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6月到安徽省阜阳市采访，正赶上中央对有关毒奶粉事件官员的处理，从工商局长、卫生局长到市长，记过的记过，撤职的撤职，处理了一大批。市民有拍手叫好的，也有为受处分的官员“叫屈”的。叫好的认为，中央这样“问责”那些在毒奶粉事件中“严重失职”及“严重失察”的官员，是整治吏治的有力举措，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表现。“叫屈”的感到不解，以前，许多领导干部犯的错比这严重得多，写个检查最多是换个地方任职也就过关了；这次查处毒奶粉事件，分管市长和有关部门的局长也都做了不少工作，为何还要让他们引咎辞职或罢官？
　　想不通的不光是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记者在阜阳和安徽省城合肥采访时，听到一些干部议论此事时，就有官员发牢骚说，这样追查责任，以后谁还去当官？！
　　“问责”让官员加强责任意识，出了问题必须担负责任，是“问责制”的要义所在。长期以来，许多党政官员适应的是“集体负责制”，有了失误或出了问题是“集体负责”。现在官场的“规矩”改了，出了事情要有人承担责任了，这对一些官员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官本位只能等于“权本位”，却没有或很少有“责本位”的意识。只知道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却没有想到要负多大的责，更没想到没尽到责任还要被追究。之所以养成这样的观念，自然与制度有关，同时也与文化有关。制度上没有把官员的责权利明确起来，“捆绑”在一起，官场出现“三拍干部”和“不倒翁”干部及腐败分子就不奇怪了。
　　记者五年前在采访一起“败家子”工程时就见识过这样的“干部”。我所采访的那个地区招商引资从日本引来一个涂料工程项目，当时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听引进这个项目的中介说，这种涂料生产出来一万年也不变色，便信以为真。整个项目需要四五千万人民币，地区拿不出这笔巨款，于是，书记和专员便开会动员地直干部集资筹款。书记和专员在会上向干部们拍胸脯保证，项目投产后，所有干部的集资款按25%的利息偿还。领导这样信誓旦旦，干部们都毫不犹豫地踊跃掏钱，短时间内就集了两三千万。还差一千多万，领导便挪用扶贫款填了进去。没想到，引进来的工程因为“缺少核心技术”而不能上马，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四五千万的工程款全都打了水漂。当参加集资的干部们要找那些拍胸脯的领导要钱时，那几位领导已经拍屁股走人，分别到另外两个城市当官了。后来还是地区财政拿出钱来，才填平这个巨大的“窟窿”。如果那时实行“问责”，那些领导就不敢那么轻易地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也不能不负责地拍屁股一走了之，易地当官。
　　清代安徽歙县出了个“三朝元老”曹振镛，一生没做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却位极人臣。当时有人向他请教做官的“秘诀”，他言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唯上也，唯上就能官运亨通，这成了封建社会官员为官的信条。而今在官场文化中這一信条仍然很有市场，因为既有体制还是“对上负责”，官员的饭碗和职务的升迁取决于上级，而不是下面的老百姓，所以，官员在意的是上级的喜怒，而不是广大人民的疾苦。现在让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要转变观念为“对下负责”，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艰难的过程。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5日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记者以为，打造“问责政府”，建立“官员问责”制度，就必须要树立这样的“执政为民，用权为民”的观念。时代变了，官员适应形势要改变观念，咱做老百姓的也要改变对官员的观念。不光要看他们有多大权，还要看他们要负多大责任，监督他们是否尽到了责任；官员干得好不好，也不只是管官的上级的事，也应是咱老百姓的事，到时候咱们也可以向他们问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