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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索——最后的“精神领袖”
整个猎民点的运转都是由这位80来岁的老人支撑着。人们都说．没有她这个点也就散了。
下了汽车，我们一行四人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离开公路走进泥湿的丛林，早有几条狗不知从什么地方冲过来叫个不停，走了不到300米，眼前出现三顶冒着烟的帐篷，还有两个撮罗子，那就是我们盼望许久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玛丽亚·索猎民点了。
玛丽亚·索是个传奇人物，她是两年前搬迁猎民时，唯一没在搬迁同意书上签名的人，孤守着这片山林，被外界称为最后的酋长。
在这之前，我们就见她过一次。那是2005年8月，她正好从山上下来看病，住在根河市郊新敖乡，就是玛丽亚·索拒绝搬下来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赶去了。新敖乡离根河市也就5分钟的车程，他们如今跟普通郊区农民已没什么两样，与以前山上的生活是天差地别了……
那是第一次见到玛丽亚·索，她斜倚在床上，虽是盛夏，可身子下面垫着厚厚的褥子，不太有精神。我们对她的即时采访让她很不自在，总是用一只手遮着额头，对镜头躲躲闪闪，甚至显得局促而无助，聊一会儿就直接表示“我烦了，头痛，在这种地方心里难受，要说什么就上山去说”。
没想到这句话居然真的实现了，我们居然真的来到了她生活的森林，有幸零距离地了解这位最后的酋长过着怎样的日子，体验城市人感觉颇为传奇的猎民点生活。
第二天早晨，从6点多开始，玛丽亚·索和她的儿媳妇王英就忙个不停。烧火、烧水、做饭……这些日子正赶上猎民点要搬家，男人们要出去找驯鹿，还要到新猎点上去搭帐篷架，我们来到山上，显然又给点上增加了负担。光是一天三顿饭就够忙活的了。早饭做好后，老太太又抓过一个大盆，倒进满满的面粉和水，坐在地上，用力搅拌。
王英笑了，说，“老太太要赶紧把面和好，准备下午打列巴。你们可真有口福，老太太打的列巴，没人比得上!”列巴是从俄语直接音译过来的，就是那种像面包一样的发面饼。
男人们也都起了床，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后，聚到老太太面前。通过王英我们知道，玛丽亚·索在给他们一个个分派任务，你到哪个方向，你去哪个山头，虽然声音很轻，但是威严十足。王英悄悄说，“老太太可神了呢，整个山，整个林子都在她心里。别看她坐在家里，鹿去了哪个山，哪条河，她全知道，只要按着她指的方向，肯定能找到鹿！”
分派完了工作，男人们背起干粮口袋出发了，点上恢复了静谧。
阳光刚好射到兴安落叶松的枝头，玛丽亚·索弓着背，走得极快，朝着帐篷后面的鹿圈走去。鹿圈是利用一些大树搭成的，在树木之间钉上横木，拦起来，小鹿仔就乖乖地趴在里面。因为驯鹿的习惯是晚上出去觅食，白天回来睡觉，为了确保鹿妈妈会回来，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把她们的孩子关在鹿圈里，这样，晚上觅食结束她们就会回来，卧在鹿圈前面，等着能跟孩子见面。
看到驯鹿，老人脸上的线条瞬时柔和了，甚至有了微笑，摩挲着驯鹿的脑袋，好像摸着心爱的孩子，并把手凑到鹿嘴边，她的手里拿着盐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金色的森林里，老人身着紫红色上衣，站在一群灰白色的驯鹿中央，鹿都伸着脖子团田地向她簇拥着，就像簇拥着它们在这山林里的保护神。
二三十头鹿挨挨蹭蹭，从她手里舔着盐粒，亲呢地用脑袋摩擦她的手臂，甚至连最凶悍的公鹿也十分温驯了。这会儿，大概就是我们以前听说过的马丽亚·索每天最得意最高兴的时候了。
玛丽亚·索几乎没有闲暇的功夫。午饭后，她端起那盆已经发好的面，走向旁边的撮罗子去打列巴。我们一边想着终于能见识一下传统的“打列巴”一边兴奋地跟着走进了撮罗于。撮罗子中央有一个用石块搭起的炉灶，旁边放着劈得规规整整，被当地人称为“袢子”的木柴。打列巴的器具十分简单，一个像平底锅一样的金属盘和一个能够夹住金属盘的铁钳。老人把面团摊到盘子里，再把盘子用铁钳夹起送进火塘烘烤，直到半熟，从金属盘里拣出来，放在火塘侧面慢慢烘烤。香甜可口的列巴香味慢慢散溢开来。
老太太把烤好的列巴一个个排放在炉灶外侧，大小一致，色泽均匀。听王英讲，在林子里打猎和找驯鹿，都要带上几个列巴走，好几天都不会放坏，现在猎民里烤列巴最好的就属玛丽亚·索了，年轻人里没几个会烤的。我的同事出于好奇，接过铁钳想体验一把，手里铁钳烫得厉害，不到两分钟就被火烤得败下阵来。而老人一下午烤出20来个列巴，足足在火前烘烤了三个多小时。她不慌不忙，有条不紊，那一系列的动作，宛如宗教仪式般神圣和高贵……
后来的几天里，玛丽亚·索每天忙活的事情几乎都是一样的。看不出她对我们的到来是欢迎还是讨厌，但是，她似乎不愿多搭理我们。山上的节奏跟大城市办公室大不相同，人们似乎没在做什么，却又不停地忙活着，连找个完整时间坐下来，眼她踏踏实实地聊聊的机会都没有。
而每当我们企图跟老人沟通的时候，她总是说着千篇一律的话：林子里那么多套子怎么就没人管呢?驯鹿怎么就没人过问呢?……虽然在抱怨，但语气总是十分平和。想必这些话她已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吧，每每这时，我们总是默默地听着，记录着，尽管那几天的笔记本上记下的几乎是同样的内容，但是每次都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她的痛苦和悲伤。
第三天晚上，吃完晚饭，外面已是一片漆黑，蜡烛的火苗忽忽地跳跃着，玛丽亚·索靠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这一次，我们没有再说其它的事情，而是问，如果建立一个鄂温克驯鹿文化保护区，她是否会同意。那一刻，她原本忧郁的眼睛里，忽然有了神采。驯鹿在帐篷外面打着鼻息，啪哒啪哒地跑着，猎狗在远处长声吠叫，玛丽亚·索终于对我们敞开了心扉。她没有直接回答保护区的事，而是断断续续讲起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的奶奶、爸爸，还有她记忆中拧猎的日子……王英后来告诉我们，连她都从来没有听玛丽亚·索讲过这些故事。
其实，自从玛丽亚·索的哥哥——昆德伊万去世以后，使鹿鄂温克就已经不存在领袖或权威了。在这个不再有领袖的日子里，玛丽亚·索因为勤劳，能干，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众望所归地挑起了她根本没有想过的，在历史的转型中守护自己民族传统的重担。但是，她面对的却只有无穷的困惑和迷茫。也许，在这种时候回首往事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帐篷里依然安静，玛丽亚·索的声音并不高，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轻柔。老人说着说着，开始唱起了歌，一首接一首……她说这些歌都是她小时候跟老人们学的。
人类学者白兰第一次对我谈到鄂温克猎民的时候说，“如果你能听到他们唱的歌，只要一次，你就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的歌声无论如何欢快，都像兴安岭的白桦林一样，有种无比优美的心碎和骨子里的忧伤，那是他们对森林的爱……”现在，我终于听到了。
炉灶里的柴啪啪作响，像是在为老人伴奏，歌声 低缓略带着些暗哑，像是唱又像是在吟，回荡在帐篷的每一个角落，飘向静滥的山林……这时，老人那张平日里从来看不到笑容的脸，绽露出对往日的无比眷恋和对今后并末绝望的期盼。
红豆——不可调解的矛盾?
不仅仅是采集红豆，林业开发在这里留下的伤痕又怎是可以轻易痊愈的?
那天，太阳一偏西，我们就守候在那条山里与阿龙山镇之间唯一可以行驶汽车的沙石路旁。打算见识一下，那些进到山里采红豆的人们是怎样满载而归的。
几天里，几乎一早一晚都能听到轰鸣的汽车和摩托车的声音。每次，王英都会忧心忡忡抬头看看远方，叹气。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猎民们说的那些采红豆的人正在从这里路过。
大兴安岭上的资源丰富得很，除了红豆，还有一种野果叫——“都柿”，鄂温克猎民的习惯是用红豆和都柿做果酱。在狩猎生涯中，只摄入动物类蛋白显然不够，红豆、都柿等野果就成了他们主要的维生素来源。红豆在鄂温克语里被叫做“雅各大”，也是俄语音译，意思就是“野果”。这些野果都是可以采来酿酒用的，近些年来酒厂大批收购。所以，每年从8月中开始到九月下旬，天天都有人乘着各种车辆进山采摘，卖给酒厂。
这种事情马上让我们联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发菜事件”和青海正在发生的“虫草争夺战”。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通常给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红豆的采摘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决定亲眼看看。
不一会儿，远处公路上传来机器轰鸣声。转眼间，沙尘滚滚，三辆摩托车飞驰而到。挥了挥手，车子居然都停了下来，山里人，毕竟朴实啊。
三辆摩托车，都是男人驾驶女人坐在后面，一望即知是三家人。满脸都是风尘之色，穿着捂得严严实实的大衣，在寒风里冻得双颊通红。
几个人没什么戒心，纷纷把这一天的劳动果实展示给我们看。摩托车后座上绑着两个麻袋，里面满满当当都是红豆。
同行的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告诉我们，红豆属于北方泰加林区系，是一种越桔，杜鹃花科的，属于环北极的植物，跟都柿是一个科一个属。在我们国家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北坡地区，再往南就没有了。红豆的分布正好跟驯鹿的分布区域吻合，狗熊、啮齿动物和鸟类，很多都以它为食。但是现在它们的生境——泰加林正在渐渐北退，没有了生长条件，红豆也岌岌可危。
在摩托车的把手上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工具，看仔细了，居然是非常规整的簸箕，前端是个铁箅子。
“这箅子是干什么用的?”
“采红豆啊。红豆长得矮，用笄子可以一下就能把所有的果子连叶子都撸下来，比用手一个个摘要快多了。”
刘教授在旁边不住摇头。这样的采法，不光是把红豆采走了，受损的根茎很难继续繁殖，绝对是种毁灭性的方法。
“你们采了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早上5点来钟从阿龙山镇出来，骑摩托走上1个多小时的路，到了那边山里，要采上一天，中午带着干粮就在山上吃了，太阳快落山时回来，晚上到家还得把红豆摘干净……”
“红豆好采吗?”
“红豆是不少．但是太分散，得在林子里转悠着找，采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难采了。一天也就采个百十斤吧。”
“采完怎么卖呢?”
“酒厂收购，3.5元一斤。虽然没几个钱，但是我们都下岗了，在家呆着也是呆着，不出来挣几个钱不行呀，孩子还得上学，等钱用呢。”
短短的对话，让我突然对面前的他们产生了同情，原来想责备他们的想法一下于荡然无存。但是，王英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什么人都来山里淘金，把林子整得越来越埋汰了，我们连搬家的地方都没了。”在这里被开采的，又岂止是红豆而已?大兴安岭的林业开发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训了，这样的掠夺之后又会怎样?但是我们看到的，一边是猎民，一边是下岗职工，两边的人都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却成了矛盾的双方，这背后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正在这时，几辆满载而归的大卡车从身边驶过，车上挤满了用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男男女女和鼓鼓囊囊装满红豆的袋子，车栏扶手上挂着许多箅子，在夕阳里扬着灰尘向阿龙山镇驶去……
猎民点上的生活——苦涩的世外桃源
酒的产生是为了带来快乐的，在这里，却成了一种填补精神空虚的麻醉剂。酒精弥漫在这个难以为继的猎民点……
“雨果，你好吗?”
“好呢，好呢。”
“你想妈妈了没?”
“没想。”
“那你想家吗?”
“不想。”
“雨果!你到底是谁的儿子!”
“我星国家的儿子……”
这是从一个来过猎民点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是柳霞和他儿子在长途电话里的一段对话。朋友说，那天上山见到柳霞时她又喝醉了，在哭，躺在帐篷里的地上。地上是软软的松针和枯叶，特有的兴安岭的土地。帐篷的窗口，一缕阳光洒下来，柳霞反反复复叫着儿子的名字：“雨果，雨果，你是我的儿子，雨果，妈妈想你呢……雨果就是太阳，太阳是我的儿子……”她的手臂弯过，遮在眼睛上，阳光抚慰地把她照成一座雕像……原来，就在那之前不久，她给儿子打了那个长途电话。
不知怎么，这段对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柳霞的家就在玛丽亚·索这个猎民点上。那天见到她的时候，她又喝醉了。眼前的她跟我曾经在一张照片上见到过的判若两人。在那张照片上，她鼓鼓的面颊，小小的眼睛，里面盛满了对生活的疑惑和期待，让人心碎地吻着她的小驯鹿，天上的雨把一切都浸得色彩浓烈。但是眼前的她，脏脏的秋衣，头发剪得好像男人，一张脸上伤痕累累，门牙也掉了两颗，听说，是喝多了酒被人打掉的。短短的时间内，她似乎老了几十岁……
后来才知道她的故事。酗酒，丈夫死了，因为酗酒，她被认为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儿子被当作孤儿送往南方的私立学校……她只有在下山的时候通过长途电话关照一下儿子。
鄂温克猎民很多人酗酒，这也是让玛丽亚·索困惑不已的事情。以前猎人们恨少有酗酒的，酒总是被当作大家欢聚一堂或打到猎物时庆祝用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酗酒的人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喝酒时不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追求那种“高了”的状态，当那高度的劣质白酒流入喉咙，扩散至大脑，在朦胧的醉意里面，才开始觉得安心，忘记所有的悲伤。酒精弥漫在鄂温克猎民中，也弥漫在玛丽亚·索的猎民点。
柳霞靠近我身边，浓烈的酒味袭来，可是那双眼睛，还是清澈的，还看得出照片上的美丽神采……我们一起坐在芬芳的木柴上，抬头看天。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柳霞孩子气地斜视着我。
“看……云彩”
“对了!”
“我看天，我每天都看天，我能看得懂天”，她转过头，我又看到那样憧憬而遥远的眼神了。就在那醉意朦胧的状态中，她告诉了我鄂温克人的骄傲，能够懂天，懂地，懂自然……
“你记得我，你要记住我，我，柳霞……”她惶惑 地嘟囔着，抱住了我……
点上的生活清苦而寂寞。我们在山上的日子，除了那次见到采红豆的人之外，几乎没有见到过外人。虽然跟天地融为一体也是种幸福，可人需要交流和交往。在没有电，不通电话，不能上网的生活里，我们几乎也有点幻觉，似乎已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住了很久很久。柳霞或许是因为孤独，才一再地让我记住她的名字。
“你为什么不下山住呢?”
“山下没有驯鹿呀，我的驯鹿都在这里啊……”
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猎民点上飘逸着的酒精……
驯鹿——难以为继的象征
鹿，在慢慢变少，无数的危险，隐藏的威胁，退化，都是原因。代表着一个文化的那群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在猎民点上的几天，每天都听到猎民们在焦虑地谈论一个话题：眼看着要搬家了，还有一半驯鹿没找回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出去找，但几乎每天都是无获而归。我们问毛夏，为什么驯鹿找不到了?毛夏是玛丽亚·索猎点上年轻人里的领头人，听说他带着几个人风餐露宿地找了几天，刚回来。“过去不这样啊，现在是咋的了?”毛夏也说不准，但是，慢慢聊起来，他们还是说出了不少原因。
原来这些日子点上一直闹熊，附近也看见了熊的痕迹，就算找到鹿，几个人包围着往回撵，还是撵不回来，它们知道这边有熊，都不敢回来了。过去猎民们有枪，熊不敢来，禁猎收枪以后，熊也不怕了，离猎点越来越近。一说起熊的事儿，人人自危，连人都要躲着走，更别提去保护驯鹿了。
“这样的情况你们向政府反映了吗?”
“反映了，政府让我们见着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会有人来处理。前几天还真来了派出所的人，带着枪在这儿呆了两天，没见到熊又走了……在这林子里，就算见着熊，我们到哪儿去找电话?就算派出所的人找着熊了，能怎么样?把熊关到监狱里?”
搬家，在猎民生活里可是件大事。从传统上的十几二十天就要搬家一次到现在，这个点他们已经住了2个多月了。周围的苔藓差不多被吃光了，鹿越跑越远，不能不搬了。可采伐的利斧给驯鹿留下的空间日渐减少，真要找个搬家的地方已经不容易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驯鹿自己找不到家了。”
“驯鹿自己能知道回家?”
“过去驯鹿闻到蚊烟的味儿自己会找回来，现在有的不回来了。可能跟年年割鹿茸打的麻药针有关，打针打得脑子有了毛病，都不知道回家了。”
“割鹿茸这么多年了，过去怎么没发现这个原因呢?”
“过去割鹿茸不打麻药的，打麻药是近几年的事”
看来，猎民们所焦虑的找不回驯鹿的事情还真挺复杂的。
“这两年林子里下的套子越来越多了，我们点上的鹿今年就有20来头被套死了，还有人开着车来打。因为这个驯鹿也怕人了，见着我们也跑……”毛夏语气很郁闷。
“套子是什么人下的呢?”
“都是外来人，也有林场的职工。”
其实，来到山上的第二天，就听维佳讲过一些驯鹿被猎套活活套死了的事情，我们还跟他到不远的一个地方去看过一头被套死的鹿，那只鹿头剩下头骨了，旁边还有一个黄色的塑料牌，那是猎民为自己的驯鹿做的耳标。当我们回到猎点把照下来的那个死鹿头骨的照片放给王英看的时候，她说黄色的耳标肯定就是他们这个点上的鹿，并叮嘱我们千万别让玛丽亚·索看到这张照片，她看了会难过的。
最近这些年，外来人越来越多，不管是林业工人还是盲流，大兴安岭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他们，打猎也成了一种一夜发家的好营生。用枪打违法了就开始用套子，挖陷阱。套子的材料也越来越高级，甚至有人用进口油丝绳下套，又细又结实。驯鹿也常常成为这些套子的牺牲品，在猎民点上，经常能看到带伤的驯鹿，有的甚至被猎套套掉了一只脚。每次到了新营地，驯鹿走出去，猎民们都会心惊胆战、坐立不安。遍地的猎套、陷阱，处处都有致命危险。到处收捡套于，成了猎民们生存在山林里的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毛夏还说：“那些进来‘淘金’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塑料袋，满山遍野地扔，一些装咸菜的塑料袋因为有咸味，会被驯鹿误吞进去。塑料袋会缠住胃，活活把它们缠死。这样死去的鹿，你剖开它的肚子就能看到，胃被塑料袋绞成一团。”
真没想到中国的唯一一群驯鹿，今天的命运是如此坎坷。而成天守护着驯鹿的猎民们能够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以前哪儿有那么多公鹿啊……”旁边的老太太叹了口气。原来，以前专门用作交通工具的驯鹿是不需要留那么多种鹿的，就像草原上的马群一样，小公马只要成年就要阉割，一群马里面只留一匹最强壮的公马，驯鹿也是如此。60年代定居以后，政府号召开发鹿产品，开始收购驯鹿茸，当然，公鹿的鹿茸要比母鹿大得多，为了收获到更多鹿茸，鹿群也开始变乱了，现在的一群鹿里面，能有十几头种公鹿。而被割掉鹿茸的公鹿很难再用鹿角去角逐配偶，竞争交配权，这样的结果也让鹿群开始慢慢退化，无论是驯鹿的体型还是鹿茸的大小都直线下降。
我们来之前就听说过，近些年，随着国际贸易开放，大批俄罗斯及北欧产的驯鹿茸堵住国门，急急想要进来。市场何止是饱和，简直都快爆炸了。驯鹿茸的市场价从以前的九百元一公斤，到现在的三四百元一公斤还没人要。
王英曾经跟我抱怨过一回，割鹿茸的时候，鹿很痛苦，会流血，还容易感染。但是，割掉的茸却怎么都卖不出去，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山下的家里，满满一屋于去年割的茸，都快放坏了。
不能继续狩猎的鄂温克人从猎民变成了牧民，现在驯鹿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差，他们也不知究竟该拿这些鹿群怎么办。年轻人都下山去了，鹿也不要了，只有像玛丽亚·索这样的老太太还在一心一意守着鹿，无论如何都割舍不下。她说，“没有了驯鹿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驯鹿就是我们的象征”。
但是仅仅作为一种象征，能够顶得住这么多的压力，被保留下去吗?难道驯鹿的存活仅仅就成了一种象征了吗?我们也陷入跟猎民们一样的困惑……
告别——难解的困惑
不知不觉，已经在猎民点上呆了5天，按计划我们就要下山了。
临走时，玛丽亚·索还是像往常一样，一个人打着列巴，她还是包着头巾，盘腿坐在专门打列巴的撮罗子里。
我们去跟她道别的时候，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抬头看看我们，“额沃，我们走了，再见!”上山这么久，我第一次依着鄂温克的习惯称呼她(意思是“姥姥，奶奶”)，瞬时，老人脸上笑开了花，不住对我点头，满是慈爱。
就像是最后的离别般，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和肩上都沉甸甸的。这5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涤，见证了现代浪潮中一个正在逝去的传统和这个传统的无奈，对猎民们来说我们这一行人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他们却还要在山林里继续走完这段迷茫的路。
归来后的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闭上眼睛总能看到玛丽亚·索在那个撮罗子里边不停地打着列巴。她似乎知道，她的生命时间就是自己民族的文化能够延存的时间。或许，她在有意识地在用自己每天不停的劳动，来挽留那群眼看着渐渐远去的鹿群……
整个猎民点的运转都是由这位80来岁的老人支撑着。人们都说．没有她这个点也就散了。
下了汽车，我们一行四人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离开公路走进泥湿的丛林，早有几条狗不知从什么地方冲过来叫个不停，走了不到300米，眼前出现三顶冒着烟的帐篷，还有两个撮罗子，那就是我们盼望许久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玛丽亚·索猎民点了。
玛丽亚·索是个传奇人物，她是两年前搬迁猎民时，唯一没在搬迁同意书上签名的人，孤守着这片山林，被外界称为最后的酋长。
在这之前，我们就见她过一次。那是2005年8月，她正好从山上下来看病，住在根河市郊新敖乡，就是玛丽亚·索拒绝搬下来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赶去了。新敖乡离根河市也就5分钟的车程，他们如今跟普通郊区农民已没什么两样，与以前山上的生活是天差地别了……
那是第一次见到玛丽亚·索，她斜倚在床上，虽是盛夏，可身子下面垫着厚厚的褥子，不太有精神。我们对她的即时采访让她很不自在，总是用一只手遮着额头，对镜头躲躲闪闪，甚至显得局促而无助，聊一会儿就直接表示“我烦了，头痛，在这种地方心里难受，要说什么就上山去说”。
没想到这句话居然真的实现了，我们居然真的来到了她生活的森林，有幸零距离地了解这位最后的酋长过着怎样的日子，体验城市人感觉颇为传奇的猎民点生活。
第二天早晨，从6点多开始，玛丽亚·索和她的儿媳妇王英就忙个不停。烧火、烧水、做饭……这些日子正赶上猎民点要搬家，男人们要出去找驯鹿，还要到新猎点上去搭帐篷架，我们来到山上，显然又给点上增加了负担。光是一天三顿饭就够忙活的了。早饭做好后，老太太又抓过一个大盆，倒进满满的面粉和水，坐在地上，用力搅拌。
王英笑了，说，“老太太要赶紧把面和好，准备下午打列巴。你们可真有口福，老太太打的列巴，没人比得上!”列巴是从俄语直接音译过来的，就是那种像面包一样的发面饼。
男人们也都起了床，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后，聚到老太太面前。通过王英我们知道，玛丽亚·索在给他们一个个分派任务，你到哪个方向，你去哪个山头，虽然声音很轻，但是威严十足。王英悄悄说，“老太太可神了呢，整个山，整个林子都在她心里。别看她坐在家里，鹿去了哪个山，哪条河，她全知道，只要按着她指的方向，肯定能找到鹿！”
分派完了工作，男人们背起干粮口袋出发了，点上恢复了静谧。
阳光刚好射到兴安落叶松的枝头，玛丽亚·索弓着背，走得极快，朝着帐篷后面的鹿圈走去。鹿圈是利用一些大树搭成的，在树木之间钉上横木，拦起来，小鹿仔就乖乖地趴在里面。因为驯鹿的习惯是晚上出去觅食，白天回来睡觉，为了确保鹿妈妈会回来，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把她们的孩子关在鹿圈里，这样，晚上觅食结束她们就会回来，卧在鹿圈前面，等着能跟孩子见面。
看到驯鹿，老人脸上的线条瞬时柔和了，甚至有了微笑，摩挲着驯鹿的脑袋，好像摸着心爱的孩子，并把手凑到鹿嘴边，她的手里拿着盐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金色的森林里，老人身着紫红色上衣，站在一群灰白色的驯鹿中央，鹿都伸着脖子团田地向她簇拥着，就像簇拥着它们在这山林里的保护神。
二三十头鹿挨挨蹭蹭，从她手里舔着盐粒，亲呢地用脑袋摩擦她的手臂，甚至连最凶悍的公鹿也十分温驯了。这会儿，大概就是我们以前听说过的马丽亚·索每天最得意最高兴的时候了。
玛丽亚·索几乎没有闲暇的功夫。午饭后，她端起那盆已经发好的面，走向旁边的撮罗子去打列巴。我们一边想着终于能见识一下传统的“打列巴”一边兴奋地跟着走进了撮罗于。撮罗子中央有一个用石块搭起的炉灶，旁边放着劈得规规整整，被当地人称为“袢子”的木柴。打列巴的器具十分简单，一个像平底锅一样的金属盘和一个能够夹住金属盘的铁钳。老人把面团摊到盘子里，再把盘子用铁钳夹起送进火塘烘烤，直到半熟，从金属盘里拣出来，放在火塘侧面慢慢烘烤。香甜可口的列巴香味慢慢散溢开来。
老太太把烤好的列巴一个个排放在炉灶外侧，大小一致，色泽均匀。听王英讲，在林子里打猎和找驯鹿，都要带上几个列巴走，好几天都不会放坏，现在猎民里烤列巴最好的就属玛丽亚·索了，年轻人里没几个会烤的。我的同事出于好奇，接过铁钳想体验一把，手里铁钳烫得厉害，不到两分钟就被火烤得败下阵来。而老人一下午烤出20来个列巴，足足在火前烘烤了三个多小时。她不慌不忙，有条不紊，那一系列的动作，宛如宗教仪式般神圣和高贵……
后来的几天里，玛丽亚·索每天忙活的事情几乎都是一样的。看不出她对我们的到来是欢迎还是讨厌，但是，她似乎不愿多搭理我们。山上的节奏跟大城市办公室大不相同，人们似乎没在做什么，却又不停地忙活着，连找个完整时间坐下来，眼她踏踏实实地聊聊的机会都没有。
而每当我们企图跟老人沟通的时候，她总是说着千篇一律的话：林子里那么多套子怎么就没人管呢?驯鹿怎么就没人过问呢?……虽然在抱怨，但语气总是十分平和。想必这些话她已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吧，每每这时，我们总是默默地听着，记录着，尽管那几天的笔记本上记下的几乎是同样的内容，但是每次都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她的痛苦和悲伤。
第三天晚上，吃完晚饭，外面已是一片漆黑，蜡烛的火苗忽忽地跳跃着，玛丽亚·索靠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这一次，我们没有再说其它的事情，而是问，如果建立一个鄂温克驯鹿文化保护区，她是否会同意。那一刻，她原本忧郁的眼睛里，忽然有了神采。驯鹿在帐篷外面打着鼻息，啪哒啪哒地跑着，猎狗在远处长声吠叫，玛丽亚·索终于对我们敞开了心扉。她没有直接回答保护区的事，而是断断续续讲起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的奶奶、爸爸，还有她记忆中拧猎的日子……王英后来告诉我们，连她都从来没有听玛丽亚·索讲过这些故事。
其实，自从玛丽亚·索的哥哥——昆德伊万去世以后，使鹿鄂温克就已经不存在领袖或权威了。在这个不再有领袖的日子里，玛丽亚·索因为勤劳，能干，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众望所归地挑起了她根本没有想过的，在历史的转型中守护自己民族传统的重担。但是，她面对的却只有无穷的困惑和迷茫。也许，在这种时候回首往事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帐篷里依然安静，玛丽亚·索的声音并不高，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轻柔。老人说着说着，开始唱起了歌，一首接一首……她说这些歌都是她小时候跟老人们学的。
人类学者白兰第一次对我谈到鄂温克猎民的时候说，“如果你能听到他们唱的歌，只要一次，你就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的歌声无论如何欢快，都像兴安岭的白桦林一样，有种无比优美的心碎和骨子里的忧伤，那是他们对森林的爱……”现在，我终于听到了。
炉灶里的柴啪啪作响，像是在为老人伴奏，歌声 低缓略带着些暗哑，像是唱又像是在吟，回荡在帐篷的每一个角落，飘向静滥的山林……这时，老人那张平日里从来看不到笑容的脸，绽露出对往日的无比眷恋和对今后并末绝望的期盼。
红豆——不可调解的矛盾?
不仅仅是采集红豆，林业开发在这里留下的伤痕又怎是可以轻易痊愈的?
那天，太阳一偏西，我们就守候在那条山里与阿龙山镇之间唯一可以行驶汽车的沙石路旁。打算见识一下，那些进到山里采红豆的人们是怎样满载而归的。
几天里，几乎一早一晚都能听到轰鸣的汽车和摩托车的声音。每次，王英都会忧心忡忡抬头看看远方，叹气。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猎民们说的那些采红豆的人正在从这里路过。
大兴安岭上的资源丰富得很，除了红豆，还有一种野果叫——“都柿”，鄂温克猎民的习惯是用红豆和都柿做果酱。在狩猎生涯中，只摄入动物类蛋白显然不够，红豆、都柿等野果就成了他们主要的维生素来源。红豆在鄂温克语里被叫做“雅各大”，也是俄语音译，意思就是“野果”。这些野果都是可以采来酿酒用的，近些年来酒厂大批收购。所以，每年从8月中开始到九月下旬，天天都有人乘着各种车辆进山采摘，卖给酒厂。
这种事情马上让我们联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发菜事件”和青海正在发生的“虫草争夺战”。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通常给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红豆的采摘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决定亲眼看看。
不一会儿，远处公路上传来机器轰鸣声。转眼间，沙尘滚滚，三辆摩托车飞驰而到。挥了挥手，车子居然都停了下来，山里人，毕竟朴实啊。
三辆摩托车，都是男人驾驶女人坐在后面，一望即知是三家人。满脸都是风尘之色，穿着捂得严严实实的大衣，在寒风里冻得双颊通红。
几个人没什么戒心，纷纷把这一天的劳动果实展示给我们看。摩托车后座上绑着两个麻袋，里面满满当当都是红豆。
同行的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告诉我们，红豆属于北方泰加林区系，是一种越桔，杜鹃花科的，属于环北极的植物，跟都柿是一个科一个属。在我们国家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北坡地区，再往南就没有了。红豆的分布正好跟驯鹿的分布区域吻合，狗熊、啮齿动物和鸟类，很多都以它为食。但是现在它们的生境——泰加林正在渐渐北退，没有了生长条件，红豆也岌岌可危。
在摩托车的把手上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工具，看仔细了，居然是非常规整的簸箕，前端是个铁箅子。
“这箅子是干什么用的?”
“采红豆啊。红豆长得矮，用笄子可以一下就能把所有的果子连叶子都撸下来，比用手一个个摘要快多了。”
刘教授在旁边不住摇头。这样的采法，不光是把红豆采走了，受损的根茎很难继续繁殖，绝对是种毁灭性的方法。
“你们采了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早上5点来钟从阿龙山镇出来，骑摩托走上1个多小时的路，到了那边山里，要采上一天，中午带着干粮就在山上吃了，太阳快落山时回来，晚上到家还得把红豆摘干净……”
“红豆好采吗?”
“红豆是不少．但是太分散，得在林子里转悠着找，采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难采了。一天也就采个百十斤吧。”
“采完怎么卖呢?”
“酒厂收购，3.5元一斤。虽然没几个钱，但是我们都下岗了，在家呆着也是呆着，不出来挣几个钱不行呀，孩子还得上学，等钱用呢。”
短短的对话，让我突然对面前的他们产生了同情，原来想责备他们的想法一下于荡然无存。但是，王英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什么人都来山里淘金，把林子整得越来越埋汰了，我们连搬家的地方都没了。”在这里被开采的，又岂止是红豆而已?大兴安岭的林业开发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训了，这样的掠夺之后又会怎样?但是我们看到的，一边是猎民，一边是下岗职工，两边的人都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却成了矛盾的双方，这背后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正在这时，几辆满载而归的大卡车从身边驶过，车上挤满了用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男男女女和鼓鼓囊囊装满红豆的袋子，车栏扶手上挂着许多箅子，在夕阳里扬着灰尘向阿龙山镇驶去……
猎民点上的生活——苦涩的世外桃源
酒的产生是为了带来快乐的，在这里，却成了一种填补精神空虚的麻醉剂。酒精弥漫在这个难以为继的猎民点……
“雨果，你好吗?”
“好呢，好呢。”
“你想妈妈了没?”
“没想。”
“那你想家吗?”
“不想。”
“雨果!你到底是谁的儿子!”
“我星国家的儿子……”
这是从一个来过猎民点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是柳霞和他儿子在长途电话里的一段对话。朋友说，那天上山见到柳霞时她又喝醉了，在哭，躺在帐篷里的地上。地上是软软的松针和枯叶，特有的兴安岭的土地。帐篷的窗口，一缕阳光洒下来，柳霞反反复复叫着儿子的名字：“雨果，雨果，你是我的儿子，雨果，妈妈想你呢……雨果就是太阳，太阳是我的儿子……”她的手臂弯过，遮在眼睛上，阳光抚慰地把她照成一座雕像……原来，就在那之前不久，她给儿子打了那个长途电话。
不知怎么，这段对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柳霞的家就在玛丽亚·索这个猎民点上。那天见到她的时候，她又喝醉了。眼前的她跟我曾经在一张照片上见到过的判若两人。在那张照片上，她鼓鼓的面颊，小小的眼睛，里面盛满了对生活的疑惑和期待，让人心碎地吻着她的小驯鹿，天上的雨把一切都浸得色彩浓烈。但是眼前的她，脏脏的秋衣，头发剪得好像男人，一张脸上伤痕累累，门牙也掉了两颗，听说，是喝多了酒被人打掉的。短短的时间内，她似乎老了几十岁……
后来才知道她的故事。酗酒，丈夫死了，因为酗酒，她被认为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儿子被当作孤儿送往南方的私立学校……她只有在下山的时候通过长途电话关照一下儿子。
鄂温克猎民很多人酗酒，这也是让玛丽亚·索困惑不已的事情。以前猎人们恨少有酗酒的，酒总是被当作大家欢聚一堂或打到猎物时庆祝用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酗酒的人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喝酒时不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追求那种“高了”的状态，当那高度的劣质白酒流入喉咙，扩散至大脑，在朦胧的醉意里面，才开始觉得安心，忘记所有的悲伤。酒精弥漫在鄂温克猎民中，也弥漫在玛丽亚·索的猎民点。
柳霞靠近我身边，浓烈的酒味袭来，可是那双眼睛，还是清澈的，还看得出照片上的美丽神采……我们一起坐在芬芳的木柴上，抬头看天。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柳霞孩子气地斜视着我。
“看……云彩”
“对了!”
“我看天，我每天都看天，我能看得懂天”，她转过头，我又看到那样憧憬而遥远的眼神了。就在那醉意朦胧的状态中，她告诉了我鄂温克人的骄傲，能够懂天，懂地，懂自然……
“你记得我，你要记住我，我，柳霞……”她惶惑 地嘟囔着，抱住了我……
点上的生活清苦而寂寞。我们在山上的日子，除了那次见到采红豆的人之外，几乎没有见到过外人。虽然跟天地融为一体也是种幸福，可人需要交流和交往。在没有电，不通电话，不能上网的生活里，我们几乎也有点幻觉，似乎已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住了很久很久。柳霞或许是因为孤独，才一再地让我记住她的名字。
“你为什么不下山住呢?”
“山下没有驯鹿呀，我的驯鹿都在这里啊……”
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猎民点上飘逸着的酒精……
驯鹿——难以为继的象征
鹿，在慢慢变少，无数的危险，隐藏的威胁，退化，都是原因。代表着一个文化的那群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在猎民点上的几天，每天都听到猎民们在焦虑地谈论一个话题：眼看着要搬家了，还有一半驯鹿没找回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出去找，但几乎每天都是无获而归。我们问毛夏，为什么驯鹿找不到了?毛夏是玛丽亚·索猎点上年轻人里的领头人，听说他带着几个人风餐露宿地找了几天，刚回来。“过去不这样啊，现在是咋的了?”毛夏也说不准，但是，慢慢聊起来，他们还是说出了不少原因。
原来这些日子点上一直闹熊，附近也看见了熊的痕迹，就算找到鹿，几个人包围着往回撵，还是撵不回来，它们知道这边有熊，都不敢回来了。过去猎民们有枪，熊不敢来，禁猎收枪以后，熊也不怕了，离猎点越来越近。一说起熊的事儿，人人自危，连人都要躲着走，更别提去保护驯鹿了。
“这样的情况你们向政府反映了吗?”
“反映了，政府让我们见着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会有人来处理。前几天还真来了派出所的人，带着枪在这儿呆了两天，没见到熊又走了……在这林子里，就算见着熊，我们到哪儿去找电话?就算派出所的人找着熊了，能怎么样?把熊关到监狱里?”
搬家，在猎民生活里可是件大事。从传统上的十几二十天就要搬家一次到现在，这个点他们已经住了2个多月了。周围的苔藓差不多被吃光了，鹿越跑越远，不能不搬了。可采伐的利斧给驯鹿留下的空间日渐减少，真要找个搬家的地方已经不容易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驯鹿自己找不到家了。”
“驯鹿自己能知道回家?”
“过去驯鹿闻到蚊烟的味儿自己会找回来，现在有的不回来了。可能跟年年割鹿茸打的麻药针有关，打针打得脑子有了毛病，都不知道回家了。”
“割鹿茸这么多年了，过去怎么没发现这个原因呢?”
“过去割鹿茸不打麻药的，打麻药是近几年的事”
看来，猎民们所焦虑的找不回驯鹿的事情还真挺复杂的。
“这两年林子里下的套子越来越多了，我们点上的鹿今年就有20来头被套死了，还有人开着车来打。因为这个驯鹿也怕人了，见着我们也跑……”毛夏语气很郁闷。
“套子是什么人下的呢?”
“都是外来人，也有林场的职工。”
其实，来到山上的第二天，就听维佳讲过一些驯鹿被猎套活活套死了的事情，我们还跟他到不远的一个地方去看过一头被套死的鹿，那只鹿头剩下头骨了，旁边还有一个黄色的塑料牌，那是猎民为自己的驯鹿做的耳标。当我们回到猎点把照下来的那个死鹿头骨的照片放给王英看的时候，她说黄色的耳标肯定就是他们这个点上的鹿，并叮嘱我们千万别让玛丽亚·索看到这张照片，她看了会难过的。
最近这些年，外来人越来越多，不管是林业工人还是盲流，大兴安岭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他们，打猎也成了一种一夜发家的好营生。用枪打违法了就开始用套子，挖陷阱。套子的材料也越来越高级，甚至有人用进口油丝绳下套，又细又结实。驯鹿也常常成为这些套子的牺牲品，在猎民点上，经常能看到带伤的驯鹿，有的甚至被猎套套掉了一只脚。每次到了新营地，驯鹿走出去，猎民们都会心惊胆战、坐立不安。遍地的猎套、陷阱，处处都有致命危险。到处收捡套于，成了猎民们生存在山林里的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毛夏还说：“那些进来‘淘金’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塑料袋，满山遍野地扔，一些装咸菜的塑料袋因为有咸味，会被驯鹿误吞进去。塑料袋会缠住胃，活活把它们缠死。这样死去的鹿，你剖开它的肚子就能看到，胃被塑料袋绞成一团。”
真没想到中国的唯一一群驯鹿，今天的命运是如此坎坷。而成天守护着驯鹿的猎民们能够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以前哪儿有那么多公鹿啊……”旁边的老太太叹了口气。原来，以前专门用作交通工具的驯鹿是不需要留那么多种鹿的，就像草原上的马群一样，小公马只要成年就要阉割，一群马里面只留一匹最强壮的公马，驯鹿也是如此。60年代定居以后，政府号召开发鹿产品，开始收购驯鹿茸，当然，公鹿的鹿茸要比母鹿大得多，为了收获到更多鹿茸，鹿群也开始变乱了，现在的一群鹿里面，能有十几头种公鹿。而被割掉鹿茸的公鹿很难再用鹿角去角逐配偶，竞争交配权，这样的结果也让鹿群开始慢慢退化，无论是驯鹿的体型还是鹿茸的大小都直线下降。
我们来之前就听说过，近些年，随着国际贸易开放，大批俄罗斯及北欧产的驯鹿茸堵住国门，急急想要进来。市场何止是饱和，简直都快爆炸了。驯鹿茸的市场价从以前的九百元一公斤，到现在的三四百元一公斤还没人要。
王英曾经跟我抱怨过一回，割鹿茸的时候，鹿很痛苦，会流血，还容易感染。但是，割掉的茸却怎么都卖不出去，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山下的家里，满满一屋于去年割的茸，都快放坏了。
不能继续狩猎的鄂温克人从猎民变成了牧民，现在驯鹿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差，他们也不知究竟该拿这些鹿群怎么办。年轻人都下山去了，鹿也不要了，只有像玛丽亚·索这样的老太太还在一心一意守着鹿，无论如何都割舍不下。她说，“没有了驯鹿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驯鹿就是我们的象征”。
但是仅仅作为一种象征，能够顶得住这么多的压力，被保留下去吗?难道驯鹿的存活仅仅就成了一种象征了吗?我们也陷入跟猎民们一样的困惑……
告别——难解的困惑
不知不觉，已经在猎民点上呆了5天，按计划我们就要下山了。
临走时，玛丽亚·索还是像往常一样，一个人打着列巴，她还是包着头巾，盘腿坐在专门打列巴的撮罗子里。
我们去跟她道别的时候，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抬头看看我们，“额沃，我们走了，再见!”上山这么久，我第一次依着鄂温克的习惯称呼她(意思是“姥姥，奶奶”)，瞬时，老人脸上笑开了花，不住对我点头，满是慈爱。
就像是最后的离别般，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和肩上都沉甸甸的。这5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涤，见证了现代浪潮中一个正在逝去的传统和这个传统的无奈，对猎民们来说我们这一行人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他们却还要在山林里继续走完这段迷茫的路。
归来后的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闭上眼睛总能看到玛丽亚·索在那个撮罗子里边不停地打着列巴。她似乎知道，她的生命时间就是自己民族的文化能够延存的时间。或许，她在有意识地在用自己每天不停的劳动，来挽留那群眼看着渐渐远去的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