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7年我回过上海，”胡信才对他女人说：“你去找对象吧，你再等是没有意思了。不过我现在回来了，你愿意放我出去也好，不放我也好，是你的志愿了。”
那时如果女人不放胡信才出国，而在里弄里宣扬，这两个人的命运也会改变，至少不再横亘在海的两头。
女人说，“我把你留下来，生活怎么办？我饿死，让你也饿死吗？你还是出去，想着我的话，能来就来。”那时胡信才的意愿是过5年再回来一次。
1981年，胡信才与英国太太离婚两年。那个秋天，他的上海太太满怀欣喜走到了罗湖口岸，却依旧没能跨向团圆。一个女人一星期的婚姻，用四十年体会分离，默默叙述着女人口中坚持的句子：“轿子抬进来，棺材抬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以万计的中国海员滞留利物浦。这只是众多悲欢离合中一个缩影，属于小人物的故事。
英国购物也凭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员是穷人最好的生计。上海、宁波等地，很多家庭三代“撑船”，繁重的劳作，长久的漂泊，为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家人换来丰厚的“half - pay”。（海员的工资被公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本人在船上支取，另一部分由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每月支付予家属。）
那时候，中国人凭借聪明与刻苦成为各大船运公司最受欢迎的雇员，也成为世界海员的主流群体。几十年后，菲律宾人仰仗着语言优势和更低廉的薪资，才渐渐取代中国海员的份额。至今，菲律宾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依然是国际海员的主要构成人群。
与中国海员做出的贡献相较，中国在航运业的地位相形见绌。直到2013年2月25日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上海中心才在浦东揭幕，且其目前是全国首家由国际性行业组织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组织。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是一个具有100多年历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运营最多样化的国际航运组织。截至2011年，公会已拥有2500多个会员，其船东会员共拥有1. 5万多艘船舶，7. 03亿载重吨的运力，约占世界海运业总运力的65%以上。
中国航运业在世界航运舞台上的“话语权”将借由该公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半个多世纪前那些老海员的声音，已消逝在岁月的轮转中。生命渐渐消亡，回忆慢慢升起。
目光转回那个年代，战后的利物浦，贫穷、拮据、萧条，与彼时繁华的上海无法比拟。
对于老船员而言最真切的感受是当时生活物资的短缺，牛奶、鸡蛋、茶叶、白糖，甚至衣服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也变成了奢侈品，如长筒丝袜、酒等等。
据他们回忆，当时没有丝袜穿的年轻姑娘把一种黄粉涂在腿上当作是袜子。而对于海员来说，船上对于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则是充足的，他们随便从船上拿下来的东西，就可以使一个当地的小姑娘高兴好几天。
当面临着物资短缺的少女碰上了生活不愁的年轻的上海海员时，她和他的心情是高兴而矛盾的，高兴的是她如果能够与他结婚，那么她的生活可以无忧、可以改善了；矛盾的是对于一个中国人，她的家人和朋友未必会接受。
而对于年轻的上海海员来说，他们已经是家中的经济顶梁柱，他们眼下回不去上海，香港的经济也不容乐观，只能靠着英国的轮船公司继续他们对中国家庭的供养。
对于他们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英国。在当地成家，这意味着他们拿到了长期的“饭票”，只能选择与当地姑娘成婚以换取在英国的居留权。
这些回不来的年轻人留在利物浦结婚生子。海的两端有两个家，一个回不去，一个却少了归属感。
跟董建华一起“白相”跳舞
上海弄堂里出生的小孩，向来有自己的普世法则：机灵，会看眼色同时也喜欢享乐。王妙发就是一位“10后”的老海员，有着上海老克拉的脾性。
1916年出生的他小学读了6年，初中读了3年。初中未毕业，就只想去玩，和朋友一起去跳舞。
当时上海的公共汽车是英国人经营的，正好要用人。有400多人去应聘，王妙发考取了售票员。这个工作工资较高，但是家里却对其经济严管。一个月25元，都要送回家交给母亲。
自己没钱花销了，就在公司里“揩油”。乘客上车给了钱，王妙发却不给他们车票，“若有外国人来检查，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车票统统交给乘客。”如果发现有查票的，司机会故意踩刹车，为其通风报信。
后来门槛越发精明，对付中国人的查票员，用“买照会”的办法。如果那一路上有三个中国人查票，一个是外国人查票员，外国人查票员是很难对付的。而三个中国人查票员，就给他们一人两元钱，算是“买照会”。所以那时他是“揩油”出了名，人称“揩油大王”。
不揩油不行，因为与朋友一起玩、跳舞的开销大。年轻时他嗜好是跳舞，常去仙乐斯和百乐门。一帮年轻人夜夜笙歌，花钱如流水。
1946年王妙发没有工作时，曾经同一个舞女同居住在虹口区，没正式结婚，也没有小孩。1949年他到英国时，舞女已经得癌症去世了。
从上海到香港时他曾想带着舞女一起走，可自己也没有立足之地成为障碍。临走时，王妙发说：“你放心，我一到香港，只要有办法就一定会来接你的。”
这依然是个有去无回的故事，只是天性的乐观冲淡了太多离别的感伤。
王妙发离开舞女，一路上从不乱来，不玩女人。每月12. 76镑，有10镑付给上海的家，给娘，给侄子、侄女们。他觉得自己少花点不要紧，只要有饭吃就可以。那时侄子、侄女小，由阿嫂照顾，娘也帮忙带，同居的舞女与他们一起居住。
上船不久，凭借着自己一贯的灵活还有人际关系，王妙发很快当上“头脑”（指统领中国船员，负责安排工作，并与外籍船长沟通的人）。
做“头脑”的收入很高。当时中国的伙计们每人一本簿子，外国人称为crew，记录各人的工时，等回到英国再一起结算。 如果某人实际做了120个工，王妙发便会对二副说：某人做了350个小时。二副问：“怎么会这么多？”他答：“干的活都在这里，怎么会不多呢。”二副只要签字，就可以到总会计间拿钱。
钱拿来后就把本子收来，在房间里算账，比如，“谁谁谁，你120个工，现在我给你210个工，好伐？”对方当然说好，王妙发多报点工时，下边的人多得了也开心，自己还有多一半的油水。
在英国，王妙发也有当地朋友，大多数是这里的劳动阶级。与当地人交往要去酒吧。那里时常会有冲突发生。与现在的情况相比，那时的利物浦对有色人种怀着强烈的轻视。
一些喜欢交际的老船员，回忆起当年都会提到跟董建华结识。那个年代董建华正在利物浦大学留学，喜欢跳舞的他时常出现在舞会等公众场合。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副院长沈关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国当时的公开舞会，阶级观念并不浓厚，买票即可入场。这些老船员也未必真认识董建华，只是他后来成为了香港特首，所以老船员回想起来都会刻意提起这个人物。寻找一份认同感。”
沈关宝和他的助手李聆主导了利物浦老船员口述历史项目，并集结成《泊下的记忆》专著出版。
一夜间消失的丈夫
时代变迁，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在逐渐降低。
沈关宝告诉本刊记者：“从我的另一本专著《中国海员》搜集的一些样本和现实中的一些情况来看，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新中国较早的几批船员，其中不乏革命家、高干子弟的后代，包括后来稍晚一些的船员群体中也有大量的部队转业干部，他们大都以能服务于祖国的远洋事业而自豪，并且终生甚至让下一代继续从事船员行业，可以说此时的船员职业在社会上拥有高度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感。
这一点从他们的婚姻选择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当时很多船员的配偶都拥有着诸如老师、医生、公务员等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同样很高的职业。
而从对新时期船员的访谈来看，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就变得不容乐观起来。年龄稍大的新时期船员基本上是全部反对他们的下一代再做船员，甚至有的年轻船员表示，船员不会是他们一生的行业，很可能是他们积累人生第一桶金的权宜之计。
如果说选择配偶的难易程度及其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可以作为船员职业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的有价值参考，那么新时期船员所面临的情况与老前辈们的经历相比只能说是今非昔比了。
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对于留在利物浦的老海员而言是一生未曾得到的礼物，也是他们内心中最需填补的空洞。
1998年，当沈关宝和李聆在利物浦结束相关项目研究后，利物浦大学和当地海员博物馆为受访的老海员举办了一场正式晚宴，时任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也参加此次宴会。
如此隆重的场合，对于在海上漂泊半生，在异国底层奋斗的老海员而言尤为新奇，更饱含着难得的尊重。他们携眷盛装出席，“虽然夫人们的妆有些过浓，但看得出来他们已将最衬头的衣服装扮上了。”沈关宝说。
留在利物浦的人未必幸福，但他们依然是幸运的小部分。更不幸的是被秘密遣返的中国海员。
2005年，BBC第四电台播出的一部广播纪录片暴露出二战后英国政府对待中国海员的不公正待遇。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60年前英国利物浦港大批曾经在二战期间给英国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海员被英国政府遣送回中国，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很多被遣返的中国海员当时已经在利物浦等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结果造成很多妻子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了父亲。这一历史污点直到近几年才得到曝光，很多中国海员的子女直到不久前才得知原来他们的父亲并没有抛弃他们，而是被迫离开了英国。
遣返中国海员的决定是由英国的内政部做出的，在英国特别警察部门的监督下，由利物浦当地警方执行。中国海员从被警方扣押到被送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前后往往不会超过48小时。
伊冯娜.福利，她的父亲是来自上海的中国海员、商船上的工程师，母亲是法国人，他们在利物浦相识结婚。1946年，伊冯娜的母亲生下她不久，突然与丈夫失去了联系。母亲赶回利物浦家中，发现家里被搜查过，丈夫的所有证件都不见了。
为生活所迫，母亲改嫁了。伊冯娜9岁才知道亲生父亲是中国人，也许还活着。她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与父亲的中国名字发音近似。
伊冯娜现在领导着一个民间寻亲组织，为一夜间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女人孩子找寻记忆中的遗憾，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依然很少。寻找丈夫的女人们几十年前在利物浦曾有过一次集会，这是被大众获悉的唯一事件。”
“我们曾向中国驻曼彻斯特的领事求助，”伊冯娜说：“领事先生也显得很无奈，他表示关于中国老海员的那段历史，目前已无资料可查，没有人知道谁来了谁又走了。”
www. halfandhalf. org. uk，是这个寻亲组织的官方网站，翻拍的旧照片显眼地挂在主页上，泛黄的记忆，是每个在网站上发布寻亲信息者最渴望得到的回复。
不久之前，伊冯娜联系上了一位目前在上海的年轻女士，她的祖父也是被秘密遣返的中国海员，“我们迫切地寻找着每一个失去亲人的案例，尤其是那些被迫抛弃英国家庭的案例，”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找到同路者就仿佛多一份找到自己记忆的希望。
寻根的第三代
李聆现任上海大学《社会》杂志编辑。在结束了利物浦的研究项目后，她曾返回当地进行跟踪研究，与许多老船员的第二代、第三代有过交流。
“孩子小的时候，父亲都在船上工作，靠母亲教养。因此老海员的第二代中，极少有人会说中文，他们也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第三代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由于第二代多与白人婚配，第三代在长相上都已经没有亚洲人的痕迹了，”李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聆曾经在上海接待过老海员萧章银老人的家族。“从旅馆到饭店订餐都是我为他们安排的，他们缺乏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回来几次后，现在会说基本的‘小笼包’等名词。”
2011年11月2日晚上，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朱利安和女朋友佩姬抵达中国天津，祖辈的一段跨国之恋让他拥有了中国血脉，他想找到自己的中国家人。
朱利安的祖父是一位中国人，名叫刘德业，生于1918年8月10日。1937年，19岁的刘德业取道新加坡前往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其后几经辗转到了英国的利物浦，并在利物浦与朱利安的祖母相识相恋。
婚后，这对异国眷侣育有8个子女，朱利安的父亲就是第七个孩子。由于祖父是一位船员，需要常年在海上工作，一家人聚少离多，甚至连朱利安的父亲都对刘德业所知不多。
朱利安说，他所拥有的关于祖父的信息非常少，姑姑告诉他，刘德业可能出生在山东，也可能出生在天津，或者曾经在天津工作生活过，因此他把来中国的第一站定在了天津。朱利安提供了一份由当时青岛政府颁发的刘德业护照。颁发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4月23日。
在天津的几天查访下来，朱利安寻亲之路仍没有进展。好心人从一个信封上得知，他祖父的老家可能是山东省昌邑市侯富庄村。朱利安曾在祖父遗物中找到一个信封，信封上用繁体中文写着一行字：中国山东省昌邑县西乡永安区侯富庄村刘德章收。
这个信封很可能就是源自刘德业未寄出或是被退回的家信。而从收信人“刘德章”这个名字来看，此人很可能是刘德业的兄弟。由于朱利安和他的家人都不认识中文，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信封上所提供的关于刘德业身世的线索。
刘德业的签证和护照上面的时间显示，刘德业1937年持有经由新加坡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护照，1939年持有从加尔各答经由香港返回中国的签证。此外，朱利安从祖父遗物中发现了两张英国商船的船员证，其中一张上的颁发时间为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为1939年至1945年，由此可以推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年轻的山东水手，头顶着战争硝烟，置身于茫茫大海，从中国去往印度，再从印度返回中国，又出发前往英国。而当时从远东和印度来的商船都停靠在利物浦。
“相较于其他在海外生存的中国人，老海员是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出生就逐渐走向消亡，无法延续。”沈关宝说。
他们在收入上要高于很多早期出国务工的群体，甚至高于当地人，但是依然缺乏社会尊重和认同感。
那时如果女人不放胡信才出国，而在里弄里宣扬，这两个人的命运也会改变，至少不再横亘在海的两头。
女人说，“我把你留下来，生活怎么办？我饿死，让你也饿死吗？你还是出去，想着我的话，能来就来。”那时胡信才的意愿是过5年再回来一次。
1981年，胡信才与英国太太离婚两年。那个秋天，他的上海太太满怀欣喜走到了罗湖口岸，却依旧没能跨向团圆。一个女人一星期的婚姻，用四十年体会分离，默默叙述着女人口中坚持的句子：“轿子抬进来，棺材抬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以万计的中国海员滞留利物浦。这只是众多悲欢离合中一个缩影，属于小人物的故事。
英国购物也凭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员是穷人最好的生计。上海、宁波等地，很多家庭三代“撑船”，繁重的劳作，长久的漂泊，为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家人换来丰厚的“half - pay”。（海员的工资被公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本人在船上支取，另一部分由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每月支付予家属。）
那时候，中国人凭借聪明与刻苦成为各大船运公司最受欢迎的雇员，也成为世界海员的主流群体。几十年后，菲律宾人仰仗着语言优势和更低廉的薪资，才渐渐取代中国海员的份额。至今，菲律宾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依然是国际海员的主要构成人群。
与中国海员做出的贡献相较，中国在航运业的地位相形见绌。直到2013年2月25日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上海中心才在浦东揭幕，且其目前是全国首家由国际性行业组织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组织。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是一个具有100多年历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运营最多样化的国际航运组织。截至2011年，公会已拥有2500多个会员，其船东会员共拥有1. 5万多艘船舶，7. 03亿载重吨的运力，约占世界海运业总运力的65%以上。
中国航运业在世界航运舞台上的“话语权”将借由该公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半个多世纪前那些老海员的声音，已消逝在岁月的轮转中。生命渐渐消亡，回忆慢慢升起。
目光转回那个年代，战后的利物浦，贫穷、拮据、萧条，与彼时繁华的上海无法比拟。
对于老船员而言最真切的感受是当时生活物资的短缺，牛奶、鸡蛋、茶叶、白糖，甚至衣服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也变成了奢侈品，如长筒丝袜、酒等等。
据他们回忆，当时没有丝袜穿的年轻姑娘把一种黄粉涂在腿上当作是袜子。而对于海员来说，船上对于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则是充足的，他们随便从船上拿下来的东西，就可以使一个当地的小姑娘高兴好几天。
当面临着物资短缺的少女碰上了生活不愁的年轻的上海海员时，她和他的心情是高兴而矛盾的，高兴的是她如果能够与他结婚，那么她的生活可以无忧、可以改善了；矛盾的是对于一个中国人，她的家人和朋友未必会接受。
而对于年轻的上海海员来说，他们已经是家中的经济顶梁柱，他们眼下回不去上海，香港的经济也不容乐观，只能靠着英国的轮船公司继续他们对中国家庭的供养。
对于他们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英国。在当地成家，这意味着他们拿到了长期的“饭票”，只能选择与当地姑娘成婚以换取在英国的居留权。
这些回不来的年轻人留在利物浦结婚生子。海的两端有两个家，一个回不去，一个却少了归属感。
跟董建华一起“白相”跳舞
上海弄堂里出生的小孩，向来有自己的普世法则：机灵，会看眼色同时也喜欢享乐。王妙发就是一位“10后”的老海员，有着上海老克拉的脾性。
1916年出生的他小学读了6年，初中读了3年。初中未毕业，就只想去玩，和朋友一起去跳舞。
当时上海的公共汽车是英国人经营的，正好要用人。有400多人去应聘，王妙发考取了售票员。这个工作工资较高，但是家里却对其经济严管。一个月25元，都要送回家交给母亲。
自己没钱花销了，就在公司里“揩油”。乘客上车给了钱，王妙发却不给他们车票，“若有外国人来检查，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车票统统交给乘客。”如果发现有查票的，司机会故意踩刹车，为其通风报信。
后来门槛越发精明，对付中国人的查票员，用“买照会”的办法。如果那一路上有三个中国人查票，一个是外国人查票员，外国人查票员是很难对付的。而三个中国人查票员，就给他们一人两元钱，算是“买照会”。所以那时他是“揩油”出了名，人称“揩油大王”。
不揩油不行，因为与朋友一起玩、跳舞的开销大。年轻时他嗜好是跳舞，常去仙乐斯和百乐门。一帮年轻人夜夜笙歌，花钱如流水。
1946年王妙发没有工作时，曾经同一个舞女同居住在虹口区，没正式结婚，也没有小孩。1949年他到英国时，舞女已经得癌症去世了。
从上海到香港时他曾想带着舞女一起走，可自己也没有立足之地成为障碍。临走时，王妙发说：“你放心，我一到香港，只要有办法就一定会来接你的。”
这依然是个有去无回的故事，只是天性的乐观冲淡了太多离别的感伤。
王妙发离开舞女，一路上从不乱来，不玩女人。每月12. 76镑，有10镑付给上海的家，给娘，给侄子、侄女们。他觉得自己少花点不要紧，只要有饭吃就可以。那时侄子、侄女小，由阿嫂照顾，娘也帮忙带，同居的舞女与他们一起居住。
上船不久，凭借着自己一贯的灵活还有人际关系，王妙发很快当上“头脑”（指统领中国船员，负责安排工作，并与外籍船长沟通的人）。
做“头脑”的收入很高。当时中国的伙计们每人一本簿子，外国人称为crew，记录各人的工时，等回到英国再一起结算。 如果某人实际做了120个工，王妙发便会对二副说：某人做了350个小时。二副问：“怎么会这么多？”他答：“干的活都在这里，怎么会不多呢。”二副只要签字，就可以到总会计间拿钱。
钱拿来后就把本子收来，在房间里算账，比如，“谁谁谁，你120个工，现在我给你210个工，好伐？”对方当然说好，王妙发多报点工时，下边的人多得了也开心，自己还有多一半的油水。
在英国，王妙发也有当地朋友，大多数是这里的劳动阶级。与当地人交往要去酒吧。那里时常会有冲突发生。与现在的情况相比，那时的利物浦对有色人种怀着强烈的轻视。
一些喜欢交际的老船员，回忆起当年都会提到跟董建华结识。那个年代董建华正在利物浦大学留学，喜欢跳舞的他时常出现在舞会等公众场合。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副院长沈关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国当时的公开舞会，阶级观念并不浓厚，买票即可入场。这些老船员也未必真认识董建华，只是他后来成为了香港特首，所以老船员回想起来都会刻意提起这个人物。寻找一份认同感。”
沈关宝和他的助手李聆主导了利物浦老船员口述历史项目，并集结成《泊下的记忆》专著出版。
一夜间消失的丈夫
时代变迁，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在逐渐降低。
沈关宝告诉本刊记者：“从我的另一本专著《中国海员》搜集的一些样本和现实中的一些情况来看，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新中国较早的几批船员，其中不乏革命家、高干子弟的后代，包括后来稍晚一些的船员群体中也有大量的部队转业干部，他们大都以能服务于祖国的远洋事业而自豪，并且终生甚至让下一代继续从事船员行业，可以说此时的船员职业在社会上拥有高度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感。
这一点从他们的婚姻选择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当时很多船员的配偶都拥有着诸如老师、医生、公务员等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同样很高的职业。
而从对新时期船员的访谈来看，船员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就变得不容乐观起来。年龄稍大的新时期船员基本上是全部反对他们的下一代再做船员，甚至有的年轻船员表示，船员不会是他们一生的行业，很可能是他们积累人生第一桶金的权宜之计。
如果说选择配偶的难易程度及其职业的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可以作为船员职业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的有价值参考，那么新时期船员所面临的情况与老前辈们的经历相比只能说是今非昔比了。
社会荣誉感和认同度，对于留在利物浦的老海员而言是一生未曾得到的礼物，也是他们内心中最需填补的空洞。
1998年，当沈关宝和李聆在利物浦结束相关项目研究后，利物浦大学和当地海员博物馆为受访的老海员举办了一场正式晚宴，时任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也参加此次宴会。
如此隆重的场合，对于在海上漂泊半生，在异国底层奋斗的老海员而言尤为新奇，更饱含着难得的尊重。他们携眷盛装出席，“虽然夫人们的妆有些过浓，但看得出来他们已将最衬头的衣服装扮上了。”沈关宝说。
留在利物浦的人未必幸福，但他们依然是幸运的小部分。更不幸的是被秘密遣返的中国海员。
2005年，BBC第四电台播出的一部广播纪录片暴露出二战后英国政府对待中国海员的不公正待遇。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60年前英国利物浦港大批曾经在二战期间给英国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海员被英国政府遣送回中国，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很多被遣返的中国海员当时已经在利物浦等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结果造成很多妻子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了父亲。这一历史污点直到近几年才得到曝光，很多中国海员的子女直到不久前才得知原来他们的父亲并没有抛弃他们，而是被迫离开了英国。
遣返中国海员的决定是由英国的内政部做出的，在英国特别警察部门的监督下，由利物浦当地警方执行。中国海员从被警方扣押到被送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前后往往不会超过48小时。
伊冯娜.福利，她的父亲是来自上海的中国海员、商船上的工程师，母亲是法国人，他们在利物浦相识结婚。1946年，伊冯娜的母亲生下她不久，突然与丈夫失去了联系。母亲赶回利物浦家中，发现家里被搜查过，丈夫的所有证件都不见了。
为生活所迫，母亲改嫁了。伊冯娜9岁才知道亲生父亲是中国人，也许还活着。她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与父亲的中国名字发音近似。
伊冯娜现在领导着一个民间寻亲组织，为一夜间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女人孩子找寻记忆中的遗憾，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依然很少。寻找丈夫的女人们几十年前在利物浦曾有过一次集会，这是被大众获悉的唯一事件。”
“我们曾向中国驻曼彻斯特的领事求助，”伊冯娜说：“领事先生也显得很无奈，他表示关于中国老海员的那段历史，目前已无资料可查，没有人知道谁来了谁又走了。”
www. halfandhalf. org. uk，是这个寻亲组织的官方网站，翻拍的旧照片显眼地挂在主页上，泛黄的记忆，是每个在网站上发布寻亲信息者最渴望得到的回复。
不久之前，伊冯娜联系上了一位目前在上海的年轻女士，她的祖父也是被秘密遣返的中国海员，“我们迫切地寻找着每一个失去亲人的案例，尤其是那些被迫抛弃英国家庭的案例，”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找到同路者就仿佛多一份找到自己记忆的希望。
寻根的第三代
李聆现任上海大学《社会》杂志编辑。在结束了利物浦的研究项目后，她曾返回当地进行跟踪研究，与许多老船员的第二代、第三代有过交流。
“孩子小的时候，父亲都在船上工作，靠母亲教养。因此老海员的第二代中，极少有人会说中文，他们也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第三代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由于第二代多与白人婚配，第三代在长相上都已经没有亚洲人的痕迹了，”李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聆曾经在上海接待过老海员萧章银老人的家族。“从旅馆到饭店订餐都是我为他们安排的，他们缺乏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回来几次后，现在会说基本的‘小笼包’等名词。”
2011年11月2日晚上，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朱利安和女朋友佩姬抵达中国天津，祖辈的一段跨国之恋让他拥有了中国血脉，他想找到自己的中国家人。
朱利安的祖父是一位中国人，名叫刘德业，生于1918年8月10日。1937年，19岁的刘德业取道新加坡前往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其后几经辗转到了英国的利物浦，并在利物浦与朱利安的祖母相识相恋。
婚后，这对异国眷侣育有8个子女，朱利安的父亲就是第七个孩子。由于祖父是一位船员，需要常年在海上工作，一家人聚少离多，甚至连朱利安的父亲都对刘德业所知不多。
朱利安说，他所拥有的关于祖父的信息非常少，姑姑告诉他，刘德业可能出生在山东，也可能出生在天津，或者曾经在天津工作生活过，因此他把来中国的第一站定在了天津。朱利安提供了一份由当时青岛政府颁发的刘德业护照。颁发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4月23日。
在天津的几天查访下来，朱利安寻亲之路仍没有进展。好心人从一个信封上得知，他祖父的老家可能是山东省昌邑市侯富庄村。朱利安曾在祖父遗物中找到一个信封，信封上用繁体中文写着一行字：中国山东省昌邑县西乡永安区侯富庄村刘德章收。
这个信封很可能就是源自刘德业未寄出或是被退回的家信。而从收信人“刘德章”这个名字来看，此人很可能是刘德业的兄弟。由于朱利安和他的家人都不认识中文，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信封上所提供的关于刘德业身世的线索。
刘德业的签证和护照上面的时间显示，刘德业1937年持有经由新加坡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护照，1939年持有从加尔各答经由香港返回中国的签证。此外，朱利安从祖父遗物中发现了两张英国商船的船员证，其中一张上的颁发时间为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为1939年至1945年，由此可以推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年轻的山东水手，头顶着战争硝烟，置身于茫茫大海，从中国去往印度，再从印度返回中国，又出发前往英国。而当时从远东和印度来的商船都停靠在利物浦。
“相较于其他在海外生存的中国人，老海员是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出生就逐渐走向消亡，无法延续。”沈关宝说。
他们在收入上要高于很多早期出国务工的群体，甚至高于当地人，但是依然缺乏社会尊重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