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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英国伦敦，皇家伦敦医院的扩建工程即将动工。这所由商人和慈善家捐建的医院修建于1740年。在扩建工程动工前，考古工作者对医院主楼东面的两个区域进行了例行的考古发掘。其中，一个区域自1840年起就作为墓地使用，另—个区域早已被人遗忘，新近才被发现也是作为墓地使用。正是对这后一座墓地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得以拼凑出现代医学早期的一幅惊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安的“肖像”。
在新发现的墓地中，除了少数完整的骨骸属于儿童，其余的都属于成年人，其中多数是男性，而且大部分人在下葬前已被肢解，再七零八落地分装在不同的木棺里。这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为什么这么多人被以如此不同寻常的方式埋葬？为什么死者大部分是成年男性？为什么他们的遗骸被弄得七零八落？
考古学家通过查阅医院档案了解到，这座墓地使用于1825～1841年。考古学家推测，既然这些骨骸都发现于医院墓地，它们应该与医院有关。考古学家还推测，这些骨骸的主人大多数来自于码头，因为当时在码头工作的贫穷搬运工的家属付不起正规墓地的费用，他们只好把尸体埋在医院墓地里。
经过艰巨的工作，考古学家终于把取自不同木棺的骨骸拼接成了一个又一个死者。根据种种迹象，他们判断：这些尸体当初被用于医学解剖。
对骨骸上的砍割痕迹的研究显示：许多尸体都被从锥骨切割开，从而被分成了头部、躯干和下身三部分；一些切割尸体者显然谙熟人体解剖，具有相当的切割技巧，而另一些人则很业余；一些骨头是人骨，另一些则是狗、牛甚至猴子等动物的骨头；一些骨头上插入了铁钉，铁钉上面还留有红色染料痕迹。
显然，骨骸上留下的那些标准化切割痕迹是当时的医学人员进行解剖的结果。事实上，切割痕迹与当时人们使用的切割工具也很匹配。例如，头盖骨上的圆洞是使用环锯的结果（这种穿颅术至今仍在实施，目的是降低颅内压力，也用于治疗癫痫、偏头痛和精神疾病）。又如，骨头表面的精细刀痕和刮痕是移除软组织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医学院学生必须最早学会的几个步骤。当时没有冷冻设备，尸体存放时间不长，解剖课只能在冬季进行，而且须按照人体组织的腐烂顺序进行解剖。当时的教科书上总是显示医学院学生在抽烟，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遮盖尸体的恶臭。
令人好奇的是，在一些骨骸上还画有曲线。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曲线是用于解剖学习的，因为它们符合经典医学专著《格雷解剖学》中对18世纪初期解剖学的总结。实际上，西方医学生至今仍在学习《格雷解剖学》。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与人骨上一模一样，表明这些动物也是供解剖学习使用的。至于有铁钉的人骨，它们很可能被作为样本长期使用。在一些骨骸包括一具胎儿骨骼上见到的红斑，应该来自于当时被泵入循环系统中以凸显动脉和静脉的蜡，这种技术今天也在运用。还有一条主动脉的铅模，它或许和当时伦敦医院的某位资深医生有关，此人应该对主动脉瘤的诊断很有兴趣，铅模可能是他亲手制作的。
为了破解伦敦皇家医院新发现墓地之谜，考古学家对19世纪初期英国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在1832年以前的英国，尸体交易属于违法行为，但由于外科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对新近死亡者尸体的需求量很大，这种买卖依然很兴旺。在新发现墓地发掘出的大量经过解剖的人骨架也表明，当时的伦敦医学院很活跃。那么，这些被医学院学生解剖的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医学专业人士又是如何逃避法规取得尸体的呢？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捐赠遗体给医学事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1832年以前的英国法规要求，取得医学解剖用尸体的唯一来源是被处决的死刑犯。然而，这远远不够。由于尸源的极度缺乏，导致尸体黑市应运而生—不法人员挖掘新埋葬的尸体，甚至杀人以获取尸体，走后门卖给医学院。威廉·伯克和威廉·赫尔或许就是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杀人卖尸者，两人于1828年被送E爱丁堡法庭，罪名是谋杀16人并将他们的尸体卖给医学院。当时在爱丁堡一个地点发现了16具小棺材，里面装着16个假人。这些棺材被认为可能是这两个罪犯杀人后的赎罪行为，但也可能是其他人同情这16人所为。小棺材案迄今没有定论。
伯克和赫尔掘墓卖尸案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并由此引发了相关法律的变革。1832年，名为《解剖法案》的法规问世，明文规定：解剖学者可以把死于工作地点和医院中的无人认领的尸体用于解剖。这项法规的目的是增加合法尸源，阻断黑市交易。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研究证实，其使用时间刚好在《解剖法案》通过之前10年和之后10年，这为科学家观察法律是否改变了盗卖尸体现象，提供了一个绝妙证据。
根据“盗尸王”威廉·米拉德之妻安·米拉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伦敦医院的许多墓葬很可能都被盗掘过。威廉·米拉德因在伦敦医院墓地盗尸被捕，1822年死于狱中。而伦敦医院的牧师威廉·瓦伦丁在1829年7月2日的日记中也描述了一次盗尸事件：“—个星期一的早晨，一些卑鄙之人从土中挖出尸体，病人大约在早上五点从病房窗口目睹了这一幕。这些家伙把尸体装在麻袋里，尸体的一部分露了出来，实在是太恐怖，太让人厌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考古研究暗示，许多被盗尸体最终又被送回了墓地——当然它们已经完全不是被挖出时的样子了。
通过分析《解剖法案》之前和之后的解剖骨骸，考古学家得以了解新法案的影响。一份时间为1832年10月18日的手写的医院内部规章暗示，有关的程序应该更严厉：“每具为了解剖目的而被移走的尸体，在被移走前应该被装在一口体面的棺材里，并且要在移走尸体后六小时内予以报告。”考古证据则暗示，这些话仅仅停留在了口头上——考古学家并未观察到解剖数量和被解剖者下葬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解剖法案》收效甚微。
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发掘出的骨骸的研究结果，还让科学家得以了解19世纪早期英国医院的急诊室功能。1806年8月11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详尽描述了伦敦医院外科医生当时处置的一起典型事故：四名醉熏熏的砖瓦工人在从工地架子上摔下来，一人当场死亡，其余三^被送往伦敦医院；这三人中的一人被送到医院后死亡，“其余二人看来无法痊愈”。虽然缺乏确定的证据，但新发现墓地的一座墓葬中埋葬的一具骨骸可能就属于其中一名砖瓦工人。这具骨骸表明死者是一名26-35岁男性，其股骨骨折与“从高处坠落受伤”的描述吻合。少量新的骨头生长表明他很可能在这次受伤后又活了几个星期，因为他的骨伤已经开始愈合。
在新发现墓地的完整骨架中，超过35%的有骨折迹象，而对这类骨伤的处置常常需要进行非常可怕的截肢手术。在抗生素问世以前，许多重伤者需要动手术以阻止病情恶化。麻醉剂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尚未普遍使用，因此患者手术前被实施“放血”催眠以配合手术。医学生从陡峭的台阶上观看木头手术台。人们在一个角落里烧火加热手术铁——在医用镊子被引入之前，医生通常采用烫烧伤口的方法止血。1/4的患者活不过手术，他们的尸体通常被葬在医院墓地，工业革命时期生活在伦敦东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得到记录。例如，一些死者的鼻骨受损，或许是打架所致；一些死者的牙齿上有圆槽，这是他们生前长期用牙齿夹烟斗的结果（当时的许多男性都是烟斗客）。新发现墓地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骨架显示出当时的时尚潮流：有人患拇趾囊肿，很可能是穿紧脚鞋所致；有人的肋骨上留有长期穿束腹紧身衣的痕迹。
一份18世纪晚期伦敦医院食谱显示，当时医院的伙食很差，根本没有蔬菜（内科医生可能对此大为光火）。在这份食谱上，早餐是稀粥，午餐是肉汤加面包，晚餐是奶酪和啤酒。在墓地发现的灌肠用具是这种饮食导致便秘的证据。大量的蛀牙（60%的骨架显示出牙病迹象）和佝偻病（超过8%的骨架显示出与维生素D缺乏有关的弓形腿）等营养病则为当时伦敦人家中的营养也很糟糕提供了证据：22%的骨架显示出眶顶板筛孔样病变，即眼窝顶部有小洞，表示缺乏铁；一具小孩的骨架上显示出严重的牙病，这说明营养不良从生命初期就已经开始。
传染病患者通常会被医院拒收，但新发现墓地的发掘显示存在漏网者。三具骨架上的脊柱损害表明，死者患有肺结核（19世纪伦敦贫民区的一个重要杀手）。考虑到只有大约5%的肺结核患者会出现骨损害，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肺结核患者肯定多得多。墓地出土了6只供吐痰用的罐子，早期医院记录表明，每间病房都提供这样的罐子，以免患者把痰吐到墙上，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帮助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来自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骨骸，向我们讲述了近两百年前艰难的生活环境、粗糙的医疗条件和巨大的死亡阴影。与那时相比，今天的医院清洁了许多，医疗条件也先进了许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代医学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落后”基础上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和那个时代一样，今天的许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捐赠遗体给科学事业的理念。
在新发现的墓地中，除了少数完整的骨骸属于儿童，其余的都属于成年人，其中多数是男性，而且大部分人在下葬前已被肢解，再七零八落地分装在不同的木棺里。这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为什么这么多人被以如此不同寻常的方式埋葬？为什么死者大部分是成年男性？为什么他们的遗骸被弄得七零八落？
考古学家通过查阅医院档案了解到，这座墓地使用于1825～1841年。考古学家推测，既然这些骨骸都发现于医院墓地，它们应该与医院有关。考古学家还推测，这些骨骸的主人大多数来自于码头，因为当时在码头工作的贫穷搬运工的家属付不起正规墓地的费用，他们只好把尸体埋在医院墓地里。
经过艰巨的工作，考古学家终于把取自不同木棺的骨骸拼接成了一个又一个死者。根据种种迹象，他们判断：这些尸体当初被用于医学解剖。
对骨骸上的砍割痕迹的研究显示：许多尸体都被从锥骨切割开，从而被分成了头部、躯干和下身三部分；一些切割尸体者显然谙熟人体解剖，具有相当的切割技巧，而另一些人则很业余；一些骨头是人骨，另一些则是狗、牛甚至猴子等动物的骨头；一些骨头上插入了铁钉，铁钉上面还留有红色染料痕迹。
显然，骨骸上留下的那些标准化切割痕迹是当时的医学人员进行解剖的结果。事实上，切割痕迹与当时人们使用的切割工具也很匹配。例如，头盖骨上的圆洞是使用环锯的结果（这种穿颅术至今仍在实施，目的是降低颅内压力，也用于治疗癫痫、偏头痛和精神疾病）。又如，骨头表面的精细刀痕和刮痕是移除软组织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医学院学生必须最早学会的几个步骤。当时没有冷冻设备，尸体存放时间不长，解剖课只能在冬季进行，而且须按照人体组织的腐烂顺序进行解剖。当时的教科书上总是显示医学院学生在抽烟，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遮盖尸体的恶臭。
令人好奇的是，在一些骨骸上还画有曲线。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曲线是用于解剖学习的，因为它们符合经典医学专著《格雷解剖学》中对18世纪初期解剖学的总结。实际上，西方医学生至今仍在学习《格雷解剖学》。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与人骨上一模一样，表明这些动物也是供解剖学习使用的。至于有铁钉的人骨，它们很可能被作为样本长期使用。在一些骨骸包括一具胎儿骨骼上见到的红斑，应该来自于当时被泵入循环系统中以凸显动脉和静脉的蜡，这种技术今天也在运用。还有一条主动脉的铅模，它或许和当时伦敦医院的某位资深医生有关，此人应该对主动脉瘤的诊断很有兴趣，铅模可能是他亲手制作的。
为了破解伦敦皇家医院新发现墓地之谜，考古学家对19世纪初期英国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在1832年以前的英国，尸体交易属于违法行为，但由于外科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对新近死亡者尸体的需求量很大，这种买卖依然很兴旺。在新发现墓地发掘出的大量经过解剖的人骨架也表明，当时的伦敦医学院很活跃。那么，这些被医学院学生解剖的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医学专业人士又是如何逃避法规取得尸体的呢？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捐赠遗体给医学事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1832年以前的英国法规要求，取得医学解剖用尸体的唯一来源是被处决的死刑犯。然而，这远远不够。由于尸源的极度缺乏，导致尸体黑市应运而生—不法人员挖掘新埋葬的尸体，甚至杀人以获取尸体，走后门卖给医学院。威廉·伯克和威廉·赫尔或许就是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杀人卖尸者，两人于1828年被送E爱丁堡法庭，罪名是谋杀16人并将他们的尸体卖给医学院。当时在爱丁堡一个地点发现了16具小棺材，里面装着16个假人。这些棺材被认为可能是这两个罪犯杀人后的赎罪行为，但也可能是其他人同情这16人所为。小棺材案迄今没有定论。
伯克和赫尔掘墓卖尸案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并由此引发了相关法律的变革。1832年，名为《解剖法案》的法规问世，明文规定：解剖学者可以把死于工作地点和医院中的无人认领的尸体用于解剖。这项法规的目的是增加合法尸源，阻断黑市交易。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研究证实，其使用时间刚好在《解剖法案》通过之前10年和之后10年，这为科学家观察法律是否改变了盗卖尸体现象，提供了一个绝妙证据。
根据“盗尸王”威廉·米拉德之妻安·米拉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伦敦医院的许多墓葬很可能都被盗掘过。威廉·米拉德因在伦敦医院墓地盗尸被捕，1822年死于狱中。而伦敦医院的牧师威廉·瓦伦丁在1829年7月2日的日记中也描述了一次盗尸事件：“—个星期一的早晨，一些卑鄙之人从土中挖出尸体，病人大约在早上五点从病房窗口目睹了这一幕。这些家伙把尸体装在麻袋里，尸体的一部分露了出来，实在是太恐怖，太让人厌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考古研究暗示，许多被盗尸体最终又被送回了墓地——当然它们已经完全不是被挖出时的样子了。
通过分析《解剖法案》之前和之后的解剖骨骸，考古学家得以了解新法案的影响。一份时间为1832年10月18日的手写的医院内部规章暗示，有关的程序应该更严厉：“每具为了解剖目的而被移走的尸体，在被移走前应该被装在一口体面的棺材里，并且要在移走尸体后六小时内予以报告。”考古证据则暗示，这些话仅仅停留在了口头上——考古学家并未观察到解剖数量和被解剖者下葬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解剖法案》收效甚微。
对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发掘出的骨骸的研究结果，还让科学家得以了解19世纪早期英国医院的急诊室功能。1806年8月11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详尽描述了伦敦医院外科医生当时处置的一起典型事故：四名醉熏熏的砖瓦工人在从工地架子上摔下来，一人当场死亡，其余三^被送往伦敦医院；这三人中的一人被送到医院后死亡，“其余二人看来无法痊愈”。虽然缺乏确定的证据，但新发现墓地的一座墓葬中埋葬的一具骨骸可能就属于其中一名砖瓦工人。这具骨骸表明死者是一名26-35岁男性，其股骨骨折与“从高处坠落受伤”的描述吻合。少量新的骨头生长表明他很可能在这次受伤后又活了几个星期，因为他的骨伤已经开始愈合。
在新发现墓地的完整骨架中，超过35%的有骨折迹象，而对这类骨伤的处置常常需要进行非常可怕的截肢手术。在抗生素问世以前，许多重伤者需要动手术以阻止病情恶化。麻醉剂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尚未普遍使用，因此患者手术前被实施“放血”催眠以配合手术。医学生从陡峭的台阶上观看木头手术台。人们在一个角落里烧火加热手术铁——在医用镊子被引入之前，医生通常采用烫烧伤口的方法止血。1/4的患者活不过手术，他们的尸体通常被葬在医院墓地，工业革命时期生活在伦敦东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得到记录。例如，一些死者的鼻骨受损，或许是打架所致；一些死者的牙齿上有圆槽，这是他们生前长期用牙齿夹烟斗的结果（当时的许多男性都是烟斗客）。新发现墓地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骨架显示出当时的时尚潮流：有人患拇趾囊肿，很可能是穿紧脚鞋所致；有人的肋骨上留有长期穿束腹紧身衣的痕迹。
一份18世纪晚期伦敦医院食谱显示，当时医院的伙食很差，根本没有蔬菜（内科医生可能对此大为光火）。在这份食谱上，早餐是稀粥，午餐是肉汤加面包，晚餐是奶酪和啤酒。在墓地发现的灌肠用具是这种饮食导致便秘的证据。大量的蛀牙（60%的骨架显示出牙病迹象）和佝偻病（超过8%的骨架显示出与维生素D缺乏有关的弓形腿）等营养病则为当时伦敦人家中的营养也很糟糕提供了证据：22%的骨架显示出眶顶板筛孔样病变，即眼窝顶部有小洞，表示缺乏铁；一具小孩的骨架上显示出严重的牙病，这说明营养不良从生命初期就已经开始。
传染病患者通常会被医院拒收，但新发现墓地的发掘显示存在漏网者。三具骨架上的脊柱损害表明，死者患有肺结核（19世纪伦敦贫民区的一个重要杀手）。考虑到只有大约5%的肺结核患者会出现骨损害，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肺结核患者肯定多得多。墓地出土了6只供吐痰用的罐子，早期医院记录表明，每间病房都提供这样的罐子，以免患者把痰吐到墙上，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帮助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来自伦敦医院新发现墓地的骨骸，向我们讲述了近两百年前艰难的生活环境、粗糙的医疗条件和巨大的死亡阴影。与那时相比，今天的医院清洁了许多，医疗条件也先进了许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代医学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落后”基础上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和那个时代一样，今天的许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捐赠遗体给科学事业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