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次严峻考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坚定信念，积极配合，同舟共济，开展了抗击疫情的狙击战。疫情冲击对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场疫情冲击下，生产要素流动受限，各类经济活动难以展开，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并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十分紧密，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之间因贸易往来发生的摩擦中，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分析新冠疫情冲击下中美贸易关系演变带来的影响，并由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美贸易规模除受世界经济景气程度以及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外，也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与大国崛起、兴衰和博弈有关。如陈继勇（2018）认为，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是由于美国对中国贸易往来存在着巨额逆差，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国部分鹰派想要借机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崛起，并达到遏制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贾中正（2017）与陈继勇观点类似，他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的主要原因是双方统计差异、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出口的限制，深层原因是双方在体制上的不同，以及不同国情造成的双方在国际分工上的区别。此外，一些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是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打压，更进一步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制度、文化上的敲打。美国通过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实则拖慢中国的发展速度，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霸权地位。
　　中国经济发展较大程度上依赖外贸，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导致中美贸易增速下滑，势必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布局。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例做实证研究。将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与中国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解释中美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测度中美贸易额、中日贸易额、中欧贸易额对中国GDP的影响，控制变量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间选取1998-2017年，利用计量经济学STATA软件进行回归，估算模型的参数值，最后进行参数的相关检验。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而中国对外贸易额和中美贸易额是以美元为单位，用GDP来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情况。中美贸易总额用TAC表示，中日贸易总额用TC表示，中欧贸易额用TE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用C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I表示。通过测算发现，近20年中美贸易额、中日贸易额、中欧贸易额的起点几乎一样，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三者同时下降后逐渐呈现向上趋势。2012年后，美国成为我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的伙伴国，中美贸易对中国进出口越来越重要。通过实证分析表明：（1）说明中美贸易额与中国贸易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2）拟合优度超过0.98，t检验结果显示tac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美贸易额显著正向影响中国贸易总额，中美贸易增加1个单位，中国贸易总额就增长7.75個单位，乘数效应非常显著。（3）中美贸易对两国来说是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存，但是互补性的作用要大于竞争性，贸易冲突将对双方都产生负面冲击。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造成的结果是双方利益都受损失。
　　此外，本文实证研究中美贸易额、中日贸易额、中欧贸易额分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控制变量，并根据各年中美汇率折算成美元。实证发现：（1）中美贸易额对中国GDP有显著正向影响，由于内生增长作用和乘数效应，中美贸易额每增长一个单位，中国GDP就增长5.408个单位，消费有助于拉动GDP增长，而相比之下投资对GDP的作用不显著;（2）中日贸易额对中国GDP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中日贸易额每增长一个单位，中国GDP就增长5.99个单位;（3）中欧贸易额对中国GDP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中欧贸易额每增长一个单位，中国GDP就增长4.279个单位。
　　本文研究后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因而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拉动经济发展，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首先，在投资方面，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创造投资机会，促进创新以此推动产业升级;同时，还应当通过降低利率来调整居民储蓄结构，从而维持投资增长;其次，从消费方面，通过保证就业来维持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同时通过完善社保体系、加快扶贫进程，改善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刺激消费。通过投资和消费积极开拓国内市场，能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