作者利用神奇诡异的情节吸引读者，更多的旨在抨击盗墓或因盗墓带来的社会现象，表达作者正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而与盗墓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盗墓笔记》不再追求内容的深度，不再注重对现实的影射、批判、讽喻、对民众的教化等功能，更多的是注重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重视创作者和读者个性心理补偿和白日梦的满足。作者经常通过一个人物讲述或插叙引起巨大的悬念，然后让第二人物出场解开谜团，使小说悬念环环相扣，紧密相连。
二、细节元素——对传统巫文化的改造
《盗墓笔记》所描写的故事都是以墓穴为背景的，内容是杜撰的，虚幻的。但是这种杜撰的依据是墓葬文化以及民间习俗、民间传说这些 “巫文化”。
《盗墓笔记》沿用了以往寻宝探险故事的模式，主人公吴邪和同伴各有神通，通过层层关卡，要么找到宝藏，要么逃出生天，这个模式被一再利用，一次冒险就是一次盗墓，每座墓都不相同，从墓葬形式，盗墓主人身世，墓葬来历，到墓葬中的灵异鬼怪、奇巧机关都是作者拿来做文章的好材料。墓葬文化与巫文化紧密相连，而巫文化天生带有神秘性，总是挑起人的好奇心，又由于它的含混与模糊给人留下无限演绎生发的空间，所以巫术故事总能吸引大众的神经，并且人类血液中继承的巫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中国民间一直以来对巫术文化的崇拜都令巫术故事在人们眼中有几分可信性。南派三叔创造性地将葬仪文化巫术等写入小说中，虽然很多都是杜撰，但是作为一部通俗读物，它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巫术传说并无史实可考，所以能够被作者演绎的部分很多，仅仅是一个小的巫蛊物件就能被演绎出一段离奇的故事。而作者掌握民间传说和巫文化就能很好地继续演绎故事，读者也往往被巫文化的庞杂和神秘吸引。南派三叔充分继承和演绎了传统的巫文化，首先他在《七星鲁王宫》中设置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争夺器物——鬼玺，南派三叔将鲁国公和鲁殇王搬出来，给“鬼玺”贴上历史的标签煞有介事，看起来有史可考，但是这却正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鲁国公是真，鲁殇王和鬼玺却是假，真真假假，往往叫人信以为真，这“鬼玺”沾上鲁国公的威名便也带了灵气，拥有 “鬼玺”也就能像当年的鲁殇王一样调动阴兵，鲁殇王的力量也会作用在之后的持有者身上，作者天然地利用了弗莱泽所述“接触率”的原理来赋予这个器物以神力。
《盗墓笔记》中像以上提到的这种作者杜撰的巫术还很多，他将现实的历史和巫术传说杂糅，以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很多说法都被读者信以为真，又将民间巫术复杂化，赋予巫术故事更复杂的情节，致使巫术故事更引人入胜。
三、人物形象——对武侠世界的回归
《盗墓笔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是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传承，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武侠小说往往通过记述一些身怀绝技的侠士形象和见义勇为的侠义故事来表达诉求和愿望。《盗墓笔记》的三位主人公虽是“盗墓贼”，但他们也具有着传统意义的侠义精神。例如张起灵、胖子、潘子等个个都身手不凡，各怀绝技，在盗墓时凭借自己出色的身手化险为夷，完成既定的目标。并且作者赋予他们以强烈的正义感，潘子思想敏锐且富有同情心，在危难之时能为他人考虑；胖子爱财但也不失气节，能够始终坚守“盗亦有道”的行事原则，而且珍视友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盗墓贼”。他们身上的这些“侠与义”与武侠世界中的侠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群人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有一个武侠梦，表现为和现代社会游戏规则的割裂和不合作。但这种意气用事，往往会受到传统社会道德的谴责，或者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根植于人类童年时代的幻想，只能通过英雄故事来满足。那种两肋插刀的英雄豪气，奋不顾身赤忱义气，怒发冲冠的孤身胆气，恰好是现代文明社会所最缺乏的。小说对于侠肝义胆的幻想和描写，成为缓解现实社会冷漠的麻醉剂，也成为温暖现代人心的最后一片净土，以减轻现代人内心的空虚和孤独感。
另外，传统武侠小说里对于兵器的想象尤其吸引读者，武侠小说中一个兵器属于一个侠士，而且兵器的用途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而兵器与侠士合而为一形成一个独立的美学符号。在《盗墓笔记》中也有类似的兵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起灵的黑金古刀。这些神奇兵器为《盗墓笔记》渲染上一层浓厚的武侠色彩。
四、结语
以《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文学"所涉猎的远古的文明、失落的宝藏、神秘莫测的古墓，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以戏说的身份重归公众视野，它虽然是新兴的文学类型，但在本质上却是小说本体的“返祖"现象，它有非常深的文化和文学渊源，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小说、巫文化和武侠小说共同催生的新的小说类别。
参考文献：
[1]韩云波.论2007年奇幻文学[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06）.
[2]许楠.浅析《盗墓笔记》对英雄情结的满足与解构[J].青年文学家，2015（20）：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